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劉佳昌
原刊於< 台灣精神醫學會通訊>2007.10月號
在精神分析中我們經常提到精神現實(psychic reality),但這次筆者想要討論一下外在現實(external reality)。
歷史上佛洛伊德把關注的焦點從個案真實的創傷經驗(例如童年性誘惑乃至性侵害)轉向無意識幻想,從而將精神分析的重心移向精神現實。稱精神現實為「現實」,原因是在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分析中發現,發生在無意識中的幻想,和來自外在現實的知覺,兩者的致病效應並無差別。佛洛伊德稱呼無意識為真正的精神現實,並且與外在現實做個類比,他引用康德對外在現實的看法,我們對外在現實的認識乃是透過感官得到的知覺印象,外在現實的本質其實是不可知的;同理,精神現實的本質也是不可知的,但它確實存在,我們透過意識和其他種種精神活動而認識它。
精神現實的概念讓我們在診療室內的聆聽可以有極為不同的方向。個案訴說的話語,其可能的意義變成是多重的。個案告訴我們的故事,我們不會立刻就當作只是在表達字面意義,而是假設還有更豐富的象徵意義,尤其是我們會去聆聽其中可能的移情意涵。就精神分析技術的思潮演變而言,依稀有個大方向,儘管不同學派之間在理論或後設心理學上的看法可以南轅北轍,但臨床實務上重視移情和移情的詮釋則是大體上一致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移情詮釋向來被公認是最有改變效用的(mutative)。既然精神分析方法探究的對象是瞄準個案的無意識的精神現實,依此邏輯精神分析的治療方向也是希望造成精神內在的改變,而不僅是外在現實問題的解決,順理成章地,個案帶來的題材,我們總是希望自己不要只是侷限於表面意義。
例如,個案訴說自己陷在不倫的三角戀情當中無法自拔,也許是在表達當下一個內在的衝突,正在悄悄地掙扎於對治療師的愛慾移情與良知理性的禁令之間。又如,個案滔滔不絕地如同倒垃圾般丟出一連串的現實難題,重點可能不在那故事,而是在阻抗,不讓治療者真正看到(或許也不讓自己看到)內在的痛苦,而背後的移情可能是覺得被治療師洞悉其內在會是危險的。這些都是常見的例子。
但對有些例子,欲一貫保持瞄準精神現實的分析姿態,卻沒那麼容易,例如個案提到想要自殺。或許更困難的一個例子,是個案在治療中大談其對人的恨意,提及在外面與他人的衝突,想著要如何報復,甚至殺死對方等等。這些例子,多少都涉及外在現實與精神現實的交會產生的難題。換言之,治療師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以精神現實為目標的聆聽姿態的底限在哪裡?甚麼時候我們要決定個案說的不應繼續當作只是富含意義的話語,而是傳達著迫切的現實,也需要被當作外在現實做反應?甚麼時候我們應該比較就事論事地與個案討論他的那些現實問題,有沒有破壞性比較小的解決途徑?我們需不需要向個案表達我們對他的或其他人的安全的關切?何時才需要與個案約定,對其在外的行為設限?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這些問題的臨床處理的分際如何拿捏,具體的解決方法如何等等。但筆者在此想要從另一個角度來思索這些問題:甚麼是外在現實?我們真的都知道甚麼是外在現實嗎?
前面那些問題的成立,無形中都預設了一件事,即我們可以清楚區分外在現實和精神現實。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才會有偏重何者的問題,乃至衍生出,在何種情況下,我們應暫停專注於其中一邊(精神現實),而轉向另一邊(外在現實)?精神分析文獻中,關於甚麼是精神現實,曾有過熱烈的討論,但各種版本的精神現實,或多或少都把外在現實當作是較明確的存在,彷彿比較不需要討論似的。然而仔細想想,這個二分法也許並非全無問題,尤其放在精神分析情境的特定架構底下思考時,需要格外謹慎。就像許多精神分析術語,外在現實與精神現實兩個概念的對比,讓我們可以思考相關的議題,但如果不假批判地一直用這些術語,術語本身往往也都有具體化(reification)的危險,反而妨礙了對原先欲處理問題的創造性思考。
畢竟,在精神分析情境的特殊安排下,我們對個案外在現實的認識通常絕大多數來自聆聽他的講述,而這些講述勢必都透過個案主觀觀點的過濾。外在世界究竟存不存在?外在現實的本質到底可知或不可知?哲學上這些根本的大問題可以無窮無盡地思索下去,不過,這不是本文的意圖。然而這些問題就算先予擱置,回到診療室內,個案心中的外在現實,則的確是一種很特殊的存在。而分析師心中的個案的外在現實,更是名符其實是建構起來的。這並不表示分析師不相信個案所說的反映了一個真實存在的外在世界,而是表示分析師要知道自己觀點的限度,並且了解自己的(對個案的)知識的性質,其且在在此限度和了解之下試圖繼續工作下去。
Peter Fonagy 和Mary Target這兩位英國分析師在最近一期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發表了一篇論文,”Playing with reality: IV. A theory of external reality rooted in intersubjectivity”。站在他們幾年來陸續建構的,以「心智化」(mentalization)的概念為核心的理論基礎上,兩位作者進一步思考外在現實的問題。就筆者的了解,他們的論述有其一貫的特色,就是強調理論的論述有大量實證研究的證據做基礎,同時也特別強調發展心理學的觀點,尤其是以「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的實證研究結果為基礎,做更細致的研究,以逐步建構人類心智運作的理論。
作者們看到,精神分析為了定義無意識(精神現實),必須將外在環境視為相當固定和已知的。然而從發展角度看,外在現實和內在現實不能夠被視為兩種不同的觀點,彷彿是前景和背景一般。內在和外在現實這兩者其實都是在母嬰關係中習得的。這個共通的歷程使得內在和外在的經驗之間產生一種連續感。作者們主張,從發展的角度看,所謂的「外在」,其來源必然是主觀的,而自體(self)必須由「他者性」(‘otherness’)的更大的主體性中分化出自己。依此邏輯,作者們認為外在和內在都是精神現實的一部分;但只有外在在發展過程中成為「他者」。
作者們指出,當我們提到外在世界時,不等於一個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因為每個人對外在世界的大部分知識,都是透過周遭的其他人得來。我們從無數其他的心智,帶有各自主觀的無數他人習得世界的知識。但身為成人,我們或多或少早已習慣將外在世界當作一個穩定而客觀的存在。所謂客觀,則是意謂著我們相信這個外在世界在他人眼中看來,大致上也是與我們看到的是相同的。這些看法我們習以為常,因此當被質疑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所謂「客觀」世界其實並不客觀,而是相當主觀的,我們通常不易接受。
另一方面,我們也習慣於相信每個人的內在世界是私有的(private),只限個人自己知道。若聽到有人說個人的內在世界未必是私有,而是有可能被共享(shared),我們同樣會覺得很怪。但發展研究卻顯示,所謂內在世界其實最早是由一共享(或共通)意識(shared consciousness)或共通主體性(shared subjectivity)中分化出來的。這些研究顯示,共享意識的經驗是後來我們相信有一個客觀外在世界的基礎。而在安全的依附關係(secure attachment)中,母親或照顧者「帶著註記的」(“marked”)「情感鏡映」(affect mirroring)則讓個人逐步認識或建立起一個自體(self)。
嬰兒的研究也顯示,環境中成人的反應對嬰兒接下去會如何繼續面對這個成人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可推論,一個人起初是藉由不斷投射自己的主體性當作「探針」,而由他者的反應來建構起一個所謂的外在世界。Bion稱呼這個過程為正常的投射性認同(normal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如果這個環節出了問題,個人無法在早年經由可預測的成人反應建立起一個穩固的外在現實,結果就彷彿是一個結構鬆散的自體存在於一個搖搖欲墜的世界中,這樣的人為了維繫自體薄弱的存在感,或為了不斷確認外在世界的存在,會透過大規模的(massive)投射性任同死命去操控他者,企圖強化一個固定的反應模式。
這些說法有何臨床意涵呢?或許都言之過早。但它至少提醒我們,當個案說到任何他的外在現實時,我們的思考未必只能是非此則彼的二選一──不是從精神現實出發意圖去詮釋(例如移情詮釋),就是從外在現實切入去做處理。如果個案的外在現實發展是有問題的,他可能根本尚未發展到足以接受移情詮釋的程度。個案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在與我們的分析關係中學習或建構起一個比較像樣的外在現實,也同時逐漸認識他自己。(2007/10/6完成)
外在現實的一些反思(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