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 阿诺德·理查兹 / 641次阅读 时间: 2020年2月26日
来源: 《精神分析:思想集体的视角》 标签: 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史
精神分析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 者:阿诺德·理查兹
出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12
书 号:9787111640851
原 价:¥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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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们进入我们学科的一百周年时,是时候考虑理论在精神分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扮演的角色了。近一百年前,在1889年的春天或夏天,弗洛伊德开始对他的患者安娜·冯·莱本采用谈话治疗,并开始倾听她在躺椅上所说的内容(Swales,1986p.36)。随后的10年见证了精神分析的诞生(Stewart, 1967)。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提示我对理论的重新考虑,从历史的角度讲适当其时:那就是我们刚刚纪念了弗洛伊德逝世50年,弗洛伊德的去世将精神分析的历史整齐地分为前半个世纪与后半个世纪。在前半个世纪,它的创始人亲自主宰了该领域,随后的半个世纪,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推动了精神分析的成长和发展。作为讨论我们专业理论的现在和未来的序幕,我会先谈论过去。

精神分析的诞生离不开理论模型,尤其是心理理论。它们是构成弗洛伊德发现的基础。实际上,精神分析的方法是弗洛伊德带到治疗情景中的心理理论在操作层面上的对应物。从一开始,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就既包含了他的观察数据,又包含着他关于治疗行为的理论。

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论基础,《科学心理学计划》(Freud,1895)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或许,弗洛伊德早期专著的重要地位鲜为人知,《论失语症》(Freud,1891)是精神分析构想的理论模板(Grossman,1989:Rizzuto,1989),这两篇文章一起,共同形成了心理理论,并出现在《梦的解析》。沿着这个模型,弗洛伊德继续提出了症状形成的理论、发展的理论、发病机制的理论,以及治疗行为的理论。

理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至关重要,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一种看法认为,用理论缓解治疗师的焦虑,对弗洛伊德和对当前的从业者来说是差不多的(Friedman,1988),更恰当地说,20世纪90年代,标志着另一个百年纪念:弗洛伊德和弗里斯小组(大概是第一个精神分析学习小组)的百年纪念。在弗洛伊德与弗里斯的通信中,以及只让弗里斯过目的“草稿”中,最令人瞩目之处就是这些交流大部分都聚焦于理论。

早期精神分析运动分歧不断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了理论的首要地位。当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质疑的不是婴儿性欲现象,而是用来理解这些现象的理论模型(俄狄浦斯情结)时,弗洛伊德就把他排除在了精神分析的范围之外。对于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中,认为阿德勒的概念“男性抗议”(the masculine protest)可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找到一席之地的那些成员,弗洛伊德回复道,他们没能“看到阿德勒观点和弗洛伊德学说之间的矛盾”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必须指出,其中牵涉的两人的确发现了这个矛盾:阿德勒和弗洛伊德”(Nunberg, Federn,1974,p.173)。类似地,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这与他否认弗洛伊德的观察资料无关,而与他想要用一种次要的和衍生的理论构想来取代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有关。我们也可以回想起荣格的观点,通常在对抗当代非性欲冲突时,婴儿性欲的表现才出现在分析过程里(ung,1916)。不到10年后,当奥托·兰克提出了出生创伤的理论,与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理论发生冲突,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破裂(Rank,1924)。

直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决定了精神分析”,分析师们仍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对全世界精神分析师都有用的东西,因此,想要创新精神分析理论超越弗洛伊德的理论,需要费很大的劲。不像原子物理学或生物技术在不断向前发展,精神分析理论只能以很小的增量向前迈进,它更倾向于改进和阐述而不是替代。

这并不是说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的几十年停滞不前。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些年理论进步的本质。心理功能的精神分析理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但仍然与弗洛伊德留下来的理论保持着一致。其结果就是,无论是在治疗理论还是基本的精神分析技术方面,都没有什么修改。

事实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精神分析技术长期以来拒绝改变。哈特曼作为著名的自我心理学家是毫无争议的,他在心理功能的理论方面提出了实质性的重要改变,但没有提出相应的技术方面的改变,尽管他的某些同事在技术方面的建议有明显的变化。马勒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新构想,但她坚持认为自己的发现不涉及对待成人患者时技术上的改变。肯伯格也是如此,他对自己在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方面提出的技术改变持保留态度,而主张精神分析的标准技术オ是适当的。艾利斯在其1953年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讨论了使用“参数”作为技术上的修改,但他谨慎地坚持这些参数需在治疗过程中被分析(Eissler,1953),

这里的教训可能是:分析师更能容忍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心理理论被修改,而不是作为一种治疗理论。那些对治疗理论或基本技术做出重大修订的分析师,他们要么被排除在主流精神分析之外(费伦茨、亚历山大),要么被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阿德勒、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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