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Arnold Richards教授——督导理论
武汉市心理医院
分析督导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最初督导精神分析工作的术语来自于德语Kontrolanalyse，即控制分析（control analysis）。受训者、经验不足的分析师的培训工作，是在高级分析师的监督下开展的。对于高级分析师，督导工作就是督导分析以及评价受训者。一直到今天这都是一个在机构里发生的过程，由于受训者可能会发现病人的需求和自己作为实习生的需求会产生冲突，所以这个过程会有一些问题。Irwin Hoffman 在培训过程中就描述了这么一个情形。他的病人不想躺在沙发上，Hoffman告诉他：“我要你躺在沙发上，这样我就可以毕业了。”我认为甚至在毕业了以后，当有人向高级分析师寻求督导，而分析师的需要必须得到主管的批准时，这个过程就可能会被扭曲。但在同辈督导中，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除非其中还可能混杂着一些层级关系。Szecody提出了另一个术语来强调督导不同于控制的方面。这是一个瑞典语的术语“handledning”，字面的意思是“手领着”，“来帮助一名实习生获得知识、经验；帮助他避免失败，避免跟不上，引导他通过陷阱，当他急功近利的时候让他慢下来”。
同样，必须记住培训情景中的督导师既是导师也是特定机构和职业的一个整体代表。另一方面来说，实习生有一个依赖性和自主性之间的冲突。是接受别人提供给他的智慧，还是突破自己，对呈现给他的理论的模糊不清和主观武断提出质疑。很多数据表明分析师需要一个他自己深信的完整的理论。对一个理论的坚定信念比起这个理论本身，与治疗的有效性有更多的相关。让我们以一些给出的理论开始。所有的新手治疗师都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全。他们向督导寻求安全感和支持。一定程度的依赖是正常的，所有治疗师都希望他们的督导师是可靠的。当有一个设定好的时间和地点的时候，督导工作效果最好。督导师要准时，并取消一些小型的会话。督导师应该鼓励咨询师不要隐藏在咨询过程中对他所作所为的任何怀疑和批评。当这种情况的确可能会发生的时候督导师就需要警惕了，需要不时地提一些问题，甚至做出一些小贡献。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变量就是治疗师的人格——过度依赖，强迫，或者甚至是心理变态，或轻或重。督导师需要警惕治疗师有太多模仿或太多反对。治疗师可能要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期待做斗争，当他们的防御失败，他们可能会取消预约，失去病人，或者对病人做出一些超过他们能力的承诺。而对患者的病理问题以及他自己的行为和反应又不可避免会有盲点。治疗师们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会认同他的病人，对他的督导师映射他们的无意识过程，或者在治疗中映射出他们与督导师的互动，这些应该就是平行过程。这在1985年已经被Cedian 和Wolkenfeld描述过了。
然而，以免我开始说的听上去太过悲观，其实督导对治疗师和督导师双方来说都可以是愉快的且值得的经历。督导的目标明确。治疗师需要学习，需要被帮助，这样也在帮助病人。理想的情况是治疗师学到很多，并且病人被治愈了。但是这一切都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常常，作为实习生的治疗师是一个初学者，但想成为最好的治疗师，而且病人也是这样期望的。最初治疗师对于督导师来说是一个真实的人，对于病人来说是移情的对象。我想提供一种思考这种关系的途径。在督导过程中，我们依次把病人当做一个真实的人，然后是一个移情的对象。督导师对于治疗师来说，最初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是一个移情的对象。治疗师对于督导师最初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是一个反移情的对象。治疗师和督导师都具有全部的情绪和反应：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在督导咨询室里有很多人——督导师同时是导师，教师，评估师，诊断师，治疗师的督导师及未来的同事。
督导师和治疗师之间的互动被很多因素所影响，如双方的人格以及所工作的机构。我认为治疗师是否被鼓励去认同督导师或者发展他/她自己的同一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督导的三个阶段就像治疗的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像国际象棋中开始移动棋子），中间和终止阶段。初始阶段——督导师尝试去了解治疗师的人格特质，他之前作为治疗师的经验，他的知识储备和优缺点。在中间阶段，重点在于理解病人的矛盾冲突，阻抗和焦虑。终止阶段焦点在于处理病人与治疗师以及治疗师与督导师关系的结束。于是就有了Reynalds的五阶段说，Erik Erikson的7阶段说。Szecody强调在督导过程中建立学习联盟的重要性，相当于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中建立治疗联盟。这个学习联盟需要由督导师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的结构和一个支持和包容的环境。对于是说教的方法好还是经验的方法好还存在分歧。首先，治疗师要先处理情感问题。其次，要直接处理与病人的反移情问题和与督导师的移情问题。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教学与学习，教学是直接的，学习则更加微妙。
治疗师在督导过程中的经验与治疗师单独进行治疗的经验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通常，接受督导的治疗师将这种经验形容为督导师透过她的肩膀在观察。（就好像）咨询室里有三个人。这可能会非常约束治疗师，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她的创造力。在我看来，治疗师的最佳功能是带来自由流动的思想，这也是对治疗过程最好的一点。治疗师应该要引导出这样的印象。很显然，督导师应该是一个有经验的监控者而不是导师。
因此，对需要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的督导师来说，督导的情况是一个挑战。督导师可以时不时地问治疗师，你是不是表现得如同没有接受督导的一样？你可能会说些或做些什么不同的？不可避免的是，治疗师会认同督导师的治疗风格，并且将其中的一部分内化。这与治疗师和她自己的分析师之间的情况也很相似。举个例子：我的分析师和他的妻子在家中都有他们自己的办公室。这么多年了我和我的妻子也是一样。Irme Szecody在卷集中对心理治疗督导的学习过程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框架。督导师带着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信念和他偏爱的精神分析技术进行督导。治疗师，尤其是那些对某个理论和技术没有相同程度承诺和信心的候选人和初学者，希望把督导师的理论变成自己的，并且模仿他的技术。那当临床材料不支持督导师的理论时问题就来了……
指导还是不指导。如果是非指导性的技术那就有很多需要阐明的了。治疗师被鼓励对他的病人非指导性的，鼓励病人“自由联想”，不要给病人提供一些特定的点去聚焦。当病人想知道从哪里开始时，我喜欢这样告诉他：“思想就像一张网，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到达任何地方。”同样，督导师也应该是非指导性的，也应该学习治疗师选择带入到督导过程的东西。但是在训练和学习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的需要一定程度的指导。Fleming Benedict ，Wallerstein和其他人提出了一些哑点和盲点。哑点主要因为知识的匮乏，而盲点则是由于情感问题削弱了治疗师的洞察能力。在指导与非指导途径之间有一种张力，最好辩证地来看待这种张力，即这两种途径都有正反两面。病人来找治疗师做一个人生决定，治疗师找督导师选择一种正确的干预方式。
最近的一个例子：病人为女性，培育了受精卵以供日后移植。而那个父亲，她将来的丈夫，跟她说除非她接受手术不然就不和她结婚。病人想让治疗师告诉她该怎么做，而治疗师想让督导师告诉她该怎么跟病人说。督导师的督导师鼓励她敦促治疗师要走出藩篱。病人的父母鼓励她做移植，因为他们说她需要一个孩子，这样她在晚年就不会孤单。病人表示，她对这个将成为她丈夫的人感到很矛盾，而实际上她同时对自己成为一位妻子感到矛盾（她的职业前景非常好）；她还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位母亲，因为考虑到她的工作，很有可能要她的父母来抚养她的孩子。督导师鼓励治疗师想想自己对母亲的感受，督导师的督导师同样也让她这样想一下。意识到成为一位母亲（或父亲）与成为父母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对于病人、治疗师和督导师来说都很重要。治疗师非常担心她的病人成为何种父母，还有她的心理病理会对她的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底线是，病人要自己作出生活选择，治疗师不应该影响决策过程的方向。如果病人有一个孩子而且结果很糟糕，她会责备治疗师；如果病人没有孩子，而且后悔作出这个决定，她也可能会责备治疗师。病人、治疗师和督导师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有当所有问题都是开放的、且可以探索的时候才能运行得最好。我认为的最终决定应该基于病人觉得是正确的，而不是治疗师或者督导觉得是正确的。
说句题外话：咨询师在咨询之外的案例研讨会中展示他们的工作很常见。外界的咨询师很难不对治疗表现出专家的样子，对咨询师做的是否正确他们也很难不作出评价。对于咨询来说更好的方法是，提供可供选择治疗策略和对理论观点的质疑，而不是明确的态度。这个立场适合督导情景下所有的督导师。对于病人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治疗师比督导师更加了解。
督导和治疗都需要一个固定边界和结构的框架，比如时间和地点。有专门用来描述治疗和督导的术语，比如阻抗。就像病人抗拒谈论他所有的想法、感受以及他生命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治疗师也会向督导师隐瞒一些重要信息。当明确了这一点时重要的就是不仅仅要关注隐瞒了什么，更要聚焦于为何隐瞒。督导师应该参与协助治疗师来帮助她的病人变好到什么程度？督导师要记住，治疗师从一个失败的治疗中能够学到的东西和成功的治疗一样多。虽然督导师是老师，但治疗师也不是用同一种说教的方式。然而，治疗师帮助病人意识到他们的动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改变。
接下来我将回顾一下督导对象重要因素的贡献。Dan Jacobs在《遇见督导（Supervising Encounter）》中就以明确区分被督导者的训练和治疗的重要性开始。督导师应该分析教育形式，而不是被督导者的人格。但是他又说：“督导发生在社会环境下，在我看来这一点很重要。”他引用Zinberg的话：“能够提供治疗的目的……一旦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理论和督导，就是政治性的，同样也是机构性的。”就像George Simmel早就指出：“一种固有的保守主义、制度化和压力的倾向。每个社会组织的形成都有它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创造可能性的同时也预示着别的。随着学生学习得更多，他就开始从过去的和当前的角度来理解……理论构造反映了该领域的冲突，并且像教育潜力一样，有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影响。”Zinberg指出的是督导可能会产生灌输，正如教育的目的一样。被督导者可能会以挑衅和服从来应对。比起人们是怎么教授这些理论的，Jacobs等对人们如何思考这些理论更感兴趣一点。他们关注治疗师需要培养的思维方式和态度。第一次有记录的督导是弗洛伊德对Herbert Graft（小汉斯）的父亲的治疗做的督导。在案例报告中，弗洛伊德评论这位父亲的心理治疗技术：“他问的太多，并且朝着自己的预期做着访谈，而不是让这个小男孩自由地表达。”在小汉斯的案例中，这位父亲治疗师联通了督导师（弗洛伊德）和病人（小汉斯）。这个督导的风险在于，它关注的是治疗中的病人，而不是被督导者正在学什么。另一个早期的督导是被Ferenczi和Otto Rank特殊安排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的，主要是让治疗师成为督导师。Hand Sachs向Eitingin抱怨说他的接受精神分析的人都只想谈论他们自己的病人。我有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自己那些接受心理治疗的病人，也即治疗师，他们更愿意谈论他们的病人，而不是自己。另一个例子是弗洛伊德建议接受精神分析的Helen Deutsch终止她对Tausk的分析。随后Tausk自杀了。
1935年到1937年的会议上讨论了匈牙利人的提议。分开进行督导得到支持成为共识，在当今的培训项目往往有一名以上的督导师。匈牙利人认为除非督导师知道当事人的性格和反应模式，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一个好的督导师。同样也有一些激进的提议。Crotyan(1955)和Kes(1956)认为在随后的案例中接受督导将会非常有益，Benedict和Flaming声称分析的督导包括与被督导者一起参与治疗工作。另一方面，Arlow强调了督导情境下的种种限制。“督导师的干预和观察范围都是有限的。他们只适用于表明现象。他们只能够大致的触及到当事人无意识动机，并且无法等同于治疗学家的解释。没人能逃避这样的事实，即督导的本质上是一种教学经历。”
督导是一个从一方向另一方传递知识和技巧的过程。前提假设是督导师比被督导师更老练，更富有技巧，知道得更多。督导在一个友好的教育性质的氛围下进行，可能包括监督或评估被督导者工作的作用。基于这种模型，移情和反移情或多或少地缺失，督导如同在非咨询领域进行。这种模式下，治疗师不必治疗他们自己。然而更多人认为个人分析或治疗是主要的，无意识动机也是主要而非次要的。
Freud对于督导并没有做多少说明，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督导的理论。他曾与他的学生比如Eduardo Weiss讨论过临床案例，还有一个关于Rado的例子，他过去常常与Ferenczi在布达佩斯会面并谈论他的临床案例。20世纪20年代早期建立了柏林协会后，情况改变了。督导实践被强制实行，并常常作为讨论的话题。1930年在维也纳的受训者必须参加两年的督导工作，每名受训者必须有两名督导师并至少有四个案例，这与美国协会的要求接近。在维也纳，分析师与督导师是分开的。布达佩斯的受训者可能从他们自己的分析师那里得到督导。
在1935年，Deutch坚持认为除非至少见过当事人一次，否则要她进行督导是不可能的。但是Deutch的督导在其它方面是特殊的。她让被督导者写下他们对于某一案例的想法并进行自由联想。Viba Kovacs，Alice Balint的母亲，认为分析师即第一督导。她认为这是咨询师学习如何处理反移情的唯一方法。
并不清楚Kovacs模式多久之后在布达佩斯被效仿，但是1947年在伦敦，法令规定督导师与分析师不同。然而，Kovacs强调反移情作用，受训者潜意识的动力学在文献报告中是一个主流。有主张认为治疗的目标并不清晰也没有通用标准，而是与受训者治疗行为的理论取向、针对患者的疗法和移情有关。这可能会激起受训者进入这一领域的动机并积极为他们自己寻求治疗。与此相反，Kovacs和Bibring的工作更有教授性、说教性和教育意义。督导师指导被督导者解释的时机和形式。
你可能总结出了在教授或治疗方面Kovacs和Bibring的区别。而我对这种二元的做法存疑，更倾向于一种更为辩证的观点。我认为督导的主要目标是使被督导者审问自己在做什么。督导师可能询问被督导者是否卷入太多过太少。督导提供了一个空间，督导师可以对他们（被督导者）在做什么给出解释。
督导是一种动力关系，或多或少发生在每一对督导师和被督导者之间。与此相关的是并行处理的理念。Searles，Aston和Grinberg认为督导过程中发生的也会在被督导的分析过程中发生。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假设了被督导者和督导师的潜意识如此具有可塑性以至于他们之间的行为如同患者和被督导者的行为。这是神秘的或超常的过程吗？它的机制是什么？
Bob Langs认为督导师和被督导者应该分开参会，这样他们不会见到彼此。督导师和被督导者在研讨会以外不应有接触。这在我听起来像是一种对掺杂有其它东西不再纯粹的关系的恐惧，像是一种强迫性症状。我会建议以教导为主的接近于折衷的督导模式。
虽然这篇文章是关于督导的，但我们也要不时考虑自我监督。如分析目标其中之一一样，接受精神分析的人持续自我分析，分析结束之后，被督导者持续进行自我监督或形成一个监督性质的同行群体，这也应该成为督导的目标。另一个相关的主题是患者、治疗师、督导师对治愈的本质的意识的和潜意识的观念。相信治愈的本质是患者愿意参与治疗，分析师和督导师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分析师选择什么疗法取决于他们所学的理论、他们所接受到的东西，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分析师认为怎样才算治愈有关。我们应该牢记Sandler在公开场合和私下持有的治疗作用的理论。关于培训督导坚持心理学主流理论—弗洛伊德学派、克莱因学派、科胡特学派、关系学派等让人尊重的流派。在训练中，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之后如Irwin Hoffman说的那样丢开书本。Schaffer认为在咨询领域中先有治疗行为的个人理论，后有治疗师。在督导时是解决以上所有问题的好方法。
无可争议的是分析师不能使他们的来访者完全符合精神正常的标准。（Tessman2003，77%分析师对自己的分析不满意。）对分析的不满会激起分析师发展新治疗行为理论的做法。Ferenczi、Freud、Kohut、Ruth Eisler正是如此。督导时督导师鼓励被督导者避免发展Berman称为“错误自我分析”情况的发生。督导师应该告诉被督导者何时他应该向来访者给予可靠的评论、提供评论甚至一个拥抱。告知这些比不告知更好。
督导师需要向被督导者强调，在治疗的任何时候都有多种可能的干预措施。心理动力疗法的实践不止一种方法。事实上，我鼓励分析师在说之前先想想他们能够说些别的什么，当说了别的东西时如何继续。我们判断一个解释的价值的关键是是否对于患者来说最有用处，而非是否与理论相符。督导的目的并非生产照本宣科的行为规范的治疗师。尽管因为布达佩斯和柏林之间保持隔离的状态使得二者在治疗和教学方面有重大区别，但是在特定的督导中这样区分既不令人满意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Tom Ogden发表了在督导方面的文献。（国际精神分析杂志，2005，精神分析督导）。Ogden因提出分析的第三体这一概念而声名大噪。他将督导体验视为“指导梦”，在督导中督导师帮助分析师在分析的关系方面做梦（做一些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心理工作）。这需要督导提供一个框架以确保被督导者自由地思考和做梦，并且觉察到在分析的和督导的关系之中发生了什么，在两者相互作用时发生了什么。我认为指导梦的概念更适用于精神分析而非心理治疗，但Ogden框架下的这个概念二者都适用。
他同时强调患者对于督导师而言是虚构的，在某种程度对于分析师也是如此。分析师的分析取决于患者说了什么或对自我有所保留，督导则取决于治疗师对治疗和患者的理解。治疗师得到的信息是经过患者加工的，督导师得到的信息则是经过患者和治疗师二者加工的。我认为如果督导师和治疗师放弃他们能够真正地理解了患者或治疗这种想法，并且理解源自记录或记忆的口头报告的局限性，这将会非常有益。
我认为当治疗师不依赖记录而是允许他的思想随意发散并选择他最感兴趣和他最想选择和报告的内容时，督导工作最有效。我发现治疗师和督导师都会惊异于督导将走向何方，督导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思考那些走过的路和尚未走的路。Ogden引用了Searles的“反思过程”一词，以前被称为“并行处理”。Ogden觉得分析过程和督导过程的实质绝不是平行的。平行意味着拥有同样动力内容却是两个完全分离的过程。Ogden认为督导关系由督导师、被督导者、患者之间意识和无意识的内部和外部客体关系的两方面构成。督导发生在不同情况下并且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它可能是培训情境的一部分以便教学和评估都可以进行。治疗师可能会私下寻求督导并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论取向选择督导师或选择不同取向的督导师。一些人在洛杉矶心仪于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动力学，在60年代时向伦敦的克莱因学习。一些人在芝加哥的弗洛伊德学派与科胡特及其他十个自体心理学家相遇，学习了自体心理学的技术。我同样知道一些人际精神分析师在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师那里进行督导从而发现了他们在训练中缺少的东西。每一对治疗师和督导师都有特定的问题和其特定的优缺点。
在以培训为目的的项目中，教学与治疗在督导过程中被分的很开。有一些被督导者所呈报的问题是由他们自身心理过程所造成的。督导师会建议他们将这些问题带到他们自己的心理治疗师那里去解决。而在另外的一些情境中，诸如治疗监管机制或同辈督导，个人的问题更有可能会被讨论。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到的方面就是督导过程理论取向的问题。比如秉承弗洛伊德流派、克莱因学派以及科胡特学派的督导师们，他们不太可能在碰到反移情的时候去探讨治疗师的个人问题。然而，关系性/主体间性理论取向的督导师则会关注治疗师的个人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反移情是治疗的核心部分。持有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是Emmanuel Berman。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到他的工作。治疗师与督导师的理论取向不匹配，治疗师要从督导师那里学习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案例，这些都会使得督导过程呈现出它自身特有的一系列问题。督导师需要很小心地在他们的理论取向之下指导治疗师。在治疗师决定中途改变他们理解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治疗会受到影响。也许，向一位与自己理论取向不同的督导师呈报一个新开始的案例是一个最好的解决之道。这胜过报告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案例。Leo Rangell曾经写过文章谈到一些在旧金山的治疗师。这些治疗师依次改变着自己的理论取向，从最初追寻克莱因的学说，到后来的科胡特，最后是关系性/主体间性理论。
比较一下Otto Kernberg和Emmanuel Berman两人的工作，将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前者是一位遵从弗氏/克莱因理论的分析师，而后者则是一位关系性/主体间性的分析师。Kernberg所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培训项目或培训机构的设置中，如何将教学功能与对个体所进行的公开的评估相结合。如何减少机构中的动力性影响？特别是如何减少那些与权威性压力有关的动力性影响？他认为，将治疗技术中清晰的解释性理论和治疗师尚在发展中的直觉感受，同在督导情境中所获得的所有信息进行融会贯通是很有必要的。能够觉察到平行过程和在督导过程中督导师与被督导者共同创造的反移情现象，对于Kernberg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很明显，在督导过程中，合作的态度应该被延续，而应该避免那些权威性的或建议性的氛围。Kernberg提出了一种辩证观点：是以基于整合观念下的直觉感受还是以技术性的观念对个案进行理解。一位督导师会对被督导者所呈报的材料有着一种直觉性的反应，并且会基于他自身对于技术上的整合性观点进行建议和干预。对于被督导者尤为重要的是去学习督导师的思考方式。那就是督导师对于病人的材料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为何有如此反应。督导师需要谨慎小心地避免去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领袖形象；总是提出绝妙的解释，成为被督导者无法企及的存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督导师不能将他所做出的解释，视为唯一正确且永远正确的解释。此外，另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醒被督导者不要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路之中。被督导者应该被鼓励去思考，在干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想法；以及尝试去清楚地说出来，在这样一个给出的情境中，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陷入了困境。
Kernberg同意大部分人对督导过程的观点，那就是督导过程不应该变成心理治疗过程。两者的合并，通常会带来督导的退行。去模糊督导过程清晰性倾向，都有可能会干扰关系中合作的部分。也会产生诸如移情、置换和付诸行动等治疗师在他/她自己的分析师那里所产生的情形。Kernberg也警告，要反对对督导师的理想化，即认为督导师什么都知道。他提到相互督导或同辈群体督导，提供了一种与前面那种机构内督导相反的措施。因为这些形式相比较于“督导”来说，更像是“干预”。但是，治疗师们会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获得的更多对案例的理解和技术操作，于是他们就会去找年资高的督导师。Kernberg在这个方向上的讨论，就如同他所从事的精神分析事务一样，都是基于他所处在的医疗模式范畴内的。在这个范畴里，要求对病人有明确的诊断。而Berman则没有这样的背景。他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较少会对来访者做这样的分类。对于Berman来说，要去理解一位病人是如何引起治疗师的反移情，被督导者的反应是很重要的。但是它需要被很小心地去触摸。所以，督导过程不应该变成治疗过程。Kernberg强调，并且我也同意，督导过程应该更有弹性。应该允许被督导者选择呈报督导材料的形式和内容。督导过程应该有一个宽泛的选择性，不论是一次单独的督导，还是对一个个案的完整的督导，抑或是对不同个案所组成的连续性督导，都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些呈报的材料，可能来自于记忆，也可能来自于治疗记录。但是我总是会强调，应该在治疗之后写治疗记录，而不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记录。不过有许多的督导师相信逐字稿才是最好的。然而，不管是逐字稿还是治疗录音，这些都无法捕捉并传递出治疗师与病人之间所进行的情感交流。Berman从他所遵循的主体间理论视角得出了与Kernberg同样的结论。即，一个避免讨论反移情的纯粹的教科书式的督导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反移情本身既是被分析者心理现实的线索，也是心理发展的表现。但是，Berman更是强调了督导师在督导情境中他们所带有的主体性角色。他同时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干预所带来的分析性影响只能通过回顾这个过程来进行评估。
（赫维娅卢婧译，王牮周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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