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院进行治疗”－“不确定的小组”的治疗－赞许
这个观点和Hermann Simon的基本观点重新连在了一起：“自己战胜[1]（治疗）”医院，让每个人（病人们和所有不同身份的工作人员们）都具备责任，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治疗等等。我们应当可以考虑一种“集体责任”的观念，这并不排除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而是刚好相反。事实上，通过集体的方式，我们就能让精神病患者们担负他们自己的负责。这一切实际上是可以具体化的：例如，酒吧的工作，承担管理储备品的责任、收银的责任，与同组人员的意见一致或不一致等等。
从这一结构化模式出发，由于精神病患者的部分心理投注和构建其自身星从的倾向，在战略水平上，我们的任务是，在一些困难的案例中，对这个星从进行工作。通常，这样一个星从中受到（病人）心理投注的那些人对此并没有意识，或者他们把自己对于精神病患者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最小化了。因此，召开星从会议是必须的，甚至有时是紧急的。但这并不意味说一些固定的会议。它们而是应该在某些关键时期召开。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办法，让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她对这个或那个精神病患者的重要性，并能够对其自身的对于这个病人的无意识心理投注加以工作。这涉及到对“不固定的[2]”小组的一种心理治疗的形式。“不固定”这个词是关键。实际上，如果我们“加固”星从的话，它们就会有变成“小组”的倾向，并封闭住主体。我们要加以工作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反转移[3]”或者简单地说“转移”的概念，后者始终都是存在的。因而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转移的概念。用一个有点格言警句的方式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说，转移，是对我们每个人呆在那儿及其所做的事情的那个欲望的质询。[4]
如同吉尔·德鲁兹[5]在其文章《神秘的阿里亚娜》中提到的那样，星从的工作是由“（对病人的）重复的肯定”所构成的。这里涉及到的是，把这种“强化”治疗中的笨拙的“肯定”转变为一些极其轻盈而且重要的东西。这种对于肯定的修复始终是能被精神病的主体感受到的。也就是这个东西在星从的这一“不固定小组”中被加工了，直到肯定和赞许的维度或者坡度变得更加精细。这个赞许（肯定）应当被进行加工，因为它正是精神病患者生命中特别敏感和脆弱的东西。通过假定，我们可以说，精神病患者在其很小的时候缺乏母亲和周围人的赞许（这也联系到Frieda Fromm Reichmann[6]在关于母性障碍（Mütterlichkeit）时指出的，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异常基础之一的“赞同”的缺乏）。
但是也要非常小心，不要让这个“赞许（肯定）”变质成为一种团体的“主动”治疗，后者可能会导致产生小“群体”或者“母亲一般（无微不至的）”治疗的危险。应当同时避免“团体主义”和“伙伴主义”。至于说“家长主义”，更是当代社会最普遍的异化形式，它以伪装起来的蔑视、怜悯、假仁慈和过分保护等等形式表现出来，并轻率而具体地表现为“福利国家”，这代替了主体，摧毁了他的责任性。
集体管理－结构分析－“集体”－“模糊逻辑”－转移和幻想
为了能够获得这个层面的阐释，一个大量地对集体进行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管理的工作，对于（集体）章程的批评，对真正的治疗功能的识别，责任和创意的分享，以及扩大了的区别（“身份”、“角色”和“功能”的区别）的功能。这能让每个人，不管其身份如何，都能这些不固定的微型小组中畅所欲言。应该说，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中，这样一个组织是很难实现的：总是会有对于他人（代表）的责任委托，其结果就是，身份就被“粘在”这个人身上。另一方面，很明显的是，只有当“星从”具有某种同构性时，它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运作。每个人应当具有一种将创意和责任加以具体化的能力，同时并考虑到其他人的存在。传统上（医院）入院的流程，或者说进入病区的过程，或者说整个“中介结构”，它们都没有解决这个工作管理上的问题。
当我们谈“结构”的时侯，首先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意义上说的。结构分析能让我们认识到，在所有那些看似不一致的东西背后，有一个结构的一致性。我们从中能分辨出一些“常量”来。拓扑学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图景。例如，一个球面和一个平面具有同样的拓扑构造（欧拉示性数（nombre chromatique）：四个）；同样，一个环面和其他相同拓扑构造面也是这样（欧拉示性数：七个）。主要的问题是要找出一个内部安排的法则，并在某种工作风格中找到其能具体实现需要的因素。因而“形态”是多变的，而结构却是一致的。这里不是要滑向一种社会偏执狂（physicoïde）的思想，同样也始终应当避免的是“具体客观化”不同心理治疗的“行为”。换句话说，有必要考虑“开放结构”的可能性。一个结构的成形、它的格式塔，允许我们首先可以解释一个看上去“无足轻重”的细节，然后，通过对他的修改，引起它连接的东西的变化。
一个格式塔主义者的结构分析（它遵循着与实证主义逻辑不同的另一个逻辑，“模态”逻辑、“或然性”逻辑、Peirce的“模糊逻辑”等等），允许我们识别出一些将要清楚呈现出来的普遍点和“意象”，通过它们，我们将能够做整体性的修正。例如，我们注意到，有一些人曾对他们自己的人格做“工作”（通过个人分析治疗等手段），这允许他们作为主体提出问题，这就将修改集体的模式，但仅仅是在这些人不是被“搁置在”一个特别的身份中的情况下，这才有可能的。例如，Rosenfeld说，我们如果不思考自己的潜在精神病性的话，我们就不能和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确实如此，从主任医生一直到清洁女工，在一个有着严格等级体制的机构中，其（对病人的）“隔离”和合理化的辩解通常都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有组织的和以强迫重复模式运行的防御：什么都不能改变，一些都是固定的，都是要被预见到的。永恒的总体化，以及一些Bentham意义上现代版“园形监狱[7]”的结构：摄像头、“报告”、观察等等。总体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想要表现为一个“结构”，但它是一种建立在自大狂暴施虐基础上的强迫性的大众化形式。在一个不合适的传统实证主义逻辑的帮助下，它想要来掌控一切、预见一切。
因此必须要引入其他更合适的逻辑，特别是Ch. Sanders Peirce[8]所说的“模糊逻辑”，即“强化的”、部分的未决定性逻辑，它允许我们考虑上下文的情况，并确定一些“外延的推论”，这很类似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这个逻辑考虑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中那些常常与非矛盾原则相对立的细微差异。它允许我们把“幻想”和客观现实，及它们与精神病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1]作者在此又玩了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他将法文的治疗soigner一词中间加上一个横杠，分成soi-gner，前面的soi是一个自反人称代词，即（他）自己，后面一部分的gner并不是一个单词，但很自然地让人想到gagner这个法语单词，这个单词的常见意思是战胜、获得、赢等等。所以这里戏翻成“自己战胜”。
[2]从这里可以更深一步地理解体制心理治疗和传统的团体心理治疗和小组心理治疗的区别，后两者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确定的团体或小组的成员基础上的，而体制心理治疗所依靠的“星从”恰恰是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固定的小组”，不管是在其成员组成，还是活动时间上，这样的“小组”如何运作，又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可参见我翻译的乌黑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从圣阿尔邦医院的体制心理治疗到拉博德诊所》，文章地址在这里：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4813685/
[3]如同转移一样，是精神分析的概念之一，传统意义上，是指分析师对于来访者讲一些自己个人的东西投射到分析者身上的过程，因此这就成为分析的一个阻力，是需要加以处理的。同样，在体制心理治疗的领域中，其含义稍微有所不同，可参见上下文里的解释。
[4]参见上文脚注27.
[5]Gilles Deleuze（1925年1月18日－1995年11月4日），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其中一个主要特色是对欲望的研究，并由此出发到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的反思。他晚年与拉博德的另一位创始者菲利克斯•加塔利合写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书，在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
[6]弗瑞达弗罗姆-瑞茨曼（1889年10月23日生于卡尔斯鲁厄，1957年4月2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的罗克维尔去世）是一位德裔美籍精神分析家和精神病学家。她被认为是应用精神分析治疗精神病的先驱之一，是新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7]「圆形监狱」(panopticon，或称「环形监狱」)是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1785年时，替管理费用高涨以及可监禁空间逐渐不足的监狱，所想出的设计新概念。他的灵感来自法国的军事院校，该校的建筑设计便是让校方便于管理学生，而边沁的胞弟山缪（Samuel）构想出圆型监狱的最初概念；透过一些建筑设计上的方法，来达到恫吓规训人心的效果，边沁认为此一方法可以替政府节省大量的监狱人力管理费用，以及让监狱事物量的有效下降。边沁描述它为：“一种新的监视形式，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8]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是美国的通才，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早年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尽管受教育作为化学家并被雇佣作了30年的科学家，他现在几乎被当作了哲学家。皮尔士在其一生中被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的很多巨著仍未出版。他是数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哲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领域中的改革者，他自认为首先是逻辑学家。尽管他主要对形式逻辑做出重要贡献，他的"逻辑"所含盖的很多内容现在被称做了科学哲学和知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