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到了最近,深度心理學才願意跟隨榮格的腳步,承認存在於母神這個看似無序中的潛在秩序。我們對於母神這個品德的意識,一直在等待著一個科學觀點,現在這個科學觀點,就存在於最新的西方科學狂熱的混沌理論之中,也存在於捲土重來的道家哲學思想裡。
延續的感性
在討論良善的基本概念時,哲學家阿拉斯德.麥肯泰(Alasdair
MacIntyre)建議我們,把「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不同作者所羅列在美德目錄下的各種品質」進行比較。他認為,如果把這種方法運用到西方文學中,我們可以把荷馬、亞里斯多德、《新約全書》、班傑明.富蘭克林和珍.奧斯汀等認為值得仿效的品質進行比較。珍.奧斯汀這個名字列在這裡有點令人吃驚。麥肯泰提醒我們,荷馬強調戰士的優點:英勇、狡黠、強壯。亞里斯多德要求寬宏大量、慷慨、判斷力強、善交友等市民品質。《新約全書》透過忠誠、希望、慈善和謙虛這些美德,建立了信奉上帝的理想。富蘭克林則添加了清教徒的清潔、緘默和勤奮,作為成功商人的部分道德。然而珍.奧斯汀似乎抓住了品德,並暗示資產階級應該轉化為具有友善、堅貞和自知之明等品質,因而改變了品德的意義。
十九世紀的發展聽起來僅像是社會進步的歷史,但今日我們可能會把奧斯汀的成就視為美德概念從男性轉向女性的重要一步。我們欣賞奧斯汀不加渲染的寫作手法,她透過小說《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宣導她的理想,不僅把品德的問題帶進了日常生活,而且帶到了人們與生活現實的關係之中。
奧斯汀所開創的小說,考驗了與社會現實抱持相反觀點的持續性,而我們至今仍然閱讀她所帶來的這類小說。讀小說以及看由小說改編的電影,徹底地改變了我們對品德的理解,使我們把品德視為人際生活的一面。對我們而言,品德是對他人的真正的關心,奧斯汀稱之為「友善」(amiability),另一部分是在關愛的持久不變,她稱為「堅貞」(constancy)。
我們仍然會以這些標準來評斷文學和電影上的人物。而電影「溫馨接送情」(Driving Miss
Daisy)又提高了標準,黛西小姐發現了「友善」對她長久以來任性的尖酸性格構成了威脅。但我們從小說中得到的關於品德的看法,比較不是依據經驗中的教誨,而是依據對於經驗本身的忠誠度;我們受到吸引,因為我們有一部分喜歡直接看到,而不是被告知生活的意義。我們的這一部分永遠喜歡津津樂道日常生活的奧祕,欣賞生活中拒絕遵循原則所帶來的苦與樂。而且我們的這一部分對於人際關係,即個人與自己,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特感興趣。南茜.霍爾(Nancy
Hale)在其著作《小說的現實》(The Realities of
Fiction)中強調,「人際關係……對小說而言是天經地義的。」人際關係也成為不朽電影所能提供的滿足感。
現代習於把我們喜愛的東西與性別聯繫起來,我們把這種接受經驗和思考經驗的方式劃分給了女性。珍.奧斯汀關注那些打算彼此建立關係的人,在我們看來似乎是一種女性的意識,並不僅僅因為她自己是女人,類似的意識也出現在享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愛德華.福斯特(E. M.
Forster)的作品中,似乎也表現出女性氣質。我們喜歡這些能揭示出來的模式。講話和行動可能屬於男性,傾聽和觀看是屬於女性,並且能獨自支撐起一種德行。
我們也相信心理治療的實踐需要這種感受的方式。自溫尼考特以來,精神分折家贊成靠感受得到病人資料。醫生主動力求不干擾病人自己的情感軌跡,現在被認為甚至比心理解析更適宜。芭芭拉.蘇利文(Barbara
Stevens Sullivan)稱這種態度為「建立在女性原則上的心理治療」。
大量的心理治療時間是花在恢復和享受經驗的能力,心理治療可能因此變成一種故事,其目的只不過就是恢復人們生活的能力。用品德來承受經驗,而不是設法以品德來展開行動,這種方式成為一種新的崇高理想,也是當今很多人把它與女性互相聯繫的理想。
珍.奧斯汀的《勸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