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 北京市“学习与摘要
儿童早期社会化的关系性背景。以亲子互动中形成依恋安全感差异的相关研究为基础 , 从特质观、领域特殊观和社会认知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梳理 , 有助于提炼出母亲的敏感性、特定的互动情境以及儿童的社会预期分别在预测母婴依恋关系中的作用。 3种研究取向的整合有赖于细致地区分特质观和社会认知观在看待亲子互动中双方情绪状态、认知能力和回应过程上的差别; 制定新的依恋干预方案应当以提高父母识别和应对婴儿消极情绪的能力 , 以及为婴儿提供适当的依随性学习经验为目的。
母婴依恋是婴儿期形成的首要关系之一 , 同时也是影响分类号 B844
情感联系 (Thompson, 2006)。在婴儿期 , 儿童通过与主要照料者持续不断地交往 , 逐渐形成依恋关系及其内部工作模式。内部工作模式是一种心理表征 , 它既反映了儿童与照料者之间情感联系的质量和心理预期的性质 , 同时也会对他们日后形成的自我概念和同伴关系产生影响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由于内部工作模式是构成其他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 , 所以早期依恋关系在人毕生的情绪和社会性发展当中有着重要的意义(Thompson, 2008)。
Bowlby将依恋定义为个体与生活中特定对象间强烈的探讨依恋安全感差异的来源一直以来都是依恋理论和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 (Belsky & Pasco Fearon, 2008)。由于继承了习性学的观点 , Bowlby相信人类对形成依恋关系具有先天的生理准备 , 但是安全情感联结的建立仍然需要亲子双方在互动中学习如何回应对方的要求和行为。 Ainsworthdoorn, 和她的同事在 Baltimore深入细致的家庭观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中的作用机制 , 其研究结果指出母亲敏感性是影响亲子依恋关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 , 如果母亲在捕捉孩子行为意图时越敏感 , 对孩子需求的应答越恰当 , 那么他们之间越可能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 (Ainsworth et al., 1978)。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其他的研究者都在试图重复验证这一结果 , 最终 de Wolff和 Van Ijzendoorn (1997)的元分析证实母亲敏感性与婴儿依恋安全感之间平均的相关程度仅为 0.24。尽管此后 Pederson团队研发的母亲行为 Q分类获得的母亲敏感性分数与婴儿依恋安全感之间的相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Pederson, Gleason, Moran, &Bento, 1998), 但研究人员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母亲敏感性并非形成和维持亲子依恋关系的唯一要素。近年来 , 发展心理学家开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亲子互动与依恋安全感之间的关系 (Beijersbergen, Juffer,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Ainsworthdoorn, 2012; 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 Lucassen et al., 2012), 但他们却始终保持着与 Ainsworth的母亲敏感性假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模糊的界定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展, 后来的研究者容易被那些以 “母亲敏感性 ”为名却使用不同操作定义的研究所迷惑 , 并且不同操作定义间存在较大差别也使得这些研究结果之间不易比较。
表 1 Holden (2010)对亲子互动与儿童发展几种理论取向的总结
在亲子互动与儿童发展的研究中, 存在着诸多理论观点和研究取向。 Holden (2010)在《养育孩子》一书中对亲子互动与儿童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 (详见表 1), 受其启发本文试图将现有的研究纳入以下 3种研究视角 :特质观、领域特殊观和社会认知观 , 但本文提出的 3种观点并非完全取自 Holden的总结。其中 , 特质观与 Holden (2010)的观点相一致 , 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与孩子互动时父母稳定的、核心的特质是如何影响孩子发展的。领域特殊观主要总结自 Grusec和 Davidov (2010)的理论观点和相关实证研究, 这一观点着重解决的问题是:互动情境是如何调节父母行为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中的社会认知观与 Holden (2010)提出的“父母社会认知观 ”并非同一概念, 与“短时过程观 ”类似。但是 , 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1)参考近 1~2年的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阐述 (如:Meltzoff, 2011; Beebe et al., 2010; Beebe, Lachmann, Markese, Buck, et al., 2012等); (2) 与依恋研究中将内部工作模式看作是一种社会认知表征的阐述相一致 , 笔者认为将这种观点更名为 “社会认知观 ”更为恰当 , 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父母与孩子互动时的行为结构和相互调节如何塑造儿童的社会预期。通过这样的归纳和梳理期望可以使研究人员能够更清晰地认识早期依恋关系形成中的母亲、婴儿和情境分别起到的独特作用 , 并期达到以下两方面的效果:既有助于以后的研究能更全面和细致地刻画出 4种不同的依恋类型在亲子互动中的形成机制 , 同时也有助于以后的干预实践能够针对不同的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亲子组合提供更适合、有效的干预方案。
1特质观视角:母亲敏感性的作用
1.1基本观点
通过一种主要的行为方式或者行为特征来描述、界定和研究父母的互动质量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研究取向 , 被称为亲子互动的特质观。这种研究取向通常用几个核心特征来描述父母的互动行为, 并且假设这些核心特征较为稳定且能够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Holden, 2010)。
依恋理论诞生的时代正是特质观盛行的时期 , Bowlby和 Ainsworth在假设母亲在不同依恋类型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时 , 同样遵循了特质观的两点基本假设: (1)母亲是形成不同依恋类型的主要动因, 即影响的方向是从母亲指向儿童的; (2)母亲自身稳定的特征是儿童与之形成不同质量的依恋关系的主要原因。 Bowlby最早将母亲这种相对稳定的互动特征称为母亲敏感性 (Maternal Sensitivity), 并将其定义为 “关心和尊重儿童” (Bowlby, 1969/1982)。Ainsworth等人的 Baltimore 研究使母亲敏感性的测量更具操作性 , 他们认为敏感的母亲为接收孩子的信号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能够对儿童的信号保持警觉并且能够做出及时、一致和恰当的回应 , 同时对儿童的情绪唤醒水平保持适当的控制 , 当她与儿童发生目标冲突时能协商解决 (Ainsworth et al., 1978)。这一研究取向通常假设母亲敏感性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母亲与孩子之间形成安全型依恋关系 ; 不一致的回应与形成焦虑矛盾型依恋关系有关 , 敏感性水平较低与形成回避型依恋关系有关。
1.2研究方法和进展
量表 (Maternal Sensitivity Scale, Ainsworth, 1969/1999)存在三大缺点:家庭观察耗时长、培训出合格的评价者耗时长、评价的客观性差。于是 , 一些研究人员借鉴 Q分类的测量方法 , 形成了一套由几十张卡片构成的母亲行为 Q分类 (Maternal Behaviour Q Sort, MBQS), 每张卡片用一句话描述了母亲的一个具体的互动行为 , 诸如:“对宝宝的探索感到担忧 ”、“让宝宝进行一些合适的活动 , 不加以干涉 ”等(Pederson, Moran, & Bento, 2009)。到目前为止 , 该团队共提供了 3种条目数量不等的 Q分类卡片版本 , 最早问世的 90个条目完整版适用于现场观察评价或母亲自评 (Pederson et al., 1990); 72个条目版适合于对家庭观察时录制的视频资料进行评价 (Pederson, Moran & Bento, 2010); 25个条目版适合在观察时间较短情况下进行简单的临床鉴别 , 这些版本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Behrens, Hart, & Parker, 2012; Tarabulsy et al., 2009)。Q分类传统的计分方式是由评分者按照观察到的实际行为将 90个条目进行 9个等级的平均排列, 等级 1~9代表条目所描述的内容与所观察到母亲行为的相似程度 , 1为最不像 , 9为最像。母亲的敏感程度为被观察母亲在每个条目上的等级分数与标准敏感母亲在每个条目上的等级分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 它是反映母亲敏感程度的连续变量(Moran, Pederson, & Tarabulsy, 2011)。另外 , 与一般因素分析的思路相似 , 近期还有研究人员提出运用 Q因素分析技术实现对数据的个体定向分析, 只需在 QMethod网页上下载免费的 PQMethod软件程序就可以将参与研究的所有母亲依据她们在行为上的相似性减少为几组母亲 (Bailey, Moran, Pederson, & Bento, 2007; Bailey, Waters, Pederson, & Moran, 1999)。这些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使得从特质观的视角对母亲敏感性进行评价时得到的量化信息更加完整和丰富。
持特质观的研究者通常采用家庭访问的形式 , 在自然的家庭环境和亲子自由互动中对母亲敏感性进行评价 , 生态效度较好。但是支持特质观的研究者认为 Ainsworth的母亲敏感性使用 Pederson团队研发的母亲行为 Q分类获得的母亲敏感性的分数与母婴依恋安全感之间的相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 在家庭环境中测得的母亲敏感性与陌生情境中测得的婴儿依恋安全感之间的相关为 0.60 (Pederson et al., 1998), 与家庭环境中使用依恋行为 Q分类(AQS)测得的依恋安全感之间的相关为 0.52 (Pederson et al., 1990)。近期, 还有研究者发现孩子的依恋类型被划分为回避型的母亲在陌生情境中表现出的敏感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婴儿的母亲 , 并且发现母亲在陌生情境中的敏感程度与两次重聚阶段中婴儿的接近寻求和接触维持行为之间存在正向的关联 , 与婴儿的接近回避行为之间存在负向的关联 (Behrens, Parker, & Haltigan, 2011)。Bailey等人使用潜类别分析的方法综合考察了母亲和婴儿的互动行为、母亲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以及儿童在陌生情境中的依恋类型, 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母亲和婴儿的互动类型为敏感 /和谐组合的母婴组合中有更多的婴儿会形成安全型依恋(Bailey et al., 2007)。
近期, 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探讨影响亲子依恋质量的因素。张艳等人 (2012)的研究采用经典的 Ainsworth母亲敏感性量表和陌生情境程序发现: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母亲在母亲敏感性 4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另外两类非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母亲 ; 而回避型儿童的母亲在 “接纳-拒绝”维度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焦虑矛盾型儿童的母亲, 其他 3个维度则没有明显差异。丁艳华、徐秀、王争艳、李慧蓉和王卫平 (2011)采用母亲行为 Q分类和陌生情境程序的研究也发现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母亲在 Q分类的得分上要显著高于非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母亲 , 但并未进行两类非安全型依恋儿童母亲的比较。此外 , 林青等人(2014)使用 Q因素分析法也发现:互动时 , 以孩子为中心的母亲更可能使儿童形成对照看者回应的积极预期 , 同时在陌生情境中这些儿童也会表现出更多寻求安慰和维持接近的行为 ; 相反, 以自身为中心的母亲更可能使儿童形成对照看回应的消极预期 , 在陌生情境中也会表现出更多回避和反抗的行为。我国的这些研究结果与国外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
综合持特质观的研究可以发现:母亲在互动时整体的敏感性能够大致预测婴儿在 1~2岁之间形成的依恋类型。敏感性分数的高低能够很好地区分安全型依恋的婴儿与回避型依恋的婴儿 ; 但是, 在区分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和焦虑矛盾型婴儿方面的预测力略显不足。此外 , 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出发 , 以往的元分析研究发现:精心设计的干预措施在提高敏感性上很有效 , 特别是那些短期的、针对行为的干预措施最为有效。这些干预措施对增强依恋安全感具有微小但却重要的影响 , 这同样也支持了母亲敏感性在依恋安全感形成中的作用 (Bakermans-Kranenburg, Van Ijzendoorn, & Juffer, 2003)。因此 , 母亲在亲子互动中的敏感性是婴儿与之形成依恋安全感过程中源自母亲方面的重要特质之一 , 并非影响他们之间依恋关系的唯一因素 , 这也是其他研究人员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前提。
2领域特殊性视角:需要安慰时的母亲敏感性
2.1基本观点
Bowlby认为婴儿的哭泣是对安全、保护和安慰等需要最明显的社会性线索 , 这对于激发养育者接近婴儿、提供照料和保护具有进化意义 (Thompson, 2006)。Hubbard和 Van Ijzendoorn (1991) 也曾假设如果母亲快速地回应孩子由于极度难过而产生的哭泣 , 那么婴儿的哭泣行为会明显减少; 相反, 母亲如果对孩子由于轻微不适或者工具性的哭泣做出类似的快速回应则会导致他们哭泣得更多。可见 , 母亲做出相似的照料行为会由于行为发生情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应。Grusec和她的同事曾批评指出近几十年研究中出现了对依恋概念趋于泛化的势头 (Goldberg, Grusec, & Jenkins, 1999), Thompson (2008)也认为研究人员高估了儿童早期形成的依恋安全感在他们以后发展各方面能力中的作用 , 有越来越多的依恋理论研究者认可应当将依恋的定义限定在与压力调节、获得保护相关的范围内 (Dykas & Cassidy, 2011; Leerkes, 2011; Leerkes, Parade, & Gudmundson, 2011)。
Grusec和 Davidov (2010)在《儿童发展》上正式提出的亲子互动与儿童社会化的领域特殊观点(Domain-specific View)详尽地阐述了互动情境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意义 , 并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关注 (Dunn, 2010; Gelman, 2010; Leerkes, Weaver, & O'Brien, 2012; Turiel, 2010)。社会化研究中的领域特殊性与认知发展中的领域特殊性有所不同 , 这里的领域是指不同的社会关系或社会互动的形式 , 具体到儿童与父母或其他社会化动因则是将双方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背景下的互动划分为有意义的类型 (Bugental, 2000; Bugental & Grusec, 2006)。Grusec和 Davidov (2010)认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存在五大重要领域 , 分别是:保护领域、互惠领域、控制领域、群体参与领域和指导性学习领域 ; 在这些不同的社会化领域中并不存在普遍的、通用的准则或社会化机制, 在每种不同形式的关系中社会化的对象和动因会承担不同的角色 , 也包括不同的规则、引发不同的行为改变机制以及促进不同的发展结果。具体到保护领域来说 , 儿童获得合理的应对压力和良好的调节所处困境的能力 (即适宜的依恋安全感)应当是父母恰当的保护性养育行为产生的发展结果。所谓保护性的养育行为包括在婴儿难过时给予抚慰、对婴儿难过信号的敏感应答以及母亲在婴儿有心理需求时的反应性(Grusec & Davidov, 2010); 它与母亲对婴儿非难过性信号 (如:中性或积极的情绪线索 )的敏感回应在婴儿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 , 这一研究取向通常假设母亲在孩子需要安慰时的敏感性比其他情境下表现出的敏感性更能够预测他们之间依恋关系的质量。
2.2研究方法和进展
持领域特殊观的研究者通常采用美国国家儿童保健与人类发育研究早期儿童照料合作组所提供的亲子互动情境设置和评价方式(National Insti-tution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NICHD ECCRN], 1999)。观察阶段在家庭中进行 , 包括: 15分钟的半结构式亲子互动 , 前 7~8分钟为母亲自行选择家中的玩具与孩子互动 , 后 7~8分钟为母亲使用研究者带来的标准玩具与孩子进行互动 ; 评价阶段在实验室中操作 , 采用改编为 4点评分的 Ainsworth“敏感对不敏感 ”分量表, 考察母亲对儿童难过/非难过信号进行回应时的敏感程度。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到的结果与领域特殊观的假设相一致 , 即母亲对婴儿消极信号回应的敏感程度比其他积极互动行为 (如:积极情感交流、温暖的养育氛围和对非难过信号的敏感回应 )对婴儿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依恋安全感有更强的预测作用(Del Carmen, Pedersen, Huffman, & Bryan, 1993; McElwain & Booth-Laforce, 2006)。婴儿消极情绪的诱发研究发现 , 在婴儿的消极情绪唤醒任务中母亲表现得越敏感 , 她们的孩子在后续陌生情境中就越少出现回避和反抗行为 (Leerkes et al., 2011)。还有研究区分了忙碌和游戏两种互动情境中母亲行为的差异 , 该研究发现在忙碌情境中, 焦虑矛盾型儿童的母亲对孩子轻微的消极信号或哭泣给予的回应明显少于安全型儿童的母亲; 而这两类儿童的母亲在游戏情境中的表现则没有明显差别 (Harel & Scher, 2003)。此外, 母亲在儿童需要安慰时的敏感性对孩子 2~3岁时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的预测作用也与其他积极互动行为有所不同 (Leerkes, Blankson, & O'Brain, 2009);对于 6~8岁学龄儿童来说 , 他们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同情心和亲社会性行为也与父母在对待他们难过情绪时的回应质量有关 (Davidov & Grusec, 2006)。亲子依恋为儿童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关系性背景 ; 因此, 这些研究结果也可以被看作是支持领域特殊观的间接证据。
综合领域特殊观的研究进展可以看出:母亲在对待孩子发出消极信号时的敏感程度是一种独特的预测成分 ; 与其他的积极互动行为相比 , 它在儿童与消极情绪调节相关社会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特殊的 (Mesman, Oster, & Camras, 2012)。这种领域特殊性的研究思路可以被认为是对特质观的一种矫正 , 因为在特质观的视角下母亲敏感性所包含的范围过于宽泛 , 造成对儿童社会化结果进行解释时力度不足。根据互动情境中儿童情绪信号的差别 , 情境观的引入就将原本笼统的、维度单一的母亲敏感性划分出了不同的维度 , 并且使得不同维度的母亲敏感性在儿童不同社会化目标中的作用得以明确。消极情绪唤醒情境下 , 母亲敏感性旨在安慰和保护儿童 ; 中性或积极情绪唤醒情境下 , 母亲敏感性则旨在发展儿童的互惠行为和社会性学习 (Leerkes et al., 2012)。也就是说, 决定教养活动有效性的因素不仅在于父母是否使用了特定的教育策略 , 还应当包括父母是否足够了解儿童的特性、想法和当时的情境 (Grusec & Davidov, 2010)。但是 , 目前的研究还未发现母亲在特定情境中敏感性的差异能够解释回避型依恋的儿童和焦虑矛盾型儿童间的差别。
3社会认知视角:婴儿社会预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