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病例的确有趣，有趣是因为在弗洛伊德度假时，在6000英尺的高度上被遇到。而由于无法实行催眠，仅以简单的谈话方式进行。

1891年夏季，弗洛伊德度假来到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胡黑塔雷尔度假。本想暂时忘掉神经症的他，却不想在这里不期而遇了一位18岁的少女，凯瑟琳娜。作为房东的亲戚，在登记簿上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名字和身份，遂自荐而来。凯瑟琳娜有许多神经性症状，由于在神经医生那边没有很好的疗效，转来求助度假中的弗洛伊德。

文中几乎句对句的形式清晰再现了整个谈话治疗的过程——

“好，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

“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总是这样，但有时会这样，所以我想我会窒息的。”

“坐在这里，当你‘透不过气来’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种情况……”

……

如此的对话，在我们今天的咨询问诊中已不鲜见，但在100多年前的欧洲，在没有药物，未用催眠的情境下，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当你发作时，你想到什么吗？是否总是同一件事？或你看到面前有什么东西吗？”

“是的，我总是看到一张可怕的脸以吓人的样子看着我，因此我感到恐惧。”

“你认识这张脸吗？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在某个时候看到过这张脸？”

“不认识。”

“你知道你因为什么而有这样的发作吗？”

“不知道。”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发作的？”

“两年前，当我仍与我伯母住在另一个山上时（她过去在那里经营鸟棚，18个月前迁居这里），以后就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这里，弗洛伊德做了一次猜测，因为他经常足够的发现，在女孩子身上焦虑是恐惧的结果，而这恐惧是因为当她们初次面对性欲的情境，他们纯洁的心理被慑住的缘故。所以弗洛伊德说到：

“如果你不知道，我将告诉你我是怎么想你会有这样的发作。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你必然看到或听到过某些使你十分窘迫而又不愿见到的事。”

“天啊，是的！”她答到:“那是我看到我伯父和我堂妹弗兰西斯卡。”

……

就这样，一步步的，通过谈话的方式，凯瑟琳娜向弗洛伊德逐步讲出了令她困扰的那张脸，以及这背后的记忆的呈现。“当这两件记忆中的事说完后，她停止了说话。像是变了一个人。她那紧绷着、不高兴的脸变得活跃起来，她的双眼明亮，显得快活和兴奋起来。同时，对我来说，也清楚地理解了她的病情。”弗洛伊德如是说。

毫无疑问，正处于青春期的凯瑟琳娜，由于一些事件导致性敏感性受到了伤害。在于弗洛伊德的谈话中，他也逐渐明了了真相，以及缘由。与以前的病例不同的是，凯瑟琳娜病例并没有应用催眠术或者“压力术”，而只是通过谈话，以及在她叙述事情中的插话来完成。弗洛伊德相信，在施行催眠术后也会产生类似的作用。结果，癔症症状的呕吐得以缓解，仅在焦虑发作下存在。

病例结尾，弗洛伊德谈到，他试图把这个病例归为一种获得性癔症的图示，即具有“创伤性的”瞬间和认识一对“辅助的”瞬间的场面。一个新的印象强制性的产生了单独症状群和自我之间的一种联想性联系。

另外，凯瑟琳娜病例的转换，并不是创伤后立即发生的，而是在潜伏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她在发作时的焦虑是一种癔症性的焦虑，即联系到每次性欲创伤后所出现的焦虑的再现，只不过对性关系方面的猜疑便引起了处女们的焦虑情感。这里，注释提示，弗洛伊德在1924年解开了面纱，即凯瑟琳娜事实上是被生父性侵犯的。这似乎也折射出本书出版的19世纪末，社会对性问题、性伦理的保守，而弗洛伊德本人亦受影响与限制。

 

 

王东         

2014年9月17日于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