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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代)情结及其深蕴

wangche828282015-10-20 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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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落户中国以来,霍大同先生的“代情结”理论可以说是指导中国精神分析本土实践的最重大发现。本文试图在霍大同先生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代情结”的理论内涵。

 

一、代情结概要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的基石,对家庭结构中情欲的发现和伸张,使得精神分析从症状入手理解了人的无意识中的隐藏面目,进而完全重塑了人类文化。然而从阿德勒、荣格到弗洛姆,精神分析内部一直遭遇着一种非性化的浪潮。代情结理论是以弗洛伊德理论构造的方式来回应这个百年争论。

弗洛伊德晚年进行了一种新的关于冲动的理论构造,霍大同将其归结为以下图谱:

弗洛伊德晚年在理论中隐蔽的试图纳入荣格的一些思想,在生死冲动(本能)的理论中,他不再彻底强调性欲的普遍功能,而是将性欲纳入到“超越快乐原则”的某种更深的冲动原点之中[1]。在他的晚年理论构造里,生死冲动成为比性冲动更加基础的人格结构。

霍大同在此基础上,结合生物学上性服务于种族延续,殷商时代及中国上古神话证伪列维施特劳斯乱伦禁忌与女人交换原则等证据,提出存在着代情结。在代情结中,代际传递的欲望独立于性欲而运作,母亲的功能居于主导地位[2]。他在其“客体关系讨论班”中进一步指出,代情结的运作可以对应客体关系学派所提出的前俄狄浦斯期,属于人的发展构造中的第一阶段。俄狄浦斯期父母孩子间性欲化地运作属于第二阶段,两个阶段能够基本顺利的完成才能够产生神经症的“正常”人。

结合代情结,家庭结构所对应的精神结构为:

 

二、代情结即孟母情结

 

精神分析的核心是经验,代情结的理论相对于作为“性情结”的俄狄浦斯情结来说,缺乏了一个核心神话的依托。从俄狄浦斯到安提戈涅,弗洛伊德和拉康先后在俄狄浦斯悲剧三部曲中找到了西方视角下的无意识运作的模板。根据拉康对于符号界先于我们并构造了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思想,俄狄浦斯神话并不是表达了俄狄浦斯情结,而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形式本身。正是因此,对俄狄浦斯悲剧的研究构成了探索性情结理论内涵和实践可能的一种方式。

同理,代情结作为中国经验的总结,其神话形式是孟母的典故。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之处,在于非人格的“天”的信仰之下,任何神其实都是更优秀的人。儒门尊圣,道教修仙,佛门觉悟佛菩萨,几大主要体系中的神格并非如基督教体系那样预设独立存在且与人不同质的神祗。孟母作为培养出现实的圣人的伟大母亲,她的故事以及孟子的论著都并非后稷诞生那样的神话传说。孟子不是第一个圣人,但他第一个明确展现出了母子关系中代情结式的母亲功能,并且以此进一步塑造了整个中国文化。

孟母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她没有私人的欲望,她就是儒门理想的代言人,并将这个理想落实为没有余地的规则来锻造孟子。第二,她断除了自身的性欲,也成功使得孟子彻底排斥性欲。加上孟父的缺位,一个代情结而非俄狄浦斯式性情结的典型形式呈现了出来。孟子的成就与挫折则是代情结顺利且独立运作的结果。关于孟母与孟子理论间的对应关系,详见本人拙作《孟母分析》[3]

对于现实的孟子来说,他只有一个显要特征,那就是在墨、道鼎盛的时代传递精神父亲孔子的名义,中兴儒门。但他谈论孔门精义的方式并非是孔子式的,而是几乎全然的独创。孟母与孟子是第一次清晰呈现了代情结内涵的人的神话,因此代情结可以如同性情结一样称为孟母情结。

 

三、孟母情结VS俄狄浦斯情结

 

从人的早年发展来看,孟母情结在前俄狄浦斯阶段起到决定作用,在霍大同的精神分析体系中,这是人格的一阶,即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代际的传递通过母亲主宰着儿子,由于尚未性化,男孩女孩其实都是儿子。客体关系学派对儿童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其理论难以跟弗洛伊德的整体架构对接。并且由于将一阶人格阶段的婴幼儿孩子定位为主体,将决定性的母亲定位为客体,初期母子关系在理论上就被颠倒了,同时在这个体系中父亲的功能被弱化,镜像化的想象互动增殖。

代情结的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孟母神话中,孟母类似于圣母玛利亚,将绝对的精神父亲传递给孟子。用拉康的话来说,这是母亲对父姓的传递。圣母玛利亚本人并不为耶稣在符号意义上传递父姓,她是中介而非承载者,因此当耶稣归位为圣子,他就不认圣母(生母)[4]。此时母亲的功能被虚化,上帝这个父姓就被谵妄式的增强了。孟母情结里母亲的功能是实的,孟母能够且主动承载了父姓,儒门的礼被她变成了她和孟子的法。但孔子作为理想父亲却因为母亲的实而虚化了,区别于孔子托周公为典范,孟子提出了舜的典范,并进一步阐发了“义”的维度。且在厚葬母亲的问题上,孟子悖离了孔子强调的礼制,并以自己创立的新父姓标准合理化。他为此付出了无法在鲁国从政的代价。[5]

也就是说,代情结的运作中存在着类似于性情结里石祖(阳具)功能的部分,霍大同将其称之为“地母”。由于霍大同先生并不擅长概念的文字构造,地母这个词其实没有把概念的内涵表达清楚,我将其改为“母渊”。这个概念与拉康的客体小a一脉相承,但母渊更强调其作为母亲从子宫到怀抱再到教养过程中的主动功能。这会导致符号性的支撑,规则层面的自动建立。在孟子那里,虽然他从未直接讲述谈论母亲,甚至一直谈论理想父亲,全部采用已有的儒门语言,我们却可以清晰的观察到他理论构架上的母亲印记。例如四端之心,正是他用母子间的直接经验,替换理想父亲孔子留下的儒门规范。因此,母渊作为阴道的象征,其在符号层面的功能比起石祖正相反,隐蔽而实际,且带有感受的性质。石祖的确立需要被阉割,母渊的呈现则是去淹没。以仁为例,孔子的理解是“克己复礼”[6],孟子则是恻隐之心(情)[7]

由于孟母很好的发挥了母渊的功能,她的儿子孟子就没有脱离符号界,没有丧失隐喻的功能。否则他会像耶稣一样变成妄想狂,这个对峙展现在他们对待母亲的态度上。

孟母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分别在发展上对应人的一阶和二阶,也就是孟母期(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孟母期也对应弗洛伊德的口唇期、肛门期和拉康的镜像期,俄狄浦斯期则对应性器期。从一般的结构上来说,一个人的两种情结是共同起作用的,亲欲与性欲同在。然而有些特例,是按照孟母情结一路发展,俄狄浦斯情结被遮蔽,这时就会出现对性欲的排除:耶稣觉得动了性欲就是犯奸淫,得剜眼断手;孟子在卧室看见妻子阴部便要离婚;海瑞因为女儿用手接了男人给的食物而逼死女儿。

 

四、孟母情结的精神病理学

 

从精神分析的伦理来看,症状并不是问题,症状乃是带有缺失的主体功能性的表达,我们在分析中试图理解症状,并终究建立起个人症状融洽于现实的方式。而精神病由于脱落,与现实世界往往是隔绝的状态,加之结构性的根本差异,拉康提出精神病的良性发展在于“圣状”的建立。

耶稣是一个妄想狂。将他成功创建的宗教幻想部分去掉,我们会发现一个始终危机重重的困境。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嫁给他的“父亲”的时候已经怀了他,他是一个婚内私生子,他不知道生父是谁,我们可以想见他与母亲在这个犹太家庭中的尴尬。后来他所创建的教派在自己所在的犹太教传统之中一开始就是神秘主义的异端,也因此被自己的宗教和同胞出卖而死。我们可以在他的原始传记材料(福音书)中发现支撑着他的基石,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催眠师,靠着所有传统社会共同的“巫医”实践获得了平民的足够承认。然而他的圣状的妄想狂表达过于剧烈,不仅否认了自己的家庭关系,也否认了自己本就处于漂泊状态的民族的根基——犹太教。于是他就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再现了自己幼年的创伤,再次置身于暴力性的孤立中,只是这一次意味着终结。他临死前呐喊:“我父,我父,为何离弃我!”[8]这是他真正私人的、主体的心声,上帝作为预设的大彼者(他者),与他的关系构成了重建一个新的身份和补偿创伤的方式。耶稣如同许多妄想狂一样,在这个尝试遭遇暴力行动化的那一刻之后清醒过来,可惜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这就是圣状的风险及天然的脆弱,我们在梵高、海子、乔伊斯、杜拉斯等人的身上同样发现了这个模式,无论当事人什么年龄死去,始终有一种高度的生死级别的风险缠绕着他们的生活。

孟母情结为圣状的构造打开了新的可能,隐蔽的代际传递里包含着精神病理的新天地。荣格十分关注斯瑞伯(Schreber)个案幻觉与谵妄中的基督教成分,显然,斯瑞伯内心世界的基督教方式只是他个人的精神病构造,并非现实中的基督教生活。同理,我们也能发现耶稣在他的时代境遇也是类似的,后来被承认的他的基督教模式在他自己的犹太教中也仅仅是个人的精神病构造,若不是他的巫医技能他根本没有机会被我们铭记。荣格则有一种更为常见的幻觉,他与他自己的耶稣不断对话。[9]他所创立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最基本的功能在于解释自己的症状,并进一步建立起自身连接于现实的通道。他成功了,不仅开创了新的流派和一种新的宗教式浪潮,受他影响之下,基督教新世纪教派成功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基础,并在技术上第一次走出犹太-基督教传统,成为囊括东方宗教的世界宗教。

荣格试图探寻的正是孟母情结的代际功能。纯粹的代际传递由于摒弃了性成分,也就进一步摒弃了血缘,耶稣因此只认上帝不认生母。神话领域因而成为我们共同的祖先,一个文化共同体共享的代情结起点。孟子重新解释了孔子的核心理论,并将周公神话替换为舜;耶稣重新阐释了十诫,并将上帝与犹太人的密约替换为与他个人的密约。同样都在神话领域兼顾个性与共性,孟子中兴儒门,长寿终老,耶稣则无法见容于世,迅速夭折。在这两例典型对比中,我们能够窃见母亲功能在代情结中运行的方式:当母亲充实,儿子更容易以公共的方式介入现实;当母亲虚置,儿子的自我谵妄填补了缺失,也同时竖起与他人的藩篱。

孟母情结的内涵为我们提供了精神病临床领域的不同启示。精神病的问题并不在于谵妄、幻觉等症状,而在于这些症状是否能够通向神话性质的共同体并被他人再认。与其用药物以损伤脑功能与内分泌为代价去除症状,不如为症状寻找一条能够通向现实的集体模式,这种通向现实和建立集体性往往需要技术载体。在中国,很多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和心理治疗中毫无进展,却能够在具备技术成分的宗教实践中迅速好转。这些技术,例如咒语、象数、禅坐、太极拳,是帮助我们回到民族性的代际线索中的途径。

 

限于篇幅,本文对代情结即孟母情结的阐述终止于此。这个情结的发现是精神分析中国化的根基,也是精神分析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有待我等共勉。

 

 

注释:

[1]参见 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自我与本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2]参见 霍大同:《代情结与中国人的无意识结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1.

[3]王亮(彻):《孟母分析》.《“言在之性”中欧精神分析研讨会论文集》(未出版),www.lacanchine.com

[4]参见 《马太福音》,12:46-49

[5]参见 孟子:《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梁惠王下

[6]孔子:《论语·颜渊

[7]孟子:《孟子·公孙丑上

[8]《马太福音》,2746

[9]参见 荣格:《红书》,张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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