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有时也被称作po-mo 或pomo) 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20世纪60 年代的文学评论中，后来扩展到建筑、舞蹈、戏剧、绘画、电影、音乐，最后扩展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 R. Brown , 1994) 。法国哲学家，如雅克·德里达(Jacq ues Derrida) 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是这一体系的主要推动者。德里达(1992,1997) 认为，语言不能给予我们对任何事物"包括世界"的真实表达。现实仅仅存在于文本(语言)里，但文本又是不稳定的，并自相矛盾的。哲学也一样，是由文字构成的。它不指涉心理表征，也不关乎逻辑或证据，而是一些文字。德里达坚持认为，在世界中寻找参照和支点的哲学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唯一的现实世界是虚构的。现实是以字词的特殊形式所确立的任何事物；这对每一位读者来说都是不同的，因此，现实是变化的。通过几位不同读者的解释，故事展现的是这些解释者的产品，而非作者的本意。意义产生于不断变化的当前及其语境的发展。因为不存在终极的意义，现实的唯一迹象便是故事的似乎合理性，或是它在特殊的时间里对特殊文化的重要性。然而，矛盾的是，德里达坚持认为他自己的文本决定了他所能理解的意义。
德里达也发展了他所谓的"解构论" (deconstructionism) 。这一术语结合了"建构"(construction) 和"破坏"( destruction) 的含义，意思是破旧立新。它是一个摧毁文本的过程，从而证明它的一致性来自于使用语言的特殊形式，来自于文化模式，例如歧视妇女和有色人种，偏袒白人男性。因而，解构关注的是曾被忽略的并不易觉察的东西。这一过程导致文本的毁灭或瓦解。如果应用于科学著作中，它就可以被用于表明历史和社会的影响，这些影响产生了一种科学建构，并证明了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在里克特(Richter.1992) 看来，这一方法的目标是，更多地指向破坏而非建设。
福柯(1980) 同样怀疑语言能承载任何真理。他辩解道，语言决定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因此，思想不能反映世界。语言从文化的力量源泉中获得它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语言构建了我们的生活。第三位法国哲学家让弗朗考伊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认为，科学语言是一种游戏，在游戏中，最充分的参与者有最大的获胜机率，据此，他把这一体系引入物质科学中。也就是说，根据他的观点，科学变成一种统治手段。与利奥塔一样，福柯也提到了这些权力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些权力影响着科学决策和阐释，因此，导致科学缺少中立性。科学的主张为那些有权力的人获得了合法性，并为他们的个人和社会利益服务，因为，科学是权力滋养的产物。与这一立场一致，科学仅是权力的工具，没有合法性，不存在真理断言，后现代主义承认科学不能建立其自身的合法性，而只能是伞种实用的手段。
最近的文学理论( Eagleton. 1983; Fish,1980) 也对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传统认为作品包含着作者的信息或表达，与这种长期形成的传统相反。“新批判主义”( new criticism) 坚持认为，作者无权表达他或她想要表达的东西。相反，意义对于读者是重要的，读者创造文本的意义，每个读者在每次阅读时都重构( reconstruct)文本。因此，文本没有单一而永久的意义。
在解构论和文学理论主要在讨论文学文本时，德里达和福柯则用后现代主义向关于客观知识的哲学和科学主张发起了挑战。哲学家罗蒂(Rorty,1979) 也追随了这一思想、路线，他是提出哲学(我们可以补充为，还有许多心理学)假设对世界的心理表征或心理过程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另一位哲学家。他称这一观点为“心灵之镜”，即心灵反映外部世界。他说，整个西方关于知识的假设都以此为隐喻。作为对立面，他坚持认为，我们可以证明，认识仅仅是一个涉及语言的社会过程，而不是认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理解信念的社会证明时，我们也就理解了知识，因此没必要把它看作表征的准确性”(p.170) 。他坚持认为，哲学试图证明客观性与合理性是对世界的精确表征，是一种自我蒙蔽的表现；因为这种推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只不过是由当下的话语或对话所构成。而这些话语只有在社会语境中才具有意义。心灵之镜也造成了把心理事件作为知识来源的哲学研究与把物理事件作为知识来源的科学研究的可能分离。哲学主张表征，科学主张考察表征所代表的客体。后现代主义避开在任何语言系统之外对客观性或现实性的传统研究，转向社会话语，即对语言系统的研究，在语言系统中，我们达成对世界的局部一致。
既然逻辑和证据已不再是知识的基础，交流就自由地取代了西方文化的支柱。交流是民主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够交流他们的观点和信仰，同时通过别人的交流获取信息。知识也不再局限于那些运用逻辑和证据的精英。后现代主义者抛弃了精英们的专门知识和权威，认为自己就是专家和权威。因为知识不属于特殊群体或个人，任何人都可以是任何一门学科的老师，也可以把这门学科教给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人是普遍知识或真理的老师，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而且由于没有终极真理，所以不发生争论是可能的：在-个特殊的社会语境或“对话团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他或她自己的真理。然而后现代从事“信任游戏”( believinggame)，在这个游戏里，在决定接受多少他或她的主张之前，要先推测说话者的真诚度。
后现代主义不仅挑战了这一假设，即现实可以脱离其语言描述而被认识，还挑战了另一假设，即个体认识者或主观自我脱离话语团体。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相结合。它坚持认为，自我是社会的建构，其经验与社会相互作用不可分。事实上，人有多重自我，每一种自我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特定的社会条件。因为世界和自我都是社会建构，所以人生就是游戏。游戏取代了可知的真实的世界概念。一个人可以与自己的感受共舞。后现代主义者的生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接受那些出现在他们的社会语境中的事物，甚至使它们充满生机，同时又认识到它们不是什么。一些拥护者甚至提出，后现代主义能够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然而，相反的是，后现代主义否认人类发展的观点。对这种不协调的解决方法构成了一种语词模式，它们仅作为局部的社会交互作用的一部分而具有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是西方文化在一个特定时期发展出的一套复杂的文化约定。因此，科学并不像我们平常所设想的那样，是知识和用以检验有关自然界的猜想和理论的方法论的聚合体，而仅仅是作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境一部分的解释团体所创造出来的话语或讨论。对任何社会团体而言，由于关于知识的主张都根植于那个团体的标准，因此他们没有正当理由超越这种主张。因此，认识世界的科学主张仅仅是一个社会约定；这种关于真理的主张不会比占卜者的断言更有效。作为一种寻找假设真理的手段，科学的方法论仅在赋予它意义的科学社会团体约定中才是有意义的。
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科学家是很多社会问题的祸首；教育是他们的帮凶。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形式都是从启蒙运动中获得的，它需要变革。作为对科学和教育罪行的抗议，文学、伪科学、非传统科学组成了以文学为领导的后现代文化的先锋力量。
后现代主义强调局部语境下的相互作用。它把主观的个体和客观的普遍规律看作是人类立身于世界的抽象概念。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真理，这都是人们共同参与的决策问题和决策结果。后现代主义用局部知识来取代普遍知识体系，用局部意义取代普遍意义。诸如普遍与个别、客观与主观这样的两极对立都由局部语境所取代(Kvale,1990) 。
在德里达、福柯和罗蒂工作的基础上，语言在后现代主义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语言并不反映现实，但每一种语言在每种局部情境中都提供了其自身的实在。个体自身作为一个言说者，要让位于作为媒介的说话者。文化本身是通过具有媒介作用的说话者而被表达出来(Kvale,1990) 。因此，语言把权力下放给个人。语言不是信息的传播者，而是对文化的叙事，是一个故事，讲故事者与听故事者相互确立他们各自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叙事的作用是保持团体的价值和社会秩序，而使用语言的参与者仅是团体的一部分。放弃了对普遍真理和意义的追求，强调交流，文化为叙事者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叙事者不只是向昕者传播信息；两者在社会秩序中重新界定了自己的位置。
很多心理学都试图去寻找普遍规律；但是有一种体系即人本主义心理学追随克沃勒(1990) 所谓的“个人崇拜”，强调自我：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等。克沃勒认为，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都把人从其语境关系中转移了；这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的做法发生在实验被试和心理治疗的病人身上。克沃勒在现代心理学中发现了一种双重抽象化，即个体及其行为均被去语境化了。他指出，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对所有心理事件的量化和对个体独特性的假设，都要让位给对个体或自我中心地位的消解，这种中心地位是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和认知主义所赋予的，后现代主义则要将它们定位为语言和语境关系的一部分。
克沃勒认为现代心理学已失去了指导方向，并“与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现实相脱离”。作为一门科学，其生存依附于神经学、计算机科学、遗传学、语言学等类似的学科，这是一种“智力停滞”。此外“如果由压缩的个体自我（具有内部心理机制）组成的心理结构，以及人类活动从其语境与内容中得到的双重抽象，都走进了理性的死胡同，那么，作为人类活动科学的心理学就无法得到修复”( p. 50) 。但是，后现代主义取得了一些进展。克沃勒指出，现象学、生态学和角色心理学都与后现代主义有密切关系，他又特别提到一些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研究进展：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涉及社会意义的权力问题，作为社会构建的个体同一性问题，社会科学中叙事的使用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对叙事的接受或拒绝要根据其连贯性，即叙事怎样有意义地讲述了故事。在应用领域，家庭治疗将家庭社会单元界定为以治疗者作为谈话主导者的语言体系。病理学问题根植于语言的结构，而不是存在于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克沃勒坚持，运用定性分析的研究将能够成为心理学的核心方法论：它能够触及主体间的意义世界。这样的定性研究代表着科学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人与人的对话取代了现代主义心理学家直面自然。协商的意义取代了对客观实在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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