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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潮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中国的精神卫生状况
【英】/H. C. Halberstadt-Freud// Mental Health Care in China// Int. R. Psycho-Anal// 1991 ,18:11-18 (IRP)
李孟潮译


概要:这是一篇于1987年12月1988年一月期间在中国旅行的报告, 35位精神分析师一行受中华医学会(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的邀请,参观中国的精神卫生机构。我们期望着能发现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对精神分析感兴趣,正如我们满心好奇要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一样,但这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的精神医学既是药物倾向的,混杂着对传统方法的自信,又是行为倾向的。暗示、再教育和忏悔起着重要的作用。 非常难于建立联系和互换意见,像西方世界那样进行迅速有效的交流是不切实的。但看起来这仍值得一试,因为中国人是有才智的及非武断的,他们急切地寻求新观念。他们倾向于美国。在儿童精神病学领域仅有一位精神病学家有精神分析的知识,而他要负责 3.5亿的儿童。

我的旅程开始就和中国的官僚作风发生冲突,那是大使馆的一位王先生,他一口咬定他没有收到我的钱。所以我的信用卡不能及时使用。
旅行前我细致的准备让我知道发怒是于事无补的,耐心的坚持是唯一的补救方法。同样的惊人之事还在旅行结束时等着我们呢,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好。我们的接待方是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他们提供了两辆长途汽车和两个向导,向导是专门训练来接待外国医学代表团的医生,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的翻译。我们的团由38名来自西欧的精神分析师(既是精神病学家又是心理学家)组成。
第一次逛完北京后留下的印象是:中国人生活的贫苦和大道旁边给外国人住的饭店的奢华之间的巨大反差。人们主要住在两种地方:有传统的、低矮的、狭小单层的房子,紧紧地挤在一起,很舒适,位于迷宫般狭窄的街道或小巷的尽头,总是和一个隐秘的小院相连,远离大街;同时也有新的社区,由高的、土褐色的砖块砌成,砖缝和矮房一样,就像包扎过或就要爆裂似的。
房子里空间不足,什么东西都挂在窗户外面的竹架上,从北京鸭子到运动鞋都有。阳台也是拥挤不堪,同时也用于居住。在街上,临时帐篷星罗密布,人们住在里面,一群群的倚着那些砖墙。
所有这些都和那些纪念碑似的、斯大林风格的建筑,如毛主席纪念堂(the Mao Mausoleum)及其他建筑,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这明显是想让平民对党的力量有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古代帝王相比毫不逊色,这些建筑和紫禁城一样令人油然生畏,只是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华而不实。
在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后面,坐落着迷人的前门老区,在这里,除了一个裹小足的老女人外,我第一次看到了普通的中国人如何生活。所有的事当真是"在大墙后"进行着,就像Colin Thubron 在他那本以此为名的书中提到的一样。
从街上什么都看不到。除非你冒险深入那些越来越狭窄的小巷,周围变得越来越古老和安静,你一定会进入一个很小的院子,院子四周有四到六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围绕。这个院子里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角落里有一堆蜂窝煤,不是用于取暖而是炊饮,人们时常在街中用一种应急的炉子煮饭,就像我们在荷兰1944/45年的饥冬用的那种炉子。因为房子里没有空间,院子里还放着各式各样的家用物品,包括中国最拿手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或三轮车。所有的一切都是单调的、灰暗的、褴褛的,即使那些"白"衬衫也不例外。这里的人们显得有些戒备,且不愿拍照。我想他们感到人们看不起他们的贫穷。
虽然有很多人,大街上的气氛显得宁静和轻松,因为这里没有令人神经痛苦的交通。在中国我感到很安全,虽然是在茫茫人海中,这里和香港完全相反,香港人一辈子一心所想的事就是抓紧钱包。大街上的噪音主要是自行车的叮当声,比比皆是随便吐痰、打喷嚏、擤鼻涕的,虽然提供了合适的痰盂,但那些星星点点的粘液总是设法避开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很容易相处,虽然我不能理解他们,目光接触很迅速,还有些非口头的玩笑,如手势等。人们不是自负的,奴颜卑骨的,或冷淡的,也不像其他贫穷的亚洲国家的人那样咄咄逼人。他们带着尊严承受他们的境况。我没有看到乞丐。 
仅有的一群快乐自在,沐浴着阳光的人是孩子。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娃娃们被花色的、闪亮的东西包裹着,和成人的衣着形成鲜明的对照,据说这里的人崇敬孩子一直到他们有五、六岁。我从没见到任何一个孩子在哭,他们四处张望时都显得很满足。这就不足为奇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想吗?--成为受人钟爱的,唯一的一个。媒体和心理学家对独生子现象大发议论,警告父母担心不良后果。我们所知的这方面的心理学调查看起来有些偏倚和保守。中性的观点没有被接受,从这种角度看,成为独生子也可显示出有利的方面。据我看来,这在中国尤其可以肯定,因为在中国个人为人群所淹没,个体从未受到关注。但也许这会使人们绕着孩子们转,孩子们必须形成对他们的态度,会更加易妒忌。
当然,也必须提到强大的集体决定的力量对世界约四分之一人口的精神及其他方面不可避免的影响,也许它不仅仅影响到中国,也包括世界上其他地方。毛泽东的权力比帝王还大,对每个人都进行遥控。他能够渗透到家庭中,让孩子对抗他们的父母,男人对抗他们的妻子,学生对抗老师,从而通过一小本红宝书和红卫兵(他们和希特勒的黑衣党员很相似)的几条规章就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邓小平的权力比毛泽东毫不逊色;个人崇拜也没有消失,例如,很显然的是,从我们的受过教育的向导表达对他们领袖的感情的激情荡漾词句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我们还是来谈谈孩子吧。他们被称为"小太阳",因为"6-1综合症":两个父母和四个祖辈娇惯和放纵孩子。也许存在着一种恐惧--这一代会破坏社会主义,破坏集体感,会想要作为一个个体受人对待,变得自私而没有愧疚感。现在适应仍然是口号,而愧疚感就是方法。
尤其在北京--这里是陈医生(中国最有名的精神病学家)接待了我们--在我们参观的两所精神病院里人们相当的保守(defensive)。上海和南京的气氛要宽松的多。安定( 即平静)医院是一所大型的神经精神科教学医院,这是一所弥漫着甲醛味的古老的建筑,在北京北部一个贫穷的郊区。我们曾有过很高的期望,但不幸的是,我们几乎没有被允许说任何东西。他们什么也没问我们,对我们的问题尽给些托词了事。我们提到"无意识"这个词时,出现了一段尴尬的场面,主人们迅速转移了话题。我们得知三个精神科医生中就有两个是女的,但没有见到;后来倒是见到几个,但是,是在其他城市。在官方接待会后,一位医生(他们这里仍然穿"白"大褂)和我们走出来,并告诉我们他已经翻译了两本弗洛伊德的著作。我们中的一位还真的就买了《文明及其缺憾》和《精神分析纲要》的中译本做一个小小的收藏。
大多数的病人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重型精神病(psychosis)被认为是一种器官上的疾病(organic disease );标准的治疗是应用精神科药物,如能抑制重型精神病的药物。ECT, 有抽搐的,对躁狂-忧郁症患者广泛应用。我们也看到被诊断为癔症的患者接受电针刺治疗,治疗过程中他们安静地躺着。
尽管在我们到达和离开时,两旁有兴高采烈的鼓掌欢呼,我们的中国同事对我们和我们对他们总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方式基本上是躯体倾向的:这里没有精神分析。他们倾向于做流行病学和量化统计:诊断、测查和统计是首当其要的。美国的精神病学是他们的模范,无论是在科研还是在治疗领域。就他们口语表达的方式来看,他们尽力通过暗示来影响病人。行为主义及其产物,行为治疗,最适合他们;"代币制",一种奖励系统,被广泛应用。当然了,行为主义,最适合中国有限的经济资源,也适合他们的精神(mentality)。 我们艰苦而深入的调查发现,这里精神科临床治疗中医务人员-病人比例也许是一比一,这除了引发我们的惊讶之外别无他物,混杂着谨慎的、隐含的不赞成。然而在中国,病人数和精神科医生的比例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可观,一般是10到15比一 。
通过一些案例的病史,他们向我们骄傲地报告了辩证唯物主义治疗的效果。例如,一位妇女变得抑郁、焦虑、无法入睡,不能继续学习。她切断了社会联系,意图自杀。在三次会谈后,她康复的如此之好以至于能恢复工作,甚至还在国际会议上朗读论文。一个患阳痿和胃溃疡的男人也在三次访谈后康复;他的妻子怀孕了,作为证明,还给我们看了一张婴儿的照片。这一切是如何达到的并不清楚,但我们看来,显然对人们应用了大量的说服。
对恐怖症和强迫症的病人,应用了一种集体心理治疗,每次100个人接受一位治疗师的教育,治疗师站在"班级"的前方拿着麦克风。他给大家讲一些疾病和病因的知识,布置几条行为原则,并且力劝人们要充满活力,要对他们自己有信心,不要放弃对错误观念及坏习惯的斗争。我们看了一部短片,是一位穿着制服的女海军,患有恐怖症,她作为榜样对着全组人讲话。含着眼泪讲她自己的故事,接着报告了她康复的经过。这一切令人略带猜疑地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招供(这一向是中国人用于处理正义的方法),再教育,以及最后你是如何改善你的生活的。
当然,无论如何,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里病人要有个性是一种不被许可的奢侈。但是一点基本的理解会改变精神科医生的态度,即便他不作长程治疗。
中国精神科的状况让我想起荷兰三十年前的情形:病人也是这样的被人讨论。在中国的精神科,理解是什么困扰着病人,或他的主诉及症状意味着什么,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行为矫正,症状的消失,适应社会需要。我们和我们的中国同行关注的事情截然不同。他们对个人的内心感受,他的生活史,他的故事很少感兴趣。中国最好的精神病学家想不到幻想和症状之间有联系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观点,西欧外行的见识也要多些, 即便他对风行的精神分析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生活在男性文化中女孩,这里的父母只想要男孩,女孩可能会嫉妒他的弟弟。有时候,特别在农村,虽然计划生育从1981年就开始推行,第二个孩子(男孩)仍然会被生下来。这对年长的女孩来说是一场灾难这一事实被完全忽略了。有一个案例,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女儿来门诊,因为这孩子只想穿裤子,母亲担心她可能是同性恋。另一个孩子自她弟弟出生后,就出现"昏睡病"(sleeping sickness);这被诊断为癫痫并使用药物治疗。 两个案例中,医务人员都确实没有把主诉和女孩的内在体验联系起来。
这里的精神病帮助和教育极其相似,事实上,是一种再教育。对病人的意志也提出了要求。他必须从脑子里驱除掉妄想和幻觉,行为得体,和普通人保持一致。如果他不这样做,会立即开药给他,即便是反应性抑郁,即便某人受到了强烈的灾难的打击,很容易理解这种灾难是障碍的病因。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的母亲得了癌症,她在学校的成绩落后了,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父母不喜欢她的未婚夫。她变得抑郁,后又变得躁狂。给了她碳酸锂:无疑她是住口了,尽管还有其他帮助她的方式。人们害怕躁狂,尤其是那些不擅于压抑着自己性欲的病人:他们必须被迅速的制服。
我们不时听到应用传统医药的信息,针对那些其他方法用尽的病人,甚至和西药合用。躯体和心理不是分开的,是病人受到了注意。 即使是受过西方科学模式训练的中国人也对这种模式的治疗深信不疑。但对我们来说,经络、(子午)流注、精气、寒热,所有这些都是如此的模糊和不可思议。
中国人保健的一种微妙的形式是气功,一种晨练,一大群人在体育馆或公园里的集体锻炼方式。气功的哲理只是对动物的模仿:鸟类不会头痛和紧张。所以人们模仿鹤,就也会健康。给我们看的幻灯片说明了参与者如何时而伸展,时而弯腰,并放松,此时一位领导者控制着他们的呼吸,并通过言语暗示诱导出一种梦样状态。这种意识改变状态可以使气再次流入身体,排除体内的郁积,有关节炎、心血管疾病、神经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人两星期左右就会感到转好。这里有句谚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换句话说,就像希腊人说的,人须运动。然而,据说这些锻炼对精神病有害,会加重精神病。
被送到精神科就诊一点都不可笑:病人不允许和家人保持联系;写信,甚至打电话都被禁止,后一条禁令很容易执行,因为几乎没人有电话。病人从来不是自愿住院的,总是被家庭强迫来的。发疯被认为是可耻的,中国精神科医生的地位也不是很高。精神科是人们最不情愿选择的专业,但这不是问题,因为在中国你要学会什么是需要的,而不是什么是你想要的。病人们被手推车推着进入医院;我们曾看到一位绝望的女孩被家人紧紧抓住,一只手握着她的嘴,因为她嚎啕大叫,伤及别人。在临床上我们再没有看到更多的令人不快的场景;一旦病人被收住,药物使他们镇静,他们不会再制造麻烦。 
在北京和上海我没能发现任何的儿童精神病学;询问只得到些含糊的回答。和所有我们访问过阴沉的科室不同,南京的儿童精神科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外。诚然寒冷更明显;这里没有一点热气,虽然在这座现代化的大楼里已安装了电暖器,但没有使用。到处你都可以看到那些小小的"应急炉",它的烟道只是通过窗子上的一个洞通到外面,上面有一壶水,为的是烧无所不在的绿茶。这里的一个也许算很明显的地方是,孩子们和工作人员穿着他们自己的上衣,因为他们没有穿病员服或白大褂,但气氛并不是让人不快的。得精神病的孩子们在病房里骑着小单车和滑车。有各式各样的活动用具,创造性活动,工作人员看起来和孩子们的关系很好,工作也投入。
这一切都归功于陶教授(Professor Tao),他在1984年建立了这个科。他有73岁了,和我们遇到的许多人一样,在文革中丧失了十年的时间去擦地板,但他现在全力以赴的回到临床,计划使中国的20名儿童精神病学家的数目翻十倍。这对3.5亿孩子而言,肯定是必要的。
他正在培训一些基层干部,以能为农村人口服务;在星期天和假日里,他在闹市主持着一个儿童精神病学的宣传栏,并保持着国际联系,主要是和美国及日本。他还在美国学习过几年,对精神分析的内涵有很好的理解。他不仅仅在中国是个杰出人物,在其专业领域里也有国际知名度。一年以前,当我自己在檀香山的儿童精神病学会议发言时,我也听过他的一篇论文。他教精神科医生,孩子们不仅仅有躯体,也需要关注、爱和温暖。他自己对所有一切都充满了友爱,即使是谈到最痛苦的事情和体验。他听说我有喉炎时,立即给我蜥蜴尾(ground snake tails)治疗,让我的旅伴们兴高采烈。
陶教授告诉了我们中国社会状况改变的概况,诸如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规范和价值的丧失,家庭情况的改变。父母不再期望年老时孩子们能照料他们。有些东西替代了前者:父母们鼓励孩子们的抱负,结果时,有个贫穷的农夫说想要给他的孩子一架钢琴。
令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从弱年起就很守纪律。在儿童精神科没有无拘无束的气氛;每件事都有计划控制,孩子们不仅仅是不允许和访问者玩耍;一只桌面下无形的手有助于防止放纵。有一次我在北京的游历中,走进了一个学前班,老师立即命令所有的孩子坐正;荷兰的学龄期孩子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坐正。荷兰的学龄期孩子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坐正。所有这些次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是低智商或疯狂只有很低的价值。落后的孩子几乎没人关心;人们以他们为耻;父母上班时,他们不去上学而被留在家中,与锁匙为伴。任何没有用的人不会受人注意,只是引起憎恨和反感。
在北京,我们也参观了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特别是心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Psychology ),这下见到的可是一所配备超现代化,十分豪华的大厦,在这座城市的一个新建的社区,我们的汽车在这里迷路了。除了涉及儿童的那几个项目外,我可厌倦了。那天大多数时间化在视察那些机器上,这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毫无意义。中国人对他们努力获得的硬件及环绕着计算机的科学光环格外的自豪。弗洛伊德的全集的确是在图书馆里,但显然没有任何人去碰一下这些书。
然而,我们很欣赏毛女士(不,不是那个毛泽东,是建造南京长江大桥的那个著名建筑师的女儿)的演讲,她告诉我们她是如何为精神缺损的孩子们建立了一所小小的学校。在我看来,她是人性的珍宝,受过很好的训练,聪明,和我们在西方可发现的这类人水平相当。我把她称作中国的玛丽亚·蒙特索尼(Maria Montessori )。她不仅帮助孩子们,充满爱心的接收他们,竭尽全力促进他们的言语发育(就像给其他人带来了一把钥匙);而且她也和父母们交谈,这些父母因为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在社会上孤立无援,寸步难行。在中国孩子们要到六岁才去上学。这里有幼儿园使障碍很容易就被发现,但在学龄期前人们对落后的孩子什么都不作,虽然早期干预是至关重要的。午餐时我们可以不受干扰的和毛女士交谈,她专门为我们做了肯塔基炸鸡,用纸盒子装着,香气扑鼻。
除了陶和毛以外,我们和中国人的交谈从来就不是十分顺利;除了语言屏障和冗长的翻译以外,主要还是因为观念不同。非正式的接触是要避免的,而官方的宴席又是风卷残云式的;同样,交流持续不了一分钟,除非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调子是预定好的。每次一个半小时的盛宴后,我们又出来到街上,当然,肚子被塞得满满的,里面有许多人家敬的酒。
人际交流中稍微有点传统和守旧,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明显了,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对中国的青少年而言:这个年龄组的人的主要心理问题是乱交,特别是女孩。这是不适当的,因此是病态的。学生们在大学期间的人际交往会受到劝阻,因为他们应该把注意集中在学习上。一个怀孕的女孩被大学开除,并不能复学。婚前性行为是被禁止的,父母和家庭成员都很留意这类事,防止其发生。中国的父母的更倾向于强加禁令于他们的孩子,惩罚他们胜过鼓励他们:陶教授已经组织了一个针对父母的学习班,帮助他们转变需要迅速更换的观念。在中国的所有行为都被严格控制,每一次失检都受到惩罚。除了这些是传统这一事实外,中国人民,当然,也受到了40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伤害;这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结束,知识分子受到了邓小平的迫害。
在上海介绍给我们的一个病人说明了这种精神状况:一个22岁的女孩,学习期间变得忧伤。我们的主要领团人,日内瓦的克雷墨博士(Dr Cramer),优秀的儿童精神病学家,被允许为我们和这女孩进行访谈。
这种病例示范在欧洲已经进行了30年了;至今,它仍然是十分有启发性。一个健壮的、甚至有点男孩子气的女孩突然就进入了一间挤满中国和欧洲精神科医生的小房间。她英语说得很好,告诉我们通过阅读居里夫人的著作,她决心投身于科学。她一直是一个模范学生,希望到一所名牌大学学习,但接着出岔子了。她在社会上变得孤立,她的成绩下降,常想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问题。对父母她采取对抗的态度,不时的暴怒,乱仍食物,在她母亲看她的日记后,她甚至把日记烧了。精神科医生甚至没有到大学去问一下她所爱的男孩是否也爱她,或者这只是她的幻想。在中国几乎没有隐私;一个人周围的家里人和其他人可以知道所有的事;医生和每个人都可以谈论病人;医生和每个人都可以谈论病人;医患关系不是排他的,也没有观察到谨慎性。 
那女孩显然不能忍受这些。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要是还没变成偏执狂的话,不久就会变成她那样。我们看来,女孩特别容易接近,富于感染人的天赋,有点混乱,但肯定不是重型精神病(psychotic ),更别说精神分裂症了。她不能满足父母的期望,部分原因是她不是一个男孩。她的父亲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为她的学习和将来存了点钱。她的母亲是个技术不熟练的工人,她在家里不止是不合时宜那么简单。母亲并不嫉妒她的女儿,反而为之骄傲,当女儿不能进名牌大学和那些高智商的人共处时,母亲感到很失望。女孩时被母亲强迫来看精神科医生的,医生给她开了氯丙嗪和镇静剂治疗。她被收住院,逃跑,被带回,现在驯服了。她听天由命了,说她必须让自己不再有那么高的抱负和那么多的幻想。这听起来像是她接受"治疗"的结果。她不得不适应,期望少些,可怜的灵魂,我为她难过。这位敏感的女孩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几个梦,(这时候她用汉语,她的精神科医生为我们翻译),她很容易接受帮助,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没人知道如何开始。事实上,她已经丧失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她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有什么地方愿接受她。她现在温顺地听天由命了。但很好的是精神科医生对我们和她交谈的方式很感兴趣。对我们提出他们问题的人表现得开放,从而暴露他们自己,这是温暖的和勇敢的。
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有问题的病例,除了一个以外,都是女的,这是巧合吗?我认为不是;在这样的社会,妇女的处境很困难。 他们必须工作,必须生孩子,他们只能生一次,并且必须是男孩,如果他们失败了,那么那些日后会成为母亲的,没人想要的女孩会怎么想?这里根本没有不想生孩子这么回事。未来这一代人的心理卫生问题的种子已经种好了。
也许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中国人好像是勤劳务实的人;他们没有为宗教狂热所苦恼,他们尊重书籍和知识,他们的孔子是一个立法者,和摩西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至今为止,中国这些年个人的境况并没有改善。知识分子,也许是最需要的,却只有最少的见识。研究就象是在穷山恶水的地方野营,是胡闹。名牌大学只不过是监狱,那里独特的学生必须待得长一些,学习努力些。学者的前途也不乐观,以至于年轻人宁愿作木匠也不愿意学点东西。神经外科医生的收入只是公共汽车司机的五分之一。
可是我们一到香港,我就开始怀念中国了,不只是怀念从早到晚吃饭都要用筷子。和香港这个经济奇迹比起来,中国显得安宁和惬意;人们令人愉快,坦率且天真,而不是匆忙而狡诈。手工业在中国仍然很繁荣,制造出一大堆奇异的产品,美丽,有吸引力,无论如何还特别的便宜。如果在1997后中国逐渐变得像香港,而不是相反的话,那将是一个多大的遗憾。实际上,精神科的问题似乎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香港,我们发现同样的对精神病的羞耻感;对精神科医生和他们的病人有同样的蔑视;老人也是不受欢迎的,常从高楼顶上跳下来自杀。这里的精神科处于悲惨的境况中。病人们睡在吊床上,白天就撤掉,以便于他们在宿舍里活动。如果病房还是饱和,病人们就被仍到街上。在私营机构也需要排队:这里的精神科医生每天要看120个病人。
最后,我们的旅行结束时和开始一样,遇到了官僚问题。从香港回来时,我们被困在了北京,以至回程用了56个小时,而不是15个小时。我们不再是在中国官员的保护之下,实际上是逃犯。直到此时,我们才有机会体验到在中国当中国人的感受是什么:完全的没有力量。
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威胁,我们也许一周都走不了:所有的飞机都被预定满了,我们的飞机已经飞走了。我看到自己镇定地回到北京饭店。但这件事引起了那些神经都要崩溃的组员的痛哭和暴怒。团长打电话给我们的向导,向导很好,来到了机场,于是疏通工作开始了。这又花了一整天。经过惊心动魄的奥德赛式的无目的的旅行,半夜穿过中国,我们绕了个大圈到了天津,在这里过夜。
中国的消费者被看作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对待,他绝对没有权利知道在做什么或对他有什么计划。一位同事被气得差点心脏病发作,在售票处他得到允许和伦敦联系,并为此付了费,一会之后这就不行了,一番恳求之后又行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向导用了什么方法,但经过许多假报告弄到了三三两两的位子,又申请某人有紧急事务,最后,他们终于让我们能同时离开。那天有些中国人没能做上飞机,因为我们占了他们的位子。实际上,除了不幸的开始和令人失望的结束,在中国的每件事都进行得很好,至少对我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