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病人

2007－9－4星期二

病人拒绝作“Mood Check”，拒绝回答BDI－II第九项有关自杀意念的问题。而以前，哪怕他的总分高，那一项总是毫不含糊地为“0”－－虽然我不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我却从不允许自己想到自杀。宗教信仰在很多时候是自杀的一个保护因素。

但今天病人含糊其词，拒绝回答。

我不放过他，说，我来念给你听，你回答我。

“不要问我那个问题，我不会回答的。我若回答错了，我就会进精神科病房，我不想失去一切。”

病人刚完成日间医院两周的治疗，转入了一个 residential program.有了一床，一些结构。

他的怕失去所有，让我看到一丝希望。

“I'm in pain and dying and I know nobody can help.”病人轻声说，目光呆滞地固定在窗外某处。

他对死亡的恐惧可以战胜拥抱死亡，得到解脱的决心吗？想到自杀的人在情感上总是充满矛盾的。

“跟我说个笑话吧？”我实在不知道作什么，想看看他是否还有他那特征性的幽默。
“告诉我怎样才能帮助你？”

“房间里太闷了，我想到外面去。”
我带他到走廊上坐下。我也面对他而坐。并问他是否要喝水，是否想要风扇。

我始终相信，让病人知道我很在意他的安全，他的健康，他的舒适。

病人去喝水的当儿，我跟护士长沟通，让她提醒当班医生，我需要咨商。

回头看，病人却不见了。我心里顿时一紧。朝大门走去，看到病人正掏出香烟来。

我陪你去吸烟区吸烟，然后我陪你去另一幢楼参加小组治疗。

病人极端被动，但接受我的指导。终于他坐在了小组治疗室里，我离开前对我说：I will
be okay.

那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

小组治疗师来，我跟她交代了一下，并跟她说我会跟当班医生和督导老师商量，看接下来如何处理。

当班医生和督导听了，当机立断，由当班医生将病人从小组中带出，接下来病人去了
Emergency and Assessment，排除了躯体上的问题（Medically cleared）；然后又被
Central Access 部门作了精神科的检查，病人不愿住院，于是被非自愿性地收治于精神科加护病房（Psych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原因是“消极”“无法保证自身安全”。z在加州称为5150，病人可以被强制收治72小时，在这期间，可以转为自愿。72小时后，若情况没有变化，需要继续收治，则称为5250，可以收治14天。

明日就是病人在PICU一周了，我在电脑记录上跟踪着他的病情，情况略有好转，疼痛减轻了，我准备去看看他，但愿他不会恨我，他在Residential Program的床位没有了，需要重新申请。但或许他会感激我？

跟住院部的医生联系好，在我平时见X的时间去探望他。

住院部一共就十二张床位。他的房间里的四张床位都有人。

他的床位医生说，希望他起床了。病人重度抑郁，精神运动性迟滞明显，很多时间都卧床。

我从开着的病房门，一眼就看见X坐在床沿边，低垂着头。

床位医生说：你的治疗师来看你了。

他抬了一下头，很快就又低下去。我注意到他的头发变短了。

“你剪过头发了？”
“是。”
“看上去很好。”
他抓了抓头皮。

“你的疼痛怎么样？”
“依旧很坏”
“你的情绪呢？”
“不好。”
“吃过早饭了吗？”
“吃过了。”
“吃完了吗？”
“全吃完了。”
“睡得怎样？”
“睡得好一点了。”病人主观失眠，总觉得自己没睡，在住院部，有值班的护士观察，发现病人每晚能睡六个小时左右。

对抑郁严重病人，常需要对植物性症状作评估（食欲，睡眠等）。而我又跟他曾经有默契，当他情绪很低的时候，我们就从生活的最基本的事情谈起，而这些其实就是最基本的生物性功能。

一问一答间时间被无限地拉长。我耐心地等待着他的片言只语－－至少他还在努力地应答着，而不是缄默。

“HuiQi,你不该来的。我不想说话。”他依旧是把我的名字讲得最清楚的病人。

“没关系，我就想陪你坐一会儿。”（I just want to sit with you for a bit.）

病人抬起头，看了我一下。

“真对不起呀，真对不起，我没什么可说的。”声音依旧很低，充满歉意。

我不愿意享受抑郁病人的歉疚，但又很宽慰：他不想跟我说话并非是因为恨我。

我面对病人坐着，前后十五分钟，那是漫长的十五分钟。他依旧如同在一个黑暗的泥沼里，往下陷着。而住院部这个环境可能是最佳的抱持（holding）的环境，减缓着他陷落的速度。我确信他终会抬起头来，提升。我同时知道传达关注，温暖的重要，以及心理治疗的技术对严重、急性期抑郁症的局限，希望抗抑郁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起作用，希望下个周三去见他的时候，他会有所不同。

精神科医生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