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一个女人的工作抑制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被解决。本文研究了从患者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抑制是如何在1933-34年弗洛伊德对美国诗人Hilda Doolittle的简短的分析性治疗中治愈的。
弗洛伊德可能原不大了解什么是那个女人想要的，但是在一个进入他的分析而讲述她的故事的女人的案例中，很明显，他给了那个女人她所想要的。那位女性是Hilda Doolittle（1886-1961），一个美国女诗人，她声称她遇到了写作的障碍，一个工作的抑制。Applegarth（1977）注意到我们的时代里女性的工作抑制。如果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曾设法帮助到Dolittle，就有可能推断出当前版本的女性的这一问题。
Doolittle 写过一些非常简洁的意象派诗歌，一个小剧本以及在弗洛伊德那里作分析之前写给她的朋友们的信件。她27岁时在“诗歌”杂志发表了第一首诗。四年后，出版了一本无名的诗集。她早期的工作的质量使其他的诗人们很激动，以至于庞德将她视作一个全新的诗意美学的创始人，即人们所知的意象派。惟一能传达她早期的工作的，是以她的诗为例。这是她出版于1916年的第一本诗集《海上花园》中的第一首诗。
海玫瑰
玫瑰，刺眼的玫瑰，
被损毁的，零落的花瓣，
微薄的花，
稀疏的叶片，
最宝贵的莫过于
茎上仅有的
一朵潮湿的玫瑰——
而你这样被带走。
矮弱的，带着一片小小的叶子，
你被抛掷在沙滩上，
你是被风中卷起的脆的沙
拔起。
可以在玫瑰香料里滴入
硬化在一片叶子中的
这种辛辣的香味吗？
这首诗是典型的小阶层的女性诗歌，但精致小巧，在那一时刻的几平方英寸的空间里，以玫瑰本身填充了整首诗。这玫瑰是没有情感的，与以前的诗人们的繁茂、甜美、浑圆、馥郁的花朵决然相反。这不是一个情人送给他的女人的，它传达的是没有情感。重要的是图像，事物本身。而这图像是坚硬的。想一下她用来描述玫瑰的词汇：“刺眼的”，“被损坏的”，“贫瘠的”“薄薄的”，“稀疏的”，“矮弱的”，“抛掷的”，“辛辣的”和“硬化”。诗的情节是发生在这朵被动的玫瑰上的事情。她被“带走”“漂移”“拔起”。Doolittle所用的语言在今天还是很新式，沙是“脆的”。这与西方文化中的玫瑰当然是相反的。然而，诗人断言，这朵玫瑰的意象要比我们已习惯欣赏的更加甜美一些。
尽管Doolittle的生产力没有间断过，但是她的工作质量和独创性的降低使她寻求分析(Duplessis, 1986)。她在1920年代写了三本未出版的平庸的小说。在完成了一个没什么意思的剧本后，她于1933年，她47岁的时候，进入了和弗洛伊德的分析。在她的分析之前弗洛伊德要了她的作品来看，以从中熟悉她的人格。一经把她当做病人，他很清楚他的意图是要使她能够创造，同样清晰的是，他在后来也要回忆起这个目标。在1933年10月27日，他给Hilda Doolittle的信中写道，“听说你在写作，创作，我深感满意。我记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探究你的无意识的深处。”在她的分析后，她撰写和出版了在我们这个世纪以及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少有人能企及的史诗。她的史诗有非凡的品质和凝聚性。1960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艺术科学院奖章的女性。在她的短暂的分析之后的25年中，她也出版了一些杰出的散文作品。人们会奇怪，弗洛伊德给了HildaDoolittle 什么？
幸运的是，在她发表的作品中她留下了很多她认为他给了她什么的证明。此外，可以从她写给她的朋友们的信中，以及她收到的弗洛伊德和他人的信中进行推断。从1933年3月1日到6月12日，她到弗洛伊德那里接受一周六天的治疗。在1934年10月底到12月2日期间，她恢复了五周的治疗。按现代的标准，这远少于有资格成为一个完整的分析所需要的治疗时间，但无论以任何标准，治疗效果会被认为是惊人的。无论弗洛伊德给了她什么，很清楚她以此度过了她的余生。她在《致敬弗洛伊德》中最直接地记述了她对那场分析的回忆。她的最重要的小说《嘱咐我活着》和《礼物》中，有着她和弗洛伊德工作经验的印记。此外，她的主要的诗歌《三部曲》、《海伦在埃及》、《主人》都涉及了她的分析体验，以隐喻的方式写在里面：一场战争、一首田园诗、一次重生和一个旅程。它不但为一个世纪的后25年提供了可以工作的资料，也提供了做这个工作的自由性和内在完整性，即便这些书当时没有立即出版。
生活中Doolittle在性上是模棱两可的。她的早期的信件世界是由一个男人建立的，她的前未婚夫埃兹拉 庞德。她的事业、她的女儿、她的分析和她的生活是由她的富有的女性情人Bryher（Winifred Ellerman）所支撑的。即便在与Ellerman共同生活的时期，她也有几个男性情人。因此她的性取向是复杂的，男性女性的伙伴对她都很重要。此外，人们还普遍认为（Duplessis,1986）（Friedman,1981）（Robinson,1982），Doolittle与她的前情人们在激情冷却下来之后，还保持了几十年的亲密的友谊。
然而在分析之前她的工作不是雌雄同体的，而完全是女性传统的。她写抒情诗，很短，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就像其他较多的女诗人那样。但是在她的分析之后，她写了史诗，如《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的冒险主题占了主导。因此，她的工作无论形式和内容早前都是被认为男性化的。此外，她能够运用史诗的形式来探索古典主题的战争以及波及的旅行、探索和冒险，并表现了女性对母性和养育的关注。
令人费解的是，她是如何能够获得这样的创造性的。在她每日一次甚至有时每日几次的写给Bryher的信中，她写道，她感到她正在做的事是重要的，她敬畏弗洛伊德，以及她决心使分析为自己工作。她在1933年2月28日写给Bryher的信中叙述了在她的治疗开始之前，酒店经理表达的敬畏态度：“经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问，在维也纳我们不知道，--弗洛伊德医生只接待最有学问的教授，现在他也接待--哎，病人吗？我说我也是通过一个伦敦的教授才和他一起工作的，或类似的话。”
频繁的信件表明了她急于在分析中与家人保持联系，并向他们保证她不会忘记他们。当时那是一个复杂的家庭，包括Bryher, Doolittle的女儿，和Kenneth MacPherson。MacPherson一直是Doolittle的情人。Bryher与他结了婚，可能是为了稳定关系。尽管他后来成为同性恋，这三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并抚养Dootlittle的小孩。如果每个家庭都会忧虑家庭成员接受分析性治疗对其他人意味着怎样的变化，那这个特殊的、高度不规则的家庭会比大多数人更应担忧。Dottlittle会变成异性恋吗？她会失去对Bryher的兴趣吗？弗洛伊德会试图“治疗”她的同性恋吗？她在信中试图做出的保证肯定歪曲了她对弗洛伊德的表述，以及她的治疗工作的过程。她的书信需得筛选，要看她认为什么是分析中的有效行为，也要寻找线索，以发现她没有觉察到的可能影响了她的东西。
1933年3月1日,她写道:“我还穿着大衣,被领进了候诊室,我还没来得及在无趣的过道镜子前调整一下自己，一个小小的白色的鬼就出现在我的手肘边，我几乎晕倒了,它说‘进来，夫人’我就进去了。”Doolittle呈现的弗洛伊德是小小的，还是个鬼。她用“它”来指这个鬼，一个存在而不是一个人。她称这个鬼“小小的”也许就可以弱化它的力量，或许她也在强调他的精神力量，以他缺乏身体力气来反衬。她继续描述她与弗洛伊德首次访谈：“我们谈到种族和战争，他说我是来自美国的英国人，这不难。我是——（弗洛伊德问）我说——嗯，一个犹太人。他看上去是想让我说出来，——然后他继续说，作为仍然生活在世界上的唯一的古代成员的犹太人，这也是一个宗教性的结合。”这里Doolittle描述了在治疗的开始阶段，弗洛伊德就鼓励了移情性的表述，尤其是负性的部分，因为在彼时彼地，犹太人是被仇视和迫害的。弗洛伊德应该是知道，Doolittle在她的诗歌里，专注于古代世界，运用了古典希腊世界的意象作为他的论域。因此，通过描述他自己是一个古代人群中的一员，弗洛伊德培养了她对他的认同。把他自己描述成一个古老种族中的一员，也是在说，他与她的诗歌的来源结盟。
3月2日,她以完全不同的术语描述了他:“他从办公桌上拿下一个象牙的毗瑟奴（印度教守护神之一），是加尔各答的心理医生送给他的,一个挖掘出来的雅典娜女神,大约六英寸高,他说那是他最喜欢的。哦，可爱的,可爱的小小的老爸爸。“3月10日她已经看到了她的治疗是:“每时每刻，注意所有的爸爸的言论,这可能是对抗世界的弹药。”这种强烈的正向移情是她探索过去的工具。3月23日她这样形容他们一起的工作：
“-----弗洛伊德说我绝对是在最早期的问题。我陷于前俄狄浦斯的最早期,“回到子宫”似乎是我唯一的办法。
我的三角关系是母亲—兄弟—自己。是早期的有阴茎的母亲、婴儿或小的弟弟以及我自己。我在此围绕着这点做了些工作，我和我的母亲有过婴儿，而且是有阴茎的婴儿，因此摩西在芦苇中。我和兄弟有过婴儿，因此Cruikshank, Cecil Grey,Kenneth, 等等。我有过“彻悟”或是与我的弟弟回到子宫，因此你和我在科孚岛（岛屿= 母亲），和作为有阴茎的母亲的Rodeck在一起…好吧，好吧，我可以继续、继续、继续下去，但是一旦你得到了最初的念头，后面的就是以某种方式在多样化地表现。理解吗？它太古怪，起初，我感到生命在这一重复中浪费掉了等等，但是不知何故，弗洛伊德似乎觉得那样很有趣，有时似乎我有一个好的“生命”的振动，因为我不断地不断地重复，想要增加生命的价值、拯救生命，而不是毁灭生命（除了那要回到子宫阶段的自我-老鼠以外，全都是最自然的）。”
这种关于她的生活和早年生活重复的观点，似乎成为了一个可接受的故事来告诉她的情人和赞助者，以此来安慰她，分析工作对她们的关系不是一个危险，而且她的钱花得值。
但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存留下来的Doolittle的信件没有谈及过负性移情，但是Kenneth MacPherson寄给她的两封信，未标明日期，但很可能是1933年的，暗示着负性移情不仅存在，也与Bryher沟通过。Bryher是以她的宠物名字“Fido”被提到的。“Chaddie”是Doolittle的第一个分析师，一位英国女性，似乎也治疗过MacPherson。Kenwin是她们在英国共有的乡村房子的名字。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从Fido处得知，你和爸爸的分析时间正在成为斗鸡般的时间。那该是比Kenwin还远不能令人愉快了。这肯定不会顺利导入内在的意识。”
第二封信放大了这一主题：
“你！你和你的山岳般的老人。它必是一种奇怪的状态。我想知道你是否喜欢它，真的像你以为你会的那样？喜欢得更多一些？更少一些？当然这是一个独特的体验，如果那是任一种安慰。那个自杀了的女性剧作家与心理分析纠缠不清。我认为她成了Chaddie一样, 不，比Chaddie更糟，因为必须说，即使是可怕如Chaddie,她也确有她的勇气，直至因旧的负重而如处地狱，无论如何她还是她！…不管怎样，我期待你在爸爸的躺椅上光荣地号叫。祝你有力量。”
MacPherson鼓励她不要敬畏弗洛伊德的力量或声望，要完整保存她的幽默感和她的自性的感受，并暗示道，他认为她由于对弗洛伊德的愤怒而感到害怕或是失去勇气。她提出了这一担心，即精神分析可能会促成她自杀，但是MacPherson试图安抚她，而不是使她惊恐。
在五月3日，Doolittle 有了一个对她的困难的全新的理解，她这样告诉Bryher:
“父亲有个全新的理论，但他说他不敢写出来，因为他不想与女性为敌。显然我们都极度地鼓动他。他的观点是所有的女性都深深地植根于阴茎嫉羡，不仅是双性的或同性恋的女人。高等的或聪明的女性对此更坦白。这就是全部。全然地崇拜和发展出正常成年女性状态，是基于这同一事实上的：女性的阴茎嫉羡。我觉得这点成为了一切的线索。女性是忠诚的而男性不忠诚的原因；Dorothy或Cole宁愿可怕的死去而非像Alan或Gerald那样畸形的原因；妈妈或我的母亲为了一些最古怪的事情而疯狂的原因；这事的原因，那事的原因。我昨晚一夜未眠直到今早7点以后…这一点好像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说服我。说服我的是，他说同性恋女性对此能简单地坦率和诚实，但是所有喜爱家庭生活的女性，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欺骗之上逐渐建立起了它的崇拜。
哦，他并没有说是欺骗，他只是抛出这个观点。我向他尖叫道：“但是对女性的最高赞美是把这个大秘密信任地交给女性。”我说Bryher,公主和我自己都欣赏这一点，并坚持这一点。或是诸如此类。无论如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显然我们做了些搅合，而且如果爸爸现在就像菲尼克斯那样喊出他的最伟大贡献，我觉得你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责任的。这一点，是Chaddie过去反对的，而且她曾试图说明月经有趣的，并说男人嫉羡女人。男人是这样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事情必须整个“建立在磐石上”，而我觉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是那块石头，也许你和我（我半开玩笑地说）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给他启迪的。现在你看到所有这些不确定的东西也能由我们喜欢小狗这样的事情所促进，就像我认为我们当然是的,….”
这封信部分是用红墨水写的，在这里以黑体字显示。它包含了很多的下划线，一些词汇完全用大写字母。在所有的通信中，这是唯一如此加强语气的地方。Dolittle写下它的时候显然很激动，激动于这个观点，或许是激动于以下想法：弗洛伊德因担心女性会对他太愤怒而害怕大声说出这个观点。50多年之后，女权主义者仍然认为阴茎嫉羡是弗洛伊德的观念中最具挑衅性的。它被认作是对女性的侮辱，对年轻女性发展是毁灭性的，并被理解为，就算真的有，也仅是一个隐喻。对于Dolittle来说，这个观点不是一个隐喻。她提到的“小狗”，一个腼腆的宠物的字眼指的是阴蒂，显示出她想到的是事实上的阴茎，不是一个相等物或是隐喻。Doolittle的激动表明她认为这是她的分析的关键。自他在《性学三论》(1905)第一次提出这点以后，弗洛伊德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似乎新的见解是可能是所有的女性，同性恋的和异性恋的，都共享这一动力。
这观点中的实际的东西，而不是隐喻，成为了分析的主题。5月15日，H.D.写信给Bryher:
“但是我担心，治疗会写下那该死的直截了当的部分，作为历史，毫无虚饰，如在Narthex, Palimp等等。我一直梦想着文人，Shaw,Cunningham,Grahame, 现在是Noel Coward和Lawrence本人，一遍又一遍。重要的是就像是书显然意味着阴茎，而作为一个作家，对我就像是与男人平等的唯一适当途径。太古怪了。然而我们将把这些都弄懂，只是，我在此刻厌倦我自己。我真的、真的、真的希望你在这儿啊。”
Doolittle似乎曾需要感到与她的圈子里的文人平等。只有通过写作，她才能达到她渴望的平等，而非通过与Bryher的关系。在5月18日，Doolittle后悔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她只有通过写下她的经历才能治愈，从1913年她的婚姻那时写起，到她的怀孕，到她在1919年与Ellerman 建立关系。她们习惯性使用的名字的首字母、昵称和假名，在古代文化中寻找隐喻；所有篡改和逃避现实的方式都必须被放弃，至少是暂时被放弃。Doolittle知道这对于Bryher来说不容易接受。她写道：
“这是给你的一根骨头，我意识到。但教父似乎明确地相信，弄明白1913—1920年间的我是对我最好的。我仅仅是收集外在的资料，一点也不做梦的工作或是意识流”。教父说我的梦显示，不知何故在不确切处有一座桥，所有的心理分析或多或少在原始的感官感受，但它将需要很多勇气做结论（我的话），以严肃的方式来完成事情，而不是像山羊一样跳跃在事物的上面，像Narthex的意识流。”
她的分析的这部分是完整的。Doolittle独自去了瑞士，去写下她的分析和她所学到的东西。她在那年夏天的手稿在二战期间保留在瑞士。1944年在伦敦，她写了《致敬弗洛伊德》（1956）。战后她返回瑞士，用她个人的笔记本写了一个对《致敬》的注解。它以《出现》为名发表，是《致敬》的尾声。在《出现》中，很多信件中的细节都被重现：毗瑟奴、雅典娜、弗洛伊德的犹太身份的讨论，三角关系，文学朋友，以及关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梦，什么是幻想。《出现》遗漏了四月和五月的事件，但在六月雅典娜被再次提到，与早期的女神连接在一起。最后的记录写到：“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群六个或八个人，现在坐在一个山坡上，问，我们死了吗？”（第187页）。
死亡的主题是有预见性的。当Doolittle在1934年秋回到弗洛伊德那里要做更多的分析的时候，要做的就是处理与死亡恐惧相关的问题。她显现出的动力是弗洛伊德另一个病人的死亡，在她第一次治疗的阶段，在她的时间前面一个小时的那个年轻病人。他死于一场空难。Doolittle担心弗洛伊德的死，既因为他是一个老人，也因为她理解纳粹的意图是朝向所有犹太人的。这使她对她父亲的死亡的恐惧再次苏醒过来，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的父亲头上受了很重的伤，流了很多血。在1934年11月14日，她写信给Bryher：“现在全部的分析是关于死亡的，不是那么乐观的，但我认为在不确切处的沸腾已经萧条下去了。”这一主题无疑对Doolittle非常重要。她成长在一个有太多死亡的家庭中。她的父亲的第一位妻子和他们的女儿死了；她的两个哥哥从他们母亲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她自己的母亲最大的孩子，一个女孩，也死了。当Doolittle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这个家庭就经常拜访墓地。从而她最早的体验就认为女性特别脆弱并容易死亡。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经历了她的第一个孩子的死亡，以及她的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死亡。在她与弗洛伊德的第一次治疗后不久，Bryher的父亲去世了。对于Doolittle他非常重要，她在9月22日写信给Bryher，“父亲有伟大的心灵，深远如海洋和天空，我自己的父亲，你的和我们的亲爱的老爸爸…那三个男人，是对我来说的三位智者。”他们之中，现在只有弗洛伊德还活着了。
但是死亡不是Doolittle的治疗第二阶段的唯一的主题。在1934年11月24日她写给Bryher的信中，性的问题再次出现为决定性的问题。
“看来我几乎是灭绝现象（原文如此），完美的双性。我能保持做一个“女人”，甚至一个“好女人”大约两小时，然后我就害怕幽闭恐怖症，这不是笑话——然后不得不退却到理智、书或书页，——来证明我是一个男人。这样我又证明回来了。我唯一想要的是隐身的斗篷。这就是为什么留在Audley超过几个小时那么困难。我可以完美地表现自己那一部分，几个小时，然后我觉得我要疯了。这造就我，作为一个“天才”，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但也打碎我，作为一个人。我知道你会体谅并试着去理解。它意味了与弗洛伊德有连接的一切。”
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社会性的或是性的喜悦，是Doolittle在生活中的满足，这是她所达到的理解。双性是一个解决方式，允许Dollittle在同性恋活动之外优雅地鞠躬，无需拒绝Bryher, 也不用去咬那曾如此慷慨地喂养过她的手。这一解决方式由于考虑到完美的双性人格的角色认同而被加强了。11月27日，Doolittle写信给Bryher:
“同样，通常是一个孩子决定支持或反对一个或另一个家长，或是向一个家长认同。而我是简单地失去了双亲，一种完美的双性态度出现了，丧失和独立。我曾尝试着成为男人或女人，但我不得不两个都是。但爸爸说，我现在也说，它会在写作中解决的。手淫于我只是打破了完美，我必须是完美的吗（in bobo mica）？我可以在写作中得到它而且在生活中的写作将会变得更抽象深奥，现在我知道我是什么了，哦，我非常感激和快乐，Fido。”
在这个关口上，Doolittle已找到一种方法摆脱她的两难境地。通过看到自己是完美的双性恋，通过发现她的选择来自童年的根源，并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允许将自己视作完美的，她能够放弃努力去做那些对她不可能的选择；现在她可以自由地把写作当成快乐和满足的主要源泉。结果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她一周七天的写作，一天写几个小时，创作了高质量的诗歌和散文。其中一些作品创作于闪电战期间的伦敦，她和Bryher同住在非常狭小的住处的时候。
尤其惊人的是，二战的艰辛和恐怖并不妨碍她的写作能力。她在一战中有可怕的经历；寒冷、饥饿、失去她的孩子，她的弟弟和她的父亲的死，以及她的婚姻的解体都发生在那场战争和它的余波之中。二战唤起了这一切的记忆。她一直要求平静、孤独以及新削尖的铅笔来在她的书桌上工作。在闪电战中没有什么是有序的，孤独是不可能的，宁静是不存在的。她新发现的、她认为毫无遮掩的写作能力甚至允许她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写作。
她在伦敦闪电战期间创作的东西是一个叙述，回忆了她与弗洛伊德的经历。这本书中描述了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的核心的解释，弗洛伊德递给她一个小小的雅典娜女神的青铜雕像，“她是完美的，”他说，“只是她失去了她的矛”(69页)。这样的一个解释，几乎看不出是对一个女性作家的授权。然而对这一位特定的女性作家，这句评论产生了共振，不是一般概念所说的阴茎是力量的器官，而女性是失去了力量的被阉割的人。弗洛伊德索要并读过她出版的著作。1927年她写过一个名为“希波吕托斯妥协”的戏剧，其中有这样的话：“让高高的雅典娜有能穿透的矛”（31页）。高个子的Doolittle很可能已将雅典娜视作她自己的一个方面。矛，实际上不是雅典娜的一部分，只是她的武器。如果她失去了它，她失去的是她的工具，而不是她的能力。同样对于Doolittle，如果她没有阴茎，她无论如何还是完美的。她仍有能力创造。她所需要的只是铅笔，纸和意愿。
“大师”， 一首致敬弗洛伊德的诗，表达了相同的想法：
我生气的是那老人，
生气的是他谈到的男人的力量。
我生气的是他的谜，他的秘密，
我争辩，直到天的破晓；
哦，很晚了，
上帝会原谅我的愤怒，
但我不能接受它。
我不能从智慧中接受
爱所教给我的，
女性是完美的（1983,455页）
另一种可以接受女性没有阴茎也可以完美的想法，是Doolittle产生幻觉。这部戏剧处理了这种可能性。剧中，希波吕托斯进入女猎人阿耳忒弥斯的森林，并拒绝他父亲雅典的国王忒修斯的理性世界，以试图获得爱和激情。选择城市上的森林和以阿耳忒弥斯取代雅典娜，希波吕托斯完结于继母菲德拉的床上，失去了他的道德判断，他的心智，以至他的生命。
弗洛伊德不但理解了这部戏剧，而且认为对此的回忆必须被凝缩成解释。他的意思不是女人被阉割了，而是她服从理性法则，理性要好于疯狂，克制要好于无法则，人际互动要好于犯法后躲藏起来的人的生活。雅典娜女神是立法者，她使希腊人摆脱了以牙还牙的法律的恐怖，摆脱了在阿特柔斯的房子里世代传承的纷争和罪过。接受雅典娜的完美就是接受理性、平衡、可能性而不是完美性。生活在被给予的世界里，要好于逃入疯狂。
对于Doolittle,疯狂曾经比接受她女性的身体要更好。在几年前与Bryher在希腊群岛的旅行中，她实际上曾体验过幻觉。弗洛伊德似乎已经说服她，她的幻觉是症状，不是启示，并帮助调和了她的女性特质和她的双性特质。分析后，Doolittle理解了她的双性特质并通过她的作品详述了她的幻想。她也开始理解，她需要那些支撑她的女性认同的活动，与更男性化的写作活动相交替。双性特质的幻想（或理论）替代了她早先的女性特质受损的幻想。幻觉是一个不适应性的妥协。诗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适应性的妥协（Breener, 1982）。弗洛伊德不仅帮助她更有创造力，而且也帮助她接受自己是一个人。他吩咐她不仅写作，也要生活。(Grossman and Stewart, 1977).
讨论
一个现代的分析师会试图分析这个女人吗？幻觉是精神病的诊断，或是，弗洛伊德称为的自恋神经症。异端的家庭安排，Doolittle寻求治疗时的年龄，在之前的分析性治疗中她未能受益，所有这些都会表明分析不可能帮助到这个女人。现代分析师们倾向于不同于弗洛伊德用过的诊断类别，肯定会将她视作有“边缘人格”。基于这些诊断的可能性，会作出一个早期自恋创伤的推论。早期自恋创伤会被预期做一个长程的、艰难的、悲惨痛苦的分析，并可能猛然陷入一个精神病发作或是以僵局结束。即使她接受一个分析性治疗，阴茎嫉羡这一特定的解释也将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解释会被认为很易误解，因为这样的一个病人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隐喻听进去。
这些观点很难接受发生在这个特定治疗中的东西。一个理解它的方式，是说治疗毕竟不是分析。弗洛伊德那时已老了，持续地与癌症较量，他的无尽的痛苦，以及在德国、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国家日益反犹的政治气候中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不稳定状况都使他饱受折磨。可以说，他只是缓解她的痛苦，就像他面对他自己的一样，他教会她忍受她的烦恼，就像他忍受他自己的一样。
关于弗洛伊德给予HildaDoolittle的那些理论，由Holland(1969),Riddel(1969),Friedman(1981),(1986)，和Jeffrey(1992)发表。Riddel关注于她的阴茎嫉羡的解释，Holland考虑到所有的性心理阶段。Jeffrey强调客体关系，也即Doolittle对弗洛伊德的理想化和她对他的认同。Friedman(1986)的结论是，Doolittle将“她的创造力在生命最后二十五年间的爆发”归因于与弗洛伊德的治疗（329页）。在Friedman看来，Hilda Doolittle来找弗洛伊德，准备好要反对他，并从他那里得到允许来这样做。Friedman特别贬损了建立在弗洛伊德女性性欲理论上的解释的任何治疗性获益的可能性。她如此理解那一理论：“他认为，对“阉割”的这一创伤性启示的回应，是女孩们或是变成正常的女性化的女人，在与男人的关系中处于被动；或是成为男性化的女人，将她们对阴茎的欲望升华为她们与男人们的竞争；或是成为神经症性的女人，被困于爱情和工作。Friedman的结论是这一理论无法用作“赋予女性创造力的一个源泉”。（329页）
因此Friedman将他们共同的工作的疗效归因于弗洛伊德性格的复杂性。她相信弗洛伊德的母性方面和他独立的喜悦鼓励了Doolittle去反对Friedman认为是他的破坏性的观点。她争辩说，弗洛伊德得以与Doolittle成功，是通过打破他自己的规则，使用直觉（一个女性风格、理性功能的字码），以及相互作用而非有等级分类。Friedman 结论是弗洛伊德和Doolittle有一种象征性的性交，使她得以在她的余生继续生产出他们共同的礼物给后人。
在我看来Friedman的观点存在一些严重的矛盾。如果弗洛伊德能帮到Doolittle的是他的女性特质的方式，被动地接受反对，直觉性地思考，他怎能帮到她受胎呢？授精的形象是典型的男性机能的形象，是任何人都必理解为良好的男性化行为的一件事。将这授精归于弗洛伊德的女性面，结果是一个女性和男性特质的混乱，而不是它们的融合和交互作用。一定会比这更多。虽然我不满意她的结论，我相信Friedman正是在找到答案的正确的轨道上，究竟在这简短的治疗中发生了什么，使得Doolittle能够带着这样光辉灿烂的结果离开。性的模糊性的主题是关键。
Brenner(1982)会看到治疗性的解释是一个妥协形成的版本。Doolittle在分析工作之前在她的性取向上是雌雄同体的，在她的诗歌中是女性特质的，在分析之后，她在她的爱情生活中变得主要是女性的，并能在她的诗歌中包含女性与男性化的两个主题。这个观察优美地描述了情形，但我认为应辅以考虑性别的模糊不清的自恋特征。
可以假设弗洛伊德认为Doolittle 是一个可能的弟子，教她一些心理功能的原则和关于发展的一些观点，从而给了她自恋满足，帮助治愈早期自恋的伤口。这种视角依靠于一些理论家提出的高级自恋的病因学观点上（Kohut,1971）,(Kernberg,1975)。在我看来，最好地勾略出来这些观点的，是Bach(1985)。
“类似的自恋的“幻影”，如过渡性客体，虚构的同伴，双打，吸血鬼，鬼，缪斯和创造性作品本身可以被视为再适应现象，来纠正精神感受和健康幸福的扭曲，尤其是当这些扭曲发生在一个稳固的自我意识建立之前。（15页）”
“幻影”大体上是可以交互改变的，这表明对这些自恋现象的治疗原则也是可以交互改变的。Bach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行为源于病人运用多种视角的能力。如果她只能忍受每个人都关心她的一个世界，其他人未能回应她的需要时她每次都会受伤。如果她未能将她自己看作她的世界的中心，她就会体验到灾难性的丧失自尊。或者经验可以沉淀为心灵的灾难。如果病人可以同时看到她是她自己世界的中心，也是别人的世界里的次要的人，她就不容易收到自恋的伤害。如果这一观点用于Doolittle 的分析，通过把她看作没有阴茎但仍完美的，把这看作是她和一些她信任的人保守的一个美妙的秘密，Doolittle从一个病人变成了一个追随者。通过把她自己看作完美的和双性的，她从一个性罪犯或性欲狂转变为完美的艺术家，天才。当她重塑她对自己的视角时，她将症状转化为适应。
我认为能够理解幻想是不真实的，同时又能把它当做真实的来治疗和体验，是至关重要的。Doolittle这样深刻地描述了她的双性化：在幻想中做一个男人，感觉到像个女人，在这两者间交相替换的想法。这是如此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幻想体验的原型，“是”和“不是”，“有”和“没有”，“做”和“不做”。在我看来，这一视角考虑到幻想形成的适应性价值，也有潜在的不适应的后果（Arlow,1969a）。以此看来，心理变化包括发展出多种视角和多种幻想，并相对容易地从一个幻想过渡到另一个幻想，而非以现实来取代幻想，或接受不可避免性来取代幻想。
总结
针对Hilda Doolittle的工作抑制和写作困境，弗洛伊德成功地进行了分析性治疗。给病人留下了极有帮助的印象的是他做了两个重要的解释。第一个是重建她早期的愿望，是在与她的妈妈和小弟弟的关系中成为一个有阴茎的伙伴。在她的一本写到分析的书中，她声明雅典娜女神是完美的，只是“她失去了她的矛”。“她是完美的”这一观念使Doolittle能够接受她的创造的能力，同时承认她的女性特质。第二个是，作为“完美”的双性特质的观点在后来的解释中意味着她对父母双方的认同，在她想起她童年时因同时失去父母而受苦时。她所完成的解释是忍受她自己的视角的交替，在她的工作中是男性化的，在她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是女性化的，尤其是她的爱情生活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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