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實踐思維體系的心理學研究(96/03/02)
楊中芳教授
主持人:鄭伯壎教授
我們今天要來談中庸思維的研究,今天的演講其實是延續上一次在中原大學舉辦的「本土心理學研習營」的課程。楊中芳老師說一定要來聽這次演講,因為這次演講會比上次的內容更深入且更精彩。楊老師我想大家都認識,她是我們台大心理學系畢業的,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在做本土心理學研究之前,她也曾經做過工商心理學方面的研究,所以像《廣告心理學》是最早出的一本書,接著,再往本土心理學的方向走,而出了《中國人,中國心》,有三冊;《如何研究中國人》、《如何瞭解中國人》、《中國人的人際關情感及信任》等等。所以,中庸方面的研究,應該是下一本要出的書吧!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楊中芳教授。
演講內文:
大家好,我今天是跟大家講在過去將近十年裡面,我們陸陸續續做的、和「中庸」有關的研究。今天有比較充裕的時間,所以我講比較高的層次。在廣州中山大學時,學校曾經給我一筆經費進行這項研究,所以我在這裡要感謝它。下面就是今天我要講的題綱,主要分成六個部分,從一個比較高的角度來看目前我們做的內容;對於我們目前進行的研究,我會蜻蜓點水的說一下;等到將來我有機會的時候,我會把具體的研究做到。所以,今天是大架構的總覽,一開始先做一個導論,接著談中庸的心理學構念化,第三部分是講目前研究的進展,接著是未來可以進行的相關研究,第五部分是講理論意義,最後則是講中庸研究架構的應用潛力。
第一部份講導論,我們在本土研究思考裡邊,很重要的一點訴求是,進行認的研究構念照搬,削足適履,一直到現在都還有這種現象。等一下,我們會談更多這個現象。本土思考主要是訓練學生開拓思考空間,所以今天在導論裡主要就是希望給大家看我們是不是可以拋開西方所講的東西,開拓我們的思維。我們的主體思維要本土,但可以借鑑國外的經驗;然後,本土研究應該可以提出貢獻給全人類的知識。所以這是一個比較不卑不亢的態度,我自己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志向,希望我們的中庸研究,能夠建構出一個本土社會心理學(做人處事方面的)的研究框架,然後邁向建構一個全新、和西方人不同的心理學知識體系。所以,我的野心是比較大的,也希望這是我們本土心理學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我現在要從比較高的角度,列出一些西方人格心理學的困境。第一個是態度與行為的不一致性:學過社會心理學的人都知道,教科書中有一章是提到態度的形成,指出態度與行為是不一致的;第二個是人格的無常性與場依性:雖然人格心理學講說用人格可以預測行為,但是事實上我們幾乎都做不到這一點;第三個是應然(言)與實然(行)的無必然性:就是說我們認為是對的,或是說我們應該做的,往往不是我們實際做的;第四是判斷與行為的斷層:我們在道德心理學裡面看得最清楚,就是我們判斷時認為對的,但做的時候,卻不一定做我們認為對的;最後還有內外歸因的糾纏。
我們看西方研究,不管人格、社會心理學研究,都是跟內外相關,就是把內跟外分得非常清楚;像跨文化研究也一樣,所以就會遇到很大的困境,這種困境就是我族中心主義的機場心理學。把外國人的東西翻成中文,坐飛機到另一個國家,然後做一下研究,如果發現有差異,就很高興說兩者有文化的差異;如果沒有差異也很高興,因為代表具有全球的普遍性。所以,就是這樣非常簡單的作法,強調「非此即彼」的兩分研究架構:你們是中國人,所以是集體主義的;我們是外國人,所以是個人主義的。這樣一來,就把很多事情分成兩邊,認為有的文化有,有的文化沒有。最近的研究則發現,一方面非西方的國家漸漸西化,結果就出現新的思維,開始就會說,我們中國人雖然是集體主義的,但是我們也有個人這樣一來,我們就進入另一個階段,就是「多元文化」。每個文化中都會有其他的文化進來,然後不同的文化會並存。像趙志裕老師的研究,就是用社會認知的方法來做,認為這些概念可能並存於人的思考中,所以看研究要 prime哪個部分,被 priming了就會從那個角度看問題。現在問題來了,在這些跨文化的研究中,我們如何看自己的文化?我們如何解釋文化內的個別差異?例如,我們是集體主義的文化,好,那麼在集體主義的文化中,我們還要用另一個概念來分辨我們文化中人的差異嗎?這樣對嗎?這樣是有效果嗎?在我看來,我們應該有其他東西來看文化間的差異,但這會是最佳的本土研究切入點嗎?這些都是我們做本土研究時,所看到的跨文化研究困境。
西方的研究,看到內跟外的不一致性,研究它的「內」,然後認為它跟「外」應該會有一個相對應性,但是到後來一直都沒有找到這樣的對應性。他們對此問題的瞭解與解決方法如下:第一,當問題是人們表面的自我呈現(在問卷中答的或在面談中所說的),無法反映其內心世界時,就用一個內隱的方法,亦即人們自己無法察覺的方法來瞭解問題。比如說你跟我說你喜歡 A,但是表現出來的行為卻是不喜歡 A,原因可能是你說你喜歡 A這件事情其實是假的,因此就要用內隱的技術,來探測你內心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麼,這是一種方法。第二種作法是,你內心其實是喜歡 A這個人的,但是因為一些情境因素的影響,以致於沒辦法把內心喜歡 A的這件事情表達出來。因此,我們就要用一些其他方法來解決:一個就是社會認知,就是如果你喜歡 A卻沒有表達出來,可能是因為你對情境有某一種誤解,以致於讓你採取另外一種行動。另外,則要一再地強調一些情境因素,就是把原來的態度,加上情境因素變項,就認為我們做的預測就會一樣。不管怎麼樣,他們現在的解決之道,基本上都根據以上的原則。不過,我認為他們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方式。例如脾氣暴躁和好脾氣,你要嘛就是脾氣暴躁的人,要嘛就是好脾氣,你如果答在中間的話,就會像過去的結果,像 Markus所說的答在中間的是沒有圖像思考的人,是心理不健康的人,好,要嘛就是脾氣很好。
還有,就是過份心理主義,認為人們的內在特質與想法是影響行為的主因。上次我也提過彭凱平舉的最有名的例子:盧剛事件。盧剛是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生,在美國槍殺他的博士班指導老師。之後,中國人和美國人在看法上就有很大的差異。這中間的原由是,彭凱平太太的同班同學原本是盧剛的女朋友,後來兩人分了手,盧剛跑到美國唸書,殺了他的指導教授。我們中國人的看法是,假如盧剛當初跟女朋友結婚的話,就不會殺人了;美國人就不是這樣說了,他們說還好她同學沒有嫁給盧剛,不然也被殺了。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們是心理主義,覺得盧剛殺人是屬於他自己心理的一些問題,所以是過份的心理主義。然後,行為的原動力是社會認知,是以固化在人們腦中的基模所刻出來的思維,很重視信息處理的機械過程。這是從認知心理學過來的,基本上不談目的與價值。
會有這些想法,主要源自兩項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西方的元素主義,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物化,每一個物都可以被分解,分解後分類,從分類中進一步去找其中的元素,元素是人類活動的源頭。例如說態度,我們就會把它分成幾份,再分成認知、情感、行為意向等部分;第二個原因就是二元思維,大小、內外、多少,這兩者之間邏輯是不相容的,邏輯上是互相排斥的,有任何的交互作用它們都叫相互作用,尋求相互影響間的規律。所以這就是我們一路走來,看到西方做研究時,所使用的一些概念。
但是當我們問問題時,就得把我們的思維開拓出去,不一定要用這一套來看東西。事物是否可以不視之為物?可否不去分解?可以拉遠來看嗎?大小、多少、特別是包容(類別層次不同,例如個人與國家)關係,是否一定是相互獨立與對立的?可否給予它們不同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可以問的問題,如果我們循著這個問題追答案的話,我們就可以讓研究有更多的空間。
我自己是在一九八幾年的時候看這些東西,後來在 2000年也開了一個研討會,探討中西思維的不同,給了我很大的啟示。等一下,我還會再提到這方面的與思維方式進行比較。從過去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瞭解中國人不是把東西看做是一個物,而是看做一種動態、一種狀態,所以是否可以不去分解它、用整體看?然後,拉遠了來看?或是可以與周遭環境一起看?我們把鏡頭拉上去,看到人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大小、多少、個人 /集體的關係是否一定是相互獨立與對立的?我們不是看邏輯的對立,而是看相互的關係。例如:多為少的累積,少為多的縮減;窮是富浪費的結果,富是窮節儉的結果。所以我們就可以把窮跟富看成兩個狀態,看它是否有不同的意義?我們可以視之為一種關係,一種相生相剋的動態關係,從而找出最能產生想要看效果(天人合一)的最佳共存點。也就是說,我們是可以用關係來看,一對一對的看。
所以,這部分的小結就是,我們做本土心理學的人,對於西方研究那一套,可以先問自己可不可以用另一套方法來看,研究重點是否不同,這樣我們就會有更大的空間做本土研究。我們可以把看到的現象視為一種當前的狀況,不但不把它與其周圍的時、空分開來看,而且認為它是參與時、空的整體運作的,再研究行為背後的心理;或不是去研究物化的態度或人格,而是去研究實踐思維,亦即決定與執行行動的思考過程。以上,我們是用一個比較高的角度來看是否能夠發展新的東西,讓我們能夠脫離現在西方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的一些困境。
總之,過去十年我一直想發展這樣一套東西,所以剛才跟你們講的、跟現在我自己的研究之間,就是這樣把它結合起來的。我自己做中庸研究,是在 1996年的時候,和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一起做了一個叫做「儒家思想與現代中國社會」的研究,我跟趙志裕負責心理學的部分。當時,我們在想,儒家社會對華人心理上有什麼樣的影響。過去的研究好像都是認為中國人的性格是比較偏權威性格的,我們覺得這不能夠真正彰顯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所以想先看看中國人的理想人格,再來看中國人的人格。我們在找的時候,發現一些形容君子的人格,寬而厲,就是要寬容,但是又要讓人覺得害怕才行;柔而立,愿而慕,禮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彊而義,幾乎每一對詞,都說明前外一邊。論語也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就是你很進取,但是如果進取到無所不為的時候,就不是君子的行為了。「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貞而不諒」,就是說威是好的,但是不要像老虎一樣猛。因此,好像是要以中為美,致中道為美,這就讓我們想到如果要瞭解中國人的行為的話,可能就要進入這個「中庸」的議題來瞭解,所以就進一步看關於中庸的書。
我們先看一個簡單的介紹,這是馮友蘭教授在 1940年寫的一篇文章,叫做《論中庸》,在裡面講說中庸有六不,因為過去對中庸有很多的誤解,認為中庸是折衷主義、平均主義、不徹底主義、庸碌主義、隨大流庸俗主義、妥協主義、投降主義。你注意看我們現在很多在做文化研究的人還是用這裡的字,比方說妥協、辯證思維等,可見很多人對於中庸是有誤解的。馮友蘭當時就說,中庸如炒菜,第一個要抓火候,然後要恰到好處,要依家人的口味、依菜的種類、要經過實驗、慢慢去掌握,到全家人都認為可口好吃,每一家可口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我們後來加了一句:家庭煮婦是「中庸」專家!這是中庸一個非常形象化的講法。
接著我們看一些書裡的說法,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就是說會審時度勢來做中庸,小人不是這樣做的,小人反中庸也,無所忌憚也。最後就是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隠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是經過慎思、找出規律,然後才執兩端。另外在中庸語錄裡還有一個「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詞窮理屈);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就是說做什麼事之前要想清楚,事前要把問題想清楚。另外,關於情緒方面的控制,則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後,我們看到孔子感嘆地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就是說恰到好處這一點,其實是蠻難的。最後關於誠,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我們注意看「誠」字,從心理學來看,我們能夠無私地做一些事情,就是「誠」,以上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中庸書裡的說法,提到情與理的相生相剋,情中有理,理中有情,最好的調節方式不是去壓抑情感,恢復理智,而是去節制情感,讓它發揮其對理智的擴大與促進(相生)作用。
最後還有一個自我的淡化,這個部分請看我給大家發的講綱,這要感謝余安邦給我的書,就是于連(法國人)所寫的〈哲學與智慧的分野〉,說誠是無我,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于連在書裡寫說東方人的思維和西方人不一樣,東方人可以說是用中國人為代表,所謂「毋意」就是說,我們會要求自己在心裡沒有什麼東西在我們心中,所以沒有意見在我們心中;我們要「毋我」,自己沒有意見才能接受別人的,所以我們中國人在對於人的設計裡邊是希望人是開放的,能夠接受很多其他的人意見,因為有了「我」之後,就不可能沒有偏見。另外有一個「非個體化的我」,我在二十幾年前看到錢穆的書,對我的啟發相當大,他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如何完成一個我〉,在這裡面他也強調,中國人的我是一個平凡的、平庸的「我」,也就是把整個我淡化掉。
我剛剛一系列講下來,這是中庸給我自己哪些啟示,等一下我會把這些零星的啟示整合起來。西方人跟華人思維方式的比較,過去這一類的研究很多,很多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都在做。基本上,我認為他們是把它看成是對立的,西方人是物化的、分析的、元素的、直線的、邏輯的思維;但是我們是態勢的、整體的、全息的、陰陽的、融合的思維,這是我做的整理。關於中國人的認知特徵,黃俊傑教授曾經在他的書裡面強調三點,一個是陰陽動態關係、第二是個體與整體的包含與融合關係,我們能夠把大我和小我包容起來,並且看到中間的關係。中間的關係也是陰陽的關係,也就是說整體發展得太過份時,個體就沒有了;個體發展得太過份時,整體就沒有了;這個關係對中國人來講是很重要的關係,所以我們和西方人看法不同,最後,他說手段與目的不分,例如:仁與忠,即為
然後就是于連了,他將《論語》一書整個看過,認為西方人是走哲學的路線,中國人是走智慧的路線。然後,他把哲學與智慧分開來,大家可以看這兩類的內容。他說西方人是固執於「意」,可是,他覺得在智慧的概念裡,是沒有固定的立場,也沒有固定的自我,所以說聖人無意,可以接受別人,所有的概念都保留在同一個層次上;哲學是有歷史的,智慧是沒有歷史的,不受時空的影響,他說沒有人有辦法寫一部智慧的歷史。接著,他說哲學的解釋是不斷在進步的,智慧則是話語在變化,我們會用同樣的話語來講,一再重複,需要品味。像中庸,我在過去兩三年起碼講了二十次,就是要常常講,人家才能知道中庸是什麼,你提出來的智慧是什麼。當你提出來時,可能會有人覺得於我心有戚戚焉。智慧是一個整體的,而且是內在資源,我建議大家都看一下這本書。他說因為這種智慧太普通了,以致於人們都看不見,必須有別人指出來,我們才會看到,常常要用「悟」字。他就說哲學所追求的是真理,智慧所追求的是要跟當時的形式要能完全適應才行,所以哲學強調的是自由,智慧強調的是自然,就是這樣的一個差異,這個差異對我過去幾個月裡的思考有很大的啟發。
另外,在文化與認知的領域裡面,Nisbett也做過這類研究,他們用跨文化研究的方式做出來,說中國人是有集體思維 Collective thinking、辯證思維 Dialectic thinking、關係思維 Relational thinking、後果思維 Consequence oriented、及整體思維 Holistic thinking等等的思維,這些我們都有非常多的文獻。但是唯一不同於這些文化與認知學者的想法是,我認為西方邏輯辯證思維與中庸思維是有差異的,這個我用一張表給大家看,共同點是把世界看成對立的兩面,但是對立的來源是不一樣的:西方的邏輯辯證思維是一種邏輯推理的過程,中國人中庸思維是用自然觀察的方式。在用途方面,辯證思維是西方人用以做為追求真理的工具,是一種知識論;中庸思維則是用來讓生活過得更為美好的(一種實踐論),而不是一種辯論工具。追求的目標也不一樣,他們追求的是真理,我們追求的是(天地人)和諧。方法與依據方面,他們是用邏輯與理性,我們是用直觀(素樸)自種關係(相生相剋、相輔相成),是一種內在動力。在解決對立途徑方面,他們是用否定、鬥爭、衝突;我們用的是協調、適變。在統一狀態方面,西方哲學是到同一(非對即錯),我們是致中和。關注重點方面,他們是是非 /對錯,我們是交互關係。在派別方面,辯證思維相當繁多;中庸的話,我們在儒、釋、道都有提到。
我們看到,在很多不同的領域裡,都有提到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我在這幾年,就把一些資料整合起來,認為中庸是一個實踐思維體系,就是說在具體情境之中,選擇行動前後的思維過程,包括擇前審思、行動抉擇、執行技巧及後果反思及更正等過程,要做到恰到好處。中庸實踐思維體系是蘊涵在一套中庸世界觀、價值觀及在人生追求之中。這個過程跟中國人的道德修養有關,就是慢慢把自我淡化掉,待人以誠,對別人和對自己一樣;然後,處在反思的過程中,這是一個自我成長的過程。我自己認為,這一套思維過程,事實上是根植於一個系統下的,就是更高的中庸價值觀、世界觀下面。當我們處於一個具體的情境時,則採取不同的步驟。因此,華人與西方的講法是相當不一樣的。總之,中庸所講的個人人生的最大追求是中和;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天人合一;人與人的關係是人我合一、內外和諧。對外與人相處和諧,和為貴;然後在內心,是問心無愧,對得起他人、對得起自己。然後,待人以誠、以禮、以恕(仁)。
在這樣情況下,早期我和趙志裕在 1997年的研究,用一年多的時間思考之後,提出一個相當簡單的中庸實踐思維的價值觀與量表,之後又陸陸續續做中庸概念的構念化,包括趙志裕和他的兩個學生,他們也認為中庸的行為基本上包括認清複雜的互動關係,顧全大局。所謂的互動就是役人與役於人,就是說假如你請了一個菲傭,請她幫你做事,但是後來你發現她什麼也做不好,你反而要花很多時間來督導她,這遠遠超過你自己做那些事情的時間,所以一方面你希望她幫你做事,可是一方面也不能為了管理她,而變成她的奴隸了。所以怎麼做才能恰到好處,達到原來的目的,這就要認清複雜的互動關係,這是我對這個詞的解釋。所謂顧全大局,就是要以大局為重,執中、辭讓,要避免偏激。我自己在 2001年寫一篇文章來討論,另外吳佳煇、林以正則把中庸的範圍縮小,縮小成和諧性、多面性及整合性。最後王飛雪、李華香從中庸的行為看其特點,分成圓滑性、克己性、自主性。因此,大家對於中庸應該包含哪些特定概念開始有一些看法,我想這部分需要有更多的人來研究,並整合出來。我自己是在這部分做的思維,且發表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之王登峰、侯玉波主編的《人格與社會心理學論叢》中,英文則發表在楊先生、黃光國及 Uichol Kim編的書《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裡面的〈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self: Towards a person-making perspective of the self〉當中。
關於這個架構,去年我又重新再整理,並把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文化的層次,是藏在中國人心中之文化層次的東西。文化層次落到個人層次的時候,我又把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是關於感知方式,最重要的就是陰陽轉換的感知方式。我想對中國人來說,重要的陰陽感知方式有二,一個是大我/小我,另一個是自己/他人的自我感知。行為是動機引起的,我覺得動機的部分很重要,包括自我/人際和諧、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他人。第二是關於價值觀的部分,基本上待人以誠、誠心誠意、嚴己寬人、處事以和、全局思考、後果思考。第三,在行為之上的規範,主要是包括以和為貴、顧全大局。我回來台灣一個多月了,在報紙上,天天看到四大天王、馬英九也好,天天都說是為大局著想,所以不走極端好像是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詞,這是在個人層次上的。另外,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對於個別事情的處理,因為我們講中庸是實踐的思維,所以,第一部份我講的是擇前審思,中間是方案抉擇,再來是行動,然後會有後果。後果就有很多啊,例如,心理健康。如果後果不好的話,會經過反省,回頭再做,一直到他覺得好,這時候心理就更為健康了。
在 2006年開會的時候,我就提出這個大的架構,我們的研究就是在這個架構下面做。我和一個博士生主要是聚集於陰陽轉換的部分,一個人如果沒有陰陽轉換的話,我們很難說一個人會以中為貴。我們中國人常常說不要滿──我們想會走極端。這是一種先決條件,你如果沒有這種思維的話,很難說會以中作為行為的動機,中指的是自我與人際的和諧,也就是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他人。這部分是處世的原則,所以我們把它編成一份中庸價值量表,等一下我也會講一下,主要包含人生目標、生活目標、待人處世。這裡分成兩部分,一部份是價值觀,另一個是中庸經驗,牽涉到對自己的評價,所以下一步我們打算建立這個部分的量表,就是說有沒有身體力行,得到的結果也不一定是完全正面的,而可能是負面的,希望這部分將來多做一點。
婚姻關係裡面也是一樣,就會自己表現地很惡劣,然後讓對方說我們散了吧,這也是我們很常做的一個方法。行動之後的部分,我們還沒真正進行研究。以上就是我用圖來針對我們的研究進行一個概括性的介紹。
上面部分我們研究的是中庸的思維,下面部分我們說是中庸的行為。也就是說在具體事件裡如何選擇,怎麼做才叫做中庸,這些部分做好了,才能把上面部分和下面部分做一個對應,看是不是感知能轉換的人,比較會接受以中為美的價值觀;然後,在中庸的行為方面,也表現出我們認為他應有中庸行為。這裡包括很多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其中一個部分是,擇前審思裡面的行動後果推衍。就是說,選擇 A得到什麼後果,選擇 B會有什麼後果,然後來看它會有什麼演變;接著就是多方思考,還有審時、度勢、變通。這是比較大的部分,每個部分我們有做比較具體、比較小的研究。接著是方案之中,可以區分什麼是和而不同、恰如其分、合情合理、虛實並進,這是從黃囇莉老師的研究裡得到的啟示,可能將來在我們拿捏的過程中蠻重要的,也許有些中庸的抉擇是採取虛的,他覺得沒有必要進入實的也有可能,所以會有這種虛實並濟的情況。最後執行的方式,包括迂迴路線、委婉以對、他人引發、以退為進。當我們討厭一個人時,像我們再花一點時間來作說明:關於中庸思維,自從我們做這一個表之後,很多人就舉手問說,你這個中庸實踐思維是你自己瞎攪出來的吧,跟中庸思想裡的中庸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一定要花一點時間來說明。其實,我們是在做心理學研
是我做中庸的構念化以後,大家陸陸續續都做中庸的構念化,只要你心裡想的跟做的是一樣的東西就行了,重要的是你做的能不能支持這樣的構念,如果不能的話,你自然就會被拋棄,人家不會用你的。所以,我覺得這不是特別重要的一回事,我們盡量把中庸的概念挑出來,把和心理學有關的構念挑出來就可以了。因此,和哲學家爭論什麼是中庸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中庸心理學的概念,心理學家並非歷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也並非是心理學史專家,我們的研究構念可以隨研究數據而做修改,不斷地深入。所以小結就是,中庸實踐思維方式是根植於一套不同於西方哲學思維與世界觀的思維體系當中,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它包括了一套對生活目標(動機)、如何看世事(認知)、及如何處理世事(行動)的大原則與方向,目的不在於追求「真理」,而是要如何「安身立命」。像中國人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人生的意義、安身立命就很重要了,安定下來就可以死而後已矣。所以,這樣做可能比較接近我們中國人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