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存在》(Existence)中,罗洛·梅概述了20世纪最大胆的心理学议程之一。他写道,存在心理学并不是旨在创立一个新的流派来反对其他的流派,也不是提出新的治疗技术以反对其他的技术。相反,它试图分析人类存在的结构——这一项事业如果成功,我们就能理解处在危机之中的人类所有情境背后的现实。(1958,p.7)
相信梅的提议所表现出来的雄心将会有很大的发展,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雄心不仅恰当,而且很有预见性。例如,当代的存在心理治疗既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种系统的学说;但是它却对各种各样的心理实践都产生了稳定、持久的影响。事实上,存在心理治疗的地位很具有讽刺意味,它是一种在专业领域中具有最广泛影响,但却最少为官方所接受的取向(参见Norcross,1987;Yalom,1980),或者,正如资深的研究者约翰·诺克罗斯(John Norcross,1987)所说,“存在取向通常是临床实践的基础,但却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或认识”(p.42)。
在诺克罗斯做出这种陈述之后大约20年的今天,他的那些话语甚至更为贴切。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些传统上并不将自己确定为存在取向的治疗者中,所爆发出来的对于存在取向实践的兴趣。在存在取向的各种主题中,这些治疗者现在所支持的有正念(mindfulness)、与此时此地的协调(attunementto the here and now)、深化情绪场景(deepeningthe emotional scene),以及培养对于不可控制情感的耐受性,而不是先发制人地对其进行调整(例如,参见Fosha,Bunting & Hayes,and Wolfe的贡献,第三部分)。
存在心理治疗在专业人士中得到了模棱两可的认可,这也表现在许多学生同样混杂的反应之中。尽管大量主修心理学的学生对一些独立的存在主题产生了兴趣(而且经常是深深地被其打动),但他们仍然对这种作为一个整体的治疗取向感到困惑,而且,像下面这样的评论并不罕见:“存在主义心理学方面的读物令人非常着迷,但是该如何应用它们呢?”或者“我感觉这些材料触及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也触及了我的来访者生活中的某种东西;我只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触及的、为什么会触及。”
对于学者中这些大相径庭的态度,我们该如何做出解释呢?对于理解心理现象来说最为强有力的资源之一,同时也是最难一致地加以讨论或应用的资源之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无疑就在于这个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任何旨在“对处于危机之中的所有……人类背后的现实做出理解”的取向,都必定是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取向。不过,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却取决于我们存在取向的从业者本身。虽然我们已经在理论和治疗方面做出了勇敢的贡献(例如,参见Bugental,1976,1987;Cooper,2003;May,Angel,& Ellenberger,1958;Yalom,1980),但是我们必须出于实践临床运用的目的而将它们富有凝聚性地整合到一起。我们也已经在反应性的(reactive)而不是前摄性的(proactive)论述方式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正如诺克罗斯(1987)在20多年前所观察到的:
在过去……人们通常将存在主义治疗界定为是反对其他治疗的;也就是说,以一种反应性的或消极的方式对其加以界定……在将来,存在主义治疗必定会向前迈进,出现一种支持某物的定义;也就是说,以前摄性的或积极的方式对其加以界定。通过这样做,其同一性就必定会坚定地植根于一致且有用的理论结构之中。(p.63)
但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诺克罗斯宣称,“必须具体地参照治疗过程和结果来对存在主义治疗师的实践进行考察”(p.63)。
尽管存在主义团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对诺克罗斯的辩解感到很生气,但是,我相信,他们完全可以给予它细心的关注。例如,存在主义治疗对它曲高和寡、不尽其用的局面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存在取向的从业者对与其矛盾的理论传统的合并以及由此导致的自身观点的淡化还能容忍多长时间?最后,存在主义理论家为了反对僵化,而证明非正式性、模糊性以及不统一的合理之处还要多长时间?
幸运的是,多亏了最近的一些元分析——以及一些关于过程和结果的定性研究——这种事态正发生着改变。例如,现在,我们可以稍有信心地说,存在-经验实践与一些主流(例如,认知行为)策略和实践是相匹敌的(在有些情况下,胜过了主流策略和实践)(Ackley,1997;Elliott,2002;Elliott & Greenberg,2002;也参见 “common factors” research inWampold,2001)。而且,现在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支付方式,包括医疗储蓄账户、变动费用区间,以及政府补助支付计划,这些不同的支付方式能够有助于支持这些长程的存在-经验实践,而消费者显然与这些发展站在同一队列(ConsumerReports,1995;Miller,1996;Schneider,1998a)。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种新的心理学意识的门槛上。这是一种对心理学丰富的、复杂的结构及其多层次“真理”的意识。例如,心理学中的量化-实验传统也日益地开始承认定性的非实验设计与方法的有效性(Williams,1992;AP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EvidenceBasedPractice,2006)。不过,正是在心理治疗整合这个领域,心理学之扩展的视角尤为凸显。这次运动的推动力在于这一得到越来越多证据支持的命题(例如,Beutler & Clarkin,1990;Norcross,1986;Wampold,2001),即尽管所有主要的治疗取向都有效,但是,它们的有效性可以通过配合哪些方法而得到提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获得最佳的结果?
精神分析最近的发展也表明了一种扩展了的立场。我特指的是从生物学派生出来的人类发展模型转变为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立场。这一转变包括一种关于治疗关系的更强调个人和共情的观点,以及一种关于自我的更为丰富的概念(参见第十二章Portnoy 和Stolorow的贡献)。依恋理论、神经生物学以及认知科学最近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一扩展了的立场(参见第三部分Fosha、Bunting和Hayes的贡献)。
这些倾向,与对于手册化、症状导向治疗之局限性的增强的意识(Ackley,1997;Elkins,2007;Westen,Novotny,& Thompson Brenner,2004)一起,都表明了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实践模型。
上述内容的含义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们标志着一种关于存在的修正概念。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范式将引导我们组织这种修正,它们将吸收哪些传统——哲学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虽然有许多候选范式都能够而且也应该出来承担这项任务,但我认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尤其适合于做这件事。这一论点的基础是双重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已提出的综合性观点,以及其直接来源于艺术和文学的血统——以其深度而著称的背景。
因此,本书的前提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处在引领临床实践中下一次改革浪潮的风口浪尖。这样一种发展不仅会使治疗对象受益(例如,通过提高其康复的质量),而且它还会补充这个越来越跨学科的专业成为一个整体(AP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Evidence BasedPractice,2006)。
总而言之,存在心理治疗不仅是其他实践形式的补充,而且也是一种整合。它不仅关注于生物学、环境、认知以及社会关系的临床影响,而且还关注于如梅洛-庞帝(Merleau Ponty,1962)所说的“全部关系网络”——包括那些具有超个人特征的关系——这个网络会预示并成为那些形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