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現實」的一些反思(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劉佳昌
原刊於< 台灣精神醫學會通訊>2007.10月號
在精神分析中我們經常提到精神現實(psychic reality),但這次筆者想要討論一下外在現實(external reality)。
歷史上佛洛伊德把關注的焦點從個案真實的創傷經驗(例如童年性誘惑乃至性侵害)轉向無意識幻想,從而將精神分析的重心移向精神現實。稱精神現實為「現實」,原因是在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分析中發現,發生在無意識中的幻想,和來自外在現實的知覺,兩者的致病效應並無差別。佛洛伊德稱呼無意識為真正的精神現實,並且與外在現實做個類比,他引用康德對外在現實的看法,我們對外在現實的認識乃是透過感官得到的知覺印象,外在現實的本質其實是不可知的;同理,精神現實的本質也是不可知的,但它確實存在,我們透過意識和其他種種精神活動而認識它。
精神現實的概念讓我們在診療室內的聆聽可以有極為不同的方向。個案訴說的話語,其可能的意義變成是多重的。個案告訴我們的故事,我們不會立刻就當作只是在表達字面意義,而是假設還有更豐富的象徵意義,尤其是我們會去聆聽其中可能的移情意涵。就精神分析技術的思潮演變而言,依稀有個大方向,儘管不同學派之間在理論或後設心理學上的看法可以南轅北轍,但臨床實務上重視移情和移情的詮釋則是大體上一致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移情詮釋向來被公認是最有改變效用的(mutative)。既然精神分析方法探究的對象是瞄準個案的無意識的精神現實,依此邏輯精神分析的治療方向也是希望造成精神內在的改變,而不僅是外在現實問題的解決,順理成章地,個案帶來的題材,我們總是希望自己不要只是侷限於表面意義。
例如,個案訴說自己陷在不倫的三角戀情當中無法自拔,也許是在表達當下一個內在的衝突,正在悄悄地掙扎於對治療師的愛慾移情與良知理性的禁令之間。又如,個案滔滔不絕地如同倒垃圾般丟出一連串的現實難題,重點可能不在那故事,而是在阻抗,不讓治療者真正看到(或許也不讓自己看到)內在的痛苦,而背後的移情可能是覺得被治療師洞悉其內在會是危險的。這些都是常見的例子。
但對有些例子,欲一貫保持瞄準精神現實的分析姿態,卻沒那麼容易,例如個案提到想要自殺。或許更困難的一個例子,是個案在治療中大談其對人的恨意,提及在外面與他人的衝突,想著要如何報復,甚至殺死對方等等。這些例子,多少都涉及外在現實與精神現實的交會產生的難題。換言之,治療師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以精神現實為目標的聆聽姿態的底限在哪裡?甚麼時候我們要決定個案說的不應繼續當作只是富含意義的話語,而是傳達著迫切的現實,也需要被當作外在現實做反應?甚麼時候我們應該比較就事論事地與個案討論他的那些現實問題,有沒有破壞性比較小的解決途徑?我們需不需要向個案表達我們對他的或其他人的安全的關切?何時才需要與個案約定,對其在外的行為設限?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這些問題的臨床處理的分際如何拿捏,具體的解決方法如何等等。但筆者在此想要從另一個角度來思索這些問題:甚麼是外在現實?我們真的都知道甚麼是外在現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