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演讲：Armbruster《系统家庭治疗的历史》
时间：2013年9月3日
地点：同济大学经纬楼
主持：盛晓春教授
主讲：Armbruster教授
翻译：刘亮
讲座内容
盛晓春：
今天讲座的内容是系统家庭治疗的历史。根据Ambruster教授要求，我在此就不进行介绍了，他将亲自为大家作自我介绍。今天为我们翻译的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刘亮博士。大家欢迎！
Ambruster：
非常感谢这里的老师们邀请我来做这个报告，也感谢同学们，能来这里演讲是我的荣誉！大家经历一天漫长工作，仍然有这样的热情，我表示感激，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我自己，我哪里来，我做些什么。
我此前在德国南部的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工作，我发现去发展一种社区背景的干预非常必要，上世纪80年代末我就开始接受家庭治疗培训，Helm Stierlin研究院，我在大学里作为教授工作几年，应用科学教授，与Starffin(?)教授同事，现在也是斯图加特NGO成员之一，我们现在也在参与斯图加特社会精神卫生服务机构的创建与建立，我在我的演讲里不想讲太多关于系统治疗的东西，更多是系统态度和思维方式，我也相信这样的观点和理论，对于个体治疗的治疗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婚姻家庭治疗师，对团体咨询、对督导来说也是如此。对于这种管理岗位的人员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现在系统性的思维也被用到了教育领域，在管理当中也是同样如此，大家想想管理的改变过程，同样的，政治管理领域也有同样道理，当我们谈到系统性的思维和行为，需要从下面三个方面展开：
(1)Basic theories基本理论；
(2)Attitudes自己和自己对于系统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
(3)Methods是关于关注的方法以及系统组织性的方法。
我想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实际基本理论并非单向决定了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当我们谈到系统性的思维和行为的发展历史时，不得不谈到基本理论，因为理论的发展会从另外一个方向推动方法和态度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治疗师开始反射出态度，并对方法进一步发展，这么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系统理论的发展，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去了解基本概念，会很重要地影响系统思维和行为，这时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之为一个开放的整合记忆，因为我们用不同的理论方法来解释整个思维过程。在介绍历史之前，我想与大家探讨一下系统这个词的构建，曾经我的来自海德堡大学同事说，你永远不可能去亲吻这个系统，意味着这个系统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质性的东西，相反是通过我们观察者的观察去界定和定义的。
象图一样，各种元素构成并相互互动，也可以看到这系统各个元素中紧密关系，外面也有个系统的边界，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现这个系统中会形成一种特定模式，比如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学习，一天一天持续下去，这样，会形成自己学习组织管理的模式，实际系统通过边界来界定，把系统作为背景来区分，系统里有些规则、价值观、公认的意识，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德国社会学家讲过，边界存在于局限性中，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系统创造了边界还是边界创造了系统？实际上边界说限定了意识的存在，因为只有在边界的范围内意识才能建立起来。我的团队、家庭、本人也可以是一个系统。这样构建理论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大家可能都知道Picasso，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发明了现代的绘画方式，他曾经说，如果确实只存在一种真相、一幅图景，就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画出成千上万的画，似乎听起来不是Picasso发明了这种理论，但可能是哦！听起来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不只是有一种真相。
所以说实际上真实只是不同的图景的反映的结果，我们不可能象拍照一样为所谓的真相拍一幅客观的图片，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来构建不同的图景，大家可以想象即使是照相机看起来很真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用PS让它看起来更真实。对我们有另一种说法：叙事理论。如果大家去看Picasso的画，当他要反映一个人物时，不仅反映一面，而是他想从不同面去反映。
最近我看到一幅画，可以看到，这位画家也想反映人物的很多不同的面，这也是一位德国著名画家说过，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艺术的发展实际与后现代理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他们也意识到对现实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描述。所以并非说是画家在刻画这幅图景，而是调查者在思维中创造、发明这幅图景。（下图）
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奠定构建主义基础的，Hannah Arendt，上世纪1906年出生在德国，犹太人，因为纳粹后来又不得不离开德国，在纽约去世，是著名画家，说过，每件事有很多不同的面，每天有很多不同的人在观测。从不同的人来观测不同的观点，这种说法也是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说在家庭里面，有问题的家庭不只是家庭成员本身存在问题，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就象不同的人在发生不同事情发生的相关和关心。
Every thing has so many sides, as there are people that are concerned of this thing.
--Hannah Arendt
为了跟大家介绍系统性构建思维和行为的原理，先简要介绍系统思维发展阶段。首先介绍家庭研究、家庭治疗理论的开始，以及历史上的有关思潮，生物学、控制论领域（工业领域用到的概念），我们也会介绍这些模式和概念是如何用到家庭治疗和研究当中的。实际上最开始让我也吃惊的事是，上世纪50年代家庭治疗被创建出来，上世纪初已经有一些，称为以社会和家庭为背景的治疗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经历了家庭治疗的飞速扩展，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大发展、新的领域和新的观点的出现，在那个时候社会公众以一种正式的工种的身份出现，作为时代变迁的一种问题，当时有两位非常重要的社会工作的专家，分别出生在美国、德国，发明了一些理论，和家庭工作产生极度兴趣，而非关注在个人身上，他们也强调说要帮助个体的话要关注他所处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也在社会和家庭背景下进行工作，认为社会化应该包括整个家庭系统，这是上世纪20年代美国发生的事情。上世纪30年代，很奇怪的，家庭为背景的社会工作，地位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精神分析兴起的影响，大量犹太的精神分析专家搬到了美国，因为当时纳粹德国的出现，把社会化问题个体化，当时这种心理社会的治疗和咨询，就变成了精神分析师治疗的领域，在二战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极大改变，美国、德国、英国很多战后逃难者，严重的精神问题，有严重的症状，这时又提出极大的需要，新的干预方式、方法，将他们重新整合到我们的社会中去。这时我们就试图从一个社会化的、更看重背景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将他们整合到社会、文化、大的背景中去。很有趣的现象，社会化的问题，实际上可以与家庭、系统的问题进行相互融合。很有趣的是，第一位治疗师开始思考治疗的作用，并邀请家庭一起过来进行治疗，这时很重要的是，对于这种社会问题，心理学界的反映和反射开始出现，在德国这时出现了一批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在二战以后社会文化因素对家庭的影响。这些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在德国的社会机构、精神病院机构当中的被试，开始研究精神科的疾病的原因，我们也发现很多精神症状很多是与家庭当中的沟通、联结和动力是相关的。这种研究从另外方面讲，也有风险，试图从家庭角度去找到因果论，试图责备家庭，因为认为家庭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曾经有位非常著名的精神分析师，提出概念：精神分裂症性的母亲，和自己儿子的关系过于紧密，如果她不能在自己需求和孩子需求之间划出清晰界限，与孩子间完全没有边界的话，孩子就会有很高风险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观点的提出，刺激了很多家庭慢慢进入了家庭治疗，我记得当时很多心理治疗师或精神分析师按此理论去沟通，与妈妈或妈妈的亲属沟通，他们表现得非常郁闷(upset)。
首先我需要向大家讲些家庭治疗的开拓者、先锋。家庭治疗自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
第一位，Theodore Lidz，Yale大学，发现家庭当中父母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孩子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他也提到如果孩子没有能力发展自我身份认同、没有足够空间去发展自我肯定的话，那么这些都要归过于父母之间病态的互动方式。
Lyman Wynne，Washington大学，当时提出来自错误社区的家庭，这些社区显得不太开放、友好，也不允许家庭让其成员去发展自主性，可以想象，个体就没有足够时间和空间去发展自主性。
下来提到非常重要的团队：Palo Alto精神研究院，有Satir，Paul Watzlawick 和Gregory Bateson(later Jay Haley)，研究家庭中人与人之间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也研究家庭中有人患精神分裂症的关系模式，双重束缚，意味着孩子对他父母有很强忠诚感的话，如果这时父母有相反的行为、价值观、自相矛盾的指令的话，如果这时孩子没有机会去离开父母的有害的情景的话，孩子可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发展出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症式的沟通方式，实际上这种沟通方式在这种家庭中是有一定功能的，因为这种很具有迷惑性的沟通方式使孩子不知该站父或母哪一边。
非常重要的是，米兰小组，上世纪70年代中叶创立，它和另外三位非常著名的治疗师，奠定了当今大部分治疗的基础。他们开始试图去理解家庭中这种循环和互动的方式，并且发明了循环提问。也提到，家庭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中应处在中立的角色。在德国是有包括Heidelberg of Helm Stierlin。
等专家，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与前面提到的有名的专家一起工作过，我想说的是，Helm这些德国治疗师作出很杰出的贡献是，怎么在精神病治疗领域中使用家庭治疗的方法。
在介绍完先锋以后，为大家介绍一些每一波的理论和方法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系统思维和行为的。
这些概念有些来自生物、工业技术、哲学领域。
生物学领域：动态平衡、生态系统概念，非常重要。有位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家，Bertalanffy和Cannon，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理论提到，我们过去对单一现象的关注应该被对系统的关注所取代，另外一个动态平衡的是，自然环境中生物都有内在平衡、内在稳定性的倾向，举例，我们看海洋的情况，会发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看任何其他生态系统，都会发现它们都有自然的规则和模式，我们在自己身体里也能体会这种动态平衡的过程，我们每人身体里都有一整套的调节系统，比如恒定体温状态，很有趣的是，我们要探讨的是系统怎样去保持自己的动态平衡，以及我们如何去改变动态平衡的状态。从自然环境中来看，每个生态系统都试图去寻找自己的平衡，有时这种寻找平衡的状态是需要以破坏其他系统的平衡为代价的。
第二个概念来自于工业科技领域：控制论。也是我们系统理论模型的根基之一，控制论是一种关于管理、控制科技系统的理论，是在二战以后被提出的，最开始是被用于工业科技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领域里面，提到“环形回馈”的概念，通过它可以提供我们控制的状态，在这环形过程中，系统通过创造一些负性信号，来维持平衡。有趣的例子：空调和制热系统，如果我们房间里制热系统打开的话，房间会越来越热，热起来的话反过来会调节温度调控系统，如果这时温度继续上升，可能到了某个点就会触动制热系统开关，就会停止，这就是工业控制系统里用到的控制技术方法之一。最关键的问题，当我们进入这样的构建或控制的模式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社会系统的时候，如果我们足够了解规则和模式，也可以通过控制论来改变这个系统，那么到底和家庭治疗有何联系呢？刚才也提到，在上世纪50年代初，Palo Alto把系统理论模式移植到家庭中处理问题，最开始以研究精神分裂方式沟通为起点，他们也提出一个概念，就算很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我们也可以去控制，前提是了解这个社会组织模式，这也是工业学家们提出的概念。实际上系统本身的复杂性过程，也是可以被计划和控制的，但这种情况在家庭里又是怎样呢？
他们提出关于在一个功能良好的家庭中的普遍模式，他们提出这样的状态应该是父母间比较平衡的动态状态，这过程不只是父母间，代际之间也是动态平衡，祖父母到父母到孩子，也提出在代际之间也应该划出等级、层级，也提出症状本身是功能不良的家庭系统的反映，这时我们就开始去分析功能不良的模式，提出治疗师需要帮助家庭重新建立互动秩序，有些家庭治疗师发展以下观点：开始探索功能良好的家庭组织系统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它有一定风险，把各种不同的西方家庭混淆在一起，开始建议家庭说应该怎样去做，怎样互动，开始思考，哪些可以把功能不好的状态转化为功能良好，干预就开始改变夫妻、父母间的互动过程，这些父母可能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也开始加强代际之间的边界。在这种模型中，家庭治疗师是作为独立的观察者，独立于家庭系统之外的，这时治疗师作为旁观者的角色去旁观去研究去治疗这个家庭，看起来与家庭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这种模式中有个风险，治疗师试图去责备家庭，诊断为失功能的家庭，下来好几年中所谓功能良好的家庭的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问题是谁有这个权力去定义什么样的家庭是好的。
今天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家庭结构，在德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称为Harold Cloy(?)，提出一个概念，每个人都有一段象拼图一样的自传，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和自传并非是父母告诉你做什么就是这样的，相反是通过我们自己努力去发展人生的路线，根据这个理论他们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家庭拼图，因为在今天我们不止看到的是传统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形式，妈妈或爸爸单独与孩子一块住，另如再婚家庭，父或母把孩子带到新家庭，或与祖父母生活，或有些part time夫妻，孩子有时住爸爸这边，有时住妈妈这边，昨天我们在听Nicolai老师也有关于“弹性”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发展他们在家庭中的联结和模式。可能今天孩子还需要来自于外界的公共系统的公开的教育，因为这时家庭需要去组织一些非常复杂的工作，这意味着父母可能需要来自于幼儿园、学校的在教育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时有一句来自非洲的谚语：听起来好像是爸爸妈妈生出了孩子，但孩子的成长需要依靠整个村庄。更多的与之对应的是，我们要完全负责任的、救世的治疗师的角色开始受到质疑。过去治疗师自己知道什么算功能良好的家庭，那现在的观点，是家庭和治疗师去共同发展一种良好关系，再也不是家庭治疗师去诊断、责怪家庭，而是家庭治疗师和家庭之间发展出一种更好的沟通和联结，这时家庭治疗师的工作不再是寻找最好的家庭问题解决方案，而是家庭治疗师应该成为组建家庭沟通的专家，治疗师在这个系统的改变当中，也要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他作为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就象一个科学家一样，他在作研究时，他也是所研究的领域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与我下来讲的构建理论是有关系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动态平衡的概念，慢慢被Chaotic Systems、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理论所替代。下来的研究关注改变的过程，而且我们认为不可预测，且不能详述(Detailed)，这种系统改变很多时候不可逆。我们也坚信说，在自然系统中有些不可被控制，有时在系统上的干预非常有限，结果不可预测。这些观念有时被更多应用到反映系统的应用当中，人类发展过程中是开放的、不能预测的，也不能详述的，有时会发生一些复杂、微小的变化，可能会导致非常不可预料的结果，如蝴蝶效应，当我们想象一下，对于我们人生施加的一些治疗性的干预，有时候一些非常细微的干预，有时偶然的改变生存环境，可能会触发一些根本、本质性的变化。如现在精神科领域，常说的概念：重新上色，意味着即使对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条件和背景来支持他们的变化的话，那么这种我们提到的自组织的概念，也是和人类发展是相关的，我们只需要考虑孩子的教育的过程，如果我们去想一想关于人类进化改变的过程，如果我们再去想象一下关于我们社会组织发展过程，有时候你只要在发展的车轮中施展一点小小的干预，很可能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也要去思考一下：系统如何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或怎样从功能不好的动态平衡改变成功能更好的动态平衡，好消息是人类有能力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我也发现关于自我组织的不同的基础，也可以帮助这些系统通过自己去找到帮助自己的方法；我们也不可能承担这种责任，去承担这种系统改变的结果。
Q&A
盛晓春：
感谢Armbruster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看到大家经过一天的辛苦工作，晚上还是很有兴趣来听这样的理论，教授提到了很多抽象的理论概念，如果有兴趣深入研究，大家还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来提问。
Q1：咨询操作时，如何激发一个人自组织的功能？
A：首先需要在会谈过程中，了解一个人如何去表达自我组织的过程，治疗时很多先描述来访者对自我组织中的问题开始，来访者可能会讲问题在哪，在之前也提到过，如果直接建议来访者怎样去找到自组织是不太明智的，但是我们首先帮助家庭、个人去理解自我组织的模式运行，是非常有帮助的。帮助家庭意识到自己内在互动模式的话，会帮助他们增强自我控制感，这可能可以用来干预家庭治疗模式的采取的一个软方法。这时我们就可以与家庭一起去探索其他解决的可能的方法，所以有时候你需要有干扰这系统的能力，这时候同时要求你可以邀请家庭共同发展改变他们经验的解决方法。有时候我们去想一想，可能这个系统有哪些可用的资源呢？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我们去想一想，社会里存在各种不同的家庭的话，这就可能有助于我们发展哪些资源和能量会有利于帮助这个家庭，当然我们也不清楚最终哪种方法最有效。
Q2：如果来访者与家庭关系不太好，如果这个问题与家庭关系不是很大，自身很抑郁的话，可以很好地做家庭治疗来帮助他们吗？
A：Sure. 首先我更多用系统思维去思考，所以我可能很难用其他思维去思考，你也知道如果我们习惯了总是用系统方式思考，也很难用其他方式。确实可能会有些问题，可能会很少考虑家庭相关，比如说当我们谈到慢性精神病人的情况时，当然他们有家庭，但经过长时间住院治疗，与家庭关系不大，隔离开来了，如果这时想要明白他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和意识，有时行为并不与家庭关联，但他们的行为可能会与他们所处的机构如精神病院会有很大的联系，有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在某个环境中工作，应激和压力来自于环境中的相关因素，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提到说我们要把不同的系统整合起来综合考虑，有时候这是家庭系统，有时候是其他的亚系统。
Q3：刚才您提到与家庭相关的背景，我有兴趣能否介绍一下社区工作？
A：这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演讲题目，也许下次我会很高兴与大家分享。对你问题简短回答，过去30－40年间，德国精神医疗服务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精神科服务的模式，一直存在专门的精神科医院，但今天我们也意识到，创造一些新的精神科患者和他们家庭的工作模式，对我来说最有趣的干预方式就是Home Treatment居家式的干预方式，我们有这样的团队，非常熟悉社区的服务模式，上门为精神患病者的家庭服务，经常和病人和家庭讨论当下有哪些方法供你们使用。基于这样的服务模式，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项目，这个研究结果也发现，患者自己也觉得这是很好的干预方法，家庭也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地减少了再次患病的概率。
□ 本文未经Armbruster教授审核，仅作学术探讨，欢迎提出意见，禁作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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