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不丟石頭
梁文道
恩福堂的苏颖智牧师认为如果在《家暴条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条文，会造成「艾滋病增加」，大学生毕业后当「性奴」，甚至成为「养鸭一族」等种种恶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黄毓民议员在网上电台狠批苏牧师「是癫的」，「变成了拉登」。他同样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并不是铁板一块，围绕着《家暴条例》的争论自然也不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斗争。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某种右翼分子俨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们又为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把在美国用过的那一套战斗语言顺利移至香港。
曾被《时代》杂志誉为「美国最好神学家」的郝华斯（Stanley Hauerwas）并不是一个激进派。多年以来，他从不放弃重建教会美德的努力，是当今神学界里最具分量的伦理学家之一。虽然在许多思想更开放的神学家眼中，他显得有点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谊﹕天主教道德哲学的一个思想实验〉一文中如是说﹕「说到底，性并不是那么有趣，更不是一个足以渲染我们所有行为的决定性特质。同志就和所有其它人一样，除了是同志之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抗拒『同性欲』这种说法」。他又用一对收养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诚女同志为例﹕「他们并不淫乱，他们分享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能为教会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种关系视为基督教意义上的婚姻……凭什么可以不认可我所描述的这对女子呢？」
什么是「为教会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社群，他们的生活又该为哪一种利益而服务呢？
翻开四福音书，今天的信徒一定会很惊讶，耶稣原来极少谈论使得他们如此困扰的性问题。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甚至还和一个结过好几次婚的撒马利亚女子私下聊天。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嫁过几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经历是可耻的；一个撒马利亚人普遍被认为是「生活作风」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稣这般的犹太圣者要是和一个女人单独说话更是很容易变成一桩丑闻。然而，他的门徒很震惊，因为耶苏不只没有指摘这名女子的过往，甚至还亲自祝福她！
耶稣基督最赞赏的美德不是严守贞洁等种种行为守则，而是仁慈、宽恕与正义（我突然想起苏颖智牧师那一句「要立法令他们（同志）不受伤害，无可能！」）。要进入天堂那道窄门，靠的不是依从法利赛人（当年的犹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异乡来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给无助的饥民，邀请无家可归者到自己家里作客，在强权之下保护受压迫受歧视的穷苦大众。每次读到福音书里的这些信息，我都会感到一种深沉的感动。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于耶稣基督的勇气与大爱。既然连神子都能为他所爱的罪人流血，我们又怎能不为我们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简单的事呢？比如说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
右翼教会的问题：错误解读基督信仰
美国和香港的右派教会在道德议题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它全部收缩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公开集体行动的理由。电视上有露点镜头，他们投诉；同志要求平权，他们就上街。但我却从未见过「明光社」投诉报章丑化新移民，也从未见过教会为了增加综援金额而发动信徒去包围立法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读的福音和他们的不一样吗？难道歧视新移民与少数族裔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吗？难道同志的罪恶要比一个漠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还要深重吗？
郝华斯又在〈为什么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优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视同志源自当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乱。「谴责同志掩盖了我们生活中的事实。所以在道德上对同志说『不』就变成了我们真的相信些什么的必要象征。」「我们生活中的事实」就是官商勾结之下的巧取豪夺，自然环境的极速恶化，以及贫穷现象的不断扩大。
不要搞错，我可没说右翼基督徒都很没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灾人祸，教会的保守派信徒都为善不落人后。根据一些调查显示，他们平日捐献的金额比例甚至要比许多悲天悯人的左派还多。问题只是他们往往把耶稣当年最不满的道德问题看成是一种私人范围的事，而今日社会普遍认为是私人范围的性问题，在他们眼中却是公共生活的危机。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质倾向，而是美国右翼传统解读出来的特殊版本。结合了经济上美式放任自由主义的思路，美国福音派教会一向以为贫穷问题是个人的责任，与社会再分配的机制无关，更不是政府的义务。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为了穷人展开结构性的政治行动，只能凭借自己的怜悯心去捐钱当义工。
克鲁曼（Paul Krugman）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里，更曾举过好几个例子说明美国右翼一直用宗教议题，驱使底层劳工支持明明对他们不利的政策。虽然一个候选人宽免大企业税项的主张会削弱基层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层还是把票投给了他，因为他攻击对手赞成同性婚姻。于是，右翼政治力量便与保守派基督教会形成了稳固的神圣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条掩护政治经济学的某种意识形态，并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们看不见街头上历历在目的社会不公，却把床笫间事变成危及国家前途的头等大事。
这套美式论述之所以能够顺利嫁接到此，是因为香港本来就有新自由主义的丰厚土壤。在殖民传统「大市场、小政府」的管治共识底下，香港人一向强调自力更生，将贫困看成是个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绝不轻易地把责任往社会头上推，更不会将它看成是社会整体的道德沦丧。因此香港也就绝对有本钱酝酿出安徒先生所说的美式「文化战争」，把道德热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认，传媒有没有教坏小孩这些事情上了。
讽刺的是，美国右翼教会多年来维护「家庭价值」，力拒同志歪风的侵入，可是美国的离婚率却总是居高不下。他们觉得这实在是末日将临，还得再加把劲才行，因此罗宾逊（Pat Robertson）牧师等人才会把话说得愈来愈狠，用「接受同性恋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后一步」之类的警示威胁大家。可是，正如美国评论家卡拉汉（David Callahan）所说的﹕「离婚是市场个人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完美表现。为什么要和一个不能总是运作良好的产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轻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见《The Moral Center》）。换句话说，假如「传统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祸首并不是什么「性错误」，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贪婪，那种促成了金融风暴的贪婪。难道你不知道吗？那群用百万美元装修自己办公室的华尔街精英并不乏自命坚信的「重生」基督徒。
梁文道 文化评论人
原文载于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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