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治疗理论主张，治疗师是客观、中立且具备技巧的专家，对于病状与正常具有丰富知识，且能够像阅读文本般解读他人的内心世界。这些专业知识与能力影响治疗师对个案的诊断、治疗策略和目标。他们的兴趣与责任在于通过他们对案主进行的改变的影响和知识而去产生改变。但这类理论没有直接说明，介于专家与非专家间的关系是假设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或至少能影响别人去做改变。这种立场本身就使案主与治疗师间的关系出现不平等。具备后现代意识形态色彩的合作语言系统取向，对于这种治疗师的立场，提供了丰富的另类选择。有哪些另类选择呢？治疗师该如何定位自己跟案主之间的关系？治疗师的意图是什么？治疗师的角色、专业知识与责任又是什么？
在我采取的治疗取向中，治疗师主要的兴趣与意图是建立对话式的情境，并通过对话来创造自我能动性、自由以及各种可能性的机会，这些对于案主及其处理而言都是独特的。在此情境中，案主已经参与了创新过程。在治疗中所产生的这类转变，会因新叙事的对话性创造而呈现，也是必然之结果。换言之，随着对话展开，改变也随之发生。
这种改变或转化的观点影响我们，并要求我们以一种不同的态度标明自己与案主之间的定位。这种改变过的定位，就是我所谓的哲学立场——一种与人类同胞建立关系的存在方式，包括我们考虑到他们的立场，与其对话、互动和响应他们的方式（Anderson，1995）。它反映了我和案主在治疗过程的关系，呈现出作为背景的态度和状况，以及我在某个谈话中为自己寻找定位的方式。它是一种真实、自然而然、持续性的位置，对于每一种关系和每一种论述而言都是独特的。它将咨询室的案主与治疗师都还原成为人。这使得我们不再以治疗师的角色，并且只依照治疗师的功能来考虑我们与案主的关系。哲学立场区分了治疗师的定位、专业知识与责任，跟其他取向有所不同。
我选择明确指出治疗师的立场是哲学立场，因为它呈现并鼓励从我的专业与个人生活范畴内去看待和体验世界的方式。我们所抱持的各种价值观与偏见，即我们的生活哲学，影响我们定位自己与他人之立场，或我们自以为的立场。这是一个隐喻式立场，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特质全都汇聚其中，这立场变成“我们个人故事推论与建构的一部分，这些故事使得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理解，且相当程度地确定其为社会行为”（Hermans，1995，p.376）。治疗师就成为某种存在方式的资源。
这个立场的特征和实践的观点是什么？它在治疗领域中，用来呈现自身的方式是什么？它如何能够让治疗师参与某种共同表现？它如何促进某种具有生产性的过程，并提升治疗的境界，使它呈现联结、合作与建构的特性？
哲学立场的特征
对话伙伴：案主与治疗师共同的专业知识给案主与治疗师带来什么？
合作取向的焦点是在于关系系统与过程，案主与治疗师在述说、探询、诠释和形塑故事的过程中变成了对话伙伴。在此取向中，案主与治疗师的专业知识互相结合。但他们各自贡献的专业知识是什么？
案主在内容的部分提供专业知识：案主最清楚自己的生命经验，以及是什么把自己带进治疗关系。当案主是自己生命故事的叙述者，他们能够体验且辨认自己的声音、力量和权威性。治疗师则将专业知识带入治疗过程的领域：治疗师是投入治疗并参与案主第一人称故事叙述对话过程的专家。这种情况仿佛是治疗师与案主交换角色：案主摇身一变成为老师。治疗师反而抱着“我在这儿向你学习”的心态。某位年轻的案主在她的实习治疗师因屡遇挫折而跌撞不休、犯错、被误解并茫然不解时，对他说：“当你跟弗洛伊德同样出名时，请务必告诉他们，我曾是你的老师。”
对话空间和过程的创造者与催化者
在合作取向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不过是尚未被说出来、不断变化和呈现的一群叙事者之一。参与者的角色较类似协助者——某个询问的他者，而不像是工具性、具有干涉性的参与者。协助性的立场能鼓励众声齐鸣且争相贡献心得的过程。这种咨询立场的焦点，在于治疗师具备接受、鼓励、尊重、倾听别人的能力，以及专注于案主故事的坦白和诚恳。治疗师希望每个在谈话中的人，都能够觉得自己的故事跟其他人同样重要。它是一个多重偏爱的立场，即治疗师同时站在所有人的立场来看待事情。这跟中立性相反，抱持此立场的治疗师会尽可能不先预设任何立场。根据我的经验，这种中立性通常会让前来接受咨询的人内心怀疑、猜测，有时甚至已确信我们是站在哪一边，以及我们相信的是谁的故事版本。当发生这种情况，大家就可能彼此竞争，努力想让咨询师的立场站在自己这边。
合作取向治疗师不具备的特征
我经常被人询问：“不当 ”专家” 在哪个点上会变成消极被动？”以及“当 ”探询的他者” 这个角色是足够的吗？”这类问题是奠基于现代主义关于探询和有效性的科学观念，即认为检视真理和获得知识才是根基。从我的观点来看，这类问题正好点出治疗师不具备的特征。
治疗师并非叙事的编辑。当治疗师是一个事务专家，对于人类故事以及故事该如何被述说、塑造或再述说与再塑造，他或她就间接承担了叙事专家的角色，而其功能即编辑——引导或修正案主的故事。治疗师通常的任务，是让案主说出自己的故事（仿佛有个故事要述说），目的在于解决案主的叙事所提出的困境，而借此改变那个叙事。比如，治疗师可通过改进、重组和塑造案主的故事，使其从治疗师的观点来看更有用处而达到此目的。或是治疗师可以在叙事语言中提供解构性的洞察力，使得眼前的解决方法更有效或找出新的解决方式。依我之见，这种想要改进案主之叙事的尝试，是以叙事编辑的形式呈现，即把故事修订、改正或加以修饰。治疗师的任务并非去解构、再创造或再建构案主的故事，而是协助和参与故事的叙述与再叙述。
叙事编辑是充满挑战和挫折的工作。叙事编辑的位置需要具备技巧的专业知识才能进行编辑。这牵涉到某些冒险：它意味某种假设，即治疗师作为人类故事的主宰者，比起案主拥有更多的可信度。它假设治疗师能够如阅读文本般来解读案主。它使得治疗师成为某种考古学者般的叙事者，相信有一个带着某种想象的重要故事，需要被人们发掘或重述。它的危险性在于可能被下面的观念引导：认为存在着绝对且亘古不变的人类故事，并且世间已无新鲜故事可倾听；它所冒的另一个危险是：将案主第一人称故事的语言和隐喻转化为专业、技巧性的语言，以及它对于人类本质所假设的信念。
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是某个互动循环的一部分，就必须表现出与这样的信念相称的行为。叙事编辑的立场及其所冒的相关危险，主要是没把案主视为意义循环的一部分，且使得意义的建构发生在普遍性的领域而非局部的领域中。例如，它就会把某个儿子对同学开枪的黑人单亲妈妈排除在外。当治疗师采取叙事的编辑立场，就没有讨论这位母亲的空间，因为她并不属于此领域，这不是她的故事。接着，这位母亲的假设和恐惧，自认为她的处境无法被理解或得到协助也会获得证实。更重要的是，叙事的编辑扮演掌控的角色，治疗师在其中处于相对于案主而言是有阶级之分且二元性的立场。这其中存在的危险是：将这位母亲第一人称故事边缘化且偏向主流社会论述。即使是自称跟主流社会论述奋战的治疗师，当他们假设其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例如，社会不公义、性别不平等、制度性的殖民化），对于案主较有利时，也会不经意且吊诡地将案主边缘化。
治疗师不是一张白板或空白屏幕。犹如那些跟我们谈话的人一样，我们也是带着自己的知识、过去的经验和各种成见，即我们的预设立场（Gadamer，1975，1988，Heidegger，1962）而进入治疗领域中。我们应尝试不带偏见地抱持它们。例如，对于案主应如何接近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要有预设的计划，而应该相信通过谈话的发展能够达此目的。
治疗师不是协商者或异议的裁判员。治疗师也不应企图面质或指出差异性。治疗的目的不是要努力寻求融合或共识。治疗师反而要鼓励不同的意见出现。
治疗师并不是发现真相或是非对错的侦探。治疗师并不寻找隐藏的真实、意图和意义。治疗师并非单方面和掌控全局的调查者，也不是界定问题的专家和问题解决者，或判别病状和正常的权威。治疗师不是行为的描述者、解释者或诠释者，是对话的伙伴。
治疗师不是介入者，治疗师也不是消极的。我想要强调，它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干涉主义式的预知方式。受到案主引导的治疗师，就如同伽达默尔所认为的，他只是“循环的互动系统中的一部分”（Gadamer，1975，p.361），只是互相影响系统的一部分，而非该系统的掌舵者。例如，治疗师并不借由设定好的计划，或朝着某个特定方向的内容或结果的发展来控制说话，治疗师也不为方向的转变负责。治疗的目标不是主导或介入，而是协助对话的顺利进展，而通过对话创造出最大机会，使得意义、叙事、行为、感情与情绪各方面都产生新意。治疗师旨在鼓励内在对话（与自己或想象的他者之间静默无声的自我谈话），以及外在对话（与他人进行说出来的谈话），而非介入；不去划分阶级式的立场，并不等同于消极或无知。它并不代表任何方法皆行得通而随意发展，即治疗师失控或不具影响力。在此立场中，治疗师的态度虽积极却不发号施令。治疗师永远在影响案主；同理，案主也永远在影响治疗师。
治疗是在治疗关系的“存在”（being）VS“做”治疗（doing）
依此观点，治疗也把发展和治疗师个人的风格运用考虑在内。每个治疗师都会把这种治疗哲学和相关的立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于治疗关系中，这个方式对治疗师的为人风格和每个治疗师具备的所有特质而言，都是自然且独特的。每个治疗师对治疗哲学和治疗立场的解读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且在每个治疗情境的展现都是独特的，包括参与其中的个人、谈话的相关性，以及谈话的脉络。换言之，治疗师的谈话和行为会随着每个案主与每次治疗的不同而有差异；它对于治疗师与治疗情境都是别具特色的。这种“随情况需要而采取行动”（donging—what—the—occasion—calls—for）需要应变性。它涉及能让思考与行动顺随情境需求而转变的能力、弹性和意愿。琳恩.霍夫曼（1994）曾经在提到这种应变性和转变能力时，把它比喻为“蓄势待发”的哲学立场。
治疗师的谈话、行为和思想是以每个当下的情况作为基础，所以无法事先知道，它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往往令人感到不安。因为在西方社会，我们已习惯于如食谱般事先确知的行为。我们习惯确认和了解治疗师在行动上的默认结构。当我们没看到自己所期待的事物，就很难想象治疗师的任务或他会做些什么。这就是为何有时当人们观察不是采取合作取向的治疗师时，可能他们所见到的都跟他们所期待的没有差别。然而，我并不是说，不可能在某段时间内观察一位或好几位治疗师的行为，然后找出其中相似性和模式。研究显示，我们倾向于观察自己所相信的事物，并且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Jones，1986；Rosenhan，1973；Scarr，1985）。这情况也适用于研究本身。
我在为学生和访问同事说明哲学立场概念的过程中，经常会让他们花时间跟几位在实务上具备合作立场经验的治疗师相处。我希望他们能因此而体验到，尽管每位治疗师的实务上都具备相同的假设，但因每种情况的不同，我们之间仍有差异存在。我希望他们能重视每种情况所要求的独特资源，了解他们可以在工作中表现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不需要也不应该跟我或其他人的工作竞争），能尽量表现出最具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自我。
治疗师是案主生命旅程中的客人
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我把自己看成一位客人。这位客人短暂地跟案主晤谈，参与其生命中某个片段，并在他们与他人不断进行和转变的那些谈话中，自由地进出。我希望自己是个尚可被接受的客人。精神科医师苏.倩斯（Sue Chance，1987）谈到“道别”时，将自己跟病人的关系喻为跟晚宴客人的关系。
“我们的出没原本就不该是病人生活的重心。我是个晚宴客人。我是受邀才出现的。在那有某种礼节存在。或许我教导他们餐桌礼仪，或许与之分享食谱，或带来一道他们从未尝过的佳肴。然而，并不是我住在他们房子里，他们才是主人。
同样情况也适用于我的朋友。我理当温文有礼。当我道别时，希望自己表现得很得体。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多么重视这份邀请，也非常喜欢有他们相伴。我希望自己留下雪泥鸿爪。我知道我从他们那儿也带走某些东西。”
她继续谈到为生命带来变化的谈话，那些一直留存其心中并影响案主生命的谈话。
“我也有过邀宴宾客的经验。我知道哪些人是不真诚的，也明白谁粗鲁无礼。到最后，我连他们曾在哪儿出现都忘记了。那些可以作伴的客人停驻在我脑海中。我记得跟他们谈话的情景，也记得与他们共进晚餐的快乐。我注视他们坐过的椅子，他们的身影依稀可辨。我绝对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记得自己惆怅地看着他们离去，内心很清楚他们应该已属于过往云烟。（p.21）”
我曾听见案主说过类似的话。有位案主拉斯（Lars）回忆跟古利辛之间的谈话时说：“我经常看见他在我面前这么说。”另一位案主艾莉丝，曾在高中和大学时期接受咨询，多年后偶然碰到她的治疗师古利辛时，她这样描述他们共处的经验和他们之间的谈话：
“我在高中时期，每周都需要跟你说话。当时我好害怕上大学后会跟不上别人。我无法想象以后只能在每个月返家时才跟你见一次面，自己会怎么办。你知道我如何因应吗？我把你藏在心中随时跟着我。当我有需要时就自问:”你认为古利辛医生会怎么说？” 或 ”古利辛医生会问我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就会告诉我答案。之后，我大学毕业搬到东部，你仍跟着我走。有一天，我了悟到自己不需要再这样把你带在身边，因为我真的不需要再跟你说话了。我已经可以跟自己说话。但偶尔当我需要你时，我就会邀你到我心中，犹如邀某位老友来共进晚餐。”
治疗师的转变：危险的“学习者”的立场
凡是假设这种哲学立场且参与这种对话过程的治疗师，也要冒着改变的危险。在一种互相影响的治疗过程中，改变是对话的自然产物，而治疗师跟案主一样，也会经历改变，若是认为我们能参与转化过程而本身不会被改变，似乎是不合逻辑的看法。正如我某个学生所说的：“我明白了。如果我不可能改变自己对某些事的看法，那我如何期待案主会做出改变。”这表示我们可能改变对某个问题、某个人或某个情况的观点或意见，也意味着我们可能改变行为。然而，更发人深省的看法是，这代表我们实践的伦理规范坚守道德标准，所重视的价值都会浮上台面和面临挑战，并且它们也会改变。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创造力得到释放，且驱使我们迈向这条终生学习和个人成长旅程的动力之一。如果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依循把研究与学习当作日常实践一部分的信念，那我们在这个旅程中就能够积极主动。
把研究与学习当做日常实践的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并因此而成为一种哲学立场，要求且让我能够不断地察觉问题并对之采取开放态度，反思我所知道或自认为知道的事物。这种觉察力、开放性和反思的结合，成为把研究与学习当做日常实践一部分的过程，而通过此过程，我被转化成一个专业且私密的人。我所学习的方式和学习到的事物是动态、互动、社会建构的过程。它包括跟我自己、案主、同事、学生和其他人多重且共同反思的谈话。这些反思成为某种生产性的学习过程之一，比起单是了解案主的故事和治疗经验本身都要来得宽广。成为一个治疗师、定义自己以及逐渐发展成为治疗师是一种过程。有趣的是，这使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自我就是个过程”。
尚恩（1983）在其著作《反思的实践者：专业人员如何在行动中思考》中（The Reflective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s Action），讨论以专业知识和研究作为日常实践时，提供了宝贵的观点。他挑战那些不去反思本身实务的治疗师——那些不去反思自己思想和作为的人。
“许多实务工作者局限于自认为是技术专家的观点，认为在实务的世界中，他们无须进行任何反省。他们对于选择性疏忽、迅速的分类、情境控制的技巧变得过于娴熟，运用这些技巧以维护实务知识的持久性。对他们而言，不确定性是一种威胁；承认其存在是一种软弱的象征。（p.69）”
在这种情况下，技巧凌驾于个人。
我同意尚恩的看法——机构和专业的官僚授权且强化技巧性的专业能力与知识，并假定治疗师是自主且孤立的（p.326--338）。我们丧失了创新、合作和适应以改变环境的机会。尚恩呼吁治疗师应该认清，其专业知识是深植于意义的脉络中，且他们的行为对于不同的人可能产生不同意义（p.295）。为了避免被技巧全盘占据和工作孤立的情况，或我视之为“自动化飞行员”式的专家，尚恩提出“在行动中了解”或“在行动中反思”——我们不仅应当在行动中反思，还要反思我们在行动中的反思。反思以及对于在行动中反思的反思是关乎联结、合作和建构，且依我之见，它表明一种后现代的知形式。它是一种不断的自我教育经验，在其中治疗的实务本身，套用尚恩（1983）的话来说，对治疗师而言也是一种“更新的来源”（p.299）。我相信，这种来源（伴随着一种not—knowing的姿态）是对工作感到厌倦或耗竭的专业人员（在此例中是指治疗师）和那些反应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一种重要区别。
重要的是，在此要提到汤姆.安德森（1995a，1996）将其反思团队的实务扩展至临床工作的评估，完美示范了把研究概念作为日常实务的一部分。由于安德森的鼓励与提供咨询，有几个治疗团体与临床医师已邀请其案主与小区同事共襄盛举，不仅协助他们评估实务，还共同参与成为合作研究者。案主与小区同事参与设计整个评估，包括应该要询问案主的问题。例如，“你认为我们应该问你哪些问题？”以及“哪种信息会对你有所帮助？”（Kjellbreg，Edwardsson，Niemeda & Oberg，1995；Kjellberg et al.，1996）。
他们发现这种合作、总结一切的研究取向已经增进专业人员之间与案主和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意义是，这种合作取向将实务工作者带到研究的最前线，并加入评估和研究，成为从业者的一个学习机会，这对其将来的实务也有帮助。它是观点式的对话过程，以葛根的话来说，是“促使对话更深入”，而以舒特的话来说，合作取向创造出一种“人们感觉归属于其中的谈话”。
公开化
与反思相关（大体上来说是分享一个人的工作）的是公开化（being publec）的观念。更容易揭露、更容易公开分享我的内在对话与独白：我的思想、偏见、好奇、臆测、疑问、意见和恐惧。在这样做时，让自己接受他人的回馈、评价和批评。结果，我以一个人的身份，让自己在所有与我共事的人面前更开放。我选择公开而没有使用“透明”这个词，此词有时会与女性主义批判有关，因为我不认为一个人能看透我们，或我们能看透别人。而是，我们只能看见我们自己选择要呈现给别人看的东西。
这种公开化的立场，跟专业人士所抱持的那种较为私人或秘密的观点相反。依据尚恩的看法（1983），那些“被期待扮演专家角色的”专业人士是：
被期待如今不时会显露出其不确定性。然而人们一般都期待他要保持其专业知识的隐私和神秘性。如今人们期待他公开反思实践的知识，以及其自身……并且让公众探究其专业知识。（p.297--299）
反思能鼓励和确保治疗师的各种看法或观点都能呈现。治疗师犹如案主，也能拥有许多想法，其中有些跟案主不谋而合，有些则相反。对自我的对话本质感兴趣的荷兰心理学家赫曼斯（Hermans，1995），将此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多重声音。在小说中，陀氏本人只是众多角色之一：“这些不在一起，与这位作者意见冲突，甚至反叛他”（p.377）。
进行反思过程，以及让自己显露在他人面前，使得我跟其他人能有更大弹性去处理案主在困境中提出各种自然的、多样的甚至时而冲突的意见。它们让我能拥有或坚持某种强烈的意见，并且在不需两极化立场或固执己见的情况下，参与各种具有争议性的情境。所有说出来的话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从后现代观点来看，专业人士是：
鼓吹并实践他们（即治疗师）对于现实的观点，同时让他们经历反思，对于其对手（即案主）的观点采取某种敌对立场，但同时又努力去了解他们。（Schon，1993，p.350）
公开化并非局限于专业信息，而是包括个人的信息。在此所谈的并非所谓的自我暴露，或因分享个人秘密或在亲密性意义下产生侵犯界限的情况。尽管我并不反对也不像某些治疗师那样，迟疑让他人知道关于我的事。案主很自然会对我们感到好奇：这有什么不对呢？还记得莎宾娜说过的“我对你一无所知”，以及后来又说她在猜测（指其治疗师）：“她结婚了吗？她的婚姻关系如何？”最后，在治疗结束时，她又提出疑问。
另一位案主晤谈时提及她跟三位治疗师相处的经验：“你原本信任自己的治疗师，实际上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这岂不好笑？这好比你总是赤裸地站在一个永远衣着整齐的人面前。能够多了解别人总是好事。”
因而，每次治疗结束时，我总给案主和在场的每个人机会问我问题。在某个典型案例中，我告诉一位案主：“我已经问了你许多问题，所以我心想你是否也有任何问题想问我？”
“我对你在德州所从事的工作有些好奇。”他回答。
我告诉他一些有关我的工作，我有兴趣多了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困难，我以“可以吗？”做结语。
他说：“这非常有趣。”
“你还想要知道任何事情吗？”我问。
他只是回答：“我想这样够了。我把这个当成是更了解自己和周遭情况的机会。”
为了让一个人对于案主的要求能抱持更开放和反思的态度，以尚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的实务工作者为了扩展和深化其在行动中反思的能力，应该发现和重构被带进其专业生活中的人际行动理论”（p.353）。我还要加上，“以及被带进其个人生活中”。有些理论并不容许对这类本质进行反思；它会是一种内在的矛盾。例如，开放、公开性的反思可能被视为不具实证性研究所谓的信度和效度，甚至可能被视为侵犯保密原则，是越界、未保持中立或可能被视为过于相对主义。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威胁到知（knowing）和专业知识本身的坚固与确定性，进而威胁到理论本身的存在。
共享的责任与义务
责任与义务是文化的理念和价值。我们希望人们能负责任并且对自己和他人也有责任感。然而，有时我们并未创造脉络和关系去容许或鼓励它发生。相反的，我们创造各种不必负责任的情况。我们被训练成参与不平等的谈话，被训练取走案主身上的责任。例如，我们被训练成了解人们该如何过生活，什么是一个好的叙事，或什么改变是最有效用的专家。
依我的经验，当一个治疗师鼓励并容许案主合作时，彼此便开始分享责任。人们往往把运用合作取向的治疗师，误认为单纯地放弃治疗师的责任，但情况并非如此。当治疗师采取这种反思式哲学立场，在案主与治疗师之间的二元性与阶级性就消失了，彼此开始分享责任与义务。事实上，我发现在共享的责任与义务中，治疗师对案主甚至会变得更尽责。
有些社会建构主义者面临道德责任的议题。舒特（1974，1975，1990，1995a）主张并要求增强与分享责任和义务。他希望能“重新建构心理学成为一种行动的道德科学，而非一种行为（和机械论）的自然科学”（1995a，p.385）。舒特（1995a）的底线是，“要求承认一个人自身独特、特别的 ”内在经验”（我们自认为知道），一般来说在世界无法产生影响，除非一个人能够以某种对他人负责的方式提出它们”（p.386）。同样的，分析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社会建构主义者的道德责任是让人们的生活不受专家们掌控，并且：
将他们生命中各种形式的责任，交还到彼此产生关系的人手中——此任务目前即是认清那些人们可能会以道德生物身份而彼此冲突的时候与情境。（引述舒特，1995，p.387）
其他人也提出同样挑战。心理学家马克.富利曼（Mark Freeman，1995）主张，“自由与责任的议题只对少数心理学家是明显的，一般而言，学术领域的假定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p.357）。他区分道德责任，视之为“为自己行动负责”（p.358），以及“对他人的责任，尤其是对那些权利受损或遭受不必要痛苦的人”（p.358）。有些认为自我是关系取向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妇女研究理论学家（Code，1998；M. Gergen，1995；Hughes，1988）也强调责任的观念：玛丽.葛根（1995）提出警告：“这种朝向关系取向自我的行动，并不能根除道德选择与行动的语言……但是认为需要修正那些透过多元论的滤镜而构成道德行动的事物”（p.366）；罗芮妮.寇德（1988）要求负责任的知识；茱蒂.乔丹（Judith Jordan，1991）主张责任的共同性。
肯尼斯.葛根与沟通研究学者席拉.麦克纳米（Sheila McNamee，1994），认为探索关系取向责任的目的，既非改变有缺点的人，也不是解决冲突，而是去扩展相关声音（关系取向的现实）的范围。更负责、可信是让治疗师能更开放、公开与更具弹性的原因之一。
“但是你才是专家”
治疗师往往担心案主会期待确定性，他们付钱给专家寻求答案，却不接受采取哲学立场和鼓励合作的治疗师。依我个人经验，并不需担心这点，我发现要求案主加入这种合作文化并不困难。正如舒特提出的“归属感”，案主内心接纳需要这种文化。如同那位两个女儿患厌食症的瑞典母亲顽强地认为，案主通常要求这种合作文化：“但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女儿，了解她们的感应和感受……我们比任何护士或医生更了解何时能信任她们。”
不幸的是，当治疗师碰到像是这种家庭成员自认专家比本身更了解自己和彼此，以及何时专家的了解会产生令人可疑的叙述与遭到轻蔑的对待。然后，专业人员参与创造他们所见的事物。例如，若一个人是以怀疑的方式被倾听或对待，那么很可能其往后的所有行为都会被人用这种方式看待，他或她可能真的开始表现出证明可疑的行为方式。例如，一个相信父亲骚扰女儿并想证实此事，想要跟这位父亲进行对话的治疗师，对待他的方式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怀疑案主以合作方式参与的意愿与能力，主要是跟我们自己的期望、我们对于不确定性的不安有关，而跟案主的关系很少。这并不表示我漠视案主的要求：“告诉我，该怎么办。”当然，有些案主会这么做。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尊重他们的意愿且认真看待他们。然而，我并不假定自己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我也不忽视他们的要求，期待他们盲目的信任我。我响应他们的每一项要求，且每次响应都取决于当时那个要求的谈话背景。
刻意
请记住，哲学立场是展现其自身概括一切存在方式的一部分，并且是从案主—治疗师接触的第一刻起，案主所体验的事物。合作的舞台在刚开始接触中就已建立，且在从头到尾的关系中都要被照顾到。这个立场不是某种技巧或理论，不像以认知方式思考所暗示的具有操弄性、策略性，也不是计划性的。它不是刻意呈现出来，不过，它是有意图的。我刻意想要开放、真诚、重视、尊敬、鼓励和好奇——这些在共同、合作和平等主义式的咨询关系中，都是重要的特性。我刻意选择这个方式，因为我重视它。
采取这种哲学立场，能够让我在合作关系和对话过程中与案主融合。因为它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使我能在各种状况下（教学、组织咨询）灵活工作，而不必顾虑涉入的人（研究生、执行者）、计划（学习、建立团队）或困难的类型（触礁的个案、督导—被督导者的冲突）。
在行动中，哲学立场呈现的样貌如何？这种概念化如何能贯穿和形成某种合作治疗过程和系统的需要？身为过程专家的治疗师该做些什么？首先，我通过观察治疗过程来说明这些实践的可能性；然后，我将重心放在案主的意见和语言，并以虚构的角色来说明和给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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