关于科胡特理想化极自恋创伤理论的临床检视 - 日志 - 陈冰

“因为所有的幸福与力量都存在理想化的客体上，当儿童与此客体分离时，将感到空虚与无力，并且试图维系与此客体持续的结合。”——科胡特

科胡特认为随着儿童长大，婴儿原始自恋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挫折，其逃脱之径之一是，理想化双亲影像，也就是理想化转移关系。要获得正常发展的自体与理想化自体-客体关系，需完成下列的发展顺序：

首先，儿童与父性理想融合；然后，儿童现实经验到对父亲的失望，于是对这个理想化的、全能的自体-客体“去理想化”，并发生“转变内化作用”；最后，把理想整合入自体的其他成分及人格的其余部分，成为自体人格组织的一部分。

基于此，科胡特对理想化极自恋疾患的临床工作思路是：激活病人对理想化自体客体的愿望；咨询师不满足其愿望，产生恰到好处的挫折；病人失望，撤回对自体客体的自恋原欲投注，产生转变内化，从而形成新的精神结构。

循着科胡特的思路，我关注“转换内化”是如何发生的？就笔者临床观察与体会，以下几点很重要。

自体与自体客体分离：丧失与哀悼

当遭受到治疗师“恰到好处的挫折”，如休假、错误不当的诠释、拒绝满足其婴儿式需求，个案感到愤怒、沮丧，会变得冷漠、疏离、抑郁。科胡特说，要达到转换内化，个案首先要对“正在内化的客体影像必须先进行某个层面的决裂。”又说：“客体影像内射的层面发生去人格化，从其人格的整体人性脉络转而偏重其某些特殊的功能。” （《自体的重建》）去人格化，是决裂，其目的是要转为某些特殊的功能，也就是自体客体的功能。这样，个案首先是也必须经历分离，经历丧失与哀悼。

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指出，个案撤回自恋力比多，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因为“在力比多与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记忆和期待中，每一个单独的记忆和期待都得到了培养和过度贯注，力比多的分离就是针对它而完成的。”弗洛伊德认为，只有当“任何一种这样的记忆和情形都遭遇了现实的判决：对象已经不存在了。自己是否也面临这一命运呢？最终自我被大量自恋性的满足——这些满足来自于活着这一现实——说服，从而切断它对那已被废除的对象的依恋。”

克莱因专门论述了与哀悼相关的心理机制。她强调现实的检验，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之间的验证。她说：“正常的哀悼者必须慢慢重拾对外在客体的信任和各式各样的价值，而后才能再度信任失去的死者，并能再度愿意领悟这个客体并不完美。”她认为，“如果哀悼者能相信自己和他人的‘好’，因此减少恐惧，降低（躁动）防御机制，就能完全臣服自己的感觉，并用哭泣来宣泄对实际失落的哀伤”（《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

分离总是令人悲伤，丧失总是让人痛心。望着泪珠滚滚而落的个案，我常想到克莱因说的，“眼泪有哀悼的功能。”一段离散的婚姻，一段分手的爱情，让人悲伤懊悔，但，无论怎样，如科胡特所说：“自我保存最重要”、“活下去最重要”。自体要活下去，带着对方的恩惠，带着其印记，活下去。

空：形成治疗性的空间

理想化自体客体拒绝个案的自恋结合需要，个案撤回自恋原欲。于是，在自体与自体客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间（物理、心理的）。这个空，我以为可以成为治疗性的空间。

不仅物理接触，还包括声音、影像，接触不到，看不见，也听不到——全然的空。

这个空是必要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说过，“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人们在日常生活经验到这种辩证，如我们通过“右”知道“左”，通过“美”知道“丑”。同样的，有失落，才有存在。在“空”中，因失落才得以存在的东西浮现出来，自体才得以遇到它们。

这个空间是必要的。不仅是空间距离会提供观察自我出现，空间的空旷、空无，也使得自体有空间上下俯仰、左右腾挪，有机会试探、摸索，消化、运转。

泰戈尔说，“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深处。”

音乐是艺术，是创造。在自体与自体客体的空荡中，自体渐渐生出新的结构，这个新组织在表达，虽微弱，但拨响了生命之音。

空，提供了沉默。桑塔格说：“沉默是苦思冥想的地带，是思想成熟的萌芽阶段，是最终为言说争取到权利而经受的磨难”（《沉默的美学》）

所以，临床会谈中的沉默意味深长，两次会谈之间的间隔意味深长，治疗师和个案之间的分开也意味深长。

芮克曾用“潜意识的间歇”来描述这个奇妙过程。他说：“一个观念在浮生出来的时刻，那种神秘的闪亮固然令人感动，然而那无意识之间的准备，那沉默的心智却更为重要。”（《内在之声》）

Action-thought：自体舞台的预演

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功能是，中和组织能调控驱力，使情绪镇定、平静；能提供理想目标和价值的引导，体现为力量感、伟大感。

“转换内化”使自体掌握了理想化自体客体功能。此功能的发展成长就像细胞组织一样，萌芽，生长，逐渐变得壮实稳定。在能接管自体客体功能前，自体需要试探，需要预演。

科胡特称之为“action-thought” ，它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act out,“它们是被分析者迈向建立心理平衡大道之最后步骤……是根据病人实际的天分、企图心、与理想而被创造地发动。”（《自体的重建》）

科胡特在M先生案例中细致生动地描述了自体预演过程。M先生结案前有三次action-thought：购买昂贵的小提琴（随后卖掉）、投入与一个青少年的（师生）关系、创办写作学校。

科胡特对此进行了诠释，认为M先生购买与拉小提琴，是其“儿童期后期的母性镜映转移关系之修通的一部分”；M购买后很快出售小提琴，展现了其情绪转变，“这使其能够面对自己与青少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关键的内在转变之外在的演出”，这是理想化转移关系的修复；而小提琴的交易及其与青少年的经验，此二者一并，“是更大的内在转变之展现，这使他能够朝着有功能的自体之开展，迈出最后与最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是通过他在写作学校的活动之媒介而达成。”

M先生这三个action-thought，就像是自恋结构三个主要成份（夸大表现极、理想化极、中间的天赋与技能）的相继出演和通力合作，它们最终促成“自体的综合”，“达到自恋能量的持久运用，将其灌注到特定而创造的追求。”

科胡特认为第二步，即M先生与青少年的关系，是“关键的内在转变”。

的确，对于通过修复理想化极而复建功能的M先生来说，他成为青少年的老师，能被青少年理想化，是其治愈的关键。这一步有两重重要意义：一是M先生教导青少年写作技能——这是M先生儿童期时未开发的“天赋与技能”；其二，该青少年成为M先生青少年时期的“另我”，M通过允许青少年理想化自己，修复了当年父亲不允许自己对其理想化的创伤。

正是经过这个action-thought，M先生“与作为外在自体客体的父亲分离，并内化理想化双亲影像”，这使他能够表达出要离开分析师而靠自己这一愿望。

M先生案例展示了自恋结构三主要成分的运作和合作，我们临床中也许不能这么清晰完整地观察到。但，的确，会经验到个案的“action-thought”。无论是开始参加舞蹈课程、学习乐器，开始画画，还是要开食店，这些都是个案在走向真正能带来其稳定自恋平衡的特定创造追求过程的预演。这个时刻是接近结案的时刻，是分离的时刻，也是欢欣的时刻。

创造和生产：自恋人格疾患之结案标的

理想化极关联智慧、创造力、文化。所以，理想化极的修复对于人的创造和生产力来说尤为重要。

科胡特认为决定是否到达结案阶段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所有的结构都已经变得有功能，而在于复建的结构其功能运作能否让个案享受有创造力的自体的经验。

科胡特在创立自体心理学理论过程中，其本人也经历了这样的理想化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通彻。

科胡特的理论奠基于古典精神分析，他推崇弗洛伊德，与弗洛伊德有一面之缘。1938年，在维也纳火车站，科胡特遇到为逃避纳粹迫害而不得不离开的弗洛伊德及其家人。多年后，科胡特仍一再愉快地回忆当时一幕：火车开动了，科胡特挥动手中的帽子，弗洛伊德也挥挥帽子致意……。这彼此的挥动，对科胡特而言颇有薪火相传的意味，他欲继承弗洛伊德的衣钵。

随着临床工作的深入，科胡特感到古典精神分析的不适切，他开始质疑弗洛伊德理论的临床实用性，同时对弗洛伊德本人的人格特征与其理论之间的关联也进入思考检视。

科胡特启动了去理想化的过程。脱离理想化自体客体总是伴随着不安、犹疑、分离的痛苦，科胡特心路的隐衷可在他的文献中寻到踪迹，他说：“是对于扩展我们对人类心理学本质的掌握，增加对人类动机与行为的解释能力，支持着我们决心去承担这样的痛苦情绪：放弃熟悉的概念。”（《自体的重建》）

所以，科胡特自身经历了这样一个理想化自体客体转移关系的转换内化过程。

经典自体心理学格外强调创造力。科胡特专门提到受训分析师的创造力之要。他让同行反思，“显现真正理智的独立和创造企图心的分析师是什么样的人？”他质问精神分析培训模式，“这些训练分析的哪些特征可以解释那些接受过训练的被分析者创造性的出现？”（《精神分析治愈之道》）

创造和生产力的出现，可以视为临近治愈结案的判断标准，因为自体已将“外来蛋白质”消化，成为自体人格组织的成分。

自体的精神生活在自体客体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修复了自恋创伤的自体，并不意味着自体与自体客体关系的破裂，而是“从古老的融合需要，发展到能从成人式自体客体的神入共鸣中维持住自体。”

转换内化了理想化自体客体的自体，内心充盈着平静、幸福和力量，就像那首歌所唱：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碰触

每次伸手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我要稳稳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