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晓庄学院报 2007年1月
摘要: 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玛格丽特。玛勒在继承前人理论和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提出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提出了儿童两种精神病概念，系统阐述了儿童我向性精神病和儿童共生性精神病的病理学和治疗观，对儿童精神病治疗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我向;共生;儿童精神病
一、引言
玛格丽特S.玛勒Margaret Schoenberger Mahler 1897- 1986一位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家和经验丰富的儿童精神病治疗师。她出生于匈牙利，20世纪20. 3 0年代在维也纳从事儿童精神病治疗与研究。1938年移居到美国纽约，在纽约州立精神病研究所儿童服务中心担任咨询师。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任教，并加盟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费城精神分析研究所。20世纪50年代，玛勒在纽约成立了马斯特儿童中心(MastersChildren Centre)她的研究事业在那里得到了发展。玛勒在大量观察和实践的基础上，与传统精神分析的驱力模式相融合，吸收了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理论，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玛勒重点观察了儿童3岁以前一时期处于弗洛伊德所界定的前俄狄浦斯时期新发生的事情对其人格发展和客体关系的影响，她把人格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正常的我向期、正常的共生期和分离-个体化期。其中分离-个体化时期又分为四个亚发展阶段:分化与身体意象阶段、实践阶段、和解阶段、情绪上的客体恒定(object constancy)与个体化阶段。
在玛勒看来，个体心理的早期未分化时期分为正常的我向期和共生期，前者是无客体时期，后者是前客体时期，两者也是正常分离与个体化的先决条件。正常的我向期作为后胎儿期即子宫外生理成长的巩固时期，促使胎儿的体内平衡。婴儿在这个时期所有重要的机体发生能力都投注给母亲。我向期婴儿发展的任务是为了能适应子宫外的生活，通过起支配作用的生理机制获得体内平衡和器官平衡。从出生第二个月开始，对能满足其需要的客体的模糊意识标志着正常的共生期的开始，这一时期，婴儿的行为、机能赋予他与他的母亲处于一个万能幻想、共享同一个边界的双重实体的体系里，具有一种无边界的海洋感。此时，半实体的刺激界限—我向期的保护外界刺激的外壳开始破裂，随着力比多投注转向感知觉的周围，形成一个母婴双重实体的共生轨道，一种保护性、接受性、选择性的积极投注刺激外壳开始形成。
玛勒假设，各种精神病儿童都是在正常的发展中由于很多原因而使得儿童的自我发生扭曲，从而使得早期母婴关系也发生扭曲。我向性精神病儿童还没有意识到超出其自身体的客体，而共生性精神病儿童则模糊意识到自己的需要满足来自外界，母亲依然是其自身表征的一部分。玛勒认为，精神病儿童的核心问题是缺失，即儿童无法通过母亲来获得对现实的最基本感觉，无法把母亲作为满足需要的客体，无法与现实分离，无法运用母亲作为一种催化机制来作用于自身，以获得体内平衡，这是一种先天性的或者是遗传性的缺失，亦或是在刚出生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内产生的一种诱发性的缺失。由此，对于儿童精神病的治疗来说，重点强调的是，必须让儿童能够通过母亲逐渐获得对现实的概念。
二、两种儿童精神病的病理学
（一） 儿童我向性精神病的病理学
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看，儿童我向性精神病是对原初子宫外生活的固着或者退行，最为显著的症状表现为，儿童无法察觉到作为代表外部世界的母亲，无法把其当作现实世界的生存航标，无法从环境中的非生物客体中辨别出自身，甚至是身体自身。亦即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中的最初分离发生了先天性的缺失。玛勒认为，这种对母亲“充耳不闻”对世界“浑然不知”的否定的幻想行为是一种获得性的积极保护。这种保护是一种古老但发展迅速的保护，以至于它的心理结构和意义都无法被辨别。对早期行为的观察表明，这个时候儿童的记忆痕迹里已经存在了在哺育时没有从母亲处获得他所期待的关注。
从行为的视角看，儿童我向性精神病不同于器质性的神经疾病，也不同于儿童共生性精神病。儿童只要求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满意状态中，就像一个万能的魔法师，住在一个静止的、压缩的无生命环境里，就算他说话，他的语言也不是用于交流。他通过手势和其他信号来命令父母作为生命客体或无生命机器为他执行需要的服务。同时，这类我向性精神病儿童对成人的命令有惊人的抵触。他控制内在情感的能力、思维过程、运动等知觉意识都超过了他未分离的、保护性的基本自我。他无法应对外界的、多余的、意外的刺激，无法调和内外刺激。他仿佛置身于现实之外，从自身排除了把现实看作获得母爱的来源。他设法建立了一个维护自己的坚固巨大的幻想刺激屏障来免于受到外界的刺激和冲突。玛勒尝试给儿童一些金属客体，使其发出很大的声音。此时儿童的反应是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这个应答性的缺失是一个知觉的否定、幻想的否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聋哑。例如有人播放音乐，儿童会听，并随着节奏摆动。
从心理现象的角度看，我向性精神病儿童完全是与外部世界脱离的，他只关注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尝试把他与他所接触的幻想性客体相联系，试图打击他的我向状态，就会引起他的发怒。尽管有一些儿童与无生命客体或者部分客体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系，并投注于这些客体，但是对于观察者来说，他们的行为相当令人费解。他的兴趣在奶瓶、布或者旋转的电风扇上，他不发出声音，即使发出声音也不是为了交流而只是模仿。他行为散漫，对生理不适或者疼痛的反应通常是持续的自我侵袭或者在动觉上的自我刺激，包括旋转、撞击头部等，与外界客体和无生命客体没有丝毫联系。母亲或者观察者都无法猜测到儿童是为了亲近她还是为了攻击她。例如，他是咬母亲还是吻母亲。其实，观察者无法理解儿童的意图正是由于儿童退行或者固着在尚未分离的驱力状态里。而且，儿童趋向于接近或者靠近母亲的意图很明显，虽然母亲和治疗师都感觉到儿童需要获得帮助，但是他们无法对儿童所表现出来的痛苦进行移情。儿童通过各种行为，包括自身刺激、限制身体行为、用沙子摩擦身体、撞击头部、野蛮的爆发性攻击行为等，都表明了自我表现出伊底的原始水平，用于释放身体内部的微小不适，或者自我结构试图用其他类似的感觉做出一些故意的行为来对抗不适。严格说来，儿童我向性精神病的特征是儿童无法通过母亲来作为辅助的自我，在内外部世界来指导自己的方向。这些儿童的具体表现是对一些无生命客体的依恋。有些母亲描述自己的儿童“他从来不对我笑”，“我无法碰我的孩子”等。另一个症状表现是他异常聪明，但面部表情总是很忧愁，例如，虽然目光没有聚焦在你脸上，但是他似乎很仔细地在查看你。从一开始，他就建立并且试图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的、有限的、自己的世界里。有一个强迫性的欲望要保护同一性，全身心投入到一些无生命的客体中，或者投入到一些他用以表达自己情感的固着的行为模式中。结果导致他对于周围无生命客体的任何变化都难以忍受，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模式来抵御来自内外部的刺激。
我向性精神病儿童或者模仿别人的语言，或者把别人当作自身的外延，或者对他人充满无意识期望，以及对非生命客体的模仿。对他而言，从现实中撤回是最有效的保护策略，尤其是从无生命的、人类外部的世界去生命化。一旦精神病儿童意识到人类客体与自身分离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当一个更加持久的与人类客体的纠缠产生时，他似乎就会采取原始的同一性形成，产生万能的母婴融合。在很多严重的病例中，真正的对人类客体的投注几乎全部是撤回的，有一些儿童在诊断后发现对客体心理表征的投注是与自身表征融入一起的，表现为对非生命客体的强烈投注，即精神病性的崇拜。
在一个长达9年的追踪研究里，玛勒研究了儿童从5个月到36个月的分离与个体化的过程，我向期儿童没有与母亲发展正常的共生，即没有发展出我向期。随着体内的成熟，原始的我向期儿童没有一个环境可用于维持他的自身以抵御外界世界，尤其是人类环境。他的我向期的自我隔离和万能幻想受到成熟机制和驱力发展的阻碍和威胁。因此，强迫儿童与客体进行接触对于我向性精神病儿童来说是危险的。事实上，必须要让儿童意识到满足来自外界。由此，玛勒认为，我向性精神病的治疗首先是要使儿童与人类爱的客体发生关系，让其逐渐与人类客体接触。前提是不能让这一步强行发生，否则就会产生共生焦虑与恐慌。玛勒认为，我向性精神病是儿童保护自己的基本手段，儿童无法把母亲作为情感指导的方向，在功能上母亲是不存在的。这些儿童缺乏情感纽带，不能与威胁到他作为一个完整个体存在的内外刺激的综合体相匹配。总之，我向性精神病是一个去分化、去生物化的手段，被当作一个机制来排除感知觉的潜在资源，尤其回避了在人的世界里被要求情感的无限多样的社会性回应。
(二)儿童共生性精神病的病理学
共生性精神病儿童对母亲的心理表征是退行的融合，与自身没有分离，依然参与到母亲的全能幻想里。与我向性精神病儿童不同，共生性精神病儿童已经获得了一些自我发展的进步，初显分离和个体化的端倪。其异常在于对满足其需要的客体的固着或者退行。因此，在临床表现上，儿童共生精神病要远远比儿童我向性精神病复杂。生理性成熟是生物因素决定的，而客体关系和对现实的尝试却不是。
母亲对儿童的关注，儿童对母亲的信赖，从共生关系理论来看，是一个人今后人生中一切人际关系发展的基础。 共生①是指一个人的自我与他人喀体湘联系共同出现的心理现象。这种共生的危险对儿童之所以特别具有威胁性，不仅是由于儿童要完全依赖他人，全然没有自助能力，而且还由于儿童本身具有强烈的矛盾心理。玛勒认为，在没有一个内在组织者的状况下，母亲不得不作为一个缓冲者的身份来对抗内外刺激。母亲借着供应儿童需求上的满足及防止过度的挫败而成为儿童的依恋自我。母亲的各式各样抱持行为可使儿童避免过多的紧张及挫败，而且防止儿童不致于过早发展出它自己本身的资源。当儿童实际上接收了母亲所执行的功能时，就会发生过早的自我发展。当需求不是那么紧急，儿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搁置紧张;当儿童能够等待且有自信地期待满足，一个自我结构形成的过程就产生了。实际上，有一些可处理的挫败其实有助于发展，但太多的话反而会阻碍发展。
共生性精神病儿童通常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敏感性，对任何微小的挫折都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和初始自我极为显著的脆弱性。他对微小的失败所引起的反应通常都发生在部分自我功能的实践和练习期，例如，他会因为曾经摔倒而排斥走路这样的活动。而产生的原因通常都是由于受到环境创伤，例如母亲态度突然的、不经意的转变。另外还包括适切性的分离、毁灭性的恐慌，以及与现实的尖锐的、不可挽回的分离。一般来说，幼儿入学、就医、弟妹出生等事件都会成为发病诱因。
共生性精神病儿童通常是在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现一些异常行为，母亲描述他为“爱哭”或者“过分敏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自我的成熟发展要作用于与母亲的分离，应该使儿童掌握对现实的持续认识，并独立于母亲。在这一时期，共生性精神病儿童的表现一般都是逐渐性的或者急性的，一旦儿童遭遇自我分离以及心理性欲的发展，他就面临着与母亲的分离焦虑，以及自己独立性的挑战，他所依赖的全能的共生幻想遭受威胁，产生严重的恐慌，这个表现通常发生在出生后的第3、第4年或者俄狄浦斯发展的最高峰。
由于儿童最重要的成熟期发生于生殖期，在身体意象中，力比多大规模地发生与发展是独立于环境影响的，力比多发生重大的投注转变导致前生殖期的力比多身体意象表征的出现。身体意象融合的第二个阶段需要很多重要的条件，例如包括:前生殖期的成功融合;能顺利辨别父母身份;父母对待儿童的性别态度;自我把自身的记忆、观念和情感组织到牢固的、分层次的自身表征的组织结构里。在共生性精神病儿童身上，非中立的力比多与攻击力继续投注到母亲与儿童的融合体系中，是母婴共生的回忆痕迹的残留。儿童感受到世界是危险的、受到威胁的。遭遇的分离焦虑占据着共生性精神病儿童脆弱的自我，使得他产生严重的焦虑反应，表现为情感恐慌，他不断尝试恢复自恋融合，恢复与母亲的共生体的幻想，以及身体幻想与自恋性的被爱与被恨的幻想，对全能的母亲的幻想或者父母意象浓缩物的幻想融合。在共生性精神病病例中，现实测试保持着对共生母婴关系的全能幻想、固着或者退行，儿童的自身与非自身边缘的模糊，甚至身体自身的心理表征都没有清楚的界线。
①共生(symb loss也译作共生关系冰来是生物学上的概念，是指两个生命或生物体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共同起作用，相互优化对方，并且朝向共同利益方向发展。玛勒把共生定义为婴儿对与母亲处于一种未分化的融合状态下的内在精神体验。
同时，自我与母亲的分离失败，仍旧与母亲保持全能的幻想融合。为了研究临床症状和基本共生性精神病的动力原因，玛勒对2到3岁儿童的自我发生发展进行全面仔细地观察，并得出有力的证据。她认为，大脑中枢神经的成熟发展以及自我机制的发展是注定的，是独立于环境与情感的影响的。第二年的生理成熟把学步儿童置于一个相对较高的身体自主的行为情形中。他的情感、独立性必须与身体成熟的发展相匹配。如果儿童没有与母亲分离，自我也无法与母亲分离，这样也使得儿童经历成熟和发展的矛盾，并伴随着发展的恐慌。如果自主功能的发展超出了情感上与母亲的分离发展，原本脆弱的自我结构就会破碎。这样就会产生儿童共生性精神病。
三、儿童精神病的治疗观
玛勒的儿童精神病的病理学是以她的人格发展为基础的。她认为，儿童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特定的任务和特点以及危机，如果每一个阶段不能做到健康、有意义的发展，那么，儿童人格的成长就会受到创伤，从而导致心理障碍，尤其在自我封闭期和共生期的融合受到阻碍或者中断时，更是如此。玛勒认为，心理治疗应该基于患者的发展需要，无论患者是成人还是儿童，通过让患者重新体验早期的发展阶段，心理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达到高水平的客体关系。儿童患者必须弥补、补偿有缺陷的发展阶段，治疗师在整个治疗中充当的是母亲角色，改善儿童自身与外界的关系。在她看来，在我向性精神病障碍中，儿童似乎从未和包括母亲在内的任何人建立共生性关系。没有共生性体验，人格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儿童无法忍受与人类直接接触，必须用各种方式，例如音乐、有节奏的、愉快的感觉刺激，把他从我向外壳里诱导出来。而且对于非人类的客体接近必须是逐步的;相反，那些直接的身体接触、触摸、拥抱并没有益处，反而会阻碍儿童脱离我向之外壳。如果过于迅速地把儿童置于社会环境之中，那么儿童会紧张焦虑，进而形成急性的共生性精神病。而共生性精神病儿童不能解决分离与个体化，对任何分离的现实都会做出恐慌反应。共生性精神病儿童必须逐步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分离的实体，他需要从认可撮好是母亲的认可)中获得支持。通过对自我的持续投注，小心谨慎地促进客体的分离，形成矫正性共生体验。
(一)治疗目标
玛勒认为，儿童精神病的治疗目标，首先是要恢复或者建立更加牢固的身体意象的完整性，使之能体会到实体感和同一性感;其次是能够自发地发展客体关系;第三是恢复曾经缺失的或者遭到扭曲的自我功能的成熟和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儿童必须要经历先前未能顺利发展的前我向期、我向期、共生期和分离与个体化期。治疗师提供一个更加实用、便捷的辅助性自我，发挥替代性作用，例如，儿童要获得心理性欲肛门期的发展必然要进行大小便的训练，否则儿童就无法得到正常的肛门期力比多发展的满足。力比多得到满足不仅能够使得肛门期所遭受的挫折和过分刺激得以平衡和中性化，同时对于身体意象的发展也十分重要。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引导一个适当的发展路径，为儿童在肛门期的开始阶段提供适当的替代方式。例如，粘土或者手指画，有时候要允许并鼓励儿童接触粪便等肮脏的排泄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儿童置于一个与母亲相对立的位置。如果与母亲的共生融合仍然是儿童所适应的唯一方，那么，此情境下的精神病儿童就会把治疗师看作“魔鬼的代言人”(the devil advocate)随即产生恐此时治疗师可以给以警告，以促使儿童自我的式是慌发展。
(二)三方治疗模式
三方治疗模式(the tripartite therapeutic design顾名思义即要求母亲、儿童、治疗师三方共同参与到治疗中来。母亲、治疗师和精神病儿童同时进入治疗室，母亲和治疗师参与到精神病儿童的恢复中。显然，这样的方式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同时能够针对精神病儿童进行立即的治疗以获得最佳的心理状态。因为了解儿童的病因不仅要从观察中得出，还要听取母亲的陈述。母亲和治疗师可以交流对儿童的观察后的心得。治疗师要获得母亲的信任和协助，而母亲提供的关于儿童的信息能够促进治疗师和儿童之间建立共生关系。
（三）治疗阶段
玛勒把治疗阶段分为治疗开始阶段(an introductoryStage)和恰当治疗阶段(a stage of treament proper)。
1.治疗开始阶段
治疗师的任务是与无法与他人建立或者经历直接联系的精神病儿童建立最初的接触并形成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治疗师要使得儿童能够感受到她的存在，让儿童感受到一种积极的力量，不一定要让儿童必须感受到治疗师是一个“人”的存在。治疗师的出现是一种非闯入式的，否则会引起儿童的焦虑。渐渐地跟随儿童的视线，要让儿童感受到治疗师的存在如同舒缓器，让儿童感到更加舒适。同时，治疗师要作为一个部分客体出现，让儿童把她当作自身的延伸，例如，利用治疗师的手臂去接触儿童自己够不到的东西;儿童躺在治疗师的怀里如同在一个柔软的台子上，等等。总之，使儿童感觉到随时随地只要他需要，治疗师总是伴随着他。逐渐地，治疗师可以主动地满足儿童的需要，如喂饭。儿童开始接受治疗师与他共同参与某项活动，例如敲打桌面或者哼歌等。因为一开始儿童是排斥视觉上的直接接触的，所以要回避视觉接触而进行听觉接触。
在治疗开始时，治疗师通过简单的歌声、熟悉的曲调附和儿童，并让儿童通过这样的活动感觉到快乐，然后开始语言上的交流，语言要丰富多样。从这个意义上看，治疗师的作用是相当于充当了儿童与环境之间的缓冲器，当儿童感觉到治疗师的声音接近时，他还无法清楚地意识到是来自哪里的。这被称之为“过渡性现象’(transitional phenanenorn)，儿童开始逐渐地意识到过渡性的现象、舒缓的感觉来自治疗师，但是还无法感知觉治疗师是一个“人”或分离的客体。治疗师也作为一个舒缓器来抵御来自环境和儿童内部的焦虑和不安。治疗师的舒缓作用帮助降低儿童的攻击力和破坏力，使之更加灵活自如地发挥自我的作用。当治疗师完成前期工作时，儿童接受治疗师作为母亲的角色，治疗师开始把母亲带入治疗关系中。首先是治疗师与母亲交谈，然后是儿童加入。此时儿童面临着分离的人类客体，即治疗师和母亲，他对所发现的部分客体总是反应积极，对另一部分客体总是表现消极。
在治疗开始的第二阶段，治疗师把母亲引入她与儿童的关系中来。由于三方治疗模式的基本理念就是重建和恢复受到挫折和扭曲的客体共生关系，母亲的参与是很好的催化剂。母亲与治疗师交流和讨论儿童的生活，而儿童根据记忆以及自身的最初模式参与进来，母亲更加容易理解儿童的行为。
当治疗师最终建立了母亲与儿童的接触，为两者创造了和谐亲切的环境，还要求母亲谈论她的家庭生活，使双方能够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治疗中。于是儿童的感觉开始指向分离的人类客体，即治疗师和母亲。当儿童的需要获得满足以及爱的客体的获得，他对母亲和治疗师便产生了类似共生的需要，有时这样的共生需要非常强烈。
2恰当治疗阶段
在治疗开始阶段，治疗师帮助儿童重建了客体关系，儿童在恰当治疗阶段要体验阻碍其发展的创伤经验，治疗师便在精神病投注和对母亲的再投注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在这个时期，治疗师一方面要引导，另一方面要跟随儿童从对母亲的部分客体关系中产生并获得分离的、完全的人类客体。这个阶段要求儿童能够更加明确自身和客体、环境的分离，实现对客体的投注，自我控制更加明显。例如，可以做到把玩具、喜欢的东西与词汇上的表达相分离。从对非人类情形的语言模仿过渡到对人类客体语言的模仿，逐渐形成儿童自己的语言表达模式。此时，交流方式，如音乐、唱歌等十分有益处，通过让儿童哼唱或者自言自语来观察判断他的需要，使之逐渐获得满足。
在谨慎而细微的连续性治疗中，要适当地诊断并巩固自我。在共生性精神病儿童中，个体化的缺失，尤其是自我基本能力在母亲的身心融合基质中发展的时候，如果分离没有获得特定的个体化，自我就会不可挽救地遭到否定，导致自恋性的脆弱和破碎。在我向性精神病儿童中，缺失更为严重，因为特定的基质不存在，无法成长。要坚持长时间的治疗才能见效，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不易治愈的高原期，并且会加重负担，使得父母失望、焦虑。如前所述，一旦我向性精神病儿童被过于迅速地带入社会性接触中，尤其是新形成的共生关系导致挫折，使得他产生紧张性精神分裂状态和急性精神病。分离的恐慌会导致脆弱的自我结构分裂成碎片，如果这样的紧张性精神病无法避免，那么我向性精神病儿童最好是保持在我向期的外壳里。
由于其产生的原因和病理，精神病儿童通常会平行、交替或者交融地出现我向性精神病和共生性精神病两种症状，因此，玛勒提出要对儿童进行因时制宜的治疗。根据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症状采取相应手段，帮助儿童建立或者重建被破坏的客体关系。例如一个名为V iole的女孩子，2岁7个月大，对人、声音、事物没有任何反应，经常无故大发脾气，最为显著的是她似乎是个“哑巴”，经过检查，她的身体机能各部分都发育良好。初步诊断为我向性精神病。在随后的治疗中，治疗师了解了她的出生和家庭状况。她的父母均为音乐家，心态都不成熟，母亲患有精神病。在她出生时没有给予充分的照料，在她的自我功能发生发展过程中，母亲起了消极作用，母亲同时表现出焦虑和急躁。治疗过程也颇为波折，治疗师首先试图与她建立一定的联系，并观察她对母亲的反应。因为她具有非同一般的音乐秉赋，对钢琴产生了畸形的感情，时常把钢琴当作自身的一部分，热爱钢琴又对其发泄愤怒。所以，治疗师以此为契机，通过利用儿童对音乐的特殊才能试图引导她脱离自己封闭的我向环境，建立与母亲的正常的联系，同时，她的母亲也在接受精神治疗。在她3岁左右，已经能够接受与母亲的正常关系，治疗师此时又通过游戏和其他交流方式让她体验正常环境下的共生关系。整个治疗过程都是围绕儿童、母亲和治疗师三方同时进行。
再如一个叫Brabara的6岁女孩，临床表现动作幅度过大，失眠，无目标地环顾四周，自言自语，重复地脱衣服穿衣服，等等。初步诊断为共生性精神病。诊断后得知其母亲患有精神病，Brabara曾遭遇严重的情感剥夺，她出生两年内总是被置于一个婴儿床里并盖着被子，只露出一角让她能够环顾四周。在治疗之初，治疗师允许并暗示她可以玩弄自己的粪便，在房间里大便，几周后让她玩弄粘土，如此几个月后使得她渐渐接受自己是一个分离的实体和性别，建立身体意向，为接受客体关系建构了基础。
四．结语
玛勒的儿童精神病学说是其自我心理学理论的产物。她吸收了哈特曼对于自我的定义，并与哈特曼在对待传统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上保持一致，没有放弃驱力理论，认为自我除了适应现实的功能以外，另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防御、协调自我与现实、超我的关系。她从细致谨慎的实践观察出发，提出了儿童自我的产生与发展，并接受了哈特曼提出的“平均期待环境”的概念。她认为，在婴儿出生初期，“平均期待环境”就是婴儿对应的母亲，并逐步扩大了“环境”范围，涉及到整个发展阶段的全部过程。玛勒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自我发生发展理论，对自我心理学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贡献。
玛勒的儿童精神病学说是继克莱因对儿童精神病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克莱因认为，前生殖欲倾向和生殖欲倾向一样，不仅出现于俄底浦斯的幻想中，而且对于俄底浦斯冲突和俄底浦斯情结的产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克莱因从早期的客体关系出发，探索了俄底浦斯情结的历史，强调前生殖欲阶段和部分客体关系在俄底浦斯情结和超我的发展中的重要性;
对于内投客体的研究，使她比前人更加仔细地关注超我和自我的内部结构。当自我的内部结构的形成产生阻碍或者畸形，就导致儿童精神病的产生。玛勒的儿童精神病学理论传承了力比多理论在俄狄浦斯前期发展的模式，强调了前俄狄浦斯时期儿童心理性欲的发展在与母亲的客体关系的重要性，是对克莱因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她所界定的我向期和共生期与克莱因前生殖欲阶段相符合，是对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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