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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流变*东西文化*人生阶段*精神社团
风自古代来,吹来时光中的芬芳……
不管在恒河岸边或喜玛拉雅,不管人的生命是酸涩还是香醇,生命之水一滴滴不住的溢出,生命之叶一片片飘落在泥尘。
曾有人说过,
早晨会带来莲花千朵。
可哪儿又是明日的莲花去处?
就是在这带来芬芳的初夏月份,带着阿育王、带着贵霜王悄悄隐默。
------------改自波斯之《柔依巴集》
古代一个个伟大的王朝和国王随着时光消逝,一件件当时看来是伟大的功业转眼成为尘土,一对对伟大的生死爱情也已经成为过往云烟……
圣经说,空虚连接着空虚。
孔子对着大河说,逝者如斯夫。
佛陀说,一切无常。
对于世界,在这三个或更多的文化系统中,普遍存在着着同样的描述。
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我们接着要讨论的是面对这一描述之后的各种应对。
在西方、中国、印度的主流文化中至少提供了三种方式。
在西方,存在主义学派可以是一个代表,不论是海德格尔或是加缪,都承认世界的这种虚无性,再往前我们则可以看见叔本华、尼采等等。
在面对和承认这种虚无性之后,海德格尔之“向死而生”则提供了西方人一种英雄的人生方式,即在任何人都好面对的死亡和虚无性中,生存的价值追求才被体现,存在于此的真实才变得可贵和神圣。加缪则让那代表了全体人类的西绪斯在斜坡上一次又一次推动必然无法到达山顶的石头,在似乎无意义中体现人类的--------在与必然的命运抗争中所获得----------生存意义。一般错误阅读或没有读懂海德格尔、加缪等人著作的朋友往往会视此为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唯心主义,其实这是一种可悲的肤浅和思想的幼稚。远非如此,可能在此之前或之后根本不会再存在比海德格尔或是加缪所论述的更积极的人类精神。而在一些基督徒来说,这种努力本身的意义远低于以这些奉献给上帝时的荣耀。这种文化象一个年青人。
在中国,哲学一向不是国民所关心的主题。在汉代中国人其实很类似于以上论述的西方。但从唐之后,汉族在异族的反复攻击下成就了一种实惠的生存主义。或许符合小农经济的伦理学对于汉族人和在中国的异族更有吸引力,那也可以成为小家庭主义和生存主义。国事并不是民族热心的主题,反而就生存而生存的养家方式是生存的主选。这在元明清的小说中可以看见很多,在我们父辈的身上也或多或少的体现这点。如前一段所谓“读好书就是为聚美女、赚大钱”就是这种世俗主义还深刻存在于中国的最好说明和表述。“食、色,性也!”
中国人其实也看见了世界的流变性,但在关于理想和生存这两个主题中,中国人一般选择的是生存。这其实是一种卓越的世故。一般而言,太高的理想在中国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主题。生存现实的稳定绝对是中国人第一选。这也就是把握当前的生存状况。在中国禅宗中这个主题被极端的表现出来。这种文化象一个中年人。
在印度,哲学永远和出世间的解脱学分不开。或许印度人比任何民族都更看清世界的流变性。有人以为这是佛陀所提出的观点,但这不是正确的,其实在佛陀之前至少一千年,印度人已经如此看待世界,为自己建立了解脱观的追求。印度对于世界的否定性的价值观念在整个各种文化中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他们的解脱学指导了人类的归宿。关于永恒休息的主题。从地理学的角度讲,这一价值观和印度的热带气候有深刻的关系。超越或者熄灭这个世界在印度人眼光中是值得万分尊敬的,而这目标的完成和心灵的认识息息相关------这认识就是洞察世界就是玛雅---------如梦的无常性,没有可以真正提供保护和意义。涅磐不但是佛教的解脱概念,也是印度其它宗教的解脱概念。也就是欲望的熄灭,轮回生命的休止。和这个世界再没有关系。然后是永恒的休息。印度人的生活和宗教密切相关。这种文化象一个老年人。
由于地域、气候、历史等影响,一个世界竟然会表现出这么多不同的多样性文化真值得人去惊叹。
心理学上的三个生命阶段
如果让一个年青人去阅读西方的思想,只要他读懂了,他是会接受的;而让一个中年人阅读以上中国的生存思想,他也是会接受的;让一个衰老的人去读印度思想,他的接受率也会很高。
在一种意义上,上述的三种文化可以代表一个作为“人”的生物的人生三阶段,年青时的努力的独立感、中年后维持的稳定感、老年的归宿和彼岸的认同感。因此三种文化下三种价值观的交流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心理咨询中会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但会和文化下的价值观有关系,也会和年龄阶段的价值观不认同有关系。
例如,咨询中经常出现一些父母逼女儿嫁有钱人而造成家庭关系问题或者女儿心理问题。在这里的症结往往在于父母以一种他们所在年龄的价值观去左右了另一年龄阶段的价值观。加之当今西方教育体制和文化对于年青人的熏陶,这种结果往往回是很严重的。
而在另一种案例中,80、9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生命事务的接近完成和朋友们的离开就会对于自己生命有一种了然的眼光,在中国孝子是被认可的,于是在违背老年人心愿的行动会被使用,他们会给老年人制造生趣,这在一段时间中或许是行得通的,但老年人对于事物的兴趣是一般的,他们已经走过了人生的风雨,不会再多需要什么别的。反复令其生起求生的意念无异于是让其在死亡时去害怕死亡,这其实是一种残酷的作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如果处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中,而被要求遵守另一阶段的价值,我们都是很难接受的。
因此,在普遍意义下,每个生命了解阶段中文化价值的意义,让自己和别的生命都符合他生命阶段中的价值那才是令自己和别人快乐的源泉。
无论如何,超越或者不到对于社会一般生活而言都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意味有两种可能出现,圣人的出现和神经官能症、精神病的出现。
追求成圣是人类社会中一类人群,他们由于精神上的卓越而看见别人所不能看见的事件,他们超越他们的人生阶段,举例如佛陀、大雄和耶酥等,他们就是在中青年阶段把自己全部身心投入精神纯净的追求;而休谟、康德、齐果尔、尼采等做把事业都运用在哲学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上都是终生未婚。这些追求除了天赋的秉赋之外还要有很坚定的意志,不少精神病的形成往往是追求者无法抵挡在这些追求中当目标还没有实现时的痛苦之负面情绪的冲击而精神崩溃。例如尼采、梵高、伍尔弗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这些精神追求的行列中,为了面对自身的精神缺陷所带来的精神危险,往往会成立一些精神互助团体,例如佛教的僧团、天主教的修道院制度等等,这是人类中的少数。他们有勇气跨越精神和生理的抗拒,提早实现其归宿性的理想。或许在人类的精神领域这种理想主义永远值得我们敬佩!但这种人在人类社会中绝对不是多数。而中国佛教僧团的戒律腐败就是很好的例证,因为来自内部精神的冲击比任何外在因素都更容易击溃这些团体。
神经官能症、精神病的出现则是大多数情况,如果违抗生命的阶段而又不依靠精神社团的传统,那这个人的精神力除非是真正卓越的(在我看来那几乎是不现实的),除此而外所有的人都会精神出问题或者再次服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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