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一切文化现象最后都要透过意识形态作一番解读,《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书、电影、手铐和鞭子品牌——凭负面评价走红,让诸位文化战士感到有些困惑。这是否是道德底线的又一次突破——对所剩无几的传统道德发起的最新一次冲击,将一种多年来讳莫如深的生活方式奉为主流?还是说这个如今已经很出名的故事,包括里面的男子汉亿万富翁和他那个受惩戒的女性宝贝,其实是一个逆反潮流的童话,在怂恿世人屈从于一个最新版的父权社会?
性爱革命的核心张力被巧妙驯服,得到了圆满解决。
答案当然是两者都沾一点,而这也正是这几本书成功的秘诀:在算不上多有文学气息的字里行间,从一个角度看,这场性爱革命显然具备平等主义的特质。它要让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有淫乱的权利,不带负罪感地追求性满足——而这些,一度是由掌握特权的顺性别异性恋男性独享。它要拥抱一个人人可以自由去爱的社会,人可以从任何感兴趣的人和物那里获取快感。
但再换个角度,同样还是这场革命,似乎更像给强大的、掌握特权的人发了一张许可证,让他们可以去捕杀那些弱小的、容易被利用的人。这是休·海夫纳(Hugh Hefner)、拉瑞·弗莱恩特(Larry Flynt)、乔·弗朗西斯(Joe Francis)的性爱革命,年轻男性消费的网络色情内容,大概有98%属于此类。这样的革命更利于兄弟帮(fraternity)的男性,而不是他们的女性宾客,更利于富人而非穷人,更利于漂亮的人而非相貌平平的人,更利于身心解放的成年人而非没有父亲的儿童……这样令人沮丧的对比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正如法国作家帕斯卡-伊曼纽尔·格布利(Pascal-Emmanuel Gobry)近日所提出的,从这个角度看到的性爱革命,有时更像是“性爱反革命”,是转过身去,向一种更接近前基督教时代罗马的放荡主义大踏步进发——反平等,等级化,男尊女卑,重长轻幼,上层社会压迫底层。
有时这场革命的两面彼此会发生冲突。比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隐姓埋名去作花花公子兔女郎;或1980年代女性主义者对色情制品的抵抗运动;或今天的社会正义活动人士向大学兄弟帮文化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