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患者评估、治疗阶段以及DPHP与其他疗法的结合

第8章 患者评估和鉴别性治疗计划

评估诊断不是把人标签化，而是能让治疗师了解患者人格的病理程度，以及是否适合精神动力取向的治疗，双方是否能达成治疗协议，如果要治疗，那治疗的是什么。（前期的评估诊断对双方都是一种保护，对于是否可以顺利开展治疗工作，至关重要）

在评估患者时，需要描述患者的症状表现和病理性人格特质、整体人格功能运作以及人格组织水平。鉴别治疗计划时，需要做到以下四点：1.告知患者诊断印象；2.确定治疗目标；3.描述治疗选项、有关风险和收益；4.帮助患者做出关于如何进行治疗的知情决定—该决定反映了患者的个人目标、个人需要以及治疗师的专业经验。

诊断性访谈：资料（为做出诊断应获得的信息）

描述性诊断

在进行诊断性会谈时，访谈是具有指导性的，询问患者具体的问题，关注患者目前的生活状况，也关注他与访谈者当前的互动。初诊的这一阶段需要收集资料，这是整体评估任何精神疾病时都要做的。患者过去曾接受过治疗、用药和/或住院，患者的疾病史、物质滥用史和家族精神疾病史。

确认了患者的困难之后，下一阶段将探索患者的人格，集中探索症状和病理性人格特质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了人格功能运作。从亲密关系和家庭、工作、休闲娱乐这三个主要功能区域询问相关问题。

结构性诊断：评估人格组织

诊断性评估不仅会关注人格功能运作中的描述性方面，也会关注人格功能运作中的结构性方面。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是从正常的人格组织、神经症水平人格组织、边缘性人格组织水平的维度，这些维度是连续的。高水平人格病症患者会落在神经症水平人格组织上，或落在神经症性与边缘性人格组织水平之间的过渡地带。

身份认同：自体感和对他人的感受

评估个体的自体感及其对重要他人的感受是复杂、现实和稳定的，还是浅表/两极分化，不现实和不稳定的。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投身于长期的职业目标、个人目标和价值观，又能在多大程度投入到亲密的爱和性关系中。

身份认同缺乏整合的患者可能会给访谈者留下一种模糊或困惑的印象。患者在描述关于他和周围人时，信息通常是模糊、浅表、内外不一致的，因此访谈者难以发展出对患者内心体验或外部功能的清晰印象。

内在和外在客体关系的质量

询问客体关系的质量时，我们感兴趣的是患者如何看待亲密关系的本质及其是否能理解、关心他人的需求和感受。对身份认同稳固的个体而言，他能够独立于自己的需要，建立以关心他人的需要为特征的客体关系，能够相互给予和索取，能够依赖他人，被他人依赖。人际关系质量保持稳定且能够长期维系，把他人当作个体来信任、尊重。

（客体恒常性<object constancy>的建立，让一个人能够对他的客体，保持一种长久的力比多投注，如其所是地爱一个人。可以说，他的内在和外在客体关系世界真正发展出来了，但达到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防御与人格刻板

严重人格病症患者的特征是分裂的防御占主导，对自体和他人极端化的、不稳定的感受以及彼此矛盾（尚未整合）的人格特质，通常是严重人格障碍的核心特征。具体来说，通过评估患有严重人格病症的患者，外加分析反移情，访谈者能够识别出投射性认同、全能控制以及理想化/贬低。对于高水平人格病症患者来说，人格刻板会反映在反复的、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中，这些行为模式已有一定的历史，患者要么没有觉察到它们，要么无力改变它们。但患者对自体和他人的感受相对是稳固、整合、现实的，神经症性防御占主导。

伦理功能运作（超我的要求和规则）

对于高水平人格病症患者来说，我们会看到整合良好的、稳定内化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功能运作，伦理功能运作的病症表现为倾向于过度的自我批评，以及具有过高的内在标准。具有病理性身份认同的患者，其道德病症往往表现为过度严厉和刻板的道德功能运作，与自我是不协调的。

诊断性访谈：方法（结构性访谈）

在评估患者时，治疗师会关注患者的行为，患者与之进行的互动，以及患者令其在反移情中产生的感受。也要考察患者是否能反思、探索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最后，治疗师会将以下两者结合起来，他所听到的患者的主要体验，以及在会谈期间，在患者的行为和患者与他的互动中，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借此推断患者的人格组织水平。

分层级评估过程：

1症状困扰

2功能区和功能失调区

3身份认同稳固性和防御操作

4神经症性水平人格组织——人格刻板的程度和范围

                          聚焦性或非聚焦性的治疗目标

边缘性水平人格组织——伦理功能运作/社会病态

                       攻击性/冲动性

评估主诉、人格功能运作以及人格组织水平

结构性访谈

这里的结构性访谈，是科恩伯格发展出来的一种临床访谈。一方面，该访谈被用于辨别边缘性人格组织水平和神经症人格组织水平。另一方面，该访谈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和病理性人格特质，与其相关的困难，患者对自身困难的反思能力，以及他的问题以何种特定方式显现在他与访谈者的互动中。

这一会谈方法，用于获得与主诉和功能运作有关的信息，同时偶尔面质患者的防御操作，使访谈者能够既强调患者表现出的描述性病症，同时又评估其背后的人格组织。

阶段1

一开始是询问患者的主诉。类似下面的话：“请告诉我，是什么促使你来参加访谈的？你的困难的性质是什么？你期望治疗能帮到你什么？” 这一开场为患者提供了机会，使患者能够讨论其症状，前来治疗的主要原因及其在当前生活中经历的任何困难。

此时的目标是辨别精神病性疾病患者和病理性身份认同患者。在倾听患者时，访谈者可以评估患者对自己病症的觉察，对需要治疗的领悟程度及其对治疗的期望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当患者回答这类复杂、抽象、无结构的问题时，现实检验力的失败和思维障碍通常会很快显现出来。

阶段2

此时的目标在于辨别高水平人格病症和身份认同弥散。在高水平人格病症中，主观体验中整合良好的核心区域紧密关联着一种主导性的、稳定的自体感，功能运作的冲突性方面被从核心自体体验中分裂出去。而在身份认同弥散中，自体体验有着广泛解离的特点。不存在整合、核心的主要自体体验，常常是不一致、内在矛盾、混乱的。

阶段3

在访谈的早期阶段，有时会难以区分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和高水平人格病症患者，但在访谈的最后阶段，当访谈者让患者描述与其关系亲近的人时，病理性自恋患者提供的对他人的描述会明显缺少细节和深度，因为自恋型人格者的客体关系具有需求满足的特征。

当我们探索了患者目前的人格后，就会很自然地询问患者的过去。患者对其既往史和原生家庭的描述，会深化访谈者对患者的理解，而且通常能让访谈者做出对患者冲突的性质和起源的初步假设。

具有病理性身份认同的患者，他对过去生活的描述也一样混乱、令人困惑、内在不一致。在处理严重人格病症患者时，应当仔细评估患者的当前生活、身份认同稳固性和客体关系质量。

完成对主诉、人格功能运作和人格组织水平的评估。如果患者具有相对稳固的身份认同（神经症水平），下一步是评估患者人格刻板的严重程度。如果患者表现出明显的病理性身份认同（边缘水平），下一步工作是评估患者的伦理功能运作，病理性攻击/冲动性渗入人格功能运作的程度。

评估人格刻板的严重程度（谱系的一端到另一端）

1. 人格特质的刻板程度：相对灵活——非常不灵活

2. 人格特质的极端程度：轻微适应不良的特质——极其适应不良、不合时宜的特质

3. 刻板性影响人格功能运作的广泛程度：表现相对集中，主要影响单个功能运作区——对许多甚至所有的核心运作区域有不良影响

评估人格类型和高水平人格病症

第一章列出了高水平人格病症患者的人格障碍诊断类型：p15

回避型/依赖型/抑郁型（不同于抑郁症）/表演型/强迫型

在心理动力学的诊断框架下，许多具有高水平人格病症的患者属于神经症性人格障碍（neuro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癔症型人格（表演型人格的高功能、低极端化版本）、抑郁-受虐型人格、强迫型人格都属于常见的神经症性人格障碍。南希的《精神分析诊断》中的反社会型、自恋型、分裂样、偏执型人格未列在本书的高水平人格病症讨论中。边缘型、被动攻击型人格也未在本书中讨论。

因为DPHP针对的是高水平人格组织，需要患者具有自体观察和反思能力，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困难，想知道自己的问题是怎么来的，目前问题的维持，自己参与的部分有哪些，比较愿意去自我探索。对于双方是否可以一起开展工作，取决于治疗师自己的判断。

鉴别性治疗计划

告知诊断印象

访谈者会告知患者他的诊断印象，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或行话。应首先概括患者的症状和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然后询问患者自己的构思是否准确，患者是否有需要补充或修改的地方。治疗师解释人格的刻板性及其与患者的主诉和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有什么关联。对于那些表现出严重人格病症的患者，治疗师应围绕身份认同的构成展开讨论，从患者具有不稳固的或不稳定的自体感的角度，帮助患者理解其问题。

表格8-4 ，从身份认同、情绪基调、认知风格、人际风格、对自体的态度、常见症状、核心动力（冲突）这些方面，分别列出了高水平人格病症中常见人格障碍（回避型/强迫型/抑郁型/依赖型/癔症型/表演型）的核心特征

确定治疗目标

治疗师的责任是，帮助患者明确他寻求治疗是为了什么，也就是治疗结束时，他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改善。而且，治疗师不该同意不切实际的治疗目标。在选择治疗目标时，重要的是，治疗师要帮助患者弄清楚他的个人目标是什么—他的情况中的哪些方面困扰到使他寻求治疗。患者在选择治疗目标时，却没有包含功能运作明显适应不良的特定区域，这体现了患者的某种立场。治疗师也应该探索这种立场中隐含的意义。

回顾可行的治疗选项及其各自的收益，帮助患者就采取何种治疗做出知情选择

治疗师应该在治疗开始前，启动达成知情同意的进程，告知患者诊断性评估和足够的信息，使其能对是否接受治疗做出合理的决定。

适应不良的、对功能运作有不良影响的人格特质所在的区域越是集中，DPHP就越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人格刻板是更加广泛的，严重损害了许多或所有的功能运作区域，也许会考虑推荐患者进行精神分析。如果患者表现出广泛的、相对严重的人格刻板，同时又能选择某个具体的目标，DPHP可以是一种合理的治疗推荐。

与接受DPHP相比，简短的、支持性的疗法，或者认知行为疗法会耗时较少，可能压力也更小。动力学疗法在治疗过程中会激发强烈的感受，或者体验到“副反应”。

DPHP主要是帮助患者觉察和反思到，那些原先没有意识到的部分，他的困难背后的思维、行为、情感、防御、幻想。从而可以用一种更具适应性的方式处理它们。

其他的动力学评估方法：

《心理动力学个案概念化》是从自我、人际关系、适应、认知、工作娱乐这几个因素描述评估的。

评估自我从下面几个变量描述

自我感知包括：自我同一性

              自我幻想

自尊包括：自尊面对威胁时的脆弱性

          自尊面对威胁时的内部反应

          利用他人来促进自尊调节

描述人际关系模式的变量：

信任感

对自己和其他人的感知度

安全感

亲密性

相互依存度

描述适应的变量：忍受内部和外部刺激的阈限、适应内部和外部刺激的方式

防御机制：适应性、灵活性、对思维和情感的自知力

冲动控制

情绪管理

感觉调节

描述认知的变量：

整体认知能力

决策制定和问题解决

自省和事实检验力

心理化

判断力

描述工作和娱乐的变量：

很好地与他们的发展水平、天赋、局限性相匹配

使他们舒服或愉悦

足以照顾他们自己和家人

与文化相融

第9章 治疗阶段

DPHP的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的早期任务是探索患者对自由开放式交流的阻抗，巩固治疗联盟，探索特征型阻抗以及识别主要的防御性客体关系。这一阶段的工作成果是：治疗师和患者已经识别出核心冲突和与之相关的客体关系。患者更深层地领会了无意识的、动力性的心理过程，也增强了在冲突区域中的自体观察能力。

探索对自由开放交流的早期阻抗

DPHP的治疗设置具有个人的、相对无结构的性质，治疗师要密切关注患者对此有何反应。探索患者对开放式交流的阻抗，能够让治疗师识别、描述在治疗中活现的客体关系。

在两个临床范例中，患者对自由开放式交流的早期阻抗，都激活了患者的内在客体关系，活现在患者和治疗师的关系中。双方一起识别、探索这些移情阻抗，可以把这些客体关系联系到患者在其他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和困难上。

巩固治疗联盟（识别和修通初始阻抗）

在DPHP中，在治疗师和患者的早期接触中，通常能容易而自然地建立起治疗联盟。严重人格病症患者的早期治疗联盟通常是不稳定的，经常建立在理想化治疗师的基础上。

对于有些患者来说，在治疗的开始阶段，治疗设置会迅速激活适应不良的防御性客体关系，这种对治疗关系的扭曲会成为分析移情的基础。对于人格更加刻板的患者来说，他们的冲突会立即被治疗情境激发。早期的、比较强烈的负向移情会扭曲他们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这些早期的移情反应会干扰治疗联盟的发展。患者的这种内部力量，会干扰患者对治疗师的感受，使患者感觉不到治疗师的帮助。

治疗师通过识别、探索这些移情来处理这些态势，该过程可以提升患者的观察能力，使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远离扭曲治疗关系的负向移情，巩固治疗联盟。帮助患者更清楚地区分处于职业角色中的、帮助他的治疗师和负向移情客体。

患者的特征型防御会活现在治疗的开始阶段。我们可以描述内含在这些行为中的客体关系，探索其自动、习惯性的活现是怎样用于回避底层核心冲突的。

在DPHP的开始阶段中，患者会发展出更强的内省能力，以及在冲突区域中观察自己的思维、感受和行为的能力。更能觉察到幻想以及其他稍纵即逝的想法和感受。因为这些内容和冲突有关，过去是被患者忽视或没有被意识到的。

随着开始阶段的进展，患者开始能够容忍自己觉察到先前内心生活中被解离、被压抑的部分，也能够反思对自体和他人的冲突性体验，更好的容忍自己觉察到的冲突性客体关系（该关系对应着导致患者前来治疗的困难背后的无意识动机、焦虑和幻想）。这预示着其人格刻板程度的下降，标志着治疗过渡到了中间阶段。

DPHP的中间阶段

中间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当冲突性客体关系活现在治疗中或者活现在患者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时，修通患者的核心冲突和与之相关的焦虑。冲突性客体关系可以被更灵活地整合进患者的主观体验之中。

当患者过渡到中间阶段时，被揭示的客体关系会更直接地表现出冲突性动机及与之有关的焦虑。随着威胁性、冲突性的客体关系活现在治疗中并被转换成言语，涵容型治疗师所持的容忍、接纳的态度会支持患者，使其能够容忍自己觉察到更大范围的心理体验。

在DPHP中，患者内部的发展进程是：逐渐能够容忍自己觉察到内心生活中先前被压抑的、不被接受的，而且是高情绪负荷的那些方面。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为疗愈性退行或治疗的深化。向整合度更低的客体关系和情绪的这种“退行性”移动，标志着治疗在中间阶段的进展，因为患者能够接触到之前无法接触的心理内容。（虽然治疗师可以温和、稳定地面对患者的退行，但也需要考虑，如果是边缘人格组织的患者在退行状态下是否会发展出更严重的症状）。

治疗的逐渐深化，让患者先前被压抑的冲突性客体关系会接近意识层面，并经常活现在移情中。他们已经不那么害怕体验到冲突性愿望、需求和恐惧。

修通反映核心冲突的客体关系：先处理偏执性焦虑、再处理抑郁性焦虑。

这一规律适用于某次会谈中的微观过程，也适用于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宏观治疗过程。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在这两种动力之间摆荡，这是修通过程的一部分。

面对两组不同焦虑的活现时（一组被用来防御另一组），比较好的做法是，先修通偏执性焦虑，再处理抑郁性焦虑。偏执倾向意味着患者内心世界中充满威胁性的那些部分被从自体体验中分裂出来，投射到一个客体身上。在面对被感知为具有一定威胁性的客体时，患者会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中。这时，责任和内疚便被外置了，而主导的情绪则是恐惧。相反，抑郁倾向意味着有能力容忍冲突性动机和情绪状态，而不是将其投射出去。这时，患者不是为自己害怕，而是为其客体害怕。患者担忧自身具有攻击性的、自私的动力，客体因此处于危险之中。与抑郁性焦虑有关的主要情绪是内疚感和丧失感，且通常伴有修复的愿望。

与偏执性焦虑联系在一起的是，相对极端或平面的、全好或全坏的自体和客体表象（基于分裂）；另一方面，与抑郁性焦虑联系在一起的是，整合相对良好的或双重心力的对自体和客体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先修通偏执性焦虑，然后转到主要为抑郁倾向的焦虑上，会使患者更有能力逐渐维持一种深刻、稳定、复杂的对自体和客体的表征。在治疗中，先处理偏执性焦虑、再处理抑郁性焦虑，能促进抑郁性焦虑的修通。相反，如果先处理抑郁性焦虑，再探索偏执性焦虑，存在的风险是，偏执性焦虑不容易得到探索，会干扰抑郁性焦虑的完全修通。

抑郁性焦虑对抗偏执性焦虑：道德防御

有一种特征型防御，是抑郁性客体关系和焦虑的活现，一方面被用于防御偏执性客体关系的激活，另一方面被用于防御理想化照料关系的丧失。费尔贝恩把这种现象称为“道德防御”，或者“超我防御”。

通过观察遭受照料者虐待的儿童，费尔贝恩注意到，这些孩子不会因为被虐待而责怪照料者，而是往往理想化照料者，把自己视为“坏的”。他认为，孩子有强烈的动机去认为其父母在本质上是好的。从心理层面上来讲，这类似于希望活在一个健康美好占主流的世界中。通过假设自己是错的，孩子便可以创造出或保护一个理想化的照料关系，同时成功地压抑掉关系中偏执的方面。这一心理情境为孩子提供了一种掌控的幻想（虚幻的全能感——如果有一天我能好好表现，我就会被爱，对关系过度负责）。

道德防御在很多类患者身上都能发现，他们保护自己，不让自己觉察到父母的冷漠或敌意。在高水平人格病症患者中，道德防御的表现形式通常是抑郁感和自尊问题。这反映了意识层面的主要特点——防御性客体关系是围绕着自体不招人喜爱或不值得被爱的看法组织起来的。通常情况下，患者的自体表征不同于他人对其的感觉以及治疗师在反移情中的体验。患者努力维持着一种表象，即这个世界是正常的、充满爱意的，只有好客体，没有偏执性焦虑。

修通道德防御需要患者容忍自己觉察到偏执性客体关系，最终修通对该客体关系两端的认同，同时哀悼理想化客体和自体表象的丧失。即丧失了理想的、照料他的母亲或其他照料者，以及与之关联着的毫无攻击性、完全值得被爱和被照料的理想自体。

负性治疗反应

术语负性治疗反应，是指患者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成果，但他随后的反应却是症状更严重，更焦虑或抑郁，或者是撤销已经取得的成果。负性治疗反映可以发生在治疗的任何阶段，但它们最常出现在DPHP的中间阶段，因为这时，患者开始现实地感受到治疗师和治疗提供的帮助。

对于高水平人格病症患者来说，负性治疗反应的动力通常与患者的内疚感有关，对得到帮助或取得成果怀有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可能是意识层面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患者经常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治疗师的帮助，或者担心自己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会让他人付出代价，或者让患者“抛弃”自己在乎的人。这种负性治疗反应反映了抑郁性焦虑，需要艰苦的修通。

负性治疗反应并不总是抑郁性冲突的结果，有时反映了对偏执性焦虑的防御。患者认识到治疗师是有帮助的，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会让治疗师在患者眼中看起来“过于强大”。因此，这会激发患者的各种感受——自卑、嫉妒、敌意，还有害怕被剥削或被控制，同时伴随着撤销已取得的所有成果的冲动。负性治疗反应式是与嫉妒有关的偏执性焦虑的结果，常见于严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中，特别是自恋型患者。具有高水平人格病症和明显自恋冲突的患者也会因嫉妒而产生负性治疗反应。

在DPHP的中间阶段，在恰当的时刻做出起源学诠释，把患者的早年成长史联系到治疗中活跃的客体关系上，我们会识别、探索以下两者间的联系：1.反映着患者核心冲突的客体关系；2.患者成长史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这种识别和探索是修通过程的一部分。

中间阶段结束时的特征是与冲突性客体关系有关的表征和情绪逐渐被整合，威胁性更低，带着更双重心力的，整体积极的色彩。患者在意识层面容忍了这些整合更良好的客体关系。

结束阶段

治疗确实会结束，治疗的目标也是有限的。在这一阶段，处理分离、丧失、失望和成就的方式，对患者在这些区域中的冲突所收集到的信息工作，做好结束的准备。

“你不能给任何一个人一段不同的历史，你可以永远的分析下去，到不了任何地方，……然后你还得回去继续生活。”——费尔贝恩

结束的信号

治疗开始时设立的治疗目标决定了DPHP结束的信号。当达到了这些目标或者患者已经对治疗成果感到大致满意，处于能够保持的稳定状态，便是考虑结束的时候了。症状改善作为治疗的成果之一，对应着特定功能运作区中的人格改变。把人格刻板程度的下降程度和达成治疗目标作为治疗结束的标杆，可以区分真正的治疗成果和移情性治愈，后者指的是症状有所改善，人格却没有变化，即患者的好转将取决于与治疗师的持续接触。

结束的时机

患者和治疗师最好先探索结束治疗对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特别注意与该讨论有关的移情幻想，然后再设定结束的日期。

我们的建议是结束阶段至少三个月，但不超过六个月。如果少于三个月，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以最佳的方式巩固治疗成果，也很难修通结束治疗所激发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日期设定得太长久，对结束的预期会变得如此遥远，以至于患者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束上。

分析治疗过程中的分离

与治疗师分离的正常反应包括悲伤、丧失感和哀伤，在某些情况下，对分离的正常反应也可能包括自由感、幸福感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对分离的抑郁性反应主要是强烈的悲伤和对治疗师的理想化，以及紧紧抓住这一关系的倾向。常见的幻想是：患者会觉得是自己把治疗师赶走或累坏了。

分离造成的偏执性反应的特点是严重的分离焦虑。患者体验到的是被抛弃的焦虑和恐惧，患者往往把治疗师看成“坏”客体。

如果患者对分离表现出偏执性和抑郁性的混合反应，应该先分析偏执性反应，再分析抑郁性反应。如果患者对分离的体验始终是以偏执为主，持续存在的，那我们不推荐结束治疗，要进一步修通偏执性焦虑。

结束阶段的双重心力

即使成功地达成了治疗目标，患者在结束阶段还需要面对其人格和行为仍然不太完美的现实，有能力修通失望和成就意味着患者已经获得了整合良好的自体感。如果患者能够保持对治疗师总体积极的看法，同时持续地觉察到治疗师的局限性，这意味着患者对治疗和治疗师持有双重心力的态度。

保持末期的治疗框架

我们推荐在治疗末期保持一周两次的治疗框架（维持治疗频率不变）。如果治疗师或患者希望减缓会谈频率或让患者“戒掉”治疗，这反映了缓解焦虑的愿望，结束治疗和与治疗师的分离激活了这些焦虑。希望治疗师和患者允许这些焦虑浮现出来，以便探索和修通。

即使治疗快结束时，保持治疗关系，不要放弃技术性中立，也不要改变治疗师和患者的互动方式。我们不推荐治疗师在治疗的最后几周对患者改变角色，或者采取一种更社交友好或公然支持的立场。

过早结束

如果患者太早提出结束这个话题，则他们的谈话通常反映了他们对移情中被激活的客体关系的反应，应该对患者离开的动机进行探索、分析。如果患者坚持想离开，治疗师应该告知患者现实的评估，说明什么已经达成，什么尚未达成，对未来的工作可以抱有什么期望。治疗师应避免陷入权力斗争中，比较合适的做法是，治疗师坦率地告诉患者，他对此时结束治疗持保留意见，然后再设定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日期来停止会面。比较理想的时间是至少一个月以后，设立这样一段时间有助于总结治疗，巩固成果。

治疗师在治疗结束后避免与患者建立社交关系，如果患者有需要，将来都是可以联系治疗师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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