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必要简短地提一下几个“作者”,他们在通过G. Daumezon和Ph. Koechlin,以“体制心理治疗”为旗号,自1952年聚集起来的这一运动的概念的系统化及实践中,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地扮演过一些角色。
首先,是Warstein和Gütersloh医院的Hermann Simon[1],他写于1929年的《疯人院中的积极治疗》一书(Aktivere Krankenbehandlung in der Irrenanstalt),于1941年在圣阿尔邦医院被托斯盖勒、Balvet和Chaurand翻译成法文。他倾向于一个“更主动的治疗”,给所有的病人和工作人员赋予责任(从“最底层的小卒”直到医院的负责人),并把机构当成一个“生病的”、不断需要被治疗的有机体:“有三种病威胁着医院或者疗养中心里的精神病患者们,对于它们,我们的治疗需要不断地进行抗争,它们是:不作为、医院的不利氛围和病人自己不用负责任这一偏见”。
Simon坚持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的合作:包括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对机构公共部分的清洁维护和对于精神病医生和工作人员的抵抗[2]的研究等等。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引述莫雷诺[3]和“社会测量法”[4]的观点。从他的“社会测量法的小革命”出发,他指出,在医院领域中通过“一种现场的、主动的挑衅”而产生的激活过程的重要性,这允许一种稳定和固着状况向一个“社会实验室”过渡(通过心理剧等等手段)。他阐释了“调查者和团体共同行动”的思想,描绘了“不能被定位的一些重要心理网络组织”:他认为,“只能在考虑与之有情感联系的所有个体和团体的情况下,个体的功能才能被完全确定。”尽管这还是值得讨论的,但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来自于“社会原子”和(与“转移”不同的)“感应(télé[5])”这些观念。
与莫雷诺相对应,在苛勒[6]和考夫卡[7]的影响下,库尔特·勒温[8]于1932年移民到美国,他从格式塔心理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把重点放到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他坚持认为相互的动态关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和人格的重要性;他将“社会领域”描绘为动态的整体,这一整体是组织及其相互关系在空间中的代表。由此就展开了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思想,和他对于一个与“集体自我分析”有关的技术的研究。
从1943年起,在英国,比昂[9]和瑞克曼[10]受到勒温和弗洛伊德的启发,研究了“治疗团体内部的张力”。他们分析了团体中意识不到的所有障碍,比如抵抗或者系统化的无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团体中呢?”[11]从二战中英国军队的集体心理治疗经验出发,他们建立了一个行动纲要,在尊重各自意愿的情况下,把参与治疗的人分成不同的小组,并每天召开全体成员大会来研究每个小组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