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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回顾研究了1950-1990年代精神分析中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及相关临床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投射性认同 精神分析 概念研究
有位精神分析家说过，投射性认同这个词每使用一次其定义就变更一次。此言未免夸张，然而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的确是五花八门。我学习精神分析时间不长，就听到了至少三种投射性认同的概念。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几位同道喝咖啡，有人问一位德国老师，到底什么是投射性认同，老师沉吟顷刻，说自己也数不清楚，不过一见到了就知道那个东西就是投射性认同。这个回答颇具禅门风味，又带着少女初恋的那种特有的影影绰绰，也许是比较符合中国人隐约而混沌的心灵。
概念的混乱反映的是人们内心的混乱。
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定义之所以如此芜杂，其实是这个概念的使用历史就是不断篡改、修剪、增添、变更原始概念的过程。就像人们在抱怨爱情沧海桑田的时候，却看不到没有易变的人哪里会有易变的爱。
对变易性的恐惧相应产生了对神灵、永恒、真理的敬仰、迷狂、企望。
其形而下的活动便是追寻变迁的轨迹。比如说精神分析家桑德勒，便是这么一个人。
桑德勒（Sandler）对投射性认同进行了一个粗略的概念研究，把它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克莱因的早期定义为代表，投射性认同更多被认为仅仅是一个个体内部的心理过程，现实的客体并没有被影响，投射和认同的过程仅仅发生在一个人的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之间。
第二阶段——这个概念的发展主要的改变是强调投射性认同中的人际互动的一面。理论家们发现现实的客体（比如说分析师），实际上认同了投射出来的自体（self）或客体表象，并且形成了反移情的反应。这主要是比昂（W. R. Bion）等人早期的工作成就。
第三阶段——主要标志是比昂的容纳者模型（the "container" model）,认为投射性认同是自体或内在客体的某些部分的外化，然后直接地进入外在客体中。外在客体——比如说母亲或者分析师——容纳了这些不可忍受的情感体验，并且把这些体验调整为更为可耐受的模式，这样再次被婴儿或患者内投射。（Sandler，1986）
但是桑德勒的这个历史总结其实很有问题。
第一，整个历史总结基本上是在克莱因学派和后克莱因学派的框架内讨论，其他的声音听不到了，特别是批判的声音。即便是克莱因学派内也只注意了克莱因和比昂的成就。这有点类似于提到精神分析早期的理论只提弗洛伊德，而忽略了亚历山大、费伦奇、兰克的贡献一样，这样的总结固然对制造个人崇拜大有帮助，但是对于“求实创新，全面客观地总结历史”实在是无所裨益。
第二，这个总结只总结到了80年代初期的，但是其实在80年代中后期还有很多新的发展。
第三，克莱因的概念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提出投射性认同之前的其实已经有相关的理论根基，而这方面桑德勒并没有给与足够的关注。
重新总结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的发展也许是有必要的。
本文以克莱因为分水岭，将从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总结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的理论发展，分别是“克莱因之前”，“克莱因”和“克莱因之后”。由于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和临床的紧密相关性，所以本文中将会引用一些临床案例和相关临床理论。当然篇幅所限，有关临床的很多问题将会另行撰文阐述。
2.克莱因之前
当然，无可避免要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弗洛伊德。虽然很多现代的精神分析家以贬低弗洛伊德为乐事，但是正如克莱因1955年提到的,弗洛伊德在1921年的《Group analysis and analysis of the ego》 (Freud,1921)中有关认同的观点对她有很重要的影响。的确，仔细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不难发现，其实他已经描述过群体中投射性认同的现象，他有些时候使用的认同这个概念已经涵盖了投射性认同的内容，不过由于认识论的局限，他无法准确地提出这个概念。[注：有关弗洛伊德1921年的文章，有一个流传很久的错误，被Steiner发现了，在原文中，, Freud 说， (G.W. XIII, p. 115) “Gleichzeitig mit dieser Identifizierung mit dem Vater, villeicht sogar vorher, hat der Knabe begonnen eine richtige Objektbesetzung der Mutter nach der Ahnlehnungstypus vorzunehmen”而英文标准版的译Strachey把他翻译成“At the same time as this identification with his father, or a little later, the boy has begun to develop a true object cathexis towards his mother according to the attachment (anaclitic) type”， 但是把 vorher 翻译later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翻译成 earlier。也就是说，孩子对母亲进行客体灌注可以发生在与父亲认同之前，而不是之后，这样，其实弗洛伊德的观点和客体关系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Steiner，R. 1989)]
弗洛伊德对克莱因的另外一个影响可能来自于他提出的自恋性认同的概念，克莱因自己也说投射性认同所形成的客体关系是一种“自恋性的客体关系。”（Klein,1946）
弗洛伊德理论中，第三个对投射性认同概念的提出有重大影响的概念就是投射。
1911年，弗洛伊德在论述施列伯（Schreber）的案例时，提到了在其症状形成中投射的作用。
他说，“偏执狂症状形成过程中最显著的特性可以被称为投射。内在的知觉受到了抑制，而相反的，其内容，在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歪曲后，以外在知觉的形式进入了意识。在被害妄想中，歪曲是由情感的转换组成的。应该在内心被感觉为爱的情感被察觉为外在的恨。我们不免会意图把这个明显的过程认为是偏执狂最重要的因素，并认为对其具有绝对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不幸没有被提醒两件事情的话。首先，投射并不是在所有形式的偏执狂中都扮演相同的角色，其次，投射不仅仅在偏执狂中表露出来，在其他心理条件下也会表露，而且在我们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中，投射具有它命定的通用特性。当我们把某些感觉的原因指向外在世界，而不是在我们内心寻找（就像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这个正常的过程，也可以称为投射。”（Freud,1911,p. 66）
这里“内在的知觉受到了抑制，而相反的，其内容，在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歪曲后，以外在知觉的形式进入了意识”讲的恰恰就是投射性认同过程的第一个步骤。
另外一个对投射性认同的概念提出有影响的人物是克莱因的竞争者，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早在1936年，在她的作品《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就提到了“利他性屈从（ altruistic surrender）”(Anna Freud，1936,p. 20) ，和后来所说的投射性认同有很大的重叠。
但是实际上对克莱因直接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由于克莱因斯在柏林接受的分析师的训练。她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受到了亚伯拉罕和费伦奇（Ferenczi）的影响，（注：亚伯拉罕是克莱因的分析师）尤其是费伦奇，克莱因有关投射性认同的学说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费伦奇的投射-内投的心理发育学说的基础上的。
3.克莱因学说
在克莱因提出投射性认同前，有一个比较长的学术准备期，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的克莱因在精神分析界还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
一开始她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投射这个概念上。
1929年的时候，她追随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的观念，提出在生命的早年死本能就开始起作用，死本能和利比多相反，又受到生本能的束缚。为了逃避被自己的内在的摧毁欲望摧毁，机体的自恋或者自我指向的利比多强迫毁灭冲动向外或并且指向外在客体。
与此同时，内在的防御被调动起来对抗不能被外化的死本能的残余。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以婴儿自我过多的紧张为结果，被感知为焦虑，尤其是和死本能有关的。而且造成了本能层面的分化，自我的一部份反抗另外一部份。这些早期的防御形成了早期的婴儿的超我。
当孩子对他们毁灭性冲动指向的客体做出他最早期的口欲期内投，超我的形式便发生进化。那些投射出去的施虐冲动被再次内化，以便于孩子能够控制来自真实客体或来自内在超我的难以想象的残酷的攻击。这个内投和内化的结果的时产生焦虑，而焦虑又提高了孩子的施虐性和摧毁充满敌意的客体的愿望，并且能够通过这个过程躲开来自客体的攻击。
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摧毁客体的焦虑冲动造成的结果是提高了的焦虑和超我的严厉性。过多的焦虑造成的结果是超我的分裂，并且允许进一步地把毁灭性因素移置到外在的世界中，这样减少了内在心理冲突的暴力性。通过投射的移置减少了内在的焦虑，并且缓和了超我和本我的紧张。克莱因认为这些机制不仅仅在儿童的游戏活动和人格化过程中起作用，而且也表现在分析移情中。（Klein,1929,Freud,1920）
可以看出，这时候克莱因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了在孩子生命开始的头几个月，施虐冲动既指向母亲的乳房，也指向对他身体的体内，而通过投射和内投的循环过程，从内到外的很多冲突得到处理。
到1935年克莱因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她提出，随着孩子的发展，孩子应用投射和内投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从一开始，自我（the ego）就在对好客体和坏客体进行内投（introjection），好客体和坏客体的原型都是母亲的乳房，乳房能够满足的时候就是好的，乳房造成困扰的时候就是坏的。但是，客体成为坏客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孩子把他的攻击性投射到了这些客体上。故客体变成了危险的迫害者是因为他们会攻击和吞没孩子。对这些投射性的、歪曲的客体的内投，让孩子们在自我中建立起内在的迫害者。
随后，通过投射，对这些内在迫害者进行再次外化（ re-externalize）。，这个过程让孩子的自我既要防备外来的迫害者，又要防备内在的迫害者。克莱因把这个过程和成年人精神病过程相比较，提出孩子此时的状态是一种婴儿的精神病性焦虑状态，本质上是偏执狂的，她称为偏执-妄想态（the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
此外，孩子还渴望所爱的客体，这相应的造成孩子害怕失去这些所爱的客体，对所爱客体的内投射让孩子产生了对好客体被坏客体以及其毁灭冲动毁坏的担心和哀伤，克莱因把这称为抑郁态（the depressive position）。为了逃避抑郁态所带来的痛苦，自我会到好客体那里寻求避难，或者是逃入一个好的、内化的客体，过度的信仰这些内化客体的慈爱和保护的能量，（其结果可能是严重的精神病性的否认）。或者是逃入好的外在客体，导致理想化或者过度依赖这些客体，相应的结果是自我的弱化。无法解决婴儿的抑郁态的困境会造成抑郁症、躁狂症或者偏执狂。这些病理性防御的目的都是要使个体能够逃脱抑郁的痛苦。克莱因认为这些防御既是正常发育的组成部分，也是病理性的。(Klein, 1935)
可以看出，克莱因其实在其提出投射性认同之前，主要是使用投射和内投以及它们的互动关系来描述早期客体关系的。一直到1945年，她还提出，“和内心形象的关系以多种方式和作为外在客体的孩子的双亲进行互动。因为对外在客体的内投射的每一步都和把内心形象投射到外在世界保持对应，而这种互动支撑着和现实双亲的关系，以及超我的发展。(Klein,1945, p. 409)
总结起来，在1945年以前，克莱因的学说在元心理学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克莱因把投射和内投当作了心理发展的核心机制，而不是像经典弗洛伊德学说，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病理性的防御机制。在克莱因的理论体系中，投射和内投是客体关系的起点。
第二，克莱因之所以如此强调投射和内投，固然和其师承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是她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决定的。她特别强调了死本能，认为死本能是主要的驱力（而不是利比多），为了自圆其说，当然就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减轻死本能内在的摧毁能量，这种机制无疑是投射比较合适。
第三，死本能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投射创造了客体及与客体的关系。所以可以说，婴儿通过投射死本能创造出了有能量的、摧毁性的、迫害性的客体。在原始性的迫害性投射后，接着出现的是内投，内投促进了内在的分化和内在结果的最初的形成。这样她建立在死本能基础上的整个学说就可以解释人们创造性活动的产生。
了解了克莱因早期的观点，我们也许对她1946年提出投射性认同这个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1946年，克莱因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论某些精神分裂的机制》（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文中，她提出在心理发育的偏执-妄想期，（paranoid-schizoid phase），婴儿对母亲乳房的口欲-施虐冲动会逐渐扩展到母亲的身体，口欲-施虐冲动的幻想的一个主题就是把母亲体内所有自己想要的、好的东西都掏空，婴儿会想要吮吸、咬住、掏挖、且夺走母亲身体上好的部分。这时候的内投形式和口欲期合并的幻想有关。
除此以外，来自肛门和尿道的冲动也起到了一定影响，就是把有毒的、危害的物质从自体中排出，并让它们进入母亲。随着排除有毒的物质，婴儿会把自体（self）的坏的部分分割开，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从而把自体中坏客体消除，因为这个坏客体有毁灭自身的危险。这些坏客体是死本能的心理表象，他们之所以要被投射，是因为婴儿要控制和占有这些客体。(Klein,1946)（作者注：实际上，准确地说，婴儿是要把坏的自体投射出去，变成坏的客体，而不应该说自体中具有一个“坏客体”。）
母亲这时候容纳了这些投射出的部分，克莱因说，母亲“不仅仅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而且也感觉到是那个坏的自体。”(Klein,1946, p. 8)
接着，克莱因在历史上第一次用到了投射性认同这个词，她说，“很多针对自体的成分的仇恨现在指向了母亲。这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认同形式，它建立起了一种攻击性客体关系的原型。我建议对这些过程使用术语‘投射性认同’”。(Klein,1946, p. 8).
有些作者认为，理解克莱因的投射性认同概念的关键在于她使用的介词是“(project) into,（投射）入”,而不是“(project) onto, (投射)到”，这意味着，如她所说：“投射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如我们所见到的，意味着通过自体的成分有力地进入客体，并且控制住客体”。这也意味着这个过程发生在婴儿刚刚开始用词语思考的时候（？）
可见，在克莱因理论中，这个母子之间互动的认同的过程其实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通过投射完成认同，一个是通过内投完成的认同。所以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还有一个不太被人们注意的术语，叫做内投性认同（Introjective identification），这个过程起源于孩子和乳房的最初的关系，指孩子对母亲乳房进行口欲-施虐性内投。
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克莱因也注意到了好的冲动也可以投射到客体。此时，被自我排除和投射的、带着排泄成分的部分代表着自体好的和可爱的部分，排泄物被幻想成具有珍贵礼物的意义。这个过程在客体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好的感觉和冲动的投射让孩子可以和好客体建立关系，客体对好的感觉再次投射促进了建立起一个好的自体，而且帮助孩子能够减轻迫害性焦虑，随后自体和客体对好客体的内投刺激了再次把好的和爱的感觉投射出去，从而促进了和真实客体的关系，导致了自我更健康、更整合的发展。如果这个过程发展得过分，这些人格成分的好的部分就会在投射的过程中丧失在客体那里，于是客体被理想化，从而代表着自我理想（the ego ideal）。结果是造成了自我发展的贫乏，或者过度依赖别人。(Klein, 1946)
1952年，克莱因提到，上述这种投射和内投的互动能够加强孩子的自我及其整合性。(Klein, 1952a).但是，她也提出，对好的冲动的投射也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在焦虑提高的情况下，孩子有可能更加理想化好客体，所以他可以：第一，通过依赖外在的理想化客体而逃避焦虑；2通过求助于内在的好客体作为逃避迫害性客体的方式。无论是哪种方式，理想化的客体之所以被爱和崇拜是因为它提供了自体的好的部分。所以这时候的客体关系有很大的成分是自恋的。克莱因这时候强调的是孩子一开始是内投了乳房，然后孩子对客体的印象受到了他自己在投射和内投射作用下的幻想的歪曲，她这么说：“内在和外在的好乳房变成了所有有帮助的和悦人的客体的原型，而坏乳房变成了所有内在和外在的迫害性客体的原型。所有进入婴儿的被满足的感觉的因素……都被归结为好乳房。相反，每一次的挫折感和不适感都被归结到坏（迫害性的）乳房。(Klein,1952b, p. 63)
1955年，克莱因的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再一次讨论了投射性认同。她是通过分析Julian Green写的一个故事来说明投射性认同的过程的。 Green的故事名叫《如果我是你》，故事中，魔鬼赋予英雄一个能力，让英雄随时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进入和控制其它任何人的身体。克莱因认为，这个过程反应的就是投射性认同的过程，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个人那里，控制别人但是同时又没有失去自身的感觉。就像到别人那里做了一趟旅行，但是旅途永远改变了自我。克莱因还有一个有关投射性认同的观点，她认为如果被投射的部分没有被成功的再次内化的话，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就会耗尽投射者的心理能量，，让投射者筋疲力尽。她提出，通过不断的处理外在客体和内在客体的体验，孩子能够从偏执-妄想态发展到抑郁态，对客体的看法和感受能够比较整合起来。(Klein,1955)
1957年，克莱因对好客体和病理性的理想化客体进行了区分——在好客体占优势的时候，自我的分裂能够得到整合，并认同客体，憎恨能够得到减轻，抑郁态能够得到修通。而病理性理想化客体的基础是病理性分裂，这种分裂不是把好客体和坏客体分开，而是分裂为理想化的客体和极坏的摧毁性客体，克莱因认为，“和好客体的完全认同伴随着感觉到自体占有它自己的好的方面的感觉。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过多的投射性认同——通过它自体分裂的部分投射进入客体——导致了自体和客体的强烈的混乱感，这达到了支撑自体的作用。与此过程密切相关的是自我的弱化和客体关系的严重的紊乱。”(Kelin1957,p. 192)
1958年，克莱因进一步提出，上述过程中的对外的投射是由死本能支配的，而内投是由生本能决定的(Klein, 1958)。
到了1959年，克莱因开始扩展投射性认同的范围，把它变成具有普遍性的一个东西。她写道：“因此，内在的世界建立起来，它部分地反映了外在的世界。也就是说，内投和投射的双重过程对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间的互动作出了贡献。这种互动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持续存在。内投和投射以同样的方式持续整个生命周期，而且在成熟的过程中被改进，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失去它们在个体和其周围环境的联系中的重要性。因此，即便是在成人中，对现实的判断也从来没有脱离其内心世界的影响”(Klein,1959, p. 250)。到此为止，其实克莱因已经为后来者进一步拓展投射性认同的定义铺平了道路。
也是在1959年这篇文章《我们的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根源（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中，克莱因阐明了投射和认同之间的关系——
“通过把一个人的（全部）或部分的冲动或者感受投射到另一个人那里，就达到了和那个人的认同，虽然这和起源于内投的认同不同。因为如果一个客体被纳入自体中（内投），重点在于获得这个客体的某些特质并且被它们影响。另一方面，在把某人的自体放到其他人的过程中（投射），认同的基础是把某人自己的特质归结给他人。投射会有很多反响。……通过把我们的感受归结给他人，我们理解了他们的感受、需要和满足……有些人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以至于他们完全在别人中丧失了自己，而不能够作客观判断。与此同时，过度的内投威胁到了自我的强度因为它完全被内投的客体所占据。如果投射主要是敌意的，那么真正的对别人的理解和共情就受到损害。因此，投射的性质对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有很大影响。
如果内投和投射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充满敌意或者过度依赖的，而且是很好平衡的，内心世界就得到丰富并且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得到了改善。”（Klein,1959, pp. 252-253）
根据克莱因的观念，其实偏执-分裂态的主要防御机制是分裂和投射性认同，而抑郁态的时候，分裂经过了中心化和升华，变化成为了压抑。
总结整个克莱因学说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虽然投射性认同这个词是她提出的，但是在她本人的学说中，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使用投射和内投的交互作用来描述投射性认同所描述的现象。投射性认同在她的学说中其实只能算是一个临时性、过渡性术语，并不占据其学说的核心地位。
对我个人来说，克莱因学说的魅力并不在于投射性认同，或者她承袭费伦奇的说法，用投射和内投来描述心理发育，而在于其把学说建构在死本能的基础上的勇气和深刻。对生命的尊重是建立在对死亡的体认和关注之上，逃避死亡空谈爱、共情、理解、温暖、尊重恰恰是表达出了对生命的蔑视和仇恨。从这一点上来说，克莱因可以算是一个诚实的人本主义者，就像罗洛·梅一样。
4.克莱因之后 虽然投射性认同是克莱因提出的，但是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够在当代精神分析中有一席之地，还是靠后来很多学者的研究和鼓吹。
比昂（Wilfred Bion）
比昂对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的扩大可以说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他早期也认为投射性认同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防御机制，是退行到偏执-妄想态的表现。
1957年的时候，比昂主要强调的是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性投射性认同中的攻击性成分。他认为，精神病患者对攻击性的控制能力较弱，从而这些攻击性就显得非常强大，精神病患者甚至能够把爱转换成虐待。(Bion, 1957)这个时候的比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基本上还是一个克莱因主义者。
1959年，比昂在一次治疗中，观察到患者试图把死亡的恐惧强加给比昂，这时比昂想，如果这些恐惧能够在分析师这里停驻一阵子，它们就会以修正的形式被重新内投。如果分析师不能够接受这些投射的感受，患者就会把这些感受强加到自己身上，这些感受的强度和暴力性都会提高。
比昂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他的感受，他说，“分析情景在我头脑中建立起目睹极端早年情景的感受。我感到患者在婴儿时期对母亲的体验，这个母亲对婴儿的情感方式负责地回应。这种负责的回应中有个不耐烦地成分就是‘我不知道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的推论是为了理解孩子需要什么，那个母亲应该是认为孩子的需求不仅仅是要求她在场。从婴儿的观点来看，她应该是吸收了，并且体验到，对孩子正在死亡的恐惧，就是这种恐惧是孩子不能容纳的，患者与分析师或者婴儿与乳房之间的联系，是投射性认同的机制。”(Bion, 1959b)
他提出，通过投射性认同，分析师会感到受到了操纵，不得不在别人的幻想中扮演起一个角色。但是，投射性认同除了是一种幻想外，还是一种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操纵，是一种人际交流模式。投射性认同是个别治疗和集体交流中最重要的互动形式。(Bion, 1959a, 1959b)
但是发生在1962年前后，比昂的术语体系发生了转变，他发明了一对新的术语，容纳者（the container）和被容纳者（the contained）。他认为，婴儿会幻想着把毁灭性冲动投射入母亲中，而母亲接受了这种投射，容纳它，并且修正它，这样它的毁灭性就得到了中和，让孩子可以再次内投所投射的东西。婴儿再次内投的内容是否变得能够忍受并可以整合，取决于母亲这个客体对投射的内容进行修正和代谢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够不够“好”。
这样一来，本来发生在一个个体内部的投射性认同，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投射性认同代表了母子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内化影响到了孩子的认知。所以在比昂的理论中，投射性认同变成了反复发生在两个人——容纳者（the container）和被容纳者（the contained）——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Bion,1962)
这个转变对临床的影响很大。比昂强调分析师和孩子的母亲一样，能够吸收、接纳孩子的投射。如果分析师能够修正这些投射，给与它们意义和真实感，然后患者就能够再次内投这些投射，从而加强他的内心世界。
比昂也着重研究了在投射性认同中作为容纳者（container），也就是接受者的体验。他把这种体验描述为“没有思考者的思维（a thought without a thinker）” 也就是说，作为投射性认同的接受者，会感到自己的很多想法不是来自自己的。(Bion,1977)
他的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作为正常心理发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就是孩子感到父母是安全可靠的，能够让他进行投射性认同。如果投射性认同的接受者（父母或治疗师）不能让自己接受来自孩子或患者的投射性认同，就会对对方造成严重的毁灭性的影响。
其实，比昂理论的重要之处就在于把一种系统的观点带进了精神分析的术语体系，投射性认同在他这里的定义，与其说是一种防御机制，不如说是对一个两人系统的无意识交流模式的描述。这的确和既往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着眼点大不相同，算得上精神分析历史中一次不大不小的视界迁移行动。
但是，也有对他的批评，迈斯讷（Meissner）说，在比昂那里，投射性认同变成了一种比喻，被随便翻译成了容纳者和被容纳者的术语体系，而这个术语体系几乎可以用到任何人际关系或认知现象。（Meissner，1980）
用通俗的话说，按照比昂的定义，说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投射性认同”，和说这两个人在进行“交流”是没什么区别的？那么，为什么还要使用“投射性认同”这个词，而不说“交流”呢？
罗森费尔德（Herbert Rosenfeld）
罗森费尔德运用投射性认同来描述对精神分裂症和人格解体的心理治疗和理解。
他认为投射性认同对精神分裂症的产生有影响，投射性认同是最早期的客体关系类型，而精神分裂者从来没有完全走出这种最原始的客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客体和自体混淆了起来，这种混淆不仅仅是由于作为口欲期合并（oral incorporation）的内投性认同（int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幻想的影响，也有投射性认同的影响。
罗森费尔德认为上述投射性认同和内投性认同是客体关系的最原始形式。投射性认同把自体或自体的一部分“刺入”到客体中，作为投射性认同的结果，自体和客体之间出现了混淆。（Rosenfeld，1952, 1954)
他提出：“认同是自恋性客体关系的重要因素。它可以通过内投或投射发生。当客体被完完全全地合并后，自体变得和合并了的客体如此认同以至于所有独立的身份（identity）或自体和客体间任何的界限都被否认了。在投射性认同中，自体的部分完全地进入客体，……控制某些想要的特质，接着宣称成为了客体或者部分客体。投射性认同和内投性认同通常同时发生。 上述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造成基本的混淆并且无法区分主体和客体。无法区分现实和幻想，因而也无法区分真实客体和其符号表象（symbolic representation）” (Rosenfeld,1964, p. 333)。
他举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理论。有个女患者感觉到自己爱上了罗森费尔德，她害怕因为自己的爱，她会进入分析师的身体，并且夺走分析师的“好东西”。罗森费尔德认为，这种对融合的恐惧，对进入分析师并毁灭分析师的恐惧证明了投射性认同的存在。对此罗森费尔德的分析是，患者把她的性冲动投射进入了分析师，并害怕如果接受了分析师的解释自己会拿走分析师的好阴茎。
罗森费尔德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抓住了主、客体混淆这个特点来描述投射性认同。但是正如后来学者提出的，在早期学者的论述中，很难看出投射和投射性认同的区别。
西格尔（Hanna Segal）
西格尔（Hanna Segal），1957年提出投射性认同和符号形成的关系。
她认为，符号是从偏执-妄想态开始形成的，孩子此时对母亲身体的利比多和攻击性的灌注制造出了焦虑和内疚，让他不得不把兴趣转移到环境中，并且赋予环境符号（象征）意义。在从抑郁态向偏执-妄想态转化的过程中，孩子学会了使用符号。抑郁态时，通过符号的建立，孩子开始使用内在客体来代表丧失的客体，但是两者并不等同。这是一般人的符号形成的过程。
然而，如果符号是通过投射性认同建立的话，符号就不仅仅是代表客体，而是被看作客体本身，从而否认了主体和客体的分离， 西格尔称为“符号等式 (symbolic equation)” (Segal, 1957)。 例如，一个精神病院的病人声称他不能拉小提琴，因为他拒绝在公众面前手淫。西格尔分析说，在这里，自体的部分（阴茎）投射进入了客体（小提琴），这便是符号等式。 西格尔认为，正是投射性认同产生了符号等式。
1964年，西格尔进一步澄清了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她写到：“在投射性认同中，自体的部分和内在客体被分裂开并且投射进入外在客体，接着变成了被投射部分所占有，控制和认同投射部分。”
她认为投射性认同有多重的目的：避免分离，获得对坏客体的控制，投射自体的坏部分，或者保存自体的好部分等。
她同样认为投射性认同是非常早期的防御，在偏执妄想态时开始，她说“在偏执妄想态时第一次建立起的和乳房的关系时，投射性认同就开始了，但是在母亲被察觉为一个完整的客体后它得到了维持和深化，而投射性认同进入了母亲的整个身体。”
西格尔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5岁的女孩整个分析就快要结束了。在一次会面中，孩子开始在地板上涂胶水，西格尔认为这是对分离的防御。接着孩子把胶水称为“病”，因为孩子成天幻想着自己怀孕，西格尔解释说，所谓“病”就是孩子想要进入自己的身体并破坏自己的小宝宝的欲望。后来孩子带来了一朵花，她把这朵花称为洋地黄（foxglove）,而这朵花在孩子心中变成了狐狸（fox），“他们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溜进来。他们有大大的嘴巴和牙齿，吃掉小鸡和鸡蛋。” (Segal, 1964,p. 28)而且，狐狸和胶水一样也是“滑滑的”，西格尔认为这象征着父亲具有毁灭性的阴茎。
第二天这个小女孩很怕进入房间和打开玩具箱。西格尔的分析是，“包含了投射性认同的幻想对她来说是非常真实的。在她画了滑滑的狐狸后的那天，游戏室和玩具箱代表着我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个装着危险动物的地方。” (Segal,1964,p. 29)
此后不久，西格尔就变成了她梦中的危险动物， 和狐狸一样带着“眼镜（spectacles）”，有“同样的大嘴。”西格尔认为这里的投射性认同是典型的处理分离的防御，是一种控制客体的方式。
西格尔对投射性认同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她明确了投射性认同这种机制的使用对言语的形成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她的假说得到确证的话，投射性认同对认知功能的损害以及如何处理这种认知缺损就是治疗师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点的确影响到了临床技术的变更，特别是肯伯格的技术。
瑟勒斯（Harold Searles）
瑟勒斯（Harold Searles）早在60年代就对治疗中治疗师如何接受患者的投射性认同作出了描述，他建议治疗师不要强烈地防御、反对来自患者的情感(Searles ，1963)，他认为，患者通过和治疗师的认同来发展自我强度（ego-strengths），治疗师需要能够忍受、整合来自患者的体验。
在和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中，患者的妄想性移情会让治疗师感到深深被卷入，参与到患者的内心世界中，这个治疗的共生阶段很难用言语来表达，这时候重要的是在治疗师认识到这种深刻的参与感来自于患者对他的需要。所以在治疗的某个退行阶段，治疗师要允许自己感受到患者的感受，或者说在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接受患者的投射。这种“感受-参与”（feeling-participation）不是说治疗师完全变得像患者一样，因为除了接受投射以外，治疗师还要对投射进行处理，把它整合到人格中去，让这种被整合的体验供患者再次内化时使用。
在1975年，瑟勒斯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作为分析师的治疗师的患者》，从题目就可知道内容的前卫性，在文中，他谈到在处理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随着治疗师逐渐能够让自己对患者的投射性认同开放，治疗师自身的人格得到了成长。
格林贝格(L. Grinberg)
格林贝格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性反认同”(Grinberg 1962，1979)。
有一个临床案例可以说明这个概念。有位患者来做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这位患者有一段时间静静地躺着，一言不发。这时候的感觉她联想起有一次参加口试，又想起在她新婚之夜，丈夫告诉她，她看起来就像一尊雕像。治疗师对此的初步解释是，她保持静态（still）是为了避免处女膜破裂。这时候，格林贝格感觉到自己就像在分析一具僵尸，他感觉到“她正试图把死亡强加给我。” 然后，格林贝格对患者解释说，她正试图表达有关她的死亡的某些东西。患者接着告诉分析师，当她六岁的时候，她妈妈得了癌症，生命垂危，她看见了妈妈在准备自杀。但是当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并告诉其他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此，格林贝格说, "这种机制的过度使用引起了分析师的特别的反应，分析师无意识地、被动地被导向扮演患者传递给他的那类角色。对这种特别的反应，我建议使用‘投射性反认同’（projective counter-identification）这个术语。”
投射性反认同也就是指在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治疗师体验到自己完全就像患者的投射性认同所描绘的，他感觉到自己不能够让自己不成为患者无意识中想要让它成为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治疗师认同了患者投射出来的客体表象或自体表象。
格林贝格如同其他客体关系学派的理论家一样，提醒分析师不要反抗这些感受的投射，因为治疗的任务之一就是接受这些感受。
Malin and Grotstein
Malin and Grotstein (1966) 对投射性认同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投射性认同有三个基本成份：第一，投射，第二，把投射出去的自体和外在客体创造成一个融合体，第三，再内化（re-internalization）。他们也认为，治疗便是通过投射性认同的过程，调整了患者的内在客体。而解释的作用就在于让患者观察到他的投射是如何被分析师接收到的和反映的。
不难看出，其实他们的定义实际上是广泛流传的Ogden的定义的前体，而且他们主要用投射性认同作为主要的视角来观察治疗过程的提法也是现在很多分析师的取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籍籍无名？
兰斯（Robert Langs）
1970年代，Robert Langs也强调了投射性认同的重要性，并提出使用投射性认同来认识治疗过程。他认为不应该再把分析师看作是一个空屏，而应该把分析师看作是对患者病理内容的容纳者（container），分析师完全是积极参与到分析互动中。理解了这一点，分析师就能更好的理解自己对患者移情和非移情材料的反应，也更加有利于促进分析师的自我分析，改正分析中的错误。对兰斯来说，投射性认同是研究互动的基本单位。(Langs,1975, 1976)他的观点得到了Kernberg 和 Nadelson 的呼应。（Kernberg, 1968, 1976 ;Nadelson, 1976)
1980年，对精神分析的认同理论的概念研究颇有心得的研究家Meissner（1980）提出建议，废除投射性认同这个术语，或者至少应该严格限制这个术语的使用，他认为投射性认同的比较严格的定义是：“把自体的成份投射到客体里，并且体验到这些自体成份。这种（机制的）使用出现在自体-客体分化丧失的情况下，并且意味着这个过程在本质上是精神病性的。”
奥格登（T. H. Ogden）
奥格登认为，投射性认同虽然来自克莱因学派，但是他觉得这个概念和死本能、妒忌、与生俱来的攻击性这些克莱因学派的基础理论没什么关系。
从心理发生学上来说，他总结很多人的观点，提出投射性认同发生在婴儿试图感知、组织、管理他的内在和外在体验并且与环境进行沟通的时候。在此时婴儿接受到大量的、复杂的、混乱的、让人恐惧的刺激。如果他有一个“恰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 (Winnicott, 1952), 婴儿就可以学会组织自己的体验。
在此组织过程中，婴儿应用分裂（splitting）这种方式把好的体验和坏的体验分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心理组织模型。这种假设似乎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是被得到广泛承认的。早在弗洛伊德本人论述分裂这个防御机制的时候，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Freud, 1920，Jacobson, 1964，Kernberg, 1976)
但是接着上面的假设，奥格登等人提出，为了巩固、丰富这个最基本的早期心理组织，婴儿使用了投射性幻想和内投性幻想 ( introjective fantasies )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又进一步促进分裂。
这个心理过程发生在母婴两分体（mother-infant dyad）时期，对这个时期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奥格登自己的看法是这个时间没有一个固定的时段。
但是对这个时期的关系的描述，大家还是比较一致。
如Spitz 把这种母婴关系描述为“准心理感应”（quasi-telepathic），这时候的婴儿更多是完全接受感受，而不是察觉个人感受。母亲的感受被孩子接受，并且铸造了孩子的情感模式。母子间的沟通是一种共感模式（con-esthetic mode of communication）（Spitz，1965)。
而Winnicott的观察也差不多，他说在这种关系中，母亲变得高度敏感，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但是也只有这样，她才能够进入婴儿的内心空间，理解婴儿的需要(Winnicott, 1956).
在如上的心理发育背景下，婴儿开始使用投射性认同，既作为一种防御方式，又作为一种沟通方法。投射性认同帮助婴儿把好的体验和坏的体验分隔开，从而保证了自体的安全。
所以不难看出，其实投射性认同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寄存在别人那里，这样，寄存的这些东西仍然属于我们，同时通过不断去查看这些寄存物，我们有可以保持和他人（寄存者）的沟通。
从沟通这个方面来看，通过投射性认同，婴儿能够感受到他正在感受着，婴儿无法通过言语告诉母亲他的感受，但是通过投射性认同，他在母亲心里诱发了出和他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投射性认同看作是一个信使，它告诉母亲，孩子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反复投射性认同让婴儿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客体关系模式。婴儿和一个仅仅是部分和自己分离的客体进行互动。投射性认同形成的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客体关系。
所以投射性认同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它必然会引起心理结构的进一步改变。正如我们在下文中的案例中看到的一样。
奥格登认为，在讨论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投射性认同确实是涉及到两个人的，一个投射者（projector），一个接受者（recipient）。
这两个人投射性认同的互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Ogden, 1974, 1976, 1979, 1982）
第一阶段——
投射者一开始感觉到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内在的，他会觉得自己内心的某些部分可能会被自己的自体摧毁，或者这些部分可能会伤害到他的自体，为了安全起见，他采用投射这种防御机制，把他内心的这些部分放到其他人那里。投射性认同的核心特质就是在幻想中把自己的一部分放到别人身上，并从自己这边去控制投射出去的那个部分。
第二阶段——
接受者会感觉到投射者传递过来的压力，产生相应的感觉，并会根据投射者的投射幻想采取相应的行动。比如说，一个患者谴责一位有一定经验的治疗师不具备治疗师基本的素质，对他没有关心和理解，治疗没有一点效果，治疗师这时候变得很愤怒，开始向患者摆事实、讲道理、并且用野蛮分析的方式谴责患者“有阻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患者把内心的迫害性客体首先通过第一阶段投射到治疗师身上，治疗师体验到了威胁和压力，治疗师体验到的愤怒正是患者投射出来的感觉，然后治疗师通过说教这种行为会回应了患者的投射，这时候治疗师开始真的变得像一个坏客体了，他真的没有倾听、关心、理解患者，而只关心向患者证明，“治疗是有效的，我没做错什么，都是你的阻抗惹的祸！”
奥格登认为，没有投射者和接受者的互动，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就不可能完成，所以他把投射性认同的第一，第二阶段称为诱导期（induction phase）。
第三阶段——
在这个阶段接受者体验到自己有一部分变得像投射者的投射性幻想，但是接受者同时以一个和投射者不同的人的身份来体验、修正这些投射过来的情感和观念，接受者的感受可能是和投射者接近的，但是这些感受不完全等同于投射者的感受，也就是说，这些感觉不是被植入的感受。虽然接受者的感受是在投射者的压力下被诱导出的，但是接受者自己是这些感受的主人。这些感觉已经属于另外一套人格系统，具有了接受者本人的人格特点。接受者用自己的防御机制、心理过程来处理、代谢、容纳这些被诱发出的感受。(Langs, 1976, Bion, 1959a)。
也就是说，在接受者处理投射过来的感受的过程中，如果接受者处理这些感受的方式和投射者不同，那那就会有一些新的感受产生，这些新感受既包括了原来投射过来的情绪、想法、表象，也包括了接受者自身的感受，在治疗中，如果这些新产生的感受对自体和客体以及表象都不具有威胁性的话，就可以说治疗师对投射过来的感受得处理比较成功(Little, 1966)。当然，这些新感受中有时候还包括了接受者（治疗师）自身的病理性成分。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投射性认同的第三阶段，首先，投射的成份通过双方的互动被“消化”。然后，消化了的投射成份被投射者内化，这种内化过程的成熟程度决定于投射者使用的认同形成的成熟度。
投射者认同了接受者后，就有可能进一步用新的方式来处理以前投射出去的内容，很多人认为，这种过程也许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认同、再次内化的过程可能是更加病理性的。
有关投射性认同的投射者认同接受者这一点，恰恰是奥格登认为治疗起效的原理，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
J先生进行了大约一年的精神分析，他总是不断对分析提出疑问，认为分析的过程也许是在浪费时间。在付治疗费的时候，总是拖拖拉拉，让分析师怀疑他是否会脱落，并且不付治疗费。而且，由于很多次对他的治疗都要延长时间，分析师想到了他的同事只做50分钟的治疗，但是收费却和他55分钟的治疗一模一样。结果有一次会面的时候，分析师想让这次会面的时间缩短，而让患者在治疗室外等了几分钟。
其实这时候投射性认同已经开始，可是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治疗关系中发生了什么。
逐渐分析师发现，他之所以很难准时结束治疗是因为分析师自己有很多的内疚感，因为他觉得自己给患者的治疗不值那么多钱。正是这种内疚感让分析师很难坚持分析的基本设置。分析师逐渐明白，原来他心里认为如果叫患者为他没有价值的工作付钱，这是一种贪婪的欲望，为了抵御这种所谓的贪婪的欲望，他就慷慨地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这位患者，从而避免了任何人谴责分析师是贪婪的。
领悟到这一点后，分析师能够开始更加明智地工作，回顾J先生的心理发育历史。
他发现J先生的父亲在他15个月的时候，抛弃了他和他的母亲。患者的母亲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字里行间给J传递的观念是，正是由于J的出生，J对母亲的时间、精力、情感的贪婪的欲望，造成了父亲抛弃母子俩。而J需要强烈地否认自己的感受，让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有贪婪的需要。他不能告诉分析师他需要增加会面时间，因为这是贪婪的，而这种贪婪可能会受到父亲的抛弃，和母亲的攻击。这时候，由于转移（transference）的作用,分析师代表了父亲和母亲。所以，他采用了相反的方式，通过谴责分析师完全没有吸引力和分析工作没有价值来对抗自己内心对分析的渴望。
在分析师这边，也造成了分析师对自己贪欲的厌恶和否认。这时候，分析师对这些投射过来的感受的处理的第一步是意识到、并且定位这些内疚的感受。接着，分析师试图理解自己内心贪婪的欲望和随之而来的内疚感，而不采用患者使用的防御如否认、掩饰、投射等。这个处理、修正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分析师领悟到他自己是可以具有贪婪的欲望和内疚的感受的，而没有必要让这些欲望和感受摧毁自己。影响分析工作进行下去的不是分析师内心出现了贪婪的欲望和内疚的感受，而是分析师试图否认这些欲望和感受，并通过很多防御性活动来推卸这些感受和欲望。
当分析师能够容纳自己的这些欲望和感受之后，他能够更好的处理治疗设置的问题的。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再隐藏自己为自己的工作得到钱财时的喜悦的心情。一段时间后，患者按时给了分析师一张支票，分析师轻声地笑，并且表达自己对此感到高兴。在此过程中，分析师自己对贪欲、自我兴趣、自我价值的整合被患者内化。
虽然分析师没有直接的解释患者对贪婪的恐惧和他使用的投射性认同的防御机制。但是通过分析师这个投射接受者的自身整合，患者能够通过再次内化分析师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奥格登认为，投射性认同的功能在于4个方面： (1)作为一种防御，能够让人们远离自体的不想要的或者是有危险的部分。同时通过幻想让自体的某些部分存活在另一个人那里。（2）投射性认同是一种交流模式，投射者通过这种交流模式，让另外一个人体验到压力，体验到和投射者类似的情感，从而接受者能够理解投射者的内心情感。（3）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原始的客体关系形式，一种客体联系的类型，其中投射者体验到接受投射者是一个独立的程度能够达到容纳自我的某些部分的客体，而这个投射的客体的未分化的程度有能够达到维持投射者的幻想发现，让投射者能够幻想着彼此能够分享投射出的情感。（4）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心理改变的通路。通过投射性认同一个人的情感能够被另外一个人体验到，然后，投射者认同接受者对投射出的情感的处理方式。(Odgen,1974)
同时，奥格登的投射性认同的定义主要特点在于把投射性认同分作三个阶段：（1）投射者在幻想中把他自己的一个部分去除，并用一种控制的方式把这个部分放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2）通过人际互动，投射者尽力地对被投射者施加压力，从而投射者自己体验到了伴随着投射的情感；（3）接受投射者接受了投射，并且对投射进行修正，而投射者又把这些修正了的东西再次内化。
由于这三个阶段的存在也说明了投射性认同过程中的投射过程和单一使用的投射的还是有不同的，投射性认同中的投射阶段是通过外化和内化（externaliz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的过程侵入了真实的外在客体，它是一种双人现象，而投射则是一种单人现象。在投射中被投射的成分往往是在客体表象和自体表象间发生转移，但是投射性认同的投射阶段的时候，被投射的成分除了在客体表象和自体表象间发生转移外，往往会在客体和自体间发生迁移。单一的投射时，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这家伙真不可理喻。”他和把自己和对方分得很清楚。但是投射性认同者的感觉却往往是，“他太差了，就像我一样。”他觉得自己和客体是很接近的。这也验证了一点，就是投射性认同的投射者往往能够保持和接受者的共情。
迈斯讷（W. W. Meissner）
投射性认同虽然被客体关系学派奉若神明，但是对这个概念也一直有争议。
迈斯讷即是一个争议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应该废除投射性认同这个术语，有七点理由：(Meissner，1980)
第一，投射性认同本来的含义是指幻想排除自体的某些部分，并把它们侵入到他人。早期克莱因学派的学者们根本就没有提到投射性认同包含了现实的心理过程，也没有把这个过程和元心理学联系起来。
第二，投射性认同本来的含义是指一种精神病性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包含了对自体某些部分的排除，包含了通过控制客体体验到丧失的自体部分，所以客体会变得和自体认同，这是通过内投的认同 (identification by introjection)。这些过程至少有一部分意味着自我界限的丧失(loss of ego boundaries),自体凝聚力的丧失（ loss of self-cohesion）, 自体和客体表象的失分化（de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object representations,）以及自体-客体分化的丧失。
第三，和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相关的内化过程更多是合并（incorporation），而不是认同(Meissner, 1971, 1972).
第四，无论是在个人内心，或者是在家庭、组织的互动中，投射性认同的原始定义及其在人际关系范畴中的扩展都没有超出投射和内投射的互动这个过程。
第五，在人们使用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倾向是把它简化成一个认知过程，通常仅仅把投射性认同简单地用来指称某人自体的体验或感知及某人对客体的关系。这种倾向没有看到我们是在说精神分析学中的内化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对内在的心理结构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对认知、体验、表象产生影响。(Meissner, 1973)
第六，在应用投射性认同的时候，有一个潜在的假设，这来源于克莱因学派的背景，这个假设关注本能冲突的本质，特别是集体最早时期对这些被本能冲突的处理。
第七，投射性认同概念的不准确造成了应用上的混乱，很多时候投射性认同是被作为一种比喻在使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比昂把投射性认同转换为容纳者/被容纳者 （container/contained） 的比喻，然后又把这个比喻扩展到所有可以用容纳/被容纳比喻的关系中。
综上所述，Meissner认为，投射性认同这个术语的概念混淆了幻想和过程，混淆了比喻和机制，从而无法对精神组织和功能的形式和水平进行区分。所以，这个术语基本上是可以放弃的。至少应该严格限制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
J. Frosch
Frosch (1983) 回顾了投射性认同的发展历史，同样提出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不够准确，他建议使用“投射性内投”（projective-introjection）这个术语。而且他认为克莱因把投射性认同归结为婴儿或精神病患者的看法不够前面，他认为使用投射性认同来描述那种自体/非自体混淆或描述精神病患者的互易感觉（transitivism）会更好些。
肯伯格（Otto Kernberg）
肯伯格的观点某些方面和克莱因的比较类似，他也认为在早期的发展中婴儿需要把原始攻击性和利比多分裂开。
他提出投射性认同的定义是“主体把不能承受的内在精神体验投射到客体，和他所投射的东西保持共情，要试图控制住客体，以产生可以持续防御不可忍受的体验的效果，而且，潜意识中和客体保持现实的互动，导致客体能够体验到所投射到他那里的体验。” （Kernberg，1987）
肯伯格在研究边缘性人格组织时，把投射性认同、分裂、原始理想化、否认、全能化等量齐观。（Kernberg，1967)他认为投射性认同是边缘性人格组织的患者的原始性防御之一，这些患者有强烈需要通过投射，外化所有坏的、攻击性的自体、客体意象，以便保护由好的、利比多灌注的意象组成的自我核心。 他认为，正是这些患者强烈的投射性需要和普遍存在的自我的虚弱，让他们在投射攻击性的时候自我的边界变得模糊。但是这些患者和精神病患者比较起来还是能够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他们仍然能够识别客体，并且和客体保持共情。他们害怕客体的攻击性，所以攻击客体的目的在于控制攻击性。（Kernberg，1975)
和奥格登一样，肯伯格也认为，区分投射和投射性认同是比较重要的。他认为投射是比较成熟的防御机制，投射的组成成分中，首先是对不可忍受的体验的压抑（depression）,然后是把这些体验投射到客体，最后为了达到防御的效果，把自己和客体疏远，分离。他认为投射是功能比较高的。投射在神经症性人格组织中经常可以见到。边缘性人格组织的人可以同时使用投射和投射性认同，但是投射性认同往往是他们主要的防御机制。精神病性人格组织的人，投射性认同是主要的、占优势的防御机制。
但是肯伯格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投射性认同就是精神病性的防御机制，以投射性认同为基础的客体关系就是精神病性的。只有在客体关系中出现和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的混淆，自我和他人之间缺乏区分的时候，才能用到“精神病性”这个词。而投射性认同的基础不一定就是自体和客体的混淆，虽然投射性认同会让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的现实检验能力降低，但是投射性认同的结果不见得就是会引起自体和客体表象的失分化。
根据他的临床观察，精神病患者中，投射性认同结构基础是自体和客体表象的界限的丧失，伴随着现实检验能力的消失。而边缘性人格组织中，自体和客体表象的界限变得模糊，分化降低，但是现实检验能力还是存在的。所以对边缘性人格组织的人可以通过治疗技术来处理他们的投射性认同，从而增强他们的现实检验能力和患者的自我。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投射性认同是相对不重要的，（除非是出现严重的、临时性的退行）。
从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肯伯格认为，人类的心理发展中，首先出现的是投射性认同，其自我（ego）结构基础是分裂（splitting）或者说原始性分离(primitive dissociation），然后进化到投射，其自我结构的基础是压抑（repression）。所以自我的核心防御是分裂还是压抑决定了所使用的防御机制究竟是投射性认同为主，还是投射为主。
在心理发展中，投射性认同进行操作，有两个前提条件：1必须具备符号化（symbolization）能力；2必须能够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区别。而这两个能力是在15个月的时候才达到的 (Stern, 1985).
而在发展过程中，投射必须建立在自体和客体有明确区分，主体具有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投射可以看作更加“健康”的投射性认同，使投射性认同比较适应的结果。
在临床中，肯伯格认为，投射性认同经常以非言语的形式表达，而投射相反。
肯伯格举了三个案例不同人格组织的案例来说明他的理论——
案例一（神经症性人格组织）
一位女患者，20多岁，具有癔症型人格。一直和丈夫做爱的时候没有高潮，总在幻想着和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男人有浪漫的亲密接触。她告诉肯伯格，她觉得他特别性感，又补充说，事实上她觉得肯伯格特别“淫荡”（lecherous），并且她试图唤起自己对肯伯格的性欲，从而让自己得到性满足。
患者说，她听说肯伯格来自拉丁美洲国家，写过文章论述色情性恋爱关系。她认为肯伯格对工作单位的女人有特别的诱惑力。她觉得在治疗会面中肯伯格看她的眼神很特殊，认为肯伯格在幻想着她躺在躺椅上的衣服下面的裸体是什么样的。这让她感觉害怕。肯伯格对此的解释是，患者害怕自己对治疗师公开表达这些幻想后会被治疗师抛弃。
但是实际上，患者的态度没有诱惑性，相反，她的行为是刻板的、克制的、不性感的。肯伯格觉得自己对她的反应和幻想没有可意识到的色情的成分，所以做出结论，患者是把自己压抑的性幻想归结到了治疗师身上。
肯伯格说，这个片段就说明了神经症性移情中投射的特质，在投射中治疗师的反移情很少被激活。
一年分析以后，患者有了明显的改变。患者开始讨厌老年男人对年轻女人的性欲，发现这些老年的、淫荡的男人都有父亲的特质，而她只能对不存在的男人有性幻想，同时她又害怕对这些她认为不存在但是隐蔽存在的男人产生性兴奋。
患者意识到了她其实一直在防御着对肯伯格产生性兴奋，这一点领悟，让她的压抑和投射减少。她能够直接表达对治疗师的性幻想，幻想着和治疗师一起到巴黎进行一次秘密的旅行。
这时候，肯伯格发现，“我对患者的这些幻想出现了色情性的反应，其中包括了我幻想着，作为回应我会很乐意享受和她的性关系，这标志着我打破了所有传统的藩篱。”他对自己的互补性反移情的分析是，认为自己其实扮演了一个幻想的、诱惑性的俄狄浦斯期的父亲。
在治疗的此刻，既没有投射也没有投射性认同。患者的性冲动是自我和谐的，她能够接受自己的性欲，没有投射到治疗师身上，也没有试图要控制治疗师。
然后，患者开始变得愤怒，因为治疗师对她的性欲缺乏反应。她感觉到被治疗师戏弄和侮辱，而治疗中对她的愤怒的探索，也被患者体验为嘲弄性的、诱惑性的，就像一个抛弃子女的父亲。
肯伯格认为，在这个神经症性人格组织的患者的防御中，主要的防御是压抑和投射，还有理智化，反向形成和否认，投射性认同很少。
案例2（边缘性人格组织）
一个将近30岁的女人，因为自恋性人格障碍就诊，她有明显的边缘性人格组织的特点，同时伴有抑郁障碍，自杀、住院多次。找肯伯格进行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每周三次。
她的外表很有吸引力，但是医院工作人员认为她冷漠，高傲，拒人千里之外。她和男性的关系比较混乱，一方面，她会崇拜的某些不存在的男人，为此意乱情迷，另外一方面，任何男人表达出对她的兴趣，她又断然拒绝。她认为自己有着“自由的灵魂”，不存在性压抑。经常公开表达自己的性欲，和几个男子保持情人—豢养关系。
患者的母亲是个控制欲强、支配性的女人，出生贫贱，她从很早开始就利用自己的美丽的女儿来满足自己。患者说，她的母亲对她的内心不感兴趣，除非女儿表现得像母亲。
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风流倜傥，魅力无穷，在患者青春期的时候突然病故。由于他常年忙于工作，对患者来说，他好像不存在一样。
患者要求肯伯格做自己的医生，主要是因为肯伯格是医院的主任。但是当肯伯格做了他的心理治疗师后，她很快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需要继续做心理治疗，因为她觉得肯伯格所在的“小镇子”破坏了她做治疗的欲望，她觉得那个小城丑陋不堪，土里土气，缺乏刺激，天气恶劣。她描述旧金山和纽约的生活如何激动人心，“是这个国家的仅有的两座有生气的城市。”并问肯伯格会不会为自己呆在如此的小城市而为自己的职业担心。
在正式分析的第一次的访谈中，她的穿着很优雅。她说起一个以前的朋友，现在是旧金山的一个著名的律师，邀请她和他同居，她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情。接着说到她现在的男友床上功夫很差，她已经决定要甩掉他。她说男友人很好，但是太普通，没有深度，不够文雅，缺乏性技巧，衣着没有品味。
接着说到，在她找肯伯格一次以后，她母亲曾经问她，是否找一个年轻一些，更有活力的治疗师就不会对她更有帮助。肯伯格对她母亲的印象是：友好的，但是苍白无力，给人不可靠感。
这时候肯伯格问患者对母亲的建议的看法。她说母亲是个有些问题的人，但是同时也很聪明，有理解力。
她接着充满歉意地笑，说她不想伤害肯伯格的感情，但是她认为肯伯格的穿着实在有些土气，认为肯伯格缺乏她喜欢的男人的沉稳和冷静。虽然肯伯格很友好，但是缺乏思想的深度。同时她又担心肯伯格是否能承受她的直率。
她继续说到旧金山的约会，她正在考虑有没有可能让男朋友从旧金山飞过来和她见面，而且让男朋友在这里的短期居住变得具有“文化人类学”的特点，即，对这个小镇的文化研究。
患者在说的时候，肯伯格的感觉是自己没什么用，很沮丧。
他想起患者在来做治疗前的很多治疗师，这些治疗师给肯伯格传达的共同的感觉就是这位患者无法建立起治疗关系。
肯伯格说，“我现在觉得她可能无法和我保持治疗关系，这是她的治疗结束的开始。”肯伯格想到了放弃治疗，他发现自己正如患者说的，无法进行准确的、有深度的思考。为自己的外观感到尴尬，开始比较理解那个被患者嘲笑床上功夫不行的男友。
直到那次会面的最后时刻，肯伯格才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又一个被贬低的男人，自己代表着她生活中的所有男人的模式，首先被理想化，然后是迅速地被贬低。
肯伯格想起了以前患者因为他不接诊而感到的焦虑，患者那时候认为肯伯格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她的治疗师。并且在治疗一开始的时候，患者曾经怀疑过肯伯格只不过想对患者进行研究，只对患者的症状感兴趣，认为肯伯格是一个搜集特殊患者，把他们当作特殊的标本研究的人，本质上对患者们有贬损的态度。
肯伯格这个时候能够肯定，患者对他的贬低是复仇的举动，她过去已经确定，治疗师是有特权的，是会贬低她的，现在的举动是对过去的客体的感觉的一种回应。而肯伯格也的确出现了患者所描述的那些感觉。而在患者的态度中，也看得到她母亲对她那种嘲笑的态度，尤其是在她为自己选择男人时。
那次会面在肯伯格能够完全理清自己的思绪之前就结束了，他觉得自己给患者留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沮丧不已。
接下来的一次会面谈话主题仍然集中在要见旧金山的男友，甩掉现任男友，和对“小镇”的贬低。
肯伯格开始意识到，患者正在试图激发他对自己生活的小镇的矛盾情感。他说，“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小镇对我来说也意味着移情；小镇和我也代表着她投射到我身上的她自己的被贬低的自我形象，而她自己在认同傲慢无礼、高高在上的他妈妈。”
肯伯格认为，患者现在有可能正在扮演她的宏大自体（grandiose self）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认同她的母亲，而把自己被贬低的那个部分投射到治疗师身上，她服从了母亲的要求，破坏自己要和一个关心自己的男人共同生活的愿望。
肯伯格想起在前一次治疗中，患者曾经表达过担心肯伯格不让她离开做治疗的小镇，因为肯伯格自己的愿望是保留住这个有趣的病人。而肯伯格曾经解释过，她认为治疗师的行为和她妈妈一样，这个解释患者是接受的。
所以，肯伯格这时候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患者眼中看到的治疗师的形象是笨头笨脑，粗手粗脚，没有吸引力，“困”在一个丑陋的小镇，这个形象恰恰是患者在受到母亲的挑剔和攻击的时候，特别是母亲不同意自己对男人的选择的时候，感觉到的自己的形象。患者对治疗师的态度表面上是友好的，但是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感，和她从母亲那里体验到的贬损感。
在治疗关系中，这种母—女关系被激活后，患者害怕治疗师被完全地摧毁，而不得不离开治疗所在的城镇，从而避免因为摧毁了一个有价值的治疗师带来痛苦的失望和孤独感。
患者对解释的回应是，她能够认识到治疗师所描述的过程，在上次会面后，她感觉到很沮丧，但是现在觉得好多了。然后问肯伯格，是否能够帮助她把她和旧金山的男人的约会变得很成功，她担心旧金山的男友会因为她待在这么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地方而轻视她。
这时候，患者和肯伯格的关系立即变成了依赖性的关系，而缺乏任何的过渡形式。而把自己认同母亲得到的那个傲慢的、蔑视别人的部分投射到了旧金山的男人的身上。
肯伯格认为，这个案例说明了典型的投射性认同的过程，还包括了投射。其中重要的特点是投射出来的部分主要是自体表象，治疗师的反应主要是互补性认同，也就是 格林贝格所说的投射性反认同（projective counteridentification）（Grinberg，1979)
案例3（精神病性人格组织）
患者，40多岁，商人，有偏执型人格，在酒精的影响下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精神病性发作而短期住院，在酒精中毒的时候他的分离性的同性恋欲望也变得比较自我和谐（ego-syntonic ）
社会功能和工作能力严重受损。很多情景下的冲动性的攻击行为威胁到了他的工作和社交。同时也表现出对异性性伴侣的强烈的性压抑，经常出现性无能，对性亲密关系和一般人际关系变现出怀疑、不信任的态度。
患者在家里面排行老大，父亲是药剂师，对子女们要求很高，经常因为子女们的小过错而严厉惩罚。母亲完全顺从父亲。虽然她表现出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遭到父亲暴怒袭击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孩子们。她很害羞，有些畏畏缩缩，经常让她独身的姐姐们来照料自己的孩子，母亲的这几个姐姐和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就像家里面的女仆，还经常像父亲的侦察兵一样通风报信，对待孩子们态度也很严厉。
家里面对性的态度像清教徒一般严厉。
患者觉得弟弟们都能够逃脱可怕的家庭气氛，而自己作为老大，却无法摆脱他父亲持续的控制。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去做了农业设备的生意。因为他严重的人格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做到中层管理人员以上的位置，虽然他具备的能力远不止此。
在移情中，患者的分裂是很明显的，他把肯伯格一会看作是一个施虐的父亲，一会儿看作是完美男人的典范，后者的移情中带有明显的同性恋的成分。
头两年的治疗中，治疗师主要在解释分裂的父亲两个部分在治疗师身上的重现，患者一方面认同母亲，对一个理想的、慈爱的父亲保持性的顺从，同时对施虐性的父亲有很多愤怒。
患者能够逐步地忍受自己对父亲的矛盾态度，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谋杀父亲的愿望。
在治疗的第三年，出现了以下这个插曲。
患者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位女士恰好在肯伯格工作的精神病学研究所工作。
一开始的时候，患者很害怕和这样优秀的女性来往。
在他以往的人际关系中，他只有在和妓女的关系中，和几个女性保持疏远的，没有性关系的朋友关系中感觉安全。
只要和他觉得不错的女人的关系一有进展，他就会结束这段关系，因为他会立即怀疑对方不怀好意，担心自己会性无能。
有几次，患者会幻想肯伯格对他和研究所的女性交往而感觉不快。他怀疑肯伯格会警告对方，并且干扰他们的关系的发展。
肯伯格对这种幻想的解释是认为这是一种俄狄浦斯的幻想，认为肯伯格拥有精神病学领域的所有的女人，而患者对这些女人的性欲是受到作为父亲的肯伯格的禁止的，而且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
肯伯格也提到，患者担心在性生活中的阳萎是好像要满足父亲的愿望。
几天之后，患者再次来做治疗，怒气冲冲。
他说他想狠狠地给肯伯格的脸上揍上几拳。他坐下来，离肯伯格远远的，要求肯伯格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肯伯格问他需要解释什么，患者变得更加愤怒，说他在“玩弄无辜者”。这样的冲突持续了一会，肯伯格开始害怕患者会打自己，而患者终于解释说，他和那位女士度过了一个晚上。当他问那位女士是否认识肯伯格的时候，发现那位女士的确认识肯伯格。接着患者开始逼迫那位女士说出一些肯伯格的信息。这时，那位女士变得沉默，并且“讽刺”地问他，是否是肯伯格的病人。接着患者就一直和那位女士质对，看她是否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肯伯格的病人。而那位女士更加疏远患者，并离开了患者，建议他们俩的关系应该“冷一冷”。
而患者现在开始谴责肯伯格，他认为肯伯格打了电话给那个女士，告诉那位女士患者的所有问题，并且警告那位女士提防患者，最终造成了他们的分手。
肯伯格这时候再次努力要深化以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可是这一次让患者更加愤怒。
他谴责肯伯格不够诚实，误用解释来掩盖事实，想把和那位女士分手的责任归结给患者。他坚持要求肯伯格承认是肯伯格阻止那位女士和他建立关系。
患者如此愤怒，让肯伯格担心是否会遭到身体攻击。肯伯格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中：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患者所说的，自己都有可能受到攻击。其实在治疗的早期，肯伯格就怀疑过患者的偏执狂特质是否适合做分析性心理治疗。
他这时候深吸了一口气，告诉患者自己感觉到无法进行自由的交谈，因为不能确定患者是否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不发泄出来。他问患者是否能够保证，无论自己的愤怒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不付诸行动，伤害肯伯格或者破坏其物品。患者好像对这个问题有些吃惊并问肯伯格是否害怕他。肯伯格说自己确实害怕遭到他的身体攻击，并告诉患者在这种条件下自己无法工作。患者要能够对肯伯格保证治疗的继续的条件是只有口头交流而不是躯体行动，否则无法继续治疗下去。
患者微笑，告诉肯伯格他没有必要害怕，他只是希望肯伯格能够诚实。肯伯格说，如果自己诚实地告诉患者事实，他可能对肯伯格会很愤怒，并问患者能否保证自己能够控制住愤怒？患者说能。
接着肯伯格说，虽然自己认识那位女士，但是在整个和患者治疗的期间都没有和那位女士说过话，并且他的断言是一种幻想，需要进行分析。患者再次变得愤怒起来，但是治疗师不再害怕他了。
患者详细地陈述自己推断的依据，肯伯格打断了他，说他绝对确定肯伯格阻止和那位女士和他的关系、他现在很痛苦的是不得不决定肯伯格是否对他在撒谎或者是否肯伯格和他一样确定患者是错的，所以他们双方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他们必须决定两人中的一个人是意识到了现实的，而另外一个没有。患者这时候显得放松了一些，说他相信肯伯格没有撒谎，他说突然之间他觉得这整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了，他因为肯伯格对他害怕感到高兴并且对他坦白了这么多。
很长一段的沉默，这期间肯伯格开始理清自己的情绪。他发现自己有放松的感觉，因为患者不再攻击他，同时也有羞耻感，因为自己表现出了恐惧，同时还有愤怒，因为感觉到患者很享受自己的施虐行为。
肯伯格接着向患者解释，他们刚才发生的关系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就是和患者父亲的关系，也就是说，上演了他施虐性的父亲和他自己的关系，其中肯伯格扮演了受惊的、不知所措的孩子，而患者扮演了他自己暴怒的父亲，同时偷偷地享受威胁自己儿子的快乐。
同时，肯伯格的恐惧减轻了患者自身的被父亲威胁时的羞辱感。对患者来说，表达对治疗师的愤怒而不伤害治疗师是安全的，这让他能够忍受自己对易怒的、冷酷的父亲的认同。
患者说，也许是他逼问的姿态吓跑了那个女人，也许是因为他对那女人的态度让那个女人离开他的。
上述的案例说明了在精神病层面上使用的投射性认同。一开始患者混着用的是投射，把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肯伯格，这并没有引起肯伯格的共鸣。
接着，为了让肯伯格“招供”，他使用了投射性认同，在治疗关系中激活了和父亲的关系。由于患者缺乏现实检验能力，所以一开始的解释是无效的。
对这个案例的技术上，肯伯格认为，当时的情况下，需要暂时放弃中立技术，建立起让治疗继续下去的条件，即限制患者的行为。
只有当建立起明确的现实界限之后，才有可能对投射性认同进行解释和分析。对这个患者的移情中的严重退行的处理的第一步是澄清矛盾的现实性，促进它能够忍受其内在精神体验的“精神病性内核”（psychotic nucleus）。建立起现实的界限的同时也建立起分析师的反移情反应的内在自由。
肯伯格认为，这种技术操作和反移情的付诸行动是不同的。
关于投射性认同的临床运用。肯伯格的看法是，对某些现实检验功能完好的患者来说，投射性认同是应该进行解释的。解释的前提是治疗师能够判断投射过来的自体和客体表象的性质，也就是说，治疗师知道被投射的表象的性质，患者不能忍受这些内在体验的原因，以及投射性认同在双方扮演的角色。在处理投射性认同中治疗师灵活应用技术以及修通自己的反移情反应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边缘型人格组织的患者具有明显的自恋和偏执特点，在移情中出现暂时的精神病性退行的时候，应该停止解释，用很细节化的方式来澄清治疗情景的现实，包括叫患者坐起来和他详细讨论导致他目前偏执状态的所有的一切。另一位精神分析师Rosenfeld也是如此认为,这时候分析师的主要功能是BION所说的“容纳”，WINNICOTT 所说的"holding" 功能. 除此之外，此时治疗时还应该为付诸行动设定限制，评定患者的现实检验能力，并且分析“相互矛盾的现实性”（mutually incompatible realities）。
分析“相互矛盾的现实性”是肯伯格特有的处理技术，包括了完全地认识到和说清楚患者当前对环境的体验，还有分析师对环境的体验，这两种体验对患者来说也许是完全矛盾的，而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现实性”提供了分析这时候的情绪的内心参照系。肯伯格认为分析“相互矛盾的现实性”对于处理极端的情景特别有用，能够保持解释的中立性，启发患者意识到自己的退行性移情，并且让患者能够忍耐自己的疯狂。
其实肯伯格对投射性认同的处理是一个整合者，它的技术综合了Bion，Winnicott, Rosenfeld等人的方法，并有他自己的创新。（Rosenfeld's 1971, 1975, 1978；Kernberg, 1984；Bion,1967)
Zinner and Shapiro
Zinner and Shapiro 试图使用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来描述家庭系统中的个体动力和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他们写到 "投射性认同是自我的一种活动，其效果之一是，修正对客体的知觉，并以交互的方式改变自体的意象。这些知觉重叠的改变影响了，或者事实上控制了自体对客体的行为。所以可以说投射性认同在个体和人际心理学之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桥梁，因为我们对这个机制的认识可以让我们用发生在个体内部的个体动力冲突来理解人们之间的互动。“(Zinner and Shapiro 1972p. 523)
J. Grotstein
Grotstein提出，投射性认同的定义是，“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心理机制，在其中，自体体验到把自身或自身的一部份的位置改变到客体里去的无意识的幻想，为了探查或防御的目的。（Grotstein,1981,p.123). 他提出了正常的投射性认同，正常的投射性认同是共情和换位反省活动的一部分。
他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投射性认同的作用，内在客体是原始人格形成的脚手架，而这些脚手架是通过投射性认同形成的。
很多人都把投射性认同和投射区别对待，但是Grotstein不同意这种区别，他认为这两者是同义词，可以互换。他提到，“我们不是投射到外在世界的客体中，而是投射到我们对其的影像中。”(Grotstein,1981,p. 133)
1981年，Grotstein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分裂与投射性认同》，书中他把分裂定义为一种自我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自我辨明了自体及其客体的区别或者辨明了自体和客体的区别，而且Grotstein认为，存在着正常的和防御性的分裂。
他声称分裂是一种基本的心理机制，包括了感觉、知觉、和防御的操作。这种学说提到了分裂既是防御性的，又是非防御性的。他认为，分裂和投射性认同是同时发生，并且一同工作的。无意识幻想中被分裂的成份接着就被投射出去。
他认为原始性压抑（primal repression）与分裂是相同的，而且，他认为分裂和投射性认同是所有防御机制的公分母，比较高级的防御比如说压抑都是起源于分裂和投射性认同的。（Grotstein,1981）
Grotstein认为，Winnicott的真自体和假自体的概念是对分裂理论的一个极重大贡献。 不过，就我看来，好像荣格、霍尼都有过类似的理论假设。
其实就分裂来说，Fairbairn的贡献也不小。他认为分裂是人格形成的最原始的现象之一，儿童发展和精神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分裂的联合。对 Fairbairn来说,自我本质上是分裂的（schizoid ），因为自我是由正常的和病理的分裂组成的。正常的心理发展把这些分裂变成一个连续的单元。
很快就有人对Grotstein的学说提出了异议，Theo L. Dorpat提出, Grotstein的书中对投射性认同和分裂的阐述，都缺乏已知的、公认的基础，特别是缺乏逻辑上和实验室研究的证据。虽然有很多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支持其假说。另外，Grotstein 扩展了分裂和投射性认同的概念。（Dorpat，1983）
Dorpat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整个当代精神分析界——很多假说不但缺乏研究证据，而且逻辑上也是混乱不堪。
就分裂来说，Pruyser讨论了分裂这个词在语用学上的混乱情况，分裂既可以作为动词使用，也可以作为名词和形容词使用，造成的结果是精神分析学中术语的定义的再一次的混乱，所以 Pruyser建议取消split和splitting这样的术语，因为这两个术语造成的问题远比他们带来的益处多。这一点得到了Dorpat的支持。(Pruyser1975)
而且，还有一个支持他们的倡议的地方是，精神分析的老祖宗就弗洛伊德本人也把否认（disavowal， denial，verleugnung),看得比分裂重要，他提出实际上是在否认的基础上出现了自我的分裂。（Freud 1923,1927, 1940a, 1940b)
分析家们对待分裂这个概念的态度让人不由想起他们对待投射性认同的态度，如果分裂和投射性认同都站不住脚的话，客体关系学派存在的意义不免有些岌岌可危。更令人“恐怖”的是，现在还有人对准“客体”这个概念下手，真的有脱离主体性存在的客体吗？客体关系学派的总体假设是有那么一个纯然的、不证自明的客体的存在，但是这点假设是经不住哲学家的拷问的。
N. Gregory Hamilton
1986年，Hamilton 又提出一个新名词——正性投射性认同（Positive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正性投射性认同是指把自体好的部分投射入另一个人，同时部分地体验到这些被投射的表象是自体的部分。和正性投射性认同相联系的驱动力是力比多，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被用来分裂愤怒、嫉妒和其他情绪，但是Hamilton主要强调的是力比多和整合。
他提出，文献中把投射性认同看作是把自体“坏”的部分投射出去的看法是不够充分的，投射性认同中也有“好”的品质。他建议把投射性认同分为正性和负性两个成分。这样的划分也能让我们更容易地注意到精神病患者虽然在客体关系中存在明显的敌意，但是仍然存在建立良好客体关系的能力。
他举例说明，在正性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患者把自己的好的部分投射到治疗师身上，把治疗师看作是自己有价值的部分或者说自体客体，而在治疗师的“投射性反认同”中，治疗师发展出对这种投射的积极情感。这整个过程是创造性的、有趣的，同时也是控制性和防御的。
同时， Hamilton也提出，在使用正性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的时候，不能割裂力比多和攻击性的辩证关系。比如说，他的一个临床案例中，一个精神病患者把所有人都看作是洋娃娃，认为他们很可爱。在这种力比多的投射中，其实也有潜在的攻击性，即毁灭他人做个人类的存在。
Hamilton说，实际上，好的部分能够被投射，用来消除攻击性行为引起的内疚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正性投射性认同用来服务于攻击性驱力。同样的，对坏的部分的投射可以用于服务于让攻击冲动最小化的目的，从而保护好客体。”
故Hamilton提出精神分析师要注意，不要把伦理判断加到学术概念上，比如说，认为正性投射性认同就是好的，负性投射性认同就是坏的。或者认为爱本能就是好的，死本能就是坏的。他说，“实际上，很多人确实认为爱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恨是错误的，……虽然明显的事实是，爱和恨的相互作用对最终建立起成熟的关系是必要的。”
Michael S. Porder
Michael S. Porder 1987年对投射性认同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比较深刻的解释。他提出，投射性认同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妥协形式，其主要部分是“和攻击者的认同”或者“变被动为主动”,其中有两层移情/反移情结构。表层是常见的移情/反移情结构，即分析师作为强有力的父母，患者作为无助的孩子，更深一层的结构是，患者扮演了支配性的父母的角色，而分析师体验到了患者作为孩子体验到的情绪。
Porder提出，投射性认同是和临床现象很一致的一个术语，但是，不能把投射性认同仅仅和非常早期的婴儿心理发展联系起来。在投射性认同中，包含了很重要的移情/反移情互动模式，其中患者无意识地“与攻击者认同”，所谓攻击者，也就是患者的父母之一，而分析师体验到了作为受害者的患者的童年的感受。通常患者的这种防御模式也是其有心理障碍的父母使用的。
他根据临床观察得出结论，分析师们把投射性认同仅仅看作是一种原始的防御机制，或者认为投射性认同代表着对婴儿早年的冲突是不必要的，没有帮助的。
他说：“我把它（投射性认同）看作一种变被动为主动（turning passive into active）的方式，并且是一种妥协形式（compromise formation），是用来调整所有心理性欲发育期的父母和孩子之间过度的冲突的。”
所以，他的投射性认同的定义中更多强调了其中适应和满足超我需求的一面。他的这个定义其实比较符合防御的基本概念，即防御结构是一种妥协形式，这个概念一开始是Brenner提出，后来由Abend，Willick以及Porder本人得到发展。(Brenner,1981; Abend,1981; Willick,1983; Abend, Porder, and Willick, 1983)
Porder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的理论——
患者A女士，24岁，因为反复发作的抑郁而就诊。
在初始访谈中，分析师发现她不适合做正规的精神分析，就进行了每周四次的分析式心理治疗。进行了3年的分析式心理治疗后，改成睡在躺椅上的分析，又进行了六年的分析。
患者是非婚出生的孩子。她的母亲和一个已婚的、有躁狂-抑郁症的通科医生有婚外情，生下了她。那时候她母亲已经他40岁，离婚一次。母亲告诉孩子她是自己和前夫生下的。患者来做治疗的时候，告诉分析师，直到10岁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的真实父亲是谁。
患者在离他生父不远的一个小镇长大。这个小镇大部分住户都是蓝领阶层。患者的母亲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她接受过大学的教育，比较有知识，对天然食品、左翼政治、精英文学、古典音乐感兴趣。对她周围的文化环境嗤之以鼻。
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和女儿在一起，女儿很听话，感情丰富，聪明伶俐。母亲很容易就不高兴，感到受伤害，变得抑郁。当患者淘气的时候，母亲就会对孩子说，我受不了了，我完了一类的话。患者记得，当母亲感到抑郁的时候，她会感觉很内疚。
在床上她会手淫，很害怕母亲听到，同时又享受这种带着内疚感的快乐。
曾经有一个男的经常来看母亲，并送礼物给患者。母亲的这个男友高大、粗犷，经常带她们去野营或者钓鱼。母亲很喜欢这个男友，他们经常在母亲的卧室喝酒、嬉笑，患者经常在一旁兴奋地偷听。
患者10-11岁的时候，母亲的这个男友再次出现。这次他宣称自己是患者的父亲。患者和母亲要准备离开小镇去和这个男友住在一起。患者认为这种想法很疯狂，但是还是同意了。到此时为止，患者都是一个充满内疚、被动的孩子，但是对学校的适应很好。她认为自己是个局外人，渴望加入那些正常家庭的孩子群体。
到了新的小镇后，她什么人的都不认识。和父母住在一套小房子里面。
她记得这个父亲曾经给她讲解解剖学知识，教她怎么对曲张静脉进行静脉切开术，以及如何缝合切口。父亲检查她如何大便，并且治疗过她的腹泻，还当着她的面小便，带她去山上的旅馆进午餐。她对父亲充满了浪漫和色情的幻想。在此期间，父亲对母亲越来越愤怒，容易发火。
患者记起母亲告诉过她，父亲曾经因为抑郁症住院，接受过ECT治疗。母亲带着患者逃回了母亲的故乡，一开始和外婆住在一起，后来他们自己租了公寓。
从那以后，她就和父亲切断了联系。
直到开始做治疗前得知了父亲死亡的消息。父亲给她留下一笔遗产，她把这笔钱用来做精神分析。
在回到母亲故乡后，她进入了高中，在高中期间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交往。她的母亲开始变得很严谨，对患者任何有关约会的想法都表示出公开的敌意。
患者进入了一所比较著名的大学。开始她的第一次约会，加入同伴的活动，吸大麻，最终有了性生活。她第一次做爱的时候，她告诉了母亲她所在的地方的电话。她母亲打来了电话，让她觉得很内疚。她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个很理性的、充满空想的人，让她觉得道德上很自卑。
她背叛了男友和一个很“刻板”的男生好了，和后者开始有固定的约会 。她的学习成绩很好，虽然在考试前经常出现惊恐发作，需要别人的关注才能缓解。毕业后，她搬到了纽约，在办公室里工作，是他们部门唯一的女性。然后和以前的男朋友约会，后来嫁给了他。并且申请到研究所继续深造。她在研究所表现很出色，到了一个大型商业集团工作。这时候，她变得很焦虑、抑郁、出现自杀的念头，来做治疗。
在治疗头两次采集病史的时候，她很合作、听话。但是移情很快就加深、加重，虽然患者能够说出她的冲突。
她认为分析师把办公室布置得遮住了她看窗户外面的视线，她坚持要移动位置，让她能够和分析师平起平坐。分析师对她做出的解释在患者看来只有恶毒的目的。
分析师要求患者集中注意力于议程，患者认为是贬低她所说的任何事情；分析师聚焦于冲突和不足的感觉，患者认为是分析师要伤害和羞辱自己。分析师的话经常得到的回应是沉默和哭泣，并且不断说：“对不起，对不起”，或者是愤怒地尖叫，说分析师正在折磨他，在她伤口上撒盐。她不断地提到有关肛门和性的材料，并且坚持认为分析师对羞辱她感到很愉快。
Porder对患者的解释是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患者把分析师看作了自己的歇斯底里的妈妈，一是她把自己的虐待性的、批评性的、羞辱人的想法投射到了分析师这边。但是患者坚持认为分析师要控制她，想把她变成一个“好病人”。她说分析师一开始告诉她说出脑海中的一切，然后无论她告诉分析师什么，都会被分析师羞辱或贬低为“不合理的”。患者不断地威胁要自杀。
Porder发现，治疗一开始，他的反移情也很明显。他感到被误解，被虐待，感到愤怒，困惑内疚并且担心自己的敌意会有多少在治疗中表现出来。他说，“我的语调，我的口误，我的解释，一直都处在被攻击的状态下，我强烈地想要放弃治疗。”他感觉到无论自己说什么都会让患者发狂、自杀。经常感到无法和患者沟通。
这样充满冲突和攻击性的治疗关系大约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
Porder 认为，在他们治疗关系中，患者一直感觉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在全能的施虐性的母亲/分析师面前的无助的孩子/受害者。她不能让她和治疗师快乐起来，而且持续的感觉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和/或抛弃。所以毫无疑问的是，患者对分析师有母亲的移情，而且施虐的欲望投射到了分析师这里。但是在这时候，她对投射的冲动并没有共情。
接下来治疗关系中发生的变化就出现了Porder所说的投射性认同。治疗师感觉到一连串的加深的情感体验，他感觉到愤怒，内疚，害怕伤害患者，丧气，怀疑，不安全感，想要退缩，
想要拯救他。又想要抛弃他。Porder说，这些情感比和神经症患者在一起的时候体验到的情感要强烈得多。他认为，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分析师开始感觉到患者作为孩子时和父母在一起所感觉到的情感，。而患者，虽然对治疗师由父母移情，但是他开始像父母一样的行事。
在上述案例中，治疗师试图努力地成为一个好的治疗师/孩子，但是患者/父母不断地告诉他，他伤害了她的感情，忽视了她的需要，让她感觉抑郁，让她感觉没有价值、被忽略的、被抛弃了，所以治疗师感觉无论自己怎么做，他都在伤害他的患者/母亲的情感，把她推向自杀的边缘。
结果，治疗师感觉到自己被误解，被诽谤，感觉内疚，愤怒，以及很多孩子在类似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情感。
这里的投射性认同出现了典型的双层移情/反移情互动。
在第一层面上，患者的意识层面的反应是她又一次地受到了被她那歇斯底里的分析师虐待，并感到焦虑，而在无意识中分析师扮演了那个自恋的、施虐-受虐倾向的，控制感很强的母亲。这里有很明显的投射。
但是，在第二层面上，患者无意识地认同了这个控制的、施虐-受虐的、抑郁的母亲，并告诉她的治疗师/孩子，他正在用很多方式伤害她，这让她更加抑郁、不快乐，想要自杀。而分析师/孩子，作为回应感到愤怒、被误解，内疚和困惑。这时候在潜意识中发生了角色的扭转，患者获得了施虐的快乐，满足了强力控制的冲动，消除了脆弱感。但是与此同时，第一层面仍然存在被抛弃和被惩罚的焦虑和恐惧，所以也满足了超我的需求。
Porder设问，与攻击者认同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防御机制，为什么这一类的患者的与攻击者认同会造成分析师如此强烈的反移情？
他的答案是因为这些患者重复性地扮演他们严厉的、伤人的父母。他们会直接、公开地以强烈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痛苦，激起分析师虐待他们的欲望和内疚的情绪。而更健康一些的患者往往只有在严重退行的移情神经症中才会如此激烈地表达情绪。Porder认为，更加健康一些的患者的父母也更健康一些，父母的认同模式也更健康一些。
Porder的理论的一个特点是他认为投射性认同在心理发育分期上不见得就是生命最早期的冲突的产物。这几乎和所有理论家的说法都不同。
他认为投射性认同中的冲突可以起源于心理发育分期的任何时期，如口欲期，肛欲期，青春期，俄狄浦斯期等等。投射性认同的共同特点就是上述的双层移情/反移情结构，其核心是“与攻击者认同”，或“变被动为主动”。但是，Porder强调，投射性认同不仅仅是个防御机制，而是妥协形成的一种形式，这种妥协形成有多种功能，表达本能，满足超我，对抗移情等等。正如Brenner提出的，妥协形成有用一种防御来对抗对移情的恐惧的功能。(Brenner, 1982)
投射性认同是长期和病态的父母交流、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只能够停留在无意识的层次，被压抑或投射，因为这种和病态父母的认同如果被孩子意识到，——“原来我和我的爸妈一样”，会引起了孩子极大的焦虑、内疚和痛苦。而且投射性认同者很难用言语表达自己冲突的感受，所以他们常常会用动作、行为表达。
5.相关临床理论问题 和认同一样，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涉及到了精神分析学的各个侧面，玄心理学、心理发育、临床治疗等等。有关的内容将另撰文阐述。
但是，由于投射性认同和临床的紧密联系。相关的处理方式往往又会涉及到很多的治疗师重叠的经验，所以这里有必要单独列出来加以阐述。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几个和投射性认同的临床应用有关的概念，分别是移情投射（Transference projection），投射性移情（projective transference）,投射性反认同（ projective counter-identification）。
移情投射是移情的一种类型，其中自体的一部分被归结为治疗师。
投射性认同是移情关系的一个方面，它和移情投射的区别在于移情投射绝大部分是一种内心的防御现象，而投射性认同除了是一种内心的防御现象外，它还包括了人际互动的过程，外在客体在此过程中也被卷入了。
而投射性移情中对自体的否认要比投射性认同更严重，和客体融为一体的感觉也没有投射性认同那么多。
至于投射性反认同的概念前文已经阐述。
简单的说，移情投射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移情-反移情关系中的投射，而投射性认同是一种特殊的移情-反移情关系，投射性移情是介于投射性认同和移情投射之间的一种特殊移情-反移情模式。
概念的澄清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投射性认同。在处理投射性认同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便是，这是不是投射性认同。就像我们在肯伯格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的，如果把精神病性的投射性认同误判为神经症性的移情投射，从而进行直接的解释，会造成治疗关系的很大波动。
Pantone提出，一般来说，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对投射性认同有三种处理方式。（Pasqual J. Pantone，1994）——克莱因学派的解释，沉默的反移情自我分析，此时此地的解释。
下面我们可以具体来看看这三种方法的不同：
第一，克莱因学派的解释
早期克莱因学派者是直接地用克莱因的学说来解释投射性认同。后来变得比较柔和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比昂的一个例子。
一位患者沉默了三十分钟，然后告诉比昂他听到了铁块落到地板上的声音，比昂对此的的解释是，患者害怕看到自己内心有些什么。
患者接着说他害怕自己被谋杀，比昂接着解释，认为患者很嫉妒（忌恨）自己和治疗师，因为他们能够一起努力让他变得更好，这种嫉妒让患者把治疗师和他自己这两个人变成了他自己内心的一部分，就像一块死板的铁块和死气沉沉的地板的关系一样，这两个东西聚在一起不是要给患者生命，而是要杀死他。
比昂解释完后，患者变得十分焦虑，无法继续进行分析。(Bion,1959, p. 57)
比昂认为患者的焦虑恰好说明了解释的准确。克莱因学派对投射性认同的解释的特点就是解释和描述患者的内在（迫害性）客体，但是这种解释往往是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的。
后克莱因学派在对投射性认同的解释上做出了一些技术上的改变，更加注重此时此地的原则。包括比昂本人，我们在前文中可以看到，在容纳者模型提出以后，也不再如此强调直接的解释。
第二，沉默的反移情的自我分析
这种技术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奥格登（Thomas Ogden）等人。(Ogden, 1979, 1982)
奥格登的理论背景有很大一部份是来自于比昂的“容纳”观念，当的确需要解释的时候，他认为需要注意解释时候的共情和和谐，并且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解释，而不要暴露治疗师的个人情感体验,反对分析师把自己处理投射性认同的过程清晰明白地告诉患者。
有一个督导的案例说明奥格登的观点。
被督导的治疗师处理一位自杀的女性，患者自己的母亲在她10岁的时候自杀成功。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自杀倾向、治疗师感到受到了威胁，觉得自己受到了躯体虐待，就像自己就要胃穿孔一样。治疗师告诉患者，只要自杀是持续的当前的威胁，自己就不可能有效地工作，清晰地思考。
奥格登告诉治疗师，他正在重新创造患者10岁时候 的生活条件。通过投射性认同，治疗师知道了和一个长期自杀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这时候需要做的工作是沉默的解释。
对于患者的自杀威胁，奥格登建议治疗师可以这么说， "我想你是想让我知道完全为你母亲负责而又完全不能帮助她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Ogden 1982, pp. 570)
治疗师在处理投射性认同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在治疗师发现患者的投射性认同时，治疗师应该，或者说可以做些什么？奥格登对此的回答是，治疗师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
治疗师他努力和他心中感受到的患者投射过来的感受共存，而不试图否认这些感受，或者竭力要消除这些感受。也就是说，治疗师试图让自己开放，能够接受这些投射的感受。
治疗师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容纳患者的感受。有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当患者抱怨治疗没有希望，没有母亲般的温情，没有爱意，没有治疗效果的时候，治疗师会感到挫败感、自卑感、无望感，这时候可以试着和自己的这些感觉共处，忍耐这些感觉，但是同时不要通过结束治疗来排斥这些感受。( Nadelson, 1976)
正如Winnicott提出的，患者提出来对自己的情况感受认识的“真理”必须被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现象，而这种“真理”是基于现实基础的还是幻想并不重要。(Winnicott, 1951) 投射性认同正如其他过渡性现象一样，病人的感受即是现实的，又是幻想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治疗师面临的第二个困惑是，治疗很长时间还没有效果，甚至效果越来越差，我还应不应该继续治疗下去，是不是要转诊？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其实，治疗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如果治疗无效的话，还应不应该继续治疗下去”，而是如何接受一个绝望的治疗，一个绝望的患者，一个绝望的治疗师。患者对治疗的抱怨的“真实性”就在于他的情感是真实的，他觉得一个“恰好”（good-enough mother）的母亲“必须”能够分享他的情感，安慰他，给他力量。
治疗师面临的第三个困惑是，是不是容纳就够了？有个和这个问题异曲同工的问题是，忍无可忍，无法容纳怎么办？
奥格登认为，从治疗师个人这方面来观察，在处理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治疗师也不仅仅是充当一个供患者进行投射性认同的“容器”就够了。治疗师也有自己的心理问题会在此过程中被诱发。
患者所具有的感受、痛苦、冲突，其实治疗师自己也有，只不过在治疗师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受到专业培训后，他比患者更加有能力整合、修正、面对、代谢这些冲突和痛苦。患者和治疗师面对投射出来的感受时，不是说这些东西完全都是某一方的，另外一方与此一点关系都没有。
Winnicott同样认为，处理投射性认同需要治疗师在受培训过程中的努力，需要技能和应变能力。容纳患者的投射性认同需要治疗师有能力理解：我正在感受到什么，在我和我的患者之间发生了什么？而要具备这种能力，需要治疗师的接受良好正规的理论培训、个人分析、具有一定的生活体验、不错的心理学头脑。(Winnicott, 1960)
治疗师面临的第四个困惑时，是否需要解释投射性认同，进行多大程度的解释？
我们知道在进行分析中，分析师的能力不仅仅是理解患者，同时需要把自己对患者的理解通过解释传递出来。(Freud, 1914; Glover, 1931)
那么，分析师对投射性认同的理解如何通过解释传递，或者说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解释传递出来？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对投射性认同的处理中，解释的作用尤其重要。但是最需要解释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患者，而是治疗师本人
也就是说，虽然对患者解释投射性认同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对患者的解释需要等待最佳的时机。
更重要是，在此时，治疗师需要对自己解释投射性认同，以便能够处理治疗师自己内心产生的感受。
Spotnitz把这种解释称为“沉默的解释”,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在治疗师头脑中形成，但是并没有对患者说出来。(Spotnitz,1969)
这种沉默的解释不能随便说出来的原因除了时机不到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解释中包含了大量的对治疗师自己的自我分析。
所以在处理投射性认同中，治疗师自己需要持续的进行自我分析。
如果这时候治疗师的自我分析能力出现了问题，治疗师自己本人需要去接受再一次的分析。
不过笔者认为，在面对投射性认同中，能够上出现困惑、体验到焦虑的治疗师还不算危险，我们的焦虑至少提醒我们：我们面临危险了。
最令人担忧的是，治疗师已经深深卷入整个投射性认同的轮回中，却毫无所知，甚至沾沾自喜。
在处理投射性认同中最常见、最根本的失误便是治疗师没有充分地处理患者投射过来的成分。
这种失误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1认同了患者处理投射性感受的方式2治疗师依赖自己以前惯用的防御机制。治疗师常常会依赖于使用否认、分裂、投射、投射性认同来对抗他内心通过投射在他内心产生的感受。
Langs认为，无论上述那种情况，都会形成“不当治疗联盟”（therapeutic misalliances），这时候治疗师和患者在他们的关系中需要对彼此的满足，并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关系 (Langs, 1975) 这时候治疗中往往会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患者每次来做治疗都会感觉如沐春风，治疗师也会感觉到患者十分优秀，治疗似乎也按部就班就像教科书一样的在进行，但是一出治疗室的门，患者的所有问题又回来了。
这种情况下，奥格登认为，治疗师为了维持自己的防御，往往会背离治疗技术，有时候甚至违反治疗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比如说和患者发展除了治疗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如朋友关系、师生关系、恋人关系等等，或者送礼物给患者，或者鼓励患者给自己礼物，违反治疗的保密性原则，在非督导场合下讨论患者的情况等等。
这些行为的出现是因为治疗师内心使用了两种防御模式：或者是严格地防备自己觉察到自己内心由于患者的投射造成的感受，或者是允许这些感受或者自己的防御转化为行为及动作。而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充分地处理投射性认同本身，更谈不上容纳投射性认同了。治疗师这样的反应对患者造成的影响是，患者再内化（re-internalizes）投射出来的感受的同时，也内化了治疗师对这些感受的恐惧和不完全的处理方式。
患者自身的恐惧和病理性防御机制得到了强化和扩展。而且，患者可能会对治疗的前景感到绝望，因为他发觉正在帮助他的治疗师和他有同样的心理病理问题。
奥格登认为，治疗师在处理投射性认同时，经常会面临中的一个危险是，治疗师利用对患者的治疗来处理自己的心理问题。这会造成患者幼年期母子关系的重复，尤其是在那些幼年有着自恋的父母的患者中这种伤害会特别大，这时候治疗师就像一个自恋的母亲，在母子关系中几乎只注意到自己的需要。( Ogden, 1974, 1976, 1978，1979)
比如说，一个有自恋需要的治疗师可能会认同患者投射出来的好客体，并不断地暗示患者关注自己和治疗师的优秀的方面，同时通过贬低患者生活中其他重要客体（父母，朋友、以前的治疗师）来满足自己自恋的需要。
而患者为了满足治疗师的自恋需要或害怕造成治疗师的自恋性创伤，便不断奉承治疗师，不敢在治疗师面前表达自己的攻击性，甚至不敢告诉治疗师自己的症状没有好转，相反在恶化，因为他觉得，“我的治疗师那么好，我还没有好。真对不起他。”从而不敢在治疗中展现真正的自我。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治疗中，除了患者会使用投射性认同这种防御外，治疗师自己也会使用投射性认同，让患者感到压力。
治疗师会有杂乱的、多重的想要患者变得“更好”的愿望，治疗师的这种全能幻想（omnipotent fantasy）经常会把患者变成一个治疗师“想要的患者”（wished-for patient）。
在治疗中出现的情况便是治疗师经常会给患者加压，让患者按照自己想要的、治疗好的那个理想患者行事。
形象地说，治疗师树立了一个“好病人”典型供患者学习和认同，而这个所谓的“好病人”也许是治疗师自己想成为但是又成为不了的，或者是治疗师自己很讨厌的。比如说，治疗师可能会希望患者对自己言听计从，像个孝子，而治疗师自己很讨厌或者很盼望自己成为一个言听计从的孝子。
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治疗师把“表扬”当作了“共情”，虽然治疗师的确有时候会“表扬”咨询者，但是过多的，不切实际的表扬，恰恰可能提示治疗师把自己的理想化的好自体投射到患者那里。
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患者经常会觉察到这种压力，他们会提醒治疗师，“我才不会让你把我变成你的又一个‘成功’的案例的！”
奥格登提醒治疗师们应该对此保持警觉，因为这种陈述也许表达了患者正处于治疗师的投射性认同中，而患者已经成功地处理了治疗师的投射。
但是对患者和对治疗来说，很具有破坏性的事情往往是患者不能成功处理治疗师的投射，出现了两种情况（1）患者是在投射压力下屈从，变成了“理想的病人”；（2）患者反抗投射的压力，出现很强的阻抗，或者结束治疗。
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情况，往往是因为治疗师没有及时处理自己的攻击性。
所以Winnicott也提醒人们，治疗师（或父母）对他们的患者（或孩子）不仅仅有希望他们治愈和成长的愿望，而且也有憎恨的愿望，如攻击、屠杀、消灭患者（或孩子）的愿望。（Winnicott ,1947)
有时候治疗陷入僵局，病人保持长期的沉默，出现阵发的自我攻击和暴力行为，都可能提示着他试图顺从治疗师的攻击性。如果治疗师存在持久的、没有改变的投射性认同，那么这位治疗师需要认真的检查自己的心理状态，并去接受进一步的分析。
Winnicott用近乎专横的口吻说，必须强制父母或治疗师能够整合他们的对孩子和病人的愤怒和杀戮的欲望，不让这些感受变成行为或者通过否认和投射来消除这些感受。
不过我本人认为，我们的儿科医生Winnicott不免有些天真，愤怒和杀戮的欲望是不太可能通过“强制”的方式消失或得到整合的，我们只可能用“强制”方式控制行为，而不可能如同强迫症患者一样强制欲望的发生和并决定它是否能够整合，这一点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
也许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对此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整个儒家文化的走向就是不断地要改造、修正人的欲望结构，结果却是定期发生农民暴动。生产力每前进一步，就退后两步。
第三，此时此地的方法
这种方法要求治疗师根据对自己体验的理解进行直接的、此时此地的、清晰明白的解释。
对这种解释方法一个极端的、典型的人物是 Ehrenberg，在她一系列的著作中,她强调治疗师要主动地处理治疗中治疗师和患者的情感,一旦发现治疗会面中情感的细微变化就需要对此进行即时分析。她认为，在治疗中患者和分析师都会出现对意识到情感的防御，正是对这种防御的关注，可以促进领悟和产生治疗力量，但是在此种过程中，治疗师会冒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反移情阻抗。（Ehrenberg,1974, 1975, 1982, 1984, 1985, 1992).
另一位和Ehrenberg有类似观点的人，是Christopher Bollas。他认为分析师应该通过监控自己的情感状态来调节自己的体验。他建议治疗师把自己看作治疗室里面的另一个“病人”，而为了更好的理解患者，他认为治疗师的自我分析尤其重要。(Bollas,1983, 1987, 1989, 1992)
Bollas的一个案例片段也许能够很好地说明这种技术是如何使用的——
保罗是一个20多岁的被分析者，他相信他永远也不能够去关心其他人。在一次治疗会面中，保罗提出需要分析师直接分析他潜意识中的爱。Bollas认为，这时候对患者说出自己的体验是不会有伤害的。
所以他说：“我能够意识到你潜在的去爱和照顾他人的能力，因为我觉得由于你的关注帮助我能够在这些会谈中理解你，而且我也能感觉到你对我的感情，所有这些我都认为是你有感情的表现，而你却认为你没有。” (Bollas,1983, pp. 158)
除了以上三种方法外，我们不难看出，还有肯伯格这样的整合者。所谓整合，其实不过是坚持了用辩证法的科学理论联系精神分析的生产实践而已。 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处理投射性认同的感觉就像托尔金的《指环王》里描述的那种深入黑暗心脏的最深处的冒险，你随时会感到威胁、痛苦、沮丧、无力，自我就像秋后的草絮，一不留神就容易消失在无边的黑漆漆的山谷。躲避危险的唯一方式就是进一步的贴近危险，就像《指环王》里的主人公，必须带上邪恶的指环，才能在敌人面前隐身。
很难说究竟那个指环是邪恶的，还是人性本性是邪恶的？很难说究竟是指环诱发了人性的恶毒，还是人性的恶毒铸就了指环？
就像我们很难指出在投射性认同中究竟是哪一方先开始这场轮回的游戏一样。
我们也很难说精神分析的理论家们所说婴儿的投射性认同究竟是他们自己的投射，还是果真有其事。
也许，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把指头伸向了混沌无序的人际关系，而不在于它是如何来界定、阐明这种关系的实质的。
1984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弗洛伊德中心，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可以算是精神分析界的峰会，参与讨论的人物有 Joseph Sandler , W. W. Meissner, Betty Joseph, Otto F. Kernberg等人。
在会中迈斯讷先生首先发难，他认为投射性认同本质上是循环反复的投射和内投射，这个定义应该回到克莱因本来的定义上，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精神病心理过程的内在的防御机制，投射进入的不是真实客体，而是客体表象。他和当时的很多人进行了争辩，他发现很多人提出来的案例中，其实只存在两个人之间的投射和内射，没有认同的过程。(Sandler,1986p. 64)
其实，从严格的定义来说，投射性认同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在没有准确定义投射和认同的时候就发明了这个术语。
肯伯格则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投射和投射性认同还是不同的，他认为在投射性认同中个体还是维持了与被投射的部分的共情（empathy），并且能够诱发客体的相应的内在体验。而在投射中，对被投射的部分出现了批判的态度，而且并不会引起诱发客体的压力感。(Sandler,1986，Rosenblatt, 1991)
他和桑德勒都不同意奥格登和比昂的观点，即认为投射性认同中，接受投射者一定会修正投射过来的内容，然后被投射者再次内化。
肯伯格和很多克莱因学派的治疗师一样认为，投射性认同更多是一种幻想。
对肯伯格来说，投射性认同发生在投射者内部，他通过和他投射的客体共情，认同了他投射到客体身上的不想要的部分。
可是在这一点上，桑德勒和肯伯格又发生了不同，退出了他们那短暂的联合阵线。桑德勒认为投射性认同中认同的过程是发生在客体身上的。
接着桑德勒和Joseph又发生了争执。Joseph支持投射性认同是在建立自体和客体界限中的一个重要的防御机制。而桑德勒不同意，他认为建立自体-客体界限需要成功的投射性认同，但是在精神病的状态中，过强的投射性认同其实是让界限更加模糊。
由此可见，其实投射性认同在精神分析界中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公认的概念标准的。
对此有一个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使用奥康的剃刀。
至于说到对投射性认同的认同的处理，这倒是精神分析一个大的转变。古典主义的阳刚之气（解释、沉默、阴茎）被温情而阴柔的母亲的情怀（接纳、抱持、关爱）替代。分析室的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情侣的味道”。
对这种含蓄的氛围，罗兰·巴特的描述是比较恰当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喜大悲，好端端便会失魂落魄。
感到沉醉，飘飘悠悠，身如轻云。
我不时轻轻触动、抚弄、试探一些念头
（就像用脚伸入水中试探一样），
怎么也排遣不开。
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便是地地道道的柔情。”
(罗兰·巴特，2004，P2)
ABEND, S. M. 1981 Psychic conflict and the concept of defense Psychoanal. Q. 50 67-76
ABEND, S. M. PORDER, M. S., & WILLICK, M. S. 1983 Borderline Patients: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BION, W. 1957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sychotic from the non-psychotic personalities Int. J. Psychoanal. 38 266-275
BION, W. R. 1959 Attacks on l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Psycho-Analysis 40 308-315
BION, W. 1959a Experiences in Groups New York: Basic Books.
BION, W. 1959b Attacks on linking Int. J. Psycho-Anal. 40 308-315
BION, W. R. 1967 Second Thoughts: Selected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BION, W. 1977 Unpublished Children's Hospital Present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
BOLLAS, C. 1983 Expressive uses of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19 1-4
BOLLAS, C. 1987 The Shadow of the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LLAS, C. 1989 Forces of Destiny New York: Jason Aronson.
BOLLAS, C. 1992 Being a Charact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BRENNER, C. 1982 The Mind in Conflict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DORPAT, T.1979. Is splitting a defence? Int. Rev. Psychoanal., 6:105-113.
DORPAT, T.1983.Splitting and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t. J. Psycho-Anal., 64:116-119 (IJP)
EHRENBERG, D.B. 1974 The intimate edge in therapeutic relatednes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10 423-437
EHRENBERG, D. B. 1975 The quest for intimate relatednes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11 320-331
EHRENBERG, D. B. 1982 Psychoanalytic engagement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18 535-555
EHRENBERG,D. B. 1984 Psychoanalytic engagement, II: Affective consideration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20 560-582
EHRENBERG, D. B. 1985 Countertransference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21 563-576
EHRENBERG, D. B. 1992 The Intimate Edge New York: Norton.
FREUD, A. 1936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 London: Hogarth Press.
FREUD, S. 1911 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Standard Edition 12 1-82
FREUD, S. 1914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 S.E. 12
FREUD, S. 1920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E. 18
FREUD, S. 1923 The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zation S.E. 19
FREUD, S. 1927 Fetishism S.E. 21
FREUD, S. 1940a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S.E. 23
FREUD, S. 1940b Splitting of the ego in the process of defence S.E. 23
FROSCH, J. 1983 The Psychotic Process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GLOVER, E. 1931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inexact interpretation Int. J. Psycho-Anal. 12 397-411
GRINBERG, L. 1962 On a specific aspect of countertransference due to the patient's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t. J. Psycho-Anal. 43 436-440
GRINBERG, L. 1979 Counter transference and projective counter identification Contemp. Psychoanal. 15 226-247
GROTSTEIN.J. 1981.Splitting and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New York & London: Jason Aronson.
HAMILTON,G.. 1986 Positive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t. J. Psycho-Anal., 67:489-496 (IJP)
JACOBSON, E. 1964 The Self and the Object World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KERNBERG, O. 1967 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J. Amer. Psychoanal. Assn.15 641-685
KERNBERG, O. 1968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Int. J. Psycho-Anal. 49. 600-619
KERNBERG, O. F. 1975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ew York: Aronson.
KERNBERG, O. 1976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nd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KERNBERG, O. 1984 Severe Personality Disorders: Psychotherapeutic Strategie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KERNBERG, O. 1987 Projection and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Aspects.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5:795-819 (APA)
KLEIN, M. 1929 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of children 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 New York: Delacorte, 1975 pp. 199-209
KLEIN, M. 1935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 New York: Delacorte, 1975 pp. 262-289
KLEIN, M. 1945 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In: 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 1921-1945 New York: Delacorte, 1975 pp. 370-419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Seymour Laurence, 1975
KLEIN, M. 1952a The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go and id In: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New York: Delacorte, 1975 pp. 57-60
KLEIN, M. 1952b 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 In: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New York: Delacorte, 1975 pp. 61-93
KLEIN, M. 1955 On identification In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Seymour Laurence, 1975
KLEIN, M. 1958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functioning In: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New York: Delacorte, 1975 pp. 236-246
KLEIN, M. 1959 Our adult world and its roots in infancy In: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New York: Delacorte, 1975 pp. 247-263
LANGS, R. 1975 Therapeutic misalliances Int. J. Psychoanal. Psychother. 477-505
LANGS, R. 1976 The Therapeutic Interaction New York: Jason Aronson.
LITTLE, M. 1966 Transference in borderline states Int. J. Psycho-Anal. 476-485
MALIN, A. & GROTSTEIN, J. 1966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Int. J. Psycho-Anal. 47 26-31
MEISSNER, W. W. 1970 Notes on identification. I. Origins in Freud Psychoanal. Quart. 39 563-589
MEISSNER, W. W. 1971 Notes on identification. II. Clarifica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Psychoanal. Quart. 40 277-302
MEISSNER, W. W. 1980. A note on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8:43-67.
MEISSNER, W. W. 1973 Identification and learning J. Amer. Psychoanal. Assn., 21 788-816 NADELSON, T. 1976 Victim, victimizer: interaction in the psychotherapy of borderline patients Int. J. Psychoanal. Psychother. 5 115-129
PORDER, M.S. 1987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 Psychoanal. Q., 56:431-451 (PAQ)
OGDEN, T. H. 1974 A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of a patient with cerebral palsy: the relation of aggression to self and body representations Int. J. Psychoanal. Psychother. 3 419-433
OGDEN, T. H. 1976 Psychological unevenness in the academically successful student Int. J. Psychoanal. Psychother. 5 437-448
OGDEN, T. H. 1978 A developmental view of identifications resulting from maternal impingements Int. J. Psychoanal. Psychother. 7 in press.
OGDEN，T. H. 1979 On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t. J. Psycho-Anal., 60:357-373 (IJP)
OGDEN, T. H. 1982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therapeutic Technique New York: Jason Aronson.
PRUYSER, P. 1975 What splits in "splitting" Bull. Menninger Clinic 39 1-46
PANTONE P. J, 1994)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ffective Aspects. Contemp. Psychoanal., 30:604-618 (CPS)
ROSENFELD, H. 1952 Transference-phenomena and transference-analysis in an acute catatonic schizophrenic patient Int. J. Psycho-Anal. 33 457-464
ROSENFELD, H. 1954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acute and chronic schizophrenia Int. J. Psycho-Anal.35 135-140
ROSENFELD, H. 1964 On the psychopathology of narcissism: A clinical approach Internat. J. Psycho-Anal. 45 332-337
ROSENFELD, H. 1971 A clinical approach to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instinc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ggressive aspects of narcissism Int. J. Psychoanal. 52 169-178
ROSENFELD, H. 1975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In Tactics and Technique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Vol. 2 Countertransference,ed. P. L. Giovacchini. New York: Aronson, pp. 217-228
ROSENFELD, H. 1978 Notes on the psychopathology and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some borderline patients Int. J. Psychoanal. 59 215-221
ROSENBLATT，Allan D.1991，Projection, Identification,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9:822-826 (APA)
SANDLER , Joseph. （Eds）1986,Projection, Identification,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Madison, Conn.: Int. Univ. Press, 216
SANDLER，Joseph（Eds） 1988.Some Observations on Projection, Identification,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London: Karnac Books. Pp. 216.
SEGAL, H. 1957 Notes on symbol formation Internat. J. Psycho-Anal. 38 391-397
SEGAL, H. 1964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elanie Klein New York: Basic Books.
SEARLES, H. 1963 Transference psychosis in the psychotherapy of schizophrenia In Collected Papers on Schizophrenia and Related Subjects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1965
SEARLES, H. 1975 The patient as therapist to the analyst In Giovacchini, P. (ed.), Tactics and Technique in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Vol. 2 New York: Jason Aronson.
SPOTNITZ, H. 1969 Modern Psychoanalysis of the Schizophrenic Patient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STEINER, R.1989 Some Observations on Projection, Identification,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t. J. Psycho-Anal., 70:727-735 (IJP)
STERN, D. N.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New York: Basic Books.
WILLICK, M. S. 1983 On the concept of primitive defenses J. Amer. Psychoanal. Assn. Suppl., 31 175-200
WINNICOTT, D. W. 1947 Hat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n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WINNICOTT, D. W. 1951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 In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WINNICOTT, D. W. 1952 Psychoses and childcare In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WINNICOTT, D. W. 1956 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 In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WINNICOTT, D. W. 1958 Collected 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WINNICOTT, D. W. 1960 Countertransference In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New York: Int. Univ. Press, 1965
ZINNER, J. & SHAPIRO, R. 1972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as a mode of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in families of adolescents Internat. J. Psycho-Anal. 53 523-530
罗兰·巴特著，汪耀进 武佩荣译，2004 ，
《恋人絮语—— 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李孟潮, 通讯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176号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邮编：430014电邮： jihua79946@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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