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ve and work...work and love, that's all there is.
-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
1、开学第一天
2002年9月19日星期四
早晨起来，心里既紧张又激动--毕竟这是我在来美国七年之后，正式成为一个在学校注册的全时学生。我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这一天是七年心路历程的一个小小的结局，这一天也将是另一段历程的开始。
起床后，就开始上网。接到教授的EMAIL，告诉我她今天应该在办公室里的，只要我有空就去叩她的门，并邀请我参加一个非正式的晚餐，见一见她的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一下子高兴起来--我属于一个学校，我还属于这个学校的某一个教授的研究小组。我不是校园里晃来晃去的，没有研究方向，没有归属的人。
下了网，早餐,洗浴，修眉，换上自认合适的衣服。低头看自己的脚，一直穿着半跟的凉拖鞋，从五月一直穿到九月，从渐凉的波士顿一直穿到暖和的加州而且还将继续穿下去。我决定修理一下我的双足——玫瑰花瓣的足浴,SPF30的防晒霜——加州的阳光热烈呀！呵护完我的劳苦功高的，带我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双足，我满意了。所有的一切都如同一种仪式，为着一次朝圣--不是在沙漠里徒步，而是骑自行车行在阳光灿烂的加州的大道上，穿行在美丽的城市之间。
到新生会场时，我却发现我已经迟到了--新生的介绍和欢迎会原来是从九点到十一点，而不是十点到十一点。我心中不由一惊--我一直一直地在为这一天作准备，却怎么还是迟到了呢？我拿了我的名字牌，从后门进了教室，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子坐了下去。我觉得安全而隐秘。
校长在讲话。校长无疑是精明的领导人。他说我们学校在今年跟斯坦福合建了一个心理学博士(Doctor of Psychology)的联合课程(见注一)。校长说，斯坦福的信誉会给我们学校一点信誉。另外学校与PALO ALO 的VAHOSPITAL(退伍军人医院)也联姻。 而这个VA 医院又是全美最好的临床心理学家培训基地之一。我们要与最好的为伍。
校长的话一时让我悲喜交集——我的学校，多少需要借一点名校的光辉。攀高枝是根深蒂固的情结，对个人和团体都如此。我们都向往比我们本身好的东西，我们努力接近，建立某种关系，然后我们就相联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的古人有言为证。
校长又介绍了临床心理学PhD 课程的主任， Larry Beutler教授。他是现任APA (美国心理协会)临床心理部的主任他很有可能当选下一任的APA的主席。校长说，LB教授将给他自己也给我们学校带来荣誉。我同时惊喜地获知有两个上海的学生正在上远程的硕士课程。两年之后，他们将从上海到这里来，继续进行他们的博士课程。我想，啊，这么昂贵的学费，有人出两万多美金修一个远程的硕士课程。这是怎样一份决心和需要？我的上海老乡，两年之后，我将在这里迎候你们!
记得几年前，我在上海的医学院读研究生，我的朋友卉在政法学院读法律，我们曾相约：将来我们要拥有自己的律师和心理医生。那时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奢侈和浪漫。现在我开始读临床心理学，卉也正在柏林读法律。想起各自的学业之路，都是曲曲折折，不堪回望。只是我们凝望未来的目光不再涣散，我们庆幸：如今我们有机会守住梦想。但我们同时知道没有一个幸福着的人需要心理医生，而我们看重的生活中那些琐细优美的东西跟法律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同时知道在我离开中国离开上海后的那些时间里，有太多事情发生了，有太多事情发生着，我错过了很多精彩。当我意识到这种失落的时候，我就努力地从曾经的同事和新老朋友那里觅得一些有关中国心理/精神卫生领域的消息。我需要感受某种氛围，同时也提供一份见证：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童俊和中德心理医院的曾奇峰说：你来昆明吧，我们都去参加国际心理治疗会议，会很热闹，你也会认识一些新朋友，我便欣欣然去了昆明；国庆节期间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聚集着来自中国各地的从事心理治疗的精神科医生，他们利用假期，很多更是自费地，来接受中德心理治疗班的系统培训；我也想应约跟哈尔滨的晓春去维也纳开会,可我来了加州，一切需要安顿，不能陪她在弗洛伊德博物馆前照张相。而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大楼的顶层十五楼，在一天之内，有六个来自北京，上海，苏州，湖南，香港等地的访问学者在作着有关中国精神科研究和精神卫生管理领域的会议报告。
我相信这是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一个激动人心，意味深长的时刻。而我已经处身边缘，哪里都不属于。在我的一些行为方式上，譬如在讲话时拿娌勘砬樯希诓辉傩咔拥?美国女人海伊那般的笑声中，都有着正在变成一个平庸美国人的嫌疑和惊惧；而我的心永远需要生活在同胞之间，我未来的工作将是为亚裔人服务，我需要与国内的同道们息息相通，互相砥砺，他们让我觉得我的身后有着一份广大的背景和支撑。我已经停止为自己的边缘性痛心失落了，我相信心安为家，我也答应自己要尽心享受两个国家两种文明中最好的东西。
注一：根据教育和培养模式的不同，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有两种：一是哲学博士(Ph.D.), 一是心理学博士(Psy.D.)。前者临床和研究并重，为科学家-从业者的模式(scientist-practitioner)；后者不强调研究，主要为临床训练。在申请PhD课程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你的研究兴趣以及可能的研究方向，这样跟学校的有关教授可以有好的匹配。
2、第一堂课
新生会后，就是这学期的第一堂课——《临床心理学中的伦理》。
班级一分为二，每个小班二十几个人。负责我所在小班的老师SL和MC要我们每个人自我介绍一番。我发现同学们有着各各不同的背景--一半是心理专业科班出身，不少已经有临床心理学或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另一半中有学历史的，有学经济的，有学哲学的，有学音乐的，还有的在好莱坞搞过背景绘制。年龄比较大的看上去如同教授，年龄小的明显的活泼和稚嫩。小班上有一位同学跟我一样有一个小孩子，还有一个也从波士顿来，只是我是唯一的不以英语为母语者，唯一的亚裔，我的名字，我敢打赌也没有人在这堂课上记得。
自我介绍完后，老师接着介绍了整个课程的纲要(syllabus)。而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要意由投影仪打在墙上，字迹粗重：DO NOHARM！让人不禁神情端肃起来。这是对医学为职业者的告诫，至今很多医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要诵读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分经典版与现代版)。对接触咨客(client)的临床心理学家同样有着指导意义。而学校安排在学期一开始就学伦理学，显然用心良苦。伦理学是有关道德问题和道德判断的哲学分支，从道德(moral) 和伦理 (ethic)的角度出发，判断人们行为的对错好坏以及是否能大众所接受。每个职业都有其伦理规范，这如同入门的戒律一般，对自己的职业行为规范在一开始就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可以为我们的职业行为奠定一个基础，将来在临床，科研，教学，督导等过程中都有一个职业行为标准的参照，可以避免给接受我们服务或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带来伤害，也避免使自己卷入法律纷争，影响职业之途，影响心理学家在公众当中的形像。
美国心理协会应用伦理学的核心原则，从心理学家的实际工作出发，编制了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伦理准则(EthicalCode)。原则上，APA伦理准则只对APA的会员有约束力，但因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同时成为很多其他组织(譬如执照委员会)对心理学家(包括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文化心理学家等等)职业行为规范的参照。凡受举报有违章程者，经过核查确具有有违职业伦理规范的，可以受到从书面警告，开除会籍，经济赔偿，到吊销执照等不同的处罚。伦理准则的出发点是保证接受心理学家服务的人的利益，只是近年来随着对心理学家的抱怨和法律案件数目的增加，对伦理实践采用的是“风险管理”的路子：就是采取一切办法，避免卷入纷争，在保护接受服务者的同时，成为对心理行业从业者本身的一种保护。
课程大纲外，老师还给了一个议题单，学期的考核，除了列席课堂，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外，就是在期末的时候，每个人选一个议题，参照APA的伦理准则，课本和其他的资料，写一篇有关的文章，并在班上作十五分钟的讲演(presentation)。我仔细看了一下议题单，上面列着十来个议题：职业责任和风险管理；法律系统中的心理学家；与同事的关系；隐私，记录保存和保密；同意书；治疗中的双重关系与利益冲突；浪漫关系与性关系；职业市场中的心理学家，金钱与公众信赖；危险状况与报告；回应自杀；E-治疗；心理测试；督导与受督导者的关系；学术出版，教学与研究相关的问题。
我想作与自杀相关的议题，定在作为心理学家在作自杀研究中对有自杀行为研究参与者的伦理责任。这是一个同时牵涉到回应自杀与研究伦理的议题，我觉得这正是我最想知道的。在上海作硕士论文，作的就是抑郁病人中的抑郁，绝望(注1)与自杀行为(注2)。那时面对有自杀倾向的患者，除了提供咨询，作量表测试外，并不很清楚自己对他们有着怎么样的伦理责任。如今中国的自杀研究正越来越引起中国政府和世界性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有关中国人自杀研究的文献也越来越多，人们对中国人的自杀必将会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譬如根据费立鹏(MichaelR.Phillips)北京回龙观医院与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2002年三月份在Lancet发表的文章(注3)，中国人的年自杀率为23人/10万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跟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自杀的独有特征为一：农村各年龄组男女自杀率高于城市；二：女性自杀率高出男性自杀率25%；三：自杀者中精神疾病诊断率低，多为对急性生活事件的应激性反应，行为更具冲动性。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社会学系的张杰教授则在大连作了中国最先的“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Autopsy)，通过对自杀死亡者的家属，朋友等作访谈，对自杀者的精神状态，生活事件等作回溯性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季建林教授则有<当代中国自杀的人口学上的独特性与其社会经济前提>的综述性文献。不少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譬如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李诚教授，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ArthurKleinman教授，北京费立鹏(Michael R.Phillips)合作的<当代中国人对自杀的态度和自杀的文化意义>；湖南医学院肖水源教授在湖南农村进行的自杀预防工作；西安的张天布医生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探讨自杀的一些动力学原因等等。而我的指导教授S作过旧金山地区的华人自杀研究，跟我在研究兴趣上有很好的匹配。我总想继续把自杀作为研究的课题，这样，曾经作的阅读和相关的工作都不会被浪费。而搞清楚对有自杀行为的研究对象所肩负的伦理责任则是一件至关重大的事情。
注1：绝望被定义为个人对未来的消极期待。有Beck的绝望量表（HopelessnessScale）对绝望程度作评估。
注2：根据NIH(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自杀行为(suicidal behaviors) 分为自杀死亡(suicide)，自杀未遂(suicide attempt)与自杀意念(suicide ideation),被认为是连续谱带性行为，一端是高特异性低发生率的自杀死亡，一端是低特异性高发生率的自杀意念。
注3：有关自杀研究者对上述数据尚有保留意见。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全国性的死亡统计数据，费立鹏等的数据通过统计学上的调整得到，而从地方到各级政府对自杀死亡人数的申报过程中有着种种的出入。但在得到更精确的数据之前，费立鹏等的数据被视为权威数据，被广泛引用。
3 到过中国的Alex
第一堂课后，去拍学生证的照片。
队排得长长的。排在我前面的一个美国男生转过身来，对我说：你的经历非常有意思。对美国学生，一个曾经做过精神科医生的人，再来读心理学有点想不通。因为在美国读个医学院学费昂贵，而做精神科医生的收入要高于临床心理学家的收入。我告诉他：我喜欢心理治疗。
我是喜欢心理治疗的。这么一句话听来似乎很直接了当，而这份肯定和简洁，是经过了很多的犹疑，自己跟自己商量，自己跟自己说服，一路磕磕碰碰中得来的。
男生叫Alex。他在九岁上时，全家作过一次世界游，也去过中国。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他去了北京，香港，上海，和桂林。在桂林，有人好奇地围观他们。有人小心地用手指碰碰他。他说的时候，神情充满回忆，让我觉得他对中国的感情。我大笑：因为你实在太外国了，他们要证实你是真的。他说可能吧，因为那时中国还不很开放，外国人比较少见的缘故。那时的中国似乎只用筷子一种餐具，於是九岁的他面对筷子一愁莫展。
听说我是上海来的，他直说上海很漂亮。我自然很开心，上海是很漂亮。上海当然是漂亮的，当然，他去的那段时间，尚算不得上海最漂亮的时间。上海曾经如罂粟花般诱人而危险--跟这里上了年纪的颇具东方情结的人说上海，他们会说：那如梦一般，如梦一般。(It’s
a dream, it's a
dream.)。边说边轻轻摇着头，上世纪初的繁华，他们错过了。当繁华再临，他们已经老去。早期的冒险家们在上海留满了痕迹--殖民的痕迹--沿黄浦江西岸的建筑以及无数的外国街名。街名可以更换，譬如亨利路变成新乐路，霞飞路变淮海路。而那些建筑依在，给人感官与精神难以统一的复杂情绪。如今上海的漂亮，是从里到外焕发出来的，底气十足的漂亮。我跟同学说，下次你再去中国，没有人对你那么好奇了，也不愁找不到说英语的人--在上海的马路上，会有妈妈牵着手的小孩毫无怯意地跟你练上几句口语；衡山路，陕西路的酒吧简直是你们同胞的天下；麦当劳，KFC到处都是，只是口味要比这里的好些。男同学听着，面有向往之色，我说着说着，开始走神。
我也是想极了上海的呀！我想的是长乐路上避风塘的小吃，赴约会时青菜白粥的清雅，午后酒吧的宁静，复古的唐装，淮海路上婚纱摄影店里的靓男倩女，家弄堂口《创艺舍》里洗头时，那个叫静娜的女孩子一双手带给我的那种蕴贴与慵懒，盛了开水后似乎时刻都要倾覆的塑料水杯，朱红漆斑驳的转角楼梯的各支声，上海浦东清晨透明清凉，让人想舞蹈的空气，而每次当飞机飞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时候，我心里想着麦当娜的歌声，“那曾经是我玩耍的地方。”
拍照的队伍往前移动着，同学们一个接着一个在一个红色的背景前，摆好或自然或不很自然的各色表情，宝利来的相机卡喳卡喳地响着，凝固了生命某一段旅程中刚上路时的神情--时间过得好快呀，我和同学同声感叹--等毕业了，还去中国再看一看？或许我们整个班的同学都去？
以后，这个去过中国的叫Alex的同学，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