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W.：当你说，你仅仅只是倾听，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倾听可以产生的效果，你确实曾经感到过吃惊。但你并不是完全天真地在听。许多人都在倾听，但是还是应该知道要听些什么。
F.D.：有意思的是，我曾经是医生，因而就爱习惯于检查身体，但是我从未想过要检查他的身体、头或者这个他向我展示的伤疤。我不知道他和其他医生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没有向他要求过证明所有那些他向我讲述的他所遭受的打击。是到了第五次或者第六次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发生在父母之间的偶然事件，在其中，他就像是被作为父亲的妻子一样，（在头上）被他的父亲打下了印迹。正是这个让他不能超越他的十二岁这个年龄，因为他被当作父亲的女人被父亲盖了一个印。对于这个伤痕，我并不想做身体上的检查。是他向我展示并让我看到这个伤痕，是在事后医院的医生才对这个伤痕做了检查，并且说：“这完全是真的，颅骨有一个穿孔。”之前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点，虽然他之前看过很多医生，但都没被注意到。
作为精神分析家，我天真地听他讲，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那时还是个医学院的学生，我自己做过一个个人精神分析，我知道，（做精神分析就是）在躺椅上说话，而那时和他是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谈话。
我天真地听他讲，同时带着一种确信，就是通过说话——如果有人在听，为了别人在听的话——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精神分析的治疗。
J.P.W.：你还是对于无意识的存在有一种确信的。
F.D.：当然，这是因为我在因为个人原因，而不是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家所做的个人分析治疗中自己找到了证据[1]。
J.P.W.：我想要继续探索下你的理论的来源。
F.D.：我的理论。它来自于弗洛伊德，为什么这么问呢？
J.P.W.：它不仅仅来自于弗洛伊德。
F.D.：当然是来自于弗洛伊德！
J.P.W.：但是你提到温尼科特等人……
F.D.：但是温尼科特，并不是理论！我发现，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可能就会像他那样工作。此外，对于人们阅读他的著作的方式，我感到很遗憾，因为每当他说点什么，唉，人们就把它们当作一些窍门来使用。例如，他说到过渡客体，现在我们就把它当作万金油。我最近遇到一些完全疯狂的父母，说他们的孩子没有过渡客体！温尼科特最开始讲过渡客体，是为了让一些因为他们的孩子始终需要带着一个护身符一样的东西，而认为这些孩子发疯了的父母感到安心。这些我们在小孩子那里看到的东西，包括他们的小被子（小玩具）等等一些这样我们没有命名的东西。因此，所有的这些父母都想尽办法要被过渡客体（这一说法）所催眠：“喂，你给他带上了他/她的小兔子了吗？如果他/她没有小兔子的话，我们就不能出发去度假！”这就变成一种家庭的强迫症，一定要给孩子过渡客体。（这种强迫症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我见过一些孩子有一个对于整个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很神圣的东西（过渡客体），他们在做了两三次咨询以后，非要摆脱那个像干枯的子宫一样粘在他们身上的童年早期，而母亲却非要他们继续（做小孩子）。他们非常生气地想要摆脱这个东西（过渡客体），看到（咨询完）刚过半个小时，母亲就跑回来对护士们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他就没法入睡！”这真是一个让人恼火的问题。而在第二次咨询的时候，孩子就故意把这个东西忘在咨询室。第三次，为了让母亲找不到它，他把这个东西藏在咨询室的某个角落里，母亲因此就感到很苦恼。我对母亲说：“听着，他把它留在这儿，这是第三次他不想带这个东西回家，那么，别再纠缠他了，你好好看着吧，（没什么关系的）”。“是吗？那我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晚上睡不着的话），你明天来找我们说说看！”这真是很奇怪啊！现在，人们受到了精神分析的影响，就强迫给孩子一个过渡客体。温尼科特也谈到涂涂画画（squiggle）[2]，这是一个所有的精神分析家在某个时刻都会使用的东西。当一个孩子不能（与人）建立（言语上的）联系，我们就做一个手势（用手做个十字），邀请他来做另一个手势，这就变成了一个好像用词语进行的谈话一样：“嗯，你今天不给我讲点什么吗？那么，好吧，我，我来给你讲点东西！”这样，谈话就开始了。在这个方面，手势（动作）和话语是一样的。我记得有一个出现了很大精神障碍的孩子，他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遭受了很大创伤，在一场严重的事故中失去了整个家庭，并昏迷了四个月。就是通过涂涂画画，我们才能以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开始工作，因为当时我用手做了一个动作，他不能模仿，我们最终通过孩子的自由联想发现了，为什么他不能模仿这个把手交叉起来成十字的动作。然后，我又做了一个手势，他也模仿不出来，“如果我做同样的手势”，“如果我做不一样的手势”，然后，他认为这个手势是一个头盔。一个高卢人的头盔？不，一个罗马人的头盔，甚至是一个更早的头盔，一个拥有如此古老的历史，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是哪个国度的头盔……，并且一个头盔……它保护头颅，而他曾全身多处骨折，其中也包括那个让他变成侏儒的颅内蝶鞍部位的[3]骨折。这是一个身材始终矮小的年轻人，因为他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遭受的这场事故，使得他的身高只有几岁的孩子那么高，同时也带来了其他的一些障碍。那么，这个头盔呢？他对于他的童年没有任何记忆，甚至对一个月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也没有记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大约十八岁。（通过头盔这个手势），他不仅重新找到了近期的记忆，也找到了遥远的记忆，甚至还包括那些事故发生前的记忆。让人吃惊吧？从我们工作刚开始时的这个手势的邀请出发，如果不是这样，他永远都说不了什么，也画不了什么。为什么有些东西只有在我给他做了这个手臂交叉的手势之后才变得可能呢？为什么呢？如果他曾成功地模仿出我的手势的话，这些东西又可能以什么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呢？关于这个头盔的手势，在这场让他几乎死去的事故中，头盔曾经本来是可以保护他的。你看这多有趣！我们不会和每个病人都这么做！但是所有的精神分析家都具备这种方法，因为温尼克特曾讲到过这一点，而这却变成万金油（一样的窍门）。不是去给病人做精神分析，让自己处在倾听的状态，而是用这个窍门，去和分析者涂涂画画。不幸的是，当我们在分析中说话的时候，人们却把它当作一些窍门，而实际上，真正的精神分析是在对分析者所说的东西给予尽可能少的干扰的情况下，允许他/她去表达自己。
（未完待续）
[1]多尔多在其自传《1934年——1988年：一个精神分析家的自画像》的《与精神分析的相遇及分析训练》一章中（详细地）说了这一点，Seuil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到132页。
[2]也译为涂鸦，对于温尼科特而言，交流是最基本的——这当然也包括对拒绝交流的接受。他发明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技术，用一种游戏的方式与前来咨询的孩子开启交流过程。这个游戏包括勾勒一个可以画画的空间，画一些自由的、自发的笔触。然后他邀请孩子在这个基础上画一些东西；这样就轮到孩子来涂涂画画，或者修改温尼科特的涂鸦；因此这样就开始了交流。——译者注
[3]蝶鞍是颅内骨结构的解剖学名称，指的是蝶骨在颅中窝中间部分高起，形如马鞍的骨结构。——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