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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格特质在“文革”前后的变迁。人格特质显然并非单一的某种人格特质,而是许多种人格特质的“组合”。这些人格特质的不同“组合”及其“剂量”变化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了民族性和时代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革命”,具有全面规制性质的“文革”可谓中国文化规制主义的“巅峰”①。那么,“文革”对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无论就理念而言,还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几乎都以“苏联老大哥”为师,因此,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同样追求诸如意识形态纯洁性之类的目标,并导致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结果。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文化规制模式——“批判和压服”也同中国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文化规制模式非常相似。显而易见,中国同样或多或少存在着苏联文化规制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苏联在文化规制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当属那种认为文化规制一定“管用”的文化规制主义理念。当文化规制出现问题时,持这种文化规制主义倾向者通常不会认为是文化规制本身的问题,反而认为是因为文化规制的范围太窄或者强度太弱所带来的问题。在面对危机与挑战之时,持这种文化规制主义倾向者更是很容易将文化规制片面地理解为消极的防范性手段,将消解危机与应对挑战的途径简单地理解为进一步扩大文化规制的范围和加强文化规制的力度。但事实上,文化规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良药,而是副作用很大的慢性毒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典型案例,莫过于中国人的二、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在“文革”前后的变化
早在19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教授就曾深入调查过“文革”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影响(见表1和表2)。她的研究发现,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0.5%)、仁爱(所占比例为17.0%)、忠孝(所占比例为13.5%)和气节(所占比例为5.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3.5%)、进取(所占比例为12.5%)、功利(所占比例为6.5%),以及私德和屈从(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5%)②。进一步讲,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肯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既有肯定性评价(理智和进取),也有否定性评价(功利、私德和屈从)。这意味着,在被调查对象的眼里,虽然“文革”前的人们不够理智和进取,但也不算功利、自私和屈从。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多勤俭,缺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