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心理治疗的文献中，S. 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了现实（Reality）这个概念。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弗洛伊德首次讨论了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一为快乐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为现实原则（the reality principle）。快乐原则是指导人之初心理活动的唯一原则，即个人只顾个体需要的满足，尤其是本能需要的即时满足，因为不满足给个体造成紧张、不安甚至痛苦，满足则给个体带来快乐。随着社会对个体影响的加强和积累以及身体的发育，一个新的原则即现实原则逐渐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这一成长过程便是社会化过程，也是个人和社会的整合。可见，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指的是社会现实，可以理解为主要是调节个人行为的各种社会规范。如果个人只顾眼前的快乐，完全忽视社会规范，个人将受到来自社会（首先是父母）的制止甚至惩罚。因此，社会原则也可以视为时间原则，即个人在满足眼前需要的同时必须兼顾长远而持久的个人利益。健康成长的标志之一是，意志在时间上的整合，即在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短暂的眼前利益和长远而持久的利益之整合为一。社会化或意志的整台之第一步是延迟满足。在良好的教养情况下，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利他主义的爱使儿童感到安全、温暖和舒适，这样便抵消了遵从社会规范而延迟满足所造成的不快。
不良的教养导致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显然，不论牺牲快乐原则，还是牺牲社会原则，都是不健康的甚至病态的。不良教养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无原则的溺爱和放纵，使儿童耽于享乐而不顾社会规范．但这迟早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因为父母只在家庭之内享有几乎绝对的权威，而儿童一旦走出家庭，父母便不可能一手遮天了。另一个极端是，冷冰冰的纪律使儿童过分压抑个人需要而屈从于社会规范，其结果是不快和痛苦。当然，两个极端交替出现的父母也不少见，即有时溺爱放纵，有时则施以无情的惩罚。
神经症的特征之一，是过分的压抑或自我否定性压抑，这是惩罚或害怕可能的惩罚造成的恶果，也是缺乏利他主义的爱和奖励的结果。自我否定意味着抹杀个人的情欲，回避内心的现实，不接受真实的自我。因此，正视现实，作为心理治疗的一个操作性概念，意味着去压抑（de-suppression）——觉察个人的情欲，理解个人的情欲和接受真实的自我。
J. Laplanche和J. B. Pontalis（1973）指出，弗洛伊德从来不曾对“现实捡验”（reality testing）和现实原则的关系作过前后一贯的理论性说明。这就给许多心理治疗理论家对现实这一概念的阐释造成了混乱。心理分析的理论本文不讨论。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明确的是，现实检验指的是一个人清楚地区别主观的心理活动与社会现实的能力，这是区分神经症与精神病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神经症的心理治疗中，我们所强调的正视现实，首先指面对个人内心的现实（internal reality），主要指个人的情欲，包括体现情欲的幻想。心理分析的领悟（insight）说的主要就是这件事。
除了上述的以外，面对现实还有若干其他的含义，它对心理治疗也很重要
面对现实的另一含义是采取行动，尤其是人际交往的行动。
别人的行为构成“我”的社会现实，“我” 的行为使“我”参与到社会现实当中去，正是基于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们说，采取行动意味着面对现实，而经常犹豫不决，无限期地拖延行动之实施，很少与人交往，也就意味着回避现实。
神经症病人往往长时间纠缠于各种不快经验的思考之中而很少行动。这是可以理解的。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别人也不可能对某人的内心活动本身有直接的了解，而行为总是影响着他人，所以行为有好有坏。神经症病人对别人的态度和评价十分敏感，受不了轻视、忽视、拒绝和批评，这使病人误以为独自苦思苦想似乎万无一失，而采取行动却要冒一定的风险。然而，生活的真理是，有所得就必有所失；有所得而不付任何代价，这是从来投有过的事，将来也不会有。人生不可能没有风险。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固此，心理治疗必须帮助病人懂得，只有行为才能创造价值，只有行为才能满足心理的需要，只有行为才会给人带来成就和满意感，只有行为才能使人体会到生活的充实和意义。
面对现实的又一含义是承担责任。社会要求每一个人对他的行为负责，而神经症病人普遍具有强烈地逃避个人责任的倾向，这就使病人与社会处于冲突之中。神经症病人心理冲突的社会根源便是如此。
神经症性逃避责任的形式之一，是把个人的不快归因于客观环境、他人、遗传或疾病，表现为怨天尤人。这意味着把原因和责任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任何一种行为都有它的原因，这是行为的自然观。无情的社会现实是，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社会不允许神经症病人把他们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这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帮不了神经症病人的忙。W. Glasser（1965）将负责视为心理卫生和心理治疗的一个基本概念，道理在此。
心理治疗必须帮助神经症病人明确，我们无需对自己的情欲和胡思乱想负责，我们的责任限于我们的行为（包括不作为）。这是由于，任何人也不能凭意志的努力直接消灭自己的情欲和胡思乱想，但我们都能直接控制自己的言语器官和四肢的活动。意志的能动性表现之一是，我们能够通过行为间接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包括不快的情绪体验和胡思乱想）。
神经症性逃避责任的另一形式是，对过去后悔或对未来担心害怕，纠缠于过去和未来，唯独抹杀了现在。投身于现在，也就意味着对现在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就是面对现实。不负责任当然有所得，但所失更大，它使人丧失独立自主精神，丧失自信和自尊，不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无法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
神经症性逃避责任还有一种隐蔽的形式，这就是长期或经常沉溺于有关义务的思虑之中。占领病人心理活动舞台的是对父母、配偶或子女的义务，对职业和社会的义务，等等，总之病人感到他未能履行义务，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心理治疗必须帮助病人懂得，在一定条件下对别人不履行义务并非精神障碍的特征，而一般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的人则无疑是一个不健康的人。神经症病人只有首先争取做一个心理相对健康的人，才有可能进一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严格地说，用义务取代责任，沉溺于这种思虑是一种自欺。
面对现实还意味着在与人交往中投入情感，健康的情感生活便是如此。
神经症性逃避现实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与人交往时不投入情感，没有情感卷入，至少，情感是肤浅的或不大真诚的。自卑、耻感、不安全感、内疚等等，使神经症病人尽量避免与人交往，即使交往也不敢或不愿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诗人勃朗宁夫人（E. B. Browning，1806-1861）说过，“不带同情心的观察便是曲解。”病人不理解别人，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自己。
不能与人建立休戚与共的情感关系，个人便是孤立的和易受伤害的，甚至会感到随时都处于威胁和危险之中。而如果借助于防御机制排除了不快的情绪体验，病人便有可能感到生活是不真实的，甚至刚做过的事却没有完成感，也可能出现人格解体。
可见，神经症病人的唯一出路是，跳出自我封闭，广泛而重点深入地与人交往，发展与别人的情感关系，在交往中学会分担别人的忧愁和痛苦，共享别人的欢乐与成就，这便是面对现实的态度和生活方式。A. Angyal（1965）关于神经症性孤立状态（state of isolation）以及不承诺或不履行承诺（non-commitment）的讨论，是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综上所述，面对现实有四个方面的意义：面对情欲，采取行动，承担责任，投入情感。作者认为，不论心理治疗的理论如何分歧，描述地说，或者作为操作概念来说，现实总是心理治疗的一个基本概念。至于采用什么策略和技术帮助病人面对现实，不同的心理治疗当然彼此各异，但那已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说明：
本文自《许又新文集》（第二版）第210-213页，原载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年12卷2期118-119页，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