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Novick公开课文字稿：

吴知力：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今晚的公开课，我向大家介绍一下Kerry Novick 老师。

Kerry Novick 老师是国际儿童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儿童青少年委员会主席，从事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心理治疗超过50年。她于1960年代在伦敦接受安娜·弗洛伊德训练成为儿童心理分析师。在1994年，以精神分析育儿理论为指导创办了享誉美国的Allen Creek幼儿园，至今仍在强劲地运行。 她与她的丈夫Jack Novick一起创立了自我调节双系统理论。并在2005年写作出版了如今被同行誉为与父母工作“圣经”的《与父母一起工作使儿童青少年治疗有效》。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老师和王旭。

Novick：非常谢谢吴老师的介绍，我们今天这次课是给大家介绍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中的同步动力性父母工作。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强壮、善良，长大后成为有能力的成年人。我们的孩子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和抱负，他们把握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孩子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们的孩子如何学习和发展？如何加入他们生活的社会？这是一个问题。父母在孩子的能力，功能上投入了很多。当一切进展顺利时，这基本上是件积极的事情。

然而，当孩子或青少年出现问题时，父母会有不同的、强烈的感觉。他们可能非常焦虑；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很挫败。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感到羞耻和内疚。父母他们可能会很生气，与爷爷奶奶，老师，或者孩子之间互相指责；其他人也可能会责怪他们，爷爷奶奶可能会因为孩子的困难而责备他们，老师可能会要求父母要去改变或教育孩子。

这是儿童或青少年治疗师在诊断和治疗时需要面临的情况。不仅仅是孩子在受苦；父母在这种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需求。儿童和青少年不是孤立地生活的，他们的问题来自家庭又会返回给家庭，他们的麻烦涉及到所有的家庭成员。当我们把父母和亲子关系的改变纳入我们的治疗目标时，我们可能会取得更好、更持久的效果。

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将探讨这意味着什么，治疗师要做什么工作才能达到这些好的效果。大家在治疗时都习惯于只考虑儿童或青少年患者，我们大多数人的训练都是专注于单独的片面的与儿童青少年工作。而这门课程将挑战和扩大这种单一的焦点。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证明，你有更好的机会做出更准确的诊断，让家人参与治疗，并且如果你在治疗计划中纳入同步的动力性父母工作的话，你可以获得建设性和及时的结果。

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临床情况：罗伯特，在3岁的时候，被诊断为自闭症。他不说话，他的腿先天畸形，走路明显一瘸一拐。他的父亲忙于工作，但他也被母亲和祖母排斥在与罗伯特的互动时间之外；父亲接受了这一点，因为他很难与受损的儿子建立关联。

8岁的西娅被老师和儿科医生介绍到儿童精神科诊所，因为她无法集中注意力。精神科医生给西娅开了药，并认为她那焦虑的母亲可能也需要一些治疗。


查理在12岁时因为不受控制的愤怒和袭击其他儿童被转介过来。他没有朋友，在学校成绩很差。他不想和他的第一个治疗师一起继续下去了，他花了很多时间看漫画，抱怨治疗是一场监狱。

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问题，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然而，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每个孩子的临床表现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情况。虽然有时药物或认知行为疗法可能会有有用的部分，但相比之下，每个孩子和家庭都需要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途径或方法。

我的工作假设是：发展会贯穿一生。因此，我认为为人父母是成人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来了自身的挑战，并提供了成长的机会，就像其他任何阶段一样。为人父母的定义是愿意并且有能力去创造、关心和培养一个能够超越自己的人。在这个定义下，我们将会讲到对真实的孩子怎样做到这些，作为父母可以想出许多方法来实现。伟大的社会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用繁衍与停滞之间的冲突来描述成年期的挑战。

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是以每一种文化为基础的。我们的期望和价值观是由我们的文化传统所塑造的。这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治疗和教育工作有重大影响。什么是正常的养育和成长？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看法，这会影响我们的诊断思维和实践，而且还影响治疗目标和治疗效果的措施。

我在英美和欧洲的专业传统中接受培训，我的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在欧洲和美国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我对正常和病理发育的最初理解是从这些文化的模式中发展而来的。只有通过其他国家同事的经验和类似的课程，我们才能扩大对不同类型和发展方式的理解。我们会注意到文化对我们整个课程讨论的思想的影响。

对于理论如何普及到各个领域包括文化对思想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对文化的影响，这些都是现代的认知。但当我们更具体地研究心理学理论和发展模式时，我们会发现，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显而易见或基本的思想在另一种文化中根本就不被接受。当我们更加关注父母和儿童的发展和抚养时，我们会面对各方的期望和规范。

精神分析对欧洲和北美的育儿实践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它还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在这门课程中，我们有机会看看关于亲子关系和特定发展阶段的精神分析思想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有哪些是有用的，以及如何恰当地加以调适。

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将研究与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的父母同步动力性的工作治疗。“动力”的意思是这些想法来自于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的重点是去描述愿望，冲动，感觉，防御和行动反应，这些因素如何驱动人格的成长和功能，它说明了个人内部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我们假设父母和孩子在很多方面都有联系，在人格的不同层面上，他们会在几代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相互作用，形成内在和人际的运作模式。互动模式是因为重复而形成的，因此可以抵抗体验或治疗对它的影响。我们将讨论父母和孩子在改变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同步”的意思是“在同一时间”。这说明了治疗计划的结构。本课程里将展示与父母定期工作的技术和基本假设，是在整个儿童或青少年治疗里的或有时甚至超出个体治疗时间之外，都有这种定期的父母工作。我希望展示跟孩子个人的工作和同时与父母的工作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孩子的发展和父母与孩子之间功能的变化都很重要。

我们会将一个创新的模式贯穿在课程的细节里，就是为了强调评估的重要性。其他专业人士通常会推荐孩子“接受治疗”，就好像他们已经确定了诊断和治疗计划。同样的，父母经常要求孩子或青少年接受“治疗”，他们的思考过程跳过了“评估”的这一步。

如果不是先经过内科医生的评估、诊断，任何患有慢性胃痛的人都不会认为他们懂得诊断和恰当的治疗，然后开什么药和决定疗程。但不知何故，人们对治疗的看法不同，尤其是对儿童。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每个人遇到儿童的问题时都把自己想象成是专家？或许，这一现象反映了一种绝望的想法：只有治疗师才有一种神奇的治疗方法，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治愈一切!

然而，忧心忡忡的家长、老师和儿科医生们确实很容易感到紧迫感。他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孩子的痛苦，或去改变孩子那些打扰他人或妨碍孩子进步发展的行为。他们会感到绝望、无助和不耐烦，这就导致大家有一种需求：希望能立刻减轻和获得改变。

当然，有些情况确实是紧急的。例如，自杀的青少年必须立即重视并评估其危险性，如果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必须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评估必须与父母的评估会议同时进行。在制定更长期、更准确的治疗计划之前，干预措施可能必须作为临时措施来实施。

但大多数情况其实并不那么紧急。然而，作为治疗师，我们很难抗拒父母的急迫感。我们之所以被吸引到这个领域，部分原因是我们想要帮助他人，而且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拯救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和家庭。这基本上是一种美好而重要的感觉，是我们职业和个人身份的一部分。问题是，它也会让我们对自己和现状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延长评估期有多种目的。一是找出一些潜在的家庭历史和在发展中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另一个是创造出一些转变，这些转变将作用于整个治疗。

让我们回想一下3岁的罗伯特，他看起来是自闭症患者，出生后脚畸形，我很清楚，如果治疗能持续下去，他的父亲需要更多的参与。

在评估过程中，要开始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走出绝望，走向希望;二是从理想化或贬低孩子的状态转变成温尼科特所说的“原初的父母之爱”的状态。罗伯特的父亲已经放弃了他的儿子;他认为自己注定要过一种糟糕的生活，他对孩子的看法被孩子的残疾和缺陷所充满了，以致他看不出罗伯特有什么值得爱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与父亲单独举行一些评估会议，以观察他是否能够开始改变他的态度。我和他谈过，一个孩子有父亲的爱和参与是多么重要。当父亲暗示他对罗伯特的残疾感到痛苦和厌恶时，我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并共情他。父亲曾经是游泳冠军，我说我能理解父亲的焦虑和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罗伯特仍然需要夜间夹板的腿上。“但罗伯特他不仅仅只是一条腿，”我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又高又壮的男孩，肩膀宽大，他最终可能会和你一样又大又壮。”然后我问父亲游泳时身体的哪个部位最重要。

罗伯特的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笑，感谢我帮助他审视了罗伯特目前的困难。游泳后来成为罗伯特和他的父亲共同的主要活动，他们共同享受快乐和自豪，是父亲对儿子的爱和参与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父亲参与评估，罗伯特的治疗就无法维持。

在评估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重要的父母转变是将关注从外在转移到孩子身上，与孩子和谐相处，从对孩子行为的间接解释转移到内在意义和动机。一开始，每个人似乎都对8岁西娅的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诊断感到满意，因为西娅无法集中注意力，她的母亲也对药物治疗表示欢迎，因为它可以将西娅定位于是大脑问题，而不是她的发展或人际关系的问题，因此母亲是不会受到责备的!

但是这样，西娅的母亲就不能停止批评她的孩子，和愤怒地指责精神科医生不了解问题有多严重。与母亲在几次会议后,事情变得清晰了。母亲很焦虑,无法维持注意她的工作和她的女儿,经常打断孩子玩耍和她的作业,以至于西娅已经习惯了自己这种分散注意力的风格和她母亲对注意力问题的归因。

将评估时间延长到足以看到并开始对这一动力进行研究，从而将治疗计划修改为为母亲提供更适当的治疗帮助和为西娅提供补习辅导。母亲的治疗可以集中在她是多么害怕西娅的变化和她对母亲过度增长的需要，并帮助母亲享受支持性的进步发展，感受到与西娅在新的层次和用新的方式亲近。

查理是一个易怒和反抗的12岁男孩，他竭尽全力让第一次治疗失败，并且成功了。当他的父母在第二次评估中向我讲述查理所做的“可怕的”事情时，他们表示绝望和厌恶。我听着并开始提供一些关于他的行为假设和一些可能会让查理有不同反应的方法。我几乎还没来得及说完，他母亲就立即反应说：“哦,我试过了,它没效果,”或“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它不会起作用的。”

我很快意识到，作为查理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人，她不顾一切地想保住自己的核心地位。任何人都不被允许去了解她孩子有何不同之处，或者也不能提出任何她从未想过的东西。她还不能把查理看作是一个独立于自己的人，因此他有自己的感情和动机。

尽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要求立即开始与查理进行第二次治疗，但这种情况下，延长评估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为了先与父母合作一段时间。父母需要不断的体验他们自己真实有效的作用于孩子，有能力跟我一起持续的工作，发现与治疗师合作并不是从母亲那里偷走了查理，并没有减少查理母亲的重要性,反而实际上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给他们的关系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只有在做了几个月的家长工作之后，我们才能对查理提出适当的治疗建议。

在与父母交流时就提出治疗建议可能是一个不稳固的时刻。许多父母担心对他们的孩子来说治疗会“太多”。 这些焦虑基于一种病态的信念，开始浮现出的感觉太强大和危险。这时治疗师可以向父母描述在治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如何逐渐建立起支持孩子在生理和情感上安全的关系。

我们在整个评估过程中都在讨论儿童或青少年治疗的双重目标。这意味着要设计一套治疗方案，帮助孩子恢复渐进发展的道路，并恢复或建立一种亲子关系，这对他们来说都是终生的资源。这种双重目标的概念在为治疗作出实际安排时具有实质意义。

通过定期安排家长会议，而不是遵循危机干预的模式，阐明建立持续工作关系的原因是很重要的。当一个孩子宣称他讨厌治疗师，再也不想回来;或者一个青少年威胁要逃跑;或父母发现青少年没有完成作业或尝试药物和毒品——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一个与父母坚固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渡过难关,而不是让孩子将大人分裂，站在孩子治疗冲突的对立面上。

我们发现制定治疗的期望和规范有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传达了一种尊重父母的态度，同时也要求父母同样的回报——我们正在进入一种坚固的工作关系，这对我们所有人都会是有要求的。第二，我们因此建立了一个相互认可的常规基础，当父母或病人没有遵守规范时我们能够更准确地对这个行为进行衡量。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将详细讨论保护治疗的各种规范以及描述和实施这些规范的技巧。

上述所有提到的技术都有多种用途。仅提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正在为多重治疗联盟奠定基础，以维持治疗。作为治疗师，我们必须与儿童或青少年患者、父母、父母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建立联盟。这些多重联盟是复杂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为了对每个人的需求和问题保持一种共情的视角，在治疗过程中，与每一方都保持同样的距离是非常值得努力去做的。

这些技术也有助于向孩子和家长介绍治疗是如何起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得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的参考，在一个深入的评估过程中，他们有了新的见解，有了改变的可能性，有了感觉自己更有能力的满足感。

因此，既然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评估、推荐和治疗计划，我们可以转向去思考在治疗中同时进行父母工作的过程。

我们发现将发展观点应用到治疗过程中是有用的。我们可以以发展阶段，治疗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评估来考虑治疗，也就是说，治疗干预的结果就在治疗中这些已知的关键点中。

正如每个发展阶段都带来新的特殊挑战一样，每个治疗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人都经历过。患者、家长和治疗师必须相互参与，学会这些任务，以使治疗取得成功。在实践中，我们要去设定治疗目标，为达到目标而明确这些目标的步骤和准则，并为在此过程中出现新的任务和问题留出空间。

当我们在本课程中讨论家长在每个治疗阶段的工作时，我们将首先描述病人、家长和治疗师的任务。我们将看到在父母身上被这些挑战引起的各种感受和焦虑。然后我们将描述父母对这种焦虑的典型反应，表现为抵抗和防御。

我们也将详细介绍治疗师的技能、干预措施和这些家长呈现的反应。可以通过父母开始发展的情感肌肉和通过成年人为人父母的发展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治疗师干预措施的影响。

当父母和儿童或青少年同时接受治疗时，治疗立即得到深化和丰富。父母和孩子个性的动力相互作用变得更加明显。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认同都可以更清楚地被识别和看到。

与父母同时工作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呈现了跨代影响和创伤，病理的传播模式。父母和祖父母经历过战争或灾难、贫困或疾病带来的危险;创伤性损失或虐待关系;家庭、文化或宗教传统对情感和冲动的反应都出现在材料中，通常以惊人的相似程度呈现。要使一种疗法真正具有变革性并具有我们所寻求的长期效果，就必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没有同时与父母工作，它们就会被埋没，变得很神秘、最后往往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任何年龄的发展都不是简单或线性的。最好，从婴儿期开始，到童年和青春期，到成年，再到中年和老年，有些时候事情进展顺利，速度合理，有些时候发展缓慢或停滞。从我们作为孩子、父母和临床医生的亲身经历中，我们都知道，有些阶段会比其他阶段更困难。

当我们将这些生活知识应用到家庭临床工作中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孩子和父母对治疗的反应并不总是同步的。有时孩子会向前迈一大步，而父母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反应模式中。在其他时候，父母可能会对变化感到更大的安慰，并非常建设性地改变他们的育儿方式。然而，他们的孩子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出反应，可能很难放弃旧的习惯和模式。

来看看第二个儿童治疗的双重目标,恢复孩子心理/情绪的健康,加固亲子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长力量的评估和坚固的亲子关系会越来越让父母与孩子相互的功能和知识同步、匹配。因此，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维度创建中间和最终的治疗目标，并利用冲突次数和不同步的机会来在这个维度工作。

随着治疗工作的进行，患者、治疗师、父母或他们一起都开始认为治疗可能要结束了。做出这样的判断往往是一种初步的感觉，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直觉的判断似乎与向前进的感觉或恢复的动力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在各方面，快乐、愉悦、创造力和独立的运用能力都有所增强。这些让我们回想起在评估和治疗计划那个阶段，我们是很难去讨论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治疗的。

结束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生活充满了问候和道别。治疗为父母和孩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设计和实践新的、更好的方式来体验和掌握分离，而不是以前那样。因此，重要的是要把结束前和结束本身看作是重要的治疗阶段，有自己的任务要完成。

学会好好说再见将是一项重要的人生技能。处理这些重要方面的损失、分离和哀悼的技巧将在本课程的后几节中详细介绍，因为我们正在努力确保一个好的治疗不会被一个坏的结局毁掉。

当治疗工作已经进行得深入和全面时，父母和孩子将继续成长和改变，他们将利用从治疗中已经内化的部分作为内部资源。他们还将学到一些知识当以后出现了难以独自处理的问题时怎样的专业帮助可以协助到他们。

罗伯特的治疗在他7岁时就结束了，30年后我才再次听到他家的消息。罗伯特的母亲看到了一份通知，通知说在罗伯特接受治疗的中心有个会议，我是发言人。她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很久前就想给你写信，因为想告诉你罗伯特一切顺利。”她描述了罗伯特在学校的生活，在学业上和朋友之间都取得了成功，以及他富有建设性和探索精神的青春期。她说他喜欢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他成功地追求了他的职业生涯。她说:“他结婚很幸福，有两个孩子。他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好父亲，也是一位出色的厨师!他身高6英尺4英寸，很有自知之明，对自己很诚实。我认为他总体上是快乐的，非常有感染力，能够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想你一定很想了解他，因为你鼓励他走出自己的圈子，对他的成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我生命中相当困难的时期，我也从访问中获益良多。非常感谢。”

在我们同时与父母和儿童青少年治疗的课程结束时，我打算简要地谈一谈，学习它也是可以丰富成人个体治疗的。在成人工作中，我们几乎从未接触过病人实际的父母，但我们对父母在每个人的心理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让我们想到四个维度，这些维度有助于我们在成人工作中进行思考和评估。

首先是内化父母功能的程度，例如身体护理和管理;控制冲动和感情;提供肯定、确认、爱和赞美;设定目标和标准;提供意义和方向。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父母的功能是可内化的，并且仍然是开放的，可以因教师，导师，和同龄人的影响加强或改变。成人治疗师可以评估内化的父母功能，意识形象和自我理想，它们既是治疗联盟的潜在阻力也是动力。

第二个维度与自我关心和爱的质量有关。成年病人如何爱和珍惜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爱是任性的，不切实际的，幼稚的吗?如何始终如一地关注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他觉得他拥有自己的身体吗?就像我们在父母工作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可能会向患者阐明一个治疗目标，即从危险的漫不经心转变为适当的自我保护和照顾，从受虐者滥用身体或心灵进行反常的防御和满足，到现实的接受、拥有和享受。

第三点是我们想知道现在谁在为病人履行父母的职责或扮演父母的角色，以及病人与这些父母的角色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成年患者将父母的功能外化到他所处的环境中，这种关系将会让治疗过程处于压力中。这个维度将需要注意保护治疗被在病人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所破坏。

第四种我们从与父母工作的儿童病人身上学到的是去注意成人病人作为父母他的功能如何，不管他是否真的有孩子。病人是否能关心、同情和关心他人?或者他有与那些被用来满足婴儿、防御、安全、自我定义和生存的人有一种外化的、虐待的关系吗?

我希望关于这些问题我已经能够给你们一个概述和样本，我们会在这门课上讲到与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的父母同步的动力性工作的想法和技巧。谢谢大家的倾听。


现在进行答疑环节：

问题一：老师在开始治疗前会先见儿童还是先见家长？

Novick：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可长可短，短的来说，就是我一般都会先见家长，然后再见孩子。这个在我们课程中其实是会详细展开讨论的，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和家长工作和家长访谈的时候，都需要获得些什么东西？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关于儿童的信息，其实我们还需要在这个过程里理解家长的人格以及理解家长的历史，还有这个家庭的历史。我们还需要评估家长参与到治疗中的能力，这个其实也需要评估的，我们不能够只单独评估孩子参与治疗的能力，因为如果家长他不支持治疗的话，那这个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问题二：如果老师经过一个初步的评估，觉得这个家长需要进行同步的家长工作，但这个家长拒绝了，那老师会怎么做？老师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Novick：家长会拒绝家长工作，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但是这个回答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一个家长他拒绝的原因可能都不相同。

这确实是一些太常见的现象了，所以我也发展出了一些技术，一些办法去识别那些相对比较常见的模式，并且提供一些技术去应对这一些模式。

问题三：在儿童青少年治疗过程中，与家长的同步工作与家庭治疗有什么不同？

Novick：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讲的这个模型，它的核心是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治疗。而家长工作的部分会涉及到家长人格，教养和养育有关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也有必要比较一下家庭治疗和动力同步模型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我们感觉到家庭治疗师有的时候常会忽略个体，尤其是儿童的内在世界。但是我们这一些个体治疗师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其实又忽略了整个家庭的真实互动。

问题四：与父母的工作是因不同的父母而异吗？比如说见面频率多久见一次，是不同的父母不一样，还是有一个大致固定的频率？

Novick：家长的频率是变化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取决于与儿童的治疗频率，就是和儿童治疗的这个比例。但是还有另一部分是家长他愿意投入多少时间。

问题五：孩子本身没有咨询的治疗的意愿，但是被家长强制要求来的，老师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Novick：如果孩子他确实拒绝接受心理治疗的话，那我会把这个看成是家长工作里面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在家长工作里面和家长去探讨，怎么样能够更支持更维护自己的孩子，更好的去理解孩子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这部分的家长工作也不一定肯定会开展的，因为不能提供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需要，跟他们整体的动力有关，没有办法自动就找到一个答案，或给出一个解决方法。

问题六：刚才最后讲到要避免一个好的治疗，被坏的结尾所破坏，老师能概要地说一说可能会出现哪些坏的结果吗？

Novick：我和我丈夫（Jack Novick）其实在这个主题上写了一本书的，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概要地去介绍什么是一个坏的结尾。但是当出现坏的结尾的时候，人们会感觉生气，感觉失望，而且他也没有机会去处理他们了。

吴知力：我注意到同学们问了很多好的问题，然后老师回答得非常的节制，就像她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他们写了一本书。我看了留言里面有相当多的问题，老师课程上都会提到，大家保持耐心，非常感谢Novick老师今天的公开课，也感谢王旭老师专业的工作！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