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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 Streeter
我有如腾云驾雾一般，参加了自己首个纪录片的盛大首映仪式。整个人就像僵尸似的，我回答观众提问，参加宴会，可是凡事都没往大脑里过。等到回到酒店房间时，我会痛哭失声。作为独立电影人，我们（我和丈夫）是靠着辛勤工作才取得了今日之成就，可我却一团糟。我简直被忧虑给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浪费这大好的事业良机，对此却束手无策。此时距离我生完宝宝刚刚过了六个月，我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一层厚厚的湿毛毯下面，虽然想要奋力逃脱，却始终纹丝不动地被钉牢在地上，拼命想要呼吸。
回头来看，我才全然了解产后抑郁对我的家庭与事业的打击，不过在当时我已经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我向产科大夫寻求帮助。她欢快地说：“你才不需要抗抑郁药呢。买本好书，去咖啡馆里读读。你得争取点‘个人’时间。”
就这样，尽管现在我们对于产后抑郁已经有了丰富的认识，我其实没有完全理会关于产后抑郁的那些知识。
“没人愿意取得产后抑郁筛查的主导权，”奥莉维亚·贝杰隆(Olivia Bergeron)告诉我。她是一位认证临床社工，对布鲁克林地区患产后抑郁的妈妈们进行家居治疗探访。“这里仍然充斥着种种错误的讯息。产科医生和儿科医生都避之不及。”贝杰隆进一步说，她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通过居家生产助产士和导乐助产人员介绍而来。
每7个女性中就有1个会遭遇产后抑郁，而且尽管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了解程度已经普遍有所提高，但很多病人并没有得以发现和治疗。而如果听任不管，抑郁症有可能恶化，这会影响全家人的关系，也会对婴儿的生长、发育与健康带来严峻的打击。
《临床精神病学年度综论》(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iatry)3月刊的一篇论文提出结论称，现在亟需“在基层医疗层面建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途径，以对产后抑郁症进行预防或早期干预，从而改善母婴双方的健康与福祉。”
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面前：由谁来筛查，怎么筛查？不应由产科医生来做，至少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的委员会意见是这么说的：抑郁在妊娠和产后非常普遍。目前尚无充足证据支持我们对进行产前和产后普查做出确切的推荐。看来，我的产科大夫无非是按章办事罢了。
我们仍应鼓励产科大夫进行产后抑郁筛查（而个人执业的大夫同样可以并且应当主动向产妇了解相关问题），而儿科大夫——或者至少是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已经加快了步伐。令人振奋的是，美国儿科学会现在推荐儿科医生在对婴儿进行出生后一月、两月和四月的探视时，对母亲是否出现产后抑郁进行筛查。
不过，我本人对几位最近刚刚分娩的女士进行了调查（调查是非正式而且有局限的），想了解她们的儿科大夫是否询问了她们的情绪和整体状况。她们的回答全部是否定的。而我儿子的儿科大夫同样没有这样去做。
“在我做小儿科住院医生期间——那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在有关如何应对产后抑郁方面我没有受到任何训练，”在旧金山做儿科医生的希瓦·苔斯勒(Sheva Tessler)说。她本人曾经历过令人精疲力竭的产后焦虑，因此每次遇到新妈妈时总会主动了解对方的整体健康状况。“在任何儿科住院医生的培训中，都应涵盖产后抑郁的训练，这应该是一项必修课程。儿科医生站在甄别产后抑郁症的第一条防线上。我们可以与妈妈们面对面交流。”
治疗范式的转变或许并非易事。“总的来说，儿科医生处理成人患者时会有点不安，同时，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个处境，需要了解抑郁症的确切症状，同时有能力为治疗提供建议，这令他们尤其不安，”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医学院心理学教授詹姆斯·C·科因(James C. Coyne)在电子邮件中这样对我说。
他进一步说，只有在对现行体系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后，才能推行抑郁症普查。要为儿科诊所配备心理医生和社工，改进基层医疗与心理健康部门之间的沟通，同时当然还需要有充足的费用来支持上述改变。“令‘抑郁症护理管理人员’专门化，确保护士和社工对甄别和治疗抑郁症的问题了如指掌，而且要保证在发放了抗抑郁症药物后进行随访，这将会成为非常伟大的创举。但现在在常规治疗领域还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确实很难将（上述改变）引入基层医疗并保证持久发展，”科因在信中写道。
不过，抑郁症普查的早期实践者也仍然存在，他们坚信普查可以而且确实行之有效。北卡罗来纳社区医疗计划首席儿科顾问玛丽安·埃尔斯(Marian Earls)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婴儿就是病患。儿科医生并非治疗母亲，而是在需要时为其转诊。筛查时，儿科医生（和其他为婴儿提供医护服务的基础医疗人员）是在筛查婴儿早期大脑发育的环境是否存在危险。”
埃尔斯医生说，由于在将重点放在培训与辅导上已取得共识，现在很多北卡罗来纳的儿科医生已经开始筛查母亲是否患抑郁症，伊利诺伊和明尼苏达州也在提倡将培训引入基础医疗体系中。“是的，我相信儿科医生将有可能对女性是否患产后抑郁进行普查，”她说。
对于我来说，一旦抑郁的迷雾烟消云散，我的心中顿时涌起深深的自责，我责怪自己当初没有更努力地争取治疗，提倡更多地关注产后抑郁固然很棒，现在，让我们想想如何能利用好这些认识。抑郁症普查也许不会发现每一例症人，但每一次将病人转诊，都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7月18日。
翻译：学清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谁来筛查产后抑郁症？
SARAH GONSER
2013年10月14日
Katherine Streeter
我有如腾云驾雾一般，参加了自己首个纪录片的盛大首映仪式。整个人就像僵尸似的，我回答观众提问，参加宴会，可是凡事都没往大脑里过。等到回到酒店房间时，我会痛哭失声。作为独立电影人，我们（我和丈夫）是靠着辛勤工作才取得了今日之成就，可我却一团糟。我简直被忧虑给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浪费这大好的事业良机，对此却束手无策。此时距离我生完宝宝刚刚过了六个月，我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一层厚厚的湿毛毯下面，虽然想要奋力逃脱，却始终纹丝不动地被钉牢在地上，拼命想要呼吸。
回头来看，我才全然了解产后抑郁对我的家庭与事业的打击，不过在当时我已经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我向产科大夫寻求帮助。她欢快地说：“你才不需要抗抑郁药呢。买本好书，去咖啡馆里读读。你得争取点‘个人’时间。”
就这样，尽管现在我们对于产后抑郁已经有了丰富的认识，我其实没有完全理会关于产后抑郁的那些知识。
“没人愿意取得产后抑郁筛查的主导权，”奥莉维亚·贝杰隆(Olivia Bergeron)告诉我。她是一位认证临床社工，对布鲁克林地区患产后抑郁的妈妈们进行家居治疗探访。“这里仍然充斥着种种错误的讯息。产科医生和儿科医生都避之不及。”贝杰隆进一步说，她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通过居家生产助产士和导乐助产人员介绍而来。
每7个女性中就有1个会遭遇产后抑郁，而且尽管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了解程度已经普遍有所提高，但很多病人并没有得以发现和治疗。而如果听任不管，抑郁症有可能恶化，这会影响全家人的关系，也会对婴儿的生长、发育与健康带来严峻的打击。
《临床精神病学年度综论》(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iatry)3月刊的一篇论文提出结论称，现在亟需“在基层医疗层面建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途径，以对产后抑郁症进行预防或早期干预，从而改善母婴双方的健康与福祉。”
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面前：由谁来筛查，怎么筛查？不应由产科医生来做，至少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的委员会意见是这么说的：抑郁在妊娠和产后非常普遍。目前尚无充足证据支持我们对进行产前和产后普查做出确切的推荐。看来，我的产科大夫无非是按章办事罢了。
我们仍应鼓励产科大夫进行产后抑郁筛查（而个人执业的大夫同样可以并且应当主动向产妇了解相关问题），而儿科大夫——或者至少是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已经加快了步伐。令人振奋的是，美国儿科学会现在推荐儿科医生在对婴儿进行出生后一月、两月和四月的探视时，对母亲是否出现产后抑郁进行筛查。
不过，我本人对几位最近刚刚分娩的女士进行了调查（调查是非正式而且有局限的），想了解她们的儿科大夫是否询问了她们的情绪和整体状况。她们的回答全部是否定的。而我儿子的儿科大夫同样没有这样去做。
“在我做小儿科住院医生期间——那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在有关如何应对产后抑郁方面我没有受到任何训练，”在旧金山做儿科医生的希瓦·苔斯勒(Sheva Tessler)说。她本人曾经历过令人精疲力竭的产后焦虑，因此每次遇到新妈妈时总会主动了解对方的整体健康状况。“在任何儿科住院医生的培训中，都应涵盖产后抑郁的训练，这应该是一项必修课程。儿科医生站在甄别产后抑郁症的第一条防线上。我们可以与妈妈们面对面交流。”
治疗范式的转变或许并非易事。“总的来说，儿科医生处理成人患者时会有点不安，同时，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个处境，需要了解抑郁症的确切症状，同时有能力为治疗提供建议，这令他们尤其不安，”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医学院心理学教授詹姆斯·C·科因(James C. Coyne)在电子邮件中这样对我说。
他进一步说，只有在对现行体系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后，才能推行抑郁症普查。要为儿科诊所配备心理医生和社工，改进基层医疗与心理健康部门之间的沟通，同时当然还需要有充足的费用来支持上述改变。“令‘抑郁症护理管理人员’专门化，确保护士和社工对甄别和治疗抑郁症的问题了如指掌，而且要保证在发放了抗抑郁症药物后进行随访，这将会成为非常伟大的创举。但现在在常规治疗领域还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确实很难将（上述改变）引入基层医疗并保证持久发展，”科因在信中写道。
不过，抑郁症普查的早期实践者也仍然存在，他们坚信普查可以而且确实行之有效。北卡罗来纳社区医疗计划首席儿科顾问玛丽安·埃尔斯(Marian Earls)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婴儿就是病患。儿科医生并非治疗母亲，而是在需要时为其转诊。筛查时，儿科医生（和其他为婴儿提供医护服务的基础医疗人员）是在筛查婴儿早期大脑发育的环境是否存在危险。”
埃尔斯医生说，由于在将重点放在培训与辅导上已取得共识，现在很多北卡罗来纳的儿科医生已经开始筛查母亲是否患抑郁症，伊利诺伊和明尼苏达州也在提倡将培训引入基础医疗体系中。“是的，我相信儿科医生将有可能对女性是否患产后抑郁进行普查，”她说。
对于我来说，一旦抑郁的迷雾烟消云散，我的心中顿时涌起深深的自责，我责怪自己当初没有更努力地争取治疗，提倡更多地关注产后抑郁固然很棒，现在，让我们想想如何能利用好这些认识。抑郁症普查也许不会发现每一例症人，但每一次将病人转诊，都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7月18日。
翻译：学清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