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權威情結
作者:宋卓琦 居善醫院
簡評者:
周仁宇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劉佳昌、蔡榮裕 松德院區
(上)
佛洛伊德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一文中論述Gustave Le Bon的「大眾心理學」時,討論對於權威的渴望服從與無法忍受,所引發的現象。佛洛伊德認為小時候的原初自戀,在接觸環境之後漸漸對自己不滿意,而對周圍的客體產生『理想化』,並且對自己有『自我理想』的期望。然而,自我理想會對自我產生限制,所以對於權威會渴望服從又無法忍受。這兩者的擺盪關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群體的不穩定。
Winnicott認為,攻擊與自發性息息相關。嬰兒在生命最早期時,還沒有能力做因果聯結時,他的攻擊等同是活動,例如在子宮內踢腳,只是滿足了本我的衝動,也是在對環境做接觸,提供了自我的存在感,還沒有能力承擔責任或感到罪惡,而且還是愛的一部分。這攻擊的本能,需要有一個可供對抗的外在客體,才會產生真實自我的存在感,所以不是只需要一位滿意的客體。所謂病態的內向,是把關係分裂為二,壞的關係被投射在外界,好的關係集中在內心想像世界,所以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當這種孩子在從這種分裂中恢復時,他會開始對他感到充滿迫害的外界表現得有攻擊性,但這時若管教失當,會令他又縮回自己內向的世界中了。
孩子小的時候希望自己有全知全能的父母,可以依靠、崇拜、予取予求,但若成長過程中始終無法超越父母成就時,自信總是有缺憾。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常需要為反對而反對,否定父母或師長的權威,然後才會開始承擔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
E. S. Person提出人們糾結於服從與反抗的衝突中,為了尋求超越,採取三種策略:一、掌握神格:人類生命中無可避免的,是虛弱無助的感覺,來源不只是在童年時必須要依賴,還有人體功能的限制,以及關係中權力的不平衡、被虐待的經驗、無法決定環境及命運、存在的寂寞感、終究會死亡的事實。為了對抗這令人虛弱無助的感覺,人類自古以來就會拜神,並在神話中創造具有神格的人類或半人半神。至於現代,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人類鄙棄宗教,轉而崇拜知識的力量,認為知識可以無限擴展人的想像與自由,追求成為強勢的權威,科技可以改造自然與扭轉命運。但知識和宗教一樣,極端的時候也會變成雙面刃,它會點燃人的自大狂妄,令人產生錯覺,以為一切操之在己,可以征服一切,不容許別人質疑或反抗,這樣的結果遲早還是會導致腐敗或毀滅。
二、服從上帝:許多人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掌握神格,經由虔誠地服從宗教神祉,尋求安全與救贖,放下個人的野心,承認自己的不足與罪惡,把謙虛與服從視為理想與美德。在極端的狀況,人放棄反抗,只有服從時,會寧可放棄選擇的自由,期待宗教帶來奇蹟、神秘、與權威。這種人可能賦予領導者極大的權力來統治、操縱、侵略。
三、教父幻想:教父是世俗版本的神格。為了確保財富、知識、或權力,人們會渴望追隨英雄、大師、教父或教母。這種人會在大家『理想化』的需要中產生,也必須要有能力製造權威、奇蹟與神秘,例如極權主義的領導者、商業鉅子、XX學之父。這種渴望的內心深處,也埋藏著慾望,想要藉著追隨而分得一杯羹,甚至將來可望有一天換成自己來當那教父(母)。
十字軍東征,是藉著服從一種宗教的名義,來爭討侵略屠殺不服從的異教徒。中國的共產主義藉著反抗原有的社會制度而號召大眾,大眾最後卻完全服從另一種號召『文化大革命』而進行屠殺。人類歷史中,以意識形態為名所造成的屠殺,遠超過因其他犯罪或過失所造成的死亡。這種現象出現在政治、經濟、及心理都有。
S. Milgram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個很有名的、關於服從權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共犯心態。他以1 小時4美金的代價徵志願者參與有關記憶的研究,讓志願者抽籤當「老師」或「學習者」,但實際上兩支籤都是「老師」,志願者一定會當老師,「學習者」其實是與實驗主持人同謀的演員。老師與學習者被實驗者帶到由一道牆分隔的兩個房間,老師須先把電線固定在學習者的手腳上,然後到隔壁的房間關上門,彼此看不到但可以聽到對方,實驗主持人則坐在老師的背後。老師要把一張文字配對的列表,一一唸給學習者聽,然後再開始考試,方式是唸每一文字配對的第一個字,再唸4個答案,學習者要回答哪一個是配對的第二個字。學習者若答錯了,老師就要按一次電擊傳到學習者的手腳,強度由15伏特開始,每錯一次,就再增加15伏特,直到加到最大的450伏特。若答對了,才能進展到下一題。實驗設計令老師相信學習者真的被電到了,但實際上只有音效。當電壓增加到150伏特起,演員會開始呻吟,隨電壓增加還會哀嚎並有撞在分隔牆的聲音,老師在此時常會表達遲疑及擔心,而實驗者只會平淡地指示繼續。若老師問學習者是否會因此受傷,實驗者一率回答說可能會痛,但不會造成永久傷害。若老師說學習者顯然想要停止,實驗者只答說:無論學習者喜不喜歡,你必須繼續直到學習者全部學習正確為止。
在做實驗前,Milgram先向學生及同事調查,大家預測有多少比例的實驗對象會按到最大的電壓?預測的比例是1.2%。但實驗結果竟是65%!這實驗一再被學術界以及媒體重做,在不同地區或國度,例如2008年英國的BBC,2010年的法國公視,2011年美國的Discovery頻道,都還在報導最新做出差不多、甚至80%的結果,即使現代的西方教育從小就鼓勵獨立思考。Milgram認為服從權威會令我們的責任感受到抑制或消失,當人們在階級權力的結構中,自我控制的機制會被抑制,並向較高的階層退讓。
類似的實驗是心理學教授P. Zimbardo於1971年在史丹福大學所做的監獄實驗。他以一天美金15元的酬勞,徵求男學生志願參加,並從中挑選心理上最健康穩定的24人,分別扮演獄卒與囚犯,以研究二者之間衝突的原因,他自己則扮演典獄長。這研究本來預計要做14天,但他自己以及扮演獄卒的人,都超乎預期地投入他們被賦予的極權角色,用種種非肢體暴力的方式展現他們的統治,例如關禁閉暗房、強迫數數、罰做操、不准大小便、不准清潔便桶、沒收床墊、脫光衣服等等。結果有5位囚犯提早退出實驗,其他囚犯則內化了受虐角色。然而實驗進行六天就提早中止了,主要因為一位觀察訪談的女研究生質疑其道德性,而她也是50多位觀察者中唯一一位提出質疑的。她的反應與眾不同,是否與她當時正與這位實驗主持人交往有關?愛情與權威的關係又是另一個話題了。2004年美國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以虐待囚犯作樂的事件爆發,令人聯想到這實驗,Zimbardo認為這不是少數壞蘋果的問題,而是人性在系統中出現的問題。
筆者認為,其實會去參與實驗的人,就已是某一類型的人:他們願意服從、也預期應該服從,不論是服從擔任服從的角色,或服從擔任有權施虐的角色,否則怎會自願去參加呢?而另有一種人,無論酬勞或獎金多高,也不會想要乖乖當實驗品。
精神分析的治療關係中,分析師的權威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古典精神分析師的中立態度、以專業知識做詮釋、保持空白螢幕,是被人際互動學派治療師批評為權威姿態的部份。Kernberg認為應區分權威(authority)與獨裁(authoritarianism):權威是適當的權力,強調功能性與合法性,運用在領導與做決定,若沒有權威,會導致無能、癱瘓、混亂;而獨裁則相反,是濫用權力。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尊敬與費用呢?技術性的中立態度(technical neutrality)並不是冷漠,而是客觀的關切,對於病人心中矛盾的兩極保持一樣的距離,對於病人的超我、自我、本我與現實,亦保持一樣的距離。如果分析師過度擔心自己的權威,認為病人無法承受權威以及與自己不同的論點,可能會陷入受虐式地服從於病人的病態與防衛。Kernberg提出一位對於權威有心結的病人,在移情反應中,一方面一直想解讀分析師心中對他問題的真正想法,誘惑分析師告訴他該怎麼做,一方面指控分析師運用權威要求他不斷用反省來解決問題,抗議分析師嚴守分析關係,認為結束治療擺脫分析師才能解決他的問題。經過分析與詮釋,病人終於領悟父母各以不同方式的獨裁對他所造成的影響。若分析師在衝突時就改採接納與支持的態度,雖然可以帶來暫時的緩解或改善,長遠來說卻會妨礙分析的深度。
分析師要避免濫用權威,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病人身上,抗拒被學派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病人身上,病人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經過長期的分析,分析師的性格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病人,分析師應藉由自己被分析、持續的再教育與督導,把這影響降低,病人終究會把這分析關係好的部份內化昇華。
【參考資料】:
Freud, S. (1921).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I (1920-1922):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65-144。
Person, E.S.(2001)論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五南。
Kernberg, O.F. (1996). The Analyst's Authority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Psychoanal Q., 65:137-157.
Milgram, Stanley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HarperCollins.
Person, E.S. (2001).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The Godfather Fantasy. J. Amer. Psychoanal. Assn., 49:1133-1155.
Winnicott, D.W. (1950). Aggression in relation to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4, pp. 204-218.
Zimbardo P.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www.prisonexp.org/
作者:宋卓琦 居善醫院
簡評者:
周仁宇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劉佳昌、蔡榮裕 松德院區
(上)
佛洛伊德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一文中論述Gustave Le Bon的「大眾心理學」時,討論對於權威的渴望服從與無法忍受,所引發的現象。佛洛伊德認為小時候的原初自戀,在接觸環境之後漸漸對自己不滿意,而對周圍的客體產生『理想化』,並且對自己有『自我理想』的期望。然而,自我理想會對自我產生限制,所以對於權威會渴望服從又無法忍受。這兩者的擺盪關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群體的不穩定。
Winnicott認為,攻擊與自發性息息相關。嬰兒在生命最早期時,還沒有能力做因果聯結時,他的攻擊等同是活動,例如在子宮內踢腳,只是滿足了本我的衝動,也是在對環境做接觸,提供了自我的存在感,還沒有能力承擔責任或感到罪惡,而且還是愛的一部分。這攻擊的本能,需要有一個可供對抗的外在客體,才會產生真實自我的存在感,所以不是只需要一位滿意的客體。所謂病態的內向,是把關係分裂為二,壞的關係被投射在外界,好的關係集中在內心想像世界,所以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當這種孩子在從這種分裂中恢復時,他會開始對他感到充滿迫害的外界表現得有攻擊性,但這時若管教失當,會令他又縮回自己內向的世界中了。
孩子小的時候希望自己有全知全能的父母,可以依靠、崇拜、予取予求,但若成長過程中始終無法超越父母成就時,自信總是有缺憾。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常需要為反對而反對,否定父母或師長的權威,然後才會開始承擔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
E. S. Person提出人們糾結於服從與反抗的衝突中,為了尋求超越,採取三種策略:一、掌握神格:人類生命中無可避免的,是虛弱無助的感覺,來源不只是在童年時必須要依賴,還有人體功能的限制,以及關係中權力的不平衡、被虐待的經驗、無法決定環境及命運、存在的寂寞感、終究會死亡的事實。為了對抗這令人虛弱無助的感覺,人類自古以來就會拜神,並在神話中創造具有神格的人類或半人半神。至於現代,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人類鄙棄宗教,轉而崇拜知識的力量,認為知識可以無限擴展人的想像與自由,追求成為強勢的權威,科技可以改造自然與扭轉命運。但知識和宗教一樣,極端的時候也會變成雙面刃,它會點燃人的自大狂妄,令人產生錯覺,以為一切操之在己,可以征服一切,不容許別人質疑或反抗,這樣的結果遲早還是會導致腐敗或毀滅。
二、服從上帝:許多人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掌握神格,經由虔誠地服從宗教神祉,尋求安全與救贖,放下個人的野心,承認自己的不足與罪惡,把謙虛與服從視為理想與美德。在極端的狀況,人放棄反抗,只有服從時,會寧可放棄選擇的自由,期待宗教帶來奇蹟、神秘、與權威。這種人可能賦予領導者極大的權力來統治、操縱、侵略。
三、教父幻想:教父是世俗版本的神格。為了確保財富、知識、或權力,人們會渴望追隨英雄、大師、教父或教母。這種人會在大家『理想化』的需要中產生,也必須要有能力製造權威、奇蹟與神秘,例如極權主義的領導者、商業鉅子、XX學之父。這種渴望的內心深處,也埋藏著慾望,想要藉著追隨而分得一杯羹,甚至將來可望有一天換成自己來當那教父(母)。
十字軍東征,是藉著服從一種宗教的名義,來爭討侵略屠殺不服從的異教徒。中國的共產主義藉著反抗原有的社會制度而號召大眾,大眾最後卻完全服從另一種號召『文化大革命』而進行屠殺。人類歷史中,以意識形態為名所造成的屠殺,遠超過因其他犯罪或過失所造成的死亡。這種現象出現在政治、經濟、及心理都有。
S. Milgram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個很有名的、關於服從權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共犯心態。他以1 小時4美金的代價徵志願者參與有關記憶的研究,讓志願者抽籤當「老師」或「學習者」,但實際上兩支籤都是「老師」,志願者一定會當老師,「學習者」其實是與實驗主持人同謀的演員。老師與學習者被實驗者帶到由一道牆分隔的兩個房間,老師須先把電線固定在學習者的手腳上,然後到隔壁的房間關上門,彼此看不到但可以聽到對方,實驗主持人則坐在老師的背後。老師要把一張文字配對的列表,一一唸給學習者聽,然後再開始考試,方式是唸每一文字配對的第一個字,再唸4個答案,學習者要回答哪一個是配對的第二個字。學習者若答錯了,老師就要按一次電擊傳到學習者的手腳,強度由15伏特開始,每錯一次,就再增加15伏特,直到加到最大的450伏特。若答對了,才能進展到下一題。實驗設計令老師相信學習者真的被電到了,但實際上只有音效。當電壓增加到150伏特起,演員會開始呻吟,隨電壓增加還會哀嚎並有撞在分隔牆的聲音,老師在此時常會表達遲疑及擔心,而實驗者只會平淡地指示繼續。若老師問學習者是否會因此受傷,實驗者一率回答說可能會痛,但不會造成永久傷害。若老師說學習者顯然想要停止,實驗者只答說:無論學習者喜不喜歡,你必須繼續直到學習者全部學習正確為止。
在做實驗前,Milgram先向學生及同事調查,大家預測有多少比例的實驗對象會按到最大的電壓?預測的比例是1.2%。但實驗結果竟是65%!這實驗一再被學術界以及媒體重做,在不同地區或國度,例如2008年英國的BBC,2010年的法國公視,2011年美國的Discovery頻道,都還在報導最新做出差不多、甚至80%的結果,即使現代的西方教育從小就鼓勵獨立思考。Milgram認為服從權威會令我們的責任感受到抑制或消失,當人們在階級權力的結構中,自我控制的機制會被抑制,並向較高的階層退讓。
類似的實驗是心理學教授P. Zimbardo於1971年在史丹福大學所做的監獄實驗。他以一天美金15元的酬勞,徵求男學生志願參加,並從中挑選心理上最健康穩定的24人,分別扮演獄卒與囚犯,以研究二者之間衝突的原因,他自己則扮演典獄長。這研究本來預計要做14天,但他自己以及扮演獄卒的人,都超乎預期地投入他們被賦予的極權角色,用種種非肢體暴力的方式展現他們的統治,例如關禁閉暗房、強迫數數、罰做操、不准大小便、不准清潔便桶、沒收床墊、脫光衣服等等。結果有5位囚犯提早退出實驗,其他囚犯則內化了受虐角色。然而實驗進行六天就提早中止了,主要因為一位觀察訪談的女研究生質疑其道德性,而她也是50多位觀察者中唯一一位提出質疑的。她的反應與眾不同,是否與她當時正與這位實驗主持人交往有關?愛情與權威的關係又是另一個話題了。2004年美國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以虐待囚犯作樂的事件爆發,令人聯想到這實驗,Zimbardo認為這不是少數壞蘋果的問題,而是人性在系統中出現的問題。
筆者認為,其實會去參與實驗的人,就已是某一類型的人:他們願意服從、也預期應該服從,不論是服從擔任服從的角色,或服從擔任有權施虐的角色,否則怎會自願去參加呢?而另有一種人,無論酬勞或獎金多高,也不會想要乖乖當實驗品。
精神分析的治療關係中,分析師的權威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古典精神分析師的中立態度、以專業知識做詮釋、保持空白螢幕,是被人際互動學派治療師批評為權威姿態的部份。Kernberg認為應區分權威(authority)與獨裁(authoritarianism):權威是適當的權力,強調功能性與合法性,運用在領導與做決定,若沒有權威,會導致無能、癱瘓、混亂;而獨裁則相反,是濫用權力。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尊敬與費用呢?技術性的中立態度(technical neutrality)並不是冷漠,而是客觀的關切,對於病人心中矛盾的兩極保持一樣的距離,對於病人的超我、自我、本我與現實,亦保持一樣的距離。如果分析師過度擔心自己的權威,認為病人無法承受權威以及與自己不同的論點,可能會陷入受虐式地服從於病人的病態與防衛。Kernberg提出一位對於權威有心結的病人,在移情反應中,一方面一直想解讀分析師心中對他問題的真正想法,誘惑分析師告訴他該怎麼做,一方面指控分析師運用權威要求他不斷用反省來解決問題,抗議分析師嚴守分析關係,認為結束治療擺脫分析師才能解決他的問題。經過分析與詮釋,病人終於領悟父母各以不同方式的獨裁對他所造成的影響。若分析師在衝突時就改採接納與支持的態度,雖然可以帶來暫時的緩解或改善,長遠來說卻會妨礙分析的深度。
分析師要避免濫用權威,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病人身上,抗拒被學派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病人身上,病人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經過長期的分析,分析師的性格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病人,分析師應藉由自己被分析、持續的再教育與督導,把這影響降低,病人終究會把這分析關係好的部份內化昇華。
【參考資料】:
Freud, S. (1921).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I (1920-1922):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65-144。
Person, E.S.(2001)論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五南。
Kernberg, O.F. (1996). The Analyst's Authority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Psychoanal Q., 65:137-157.
Milgram, Stanley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HarperCollins.
Person, E.S. (2001).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The Godfather Fantasy. J. Amer. Psychoanal. Assn., 49:1133-1155.
Winnicott, D.W. (1950). Aggression in relation to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4, pp. 204-218.
Zimbardo P.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www.prisonex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