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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伊底帕斯情結:佛洛依德與人類學交會的不幸開端
周仁宇
【回應】關於伊底帕斯情結
回應人:許欣偉
【主文】
(原刊於<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通訊>2009.06第二期)
在1911至1913年間,年過半百的佛洛依德在信心滿滿與自我懷疑的焦躁反覆中完成了四篇論文,試圖以伊底帕斯情結為基礎來解釋人類如何從動物進到文明。這些文章後來集結成書,名為「圖騰與禁忌 (Totem and Taboo)」。這本書其實有一個相當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副標題「野蠻人和神經症患者心智生活的一致特性」(註1 Some Points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Mental Lives of Savages and Neurotics)。
如同書名所示,佛洛依德大量引用了文化人類學的資料 (註2 Frazer, 1911; 註3 Tylor, 1861)。佛洛依德一生都深受文化人類學與考古學吸引,因此1918年英譯本出版時,他自然非常在意人類學界對這本書的看法 (Freud, 1918)。但很不幸的,反應極其冷淡(註4 Wallace, 1983)。
其實,這些佛洛依德據以進行論證的人類學資料,在被他引用之前早已備受人類學者的強烈質疑 (註5 Kluckhohn, 1956)。在紐約的Franz Boas以及稍後倫敦的Bronislaw Malinowski影響下,英美人類學界開始強調民族誌研究法的重要性 (註6 Bohannan & Van der Elst, 1998)。他們堅持長年生活於部落中,與被研究者互動並進行有系統的參與觀察。而過去Frazer和Tylor那種透過對殖民官發問卷以及整理典籍遊記的做法,在佛洛依德寫作之時已備受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