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采用依恋Q-Set分类程序考察72名幼儿(M = 17.51个月)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用《婴幼儿社会.情绪性评价量表》(ITSEA)同时评估了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包括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域)的发展状况。结果发现：(1)在祖辈参与共同养育的背景下，大多数幼儿可以形成安全型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母子依恋的安全性高于祖孙依恋; (2)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存在着中等强度的相关，36%幼儿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水平不一致; (3)回归分析表明，与祖孙依恋的安全性相比，母子依恋的安全性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各领域具有更大的相对预测力，支持主导性假说; (4)拥有高安全性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幼儿，其外显行为域和内隐行为域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3组，高安全性母子依恋或祖孙依恋不能补偿对方的低安全性依恋的消极影响。在失调域上，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存在着交互效应。
关键词 多重依恋; 祖辈看护; 共同养育; 幼儿; 社会.情绪性发展
分类号 B844
1、问题提出
依恋是指抚养者与儿童之间的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情感联结，当这种情感联结断裂时，会对儿童日后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Bowlby，1973)，儿童早期的依恋关系具有焦虑缓冲功能和身体保护功能，并为儿童提供早期的人际交往经验，对儿童日后的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Bowlby，1982)。早期的家庭观察研究发现了儿童的多重依恋现象，即儿童可以与多个依恋对象形成情感联结，在面临威胁或挑战时，儿童可以从不同的依恋对象身上获得支持(Bowlby，1982)。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儿童与家庭中重要他人的互动过程和关系质量是影响其早期发展的重要近端过程(Bronfenbrenner，1979)。因此，多重依恋关系的研究和理论框架可以使人们在整个家庭关系网络中理解儿童的发展，为传统的依恋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有意义的窗口，也是21世纪依恋研究领域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Thompson & Raikes，2003)。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双职工家庭越来越普遍，因此儿童看护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母亲看护，其他人如父亲、祖辈和家庭保姆等人逐渐地参与到儿童看护中来。在我国，祖辈看护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养育现象，祖辈注重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他们将看护孙辈视为一种自觉责任。有调查显示，我国约60%的儿童主要由祖辈看护，约30%的儿童是被放在祖辈家中抚养(裴丽颖，2005)。在这种共同养育的环境中，母子依恋形成的同时，祖孙依恋也可能随之出现。因此，母子关系和祖孙关系的质量可能都是影响儿童早期社会性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将围绕以下4个问题进行探索性的探讨：
问题1：在母亲上班祖辈参与看护的共同养育背景下，幼儿是否可以形成安全型的母子关系和祖孙关系？哪一种关系的安全性水平更高？
祖父母是儿童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祖父母和儿童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Myers，Jarvis，&Creasey，1987)，但国内外关于祖辈看护和祖孙依恋的实证研究很少。有研究以 30个 12~24个月的婴儿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婴儿与母亲、祖母的依恋关系，结果发现祖母是他们重要的依恋对象，因为祖母往往居住在附近，婴儿与祖母之间交流和互动比较频繁(Myers et al.，1987)。上述研究中的祖父母并未与婴儿居住在同一个家庭中，有研究考察了未成年母亲(adolescent mother)与孩子的依恋关系，结果发现祖母的参与和支持可以提高母子依恋的质量，祖孙依恋的内部表征影响着未成年母亲的看护行为(Spieker & Bensley，1994); 还有研究者以 32个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儿童、未成年母亲和祖母之间依恋关系，结果发现 44%的儿童与未成年母亲形成了安全型依恋，72%的儿童与祖母形成了安全型的依恋，在与未成年母亲形成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 (18个)中，82.4%与祖母形成安全型的依恋(Patterson，1997)。此外，还有研究者对双亲有养育困难(主要指双亲的药物滥用、未成年怀孕、监禁、抑郁或家庭暴力等)由祖辈成为代理双亲的特殊家庭进行理论分析，认为祖辈看护会导致祖孙依恋的产生和发展、亲子依恋的破坏以及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受到挑战(Poehlmann，2003)。上述研究只是针对特殊家庭的母子和祖孙依恋进行了考察，且样本量都比较小，在我国正常的家庭结构中，祖辈参与看护的共同养育条件下，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质量将有待考察。
传统的依恋理论认为，安全型的母子依恋要求母亲对儿童的需求和行为有敏感的觉察和反应，让儿童相信母亲是安全感的来源，如果反复经历与母亲的日常分离，会导致儿童与母亲无法形成温暖而亲密的关系 (Jaeger & Weinraub，1990)。也有研究者认为，每天儿童与母亲的少量接触就足以促使安全型母子关系的形成，看护质量才是依恋安全性的基石(Sagi，van IJzendoorn，Aviezer，Donnell，& Mayseless，1994)。儿童与母亲和其他人的互动在时间先后和性质特征上是存在差异的，母亲是儿童最主要的依恋对象(Bowlby，1973)。实证研究也发现，儿童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数量 ”与母子依恋的质量不存在直接关联，虽然工作使母亲与儿童相处的时间减少，但母亲会通过缩短其他活动的时间来弥补 (Friedman &Boyle，2008)。关于儿童与未成年母亲、祖母的依恋关系的研究发现，儿童与祖母在一起的 “时间数量 ”与其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儿童与未成年母亲在一起的 “时间数量 ”与其母子依恋的安全性相关不显著(Patterson，1997)。可见，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上都未发现 “时间数量 ”是影响母子依恋质量的决定性因子，然而却是影响祖孙依恋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本研究中 76.4%的幼儿每周接受祖辈看护的时间大于 35 h。因此，我们预期在祖辈共同养育的背景下，大多数幼儿可以形成安全型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母子依恋的安全性高于祖孙依恋。
问题2：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之间是否存在着一致性？
在多重依恋的研究领域中，究竟两种依恋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一致性，一直是研究者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之一(Howes & Spieker，2008)。有研究者考察了未成年母亲、祖母和儿童之间的依恋安全性相关，结果发现母子依恋与祖孙依恋的安全性相关不显著，依恋风格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传递过程，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Patterson，1997)。关于多重依恋的一致性问题，探讨最多的是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一致性，且研究结论是存在争议的。有研究者认为，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不是相互独立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 (Fox，Kimmerly，&Schafer，1991; Steele，Steele，& Fonagy，1996)，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恋的安全性或不安全性会变成儿童的一种特质，而不是某种特定关系的特质 (Thompson，2006)，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一儿童的多重依恋关系的一致性会增加 (Boldt，Kochanska，Yoon，& Nordling，2014)。另有研究者却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多重依恋关系之间可能是不一致的。有研究发现，大约40%的儿童面临着不一致的母子和父子依恋模式，即母子依恋是安全型而父子依恋是不安全型的，或者反过来(Verschueren & Marcoen，1999; Kochanska& Kim，2013)。这是因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同的看护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儿童的互动模式是不同的(Grossman et al.，2002)。母亲对孩子往往是更多的生活和身体照顾、情感上的支持和学校卷入等，父亲会与孩子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与孩子一起进餐或带着孩子一起做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父亲会与孩子有较多的身体接触，会鼓励孩子独自探索和应变(Coyl-Shepherd & Newland，2013; 李丹，丁雪辰，2013)。在我国，往往是奶奶或姥姥参与共同养育，她们主要负责儿童的生活和身体照顾，与母亲和父亲所扮演的角色不全然相同。另有实证研究发现，祖辈比母亲更多使用高压的控制策略 (包括直接命令、禁止和威胁等)，更少地采取引导、推理和解释等低压策略(邢淑芬，孙琳，王媛，王争艳，2012)。基于上述的文献，我们推测：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质量存在着中等强度的一致性，一定比例的幼儿可能拥有不一致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
问题3：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质量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的相对预测力是什么？
早期的家庭生活经验影响着儿童的社会.情绪性发展(Bowlby，1973)，早期的家庭关系网络的质量，与儿童未来适应的或不适应的发展结果紧密关联，研究最多的是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Verschueren & Marcoen，1999; Brumariu &Kerrns，2010; Kochanska & Kim，2013; Boldt et al.，2014)。究竟多重依恋关系对儿童社会.情绪性发展的相对预测力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持有两种不同的假说：主导性假说和特异性假说。主导性假说认为，母子依恋在儿童的社会.情绪性发展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并影响着其他依恋关系的互动过程和质量(Main & Weston，1981; Suess，Grossmann，&Sroufe，1992)。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养育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儿童的早期养育过程(Pleck，2010)，母子依恋是否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最新研究发现，母亲或父亲都不能被清晰地视为儿童发展的“主导者”，儿童与父母任何一方的安全型依恋，都可以对儿童的社会.情绪性发展起着重要的保护效应(Kochanska &Kim，2013; Boldt et al.，2014)。特异性假说认为，多重依恋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不存在主次之分，每一种依恋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看护者与儿童独立的互动经历的基础上，不同的依恋关系会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不同方面(Howes，1999)。有研究发现，母子依恋的质量能更好地预测儿童自我表征水平; 父子依恋可以更好地测儿童的焦虑和退缩行为(Verschueren & Marcoen，1999)。另有研究发现，母子依恋的质量与儿童的自我理解和处理内部世界冲突的技能相关联，父子依恋与儿童处理学校和同伴关系等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技能相关联(Steele &Steele，2005; Boldt et al.，2014)。这是因为父子依恋是一种“父亲.儿童的激活关系”，父亲会帮助孩子独立地应对外部世界，勇敢地面对新的环境(Lamb& Lewis，2010)。
上述关于多重依恋与儿童发展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年代效应所致。随着时代的发展，父亲对儿童养育的参与度是不同的，以往父亲更多的是一个养家者，现在父亲从传统的养家者演变为儿童的陪伴者、引导者、保护者等多种角色(Lamb &Lewis，2010)，因此，90年代末期以来的研究主要支持了特异性假说。在我国祖辈共同养育的背景下，我们将对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质量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相对预测力，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如前所述，祖辈主要负责儿童的生活和身体照顾，与母亲所扮演的角色不全然相同，因此我们预期母子依恋的质量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具有更大的预测力，母亲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问题4：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质量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联合效应是什么？
除了考察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相对预测力，还需要考察二者的不同组合模式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联合效应。该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一致的母子和祖孙依恋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是否会出现叠加效应？即，安全型母子和祖孙依恋是否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产生积极的叠加效应？同样，同时拥有不安全型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幼儿，其社会.情绪性发展是否面临双重风险？二是，不一致的母子和祖孙依恋的组合模式(安全型母子依恋和不安全型祖孙依恋，或不安全型母子依恋和安全型祖孙依恋)，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种安全型依恋是否可以补偿另一种不安全型依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果可以补偿，那么这种补偿是完全的还是部分的？
关于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研究表明，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均为安全型的婴儿，他们与陌生人的社会关联性得分最高，均为不安全型的婴儿得分最低，两组相互冲突的依恋组合模式的婴儿得分介于中间(Main & Weston，1981)，但该研究对婴儿的依恋关系和社会关联性的测量是同时进行的。有追踪研究考察了婴儿期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质量，追踪测量幼儿5岁时的社会技能和社会信息加工，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拥有两种安全型依恋的幼儿其社会技能和社会信息加工的发展最好，拥有两种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发展最差，拥有两种相互冲突的组合模式的儿童发展结果介于中间(Suess et al.，1992)。还有研究发现，拥有两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其同伴技能、学校适应和积极的自我表征均高于拥有两种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其焦虑和退缩行为均显著低于拥有两种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Verschueren& Marcoen，1999)。上述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即一致性的依恋组合模式对儿童社会性的发展产生叠加效应，儿童与父母一方的安全型依恋可以 “部分”补偿与另一方的不安全型依恋的消极影响。然而最新研究发现，拥有两种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的外化和内化问题最多，两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并未对儿童的社会.情绪性发展表现出保护性的叠加效应，儿童与父母一方的安全型依恋可以 “完全”补偿与另一方的不安全型依恋带来的风险 (Kochanska &Kim，2013; Boldt et al.，2014)。如前所述，由于祖辈主要负责儿童的生活和身体照顾，与母亲所扮演的角色不全然相同，因此我们推测：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均为安全型的幼儿，他们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得分最高，均为不安全型的幼儿得分最低，两组相互冲突的依恋组合模式的幼儿的得分介于中间，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二者之间可以部分补偿。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在北京各大社区和网站发布招募信息，共招募到自愿参加研究项目的 77个家庭的母亲、祖辈和幼儿，参与家庭招募条件为：幼儿均是来自完整家庭的头胎儿，足月妊娠且不存在医学诊断中的重大身心疾病，这些家庭的幼儿均在母亲上班时由奶奶或姥姥看护，且每周看护的时间不低于 10 h，这一看护的时间标准是由美国“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国家研究机构” (NICHD)界定“非母亲看护 ”的定义时所设定的时间界限 (Vermeer & Bakermans-Kranenburg，2008)。剔除单个母子互动、祖孙互动录像缺损、问卷数据在 3个标准差以外等 5个家庭，纳入本研究分析的家庭为 72个，其中 38个男孩，幼儿的平均月龄为 17.51个月(SD = 3.76)，月龄范围 14~22个月之间。本研究 13.9%幼儿的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是高中及以下水平，61.1%是大学教育水平，25%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水平。27.8%幼儿的祖辈的受教育程度是初中教育及以下水平，63.9%是高中教育水平，8.3%是大学教育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分布是9.7%是 3000元及以下，25%是 3000~6000元，37.5%是 6000~10000元，27.8%是 10000元以上。此外，11.1%的幼儿每周接受祖辈看护的时间在 10~20 h，12.5%在 20~35 h，76.4%的幼儿每周接受祖辈看护的时间大于等于 35 h。
2.2研究工具
2.2.1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表
编制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表，收集幼儿、母亲和祖辈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幼儿的性别、月龄、家庭的月收入、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祖辈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祖辈每周的看护时间总量等人口学变量和看护情况信息。
2.2.2依恋行为 Q-Set分类
采用依恋 Q-Set分类(Attachment Q-Set，AQS)对母子关系和祖孙关系的质量进行评估，该测量工具主要适用于 1~5岁的幼儿，反映了幼儿依恋的安全性及其相关的行为特点(Waters & Deane，1985;Waters，1995)。吴放和邹泓(1994)将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进行了中文版修订，该 Q-Set分类共 90个条目，由观察者对儿童的行为或录像情节进行全面细致地观察后，逐条阅读行为分类卡片，并把它们按照 Q-set分类的方式分为 9组，然后计算该儿童的 Q分数与专家分好的 “假定的最安全儿童 ”的分数的相关，形成儿童 Q安全性分数，分数在.1到+1之间。van IJzendoorn，Vereijken，Bakermans-Kranenburg和Riksen-Walraven (2004)元分析的结果表明，由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实施分类在效标效度和重测信度上都优于抚养者的分类结果。
2.2.3婴幼儿社会.情绪性状况评价量表
美国耶鲁大学的 Carte，Little，Briggs-Gowan和Kogan (1999)编制了《婴幼儿社会 .情绪性评价量表》(Infant-toddler social and emotional assessment，ITSEA)，该量表主要用于评估12~36个月婴幼儿的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状况，由母亲进行主观评定。本研究采用我国张建瑞修订的中国版《婴幼儿社会.情绪性评估量表》及其开发的ITSEA软件，包括146个条目，核心条目 104条，包括 4个领域(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域 )，共负荷19个维度，具有较好的测量学特征，4个域的两周重测信度为 0.71~0.86，分半信度 0.82~0.90，Cronbachα系数为 0.80~0.88 (Zhang et al.，2009)。本研究中 4个域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68~0.73。
2.3研究程序
程序 1：母子互动和祖孙互动的家庭观察
本研究在自然的家庭情境下，进行母子和祖孙的自由互动观察并录像。通过电话预约，每次由经过专业训练的 2名心理学研究生带着录像设备入户观察。其中一名观察者负责操作录像机进行录像，另一名则负责观察家庭环境以及被试需要注意的关键行为，但并不进行现场记录。在母子互动时，祖辈需要回避，其他人不能干扰，保证只有母亲和孩子两个人的互动过程，互动前告诉母亲：“您平时怎么与孩子玩儿，现在就怎么玩儿。”同理，在祖孙互动时，也遵循上述程序。母子互动和祖孙互动分别持续30~40 min，两段录像中间间隔10 min。为了平衡顺序效应，一半的被试先进行母子互动，另一半被试则先进行祖孙互动。
在家庭观察开始之前，两名观察者会与母亲、幼儿自由互动10~15 min，以增加相互的熟悉度和信任感，减少被试因紧张感和焦虑感引起的偏差。家庭录像完后再根据AQS中的一些关键条目对母亲和祖辈进行10~15 min的访谈，对母亲、祖辈和幼儿的行为进行充分地了解。观察者在进行家庭观察前，接受了系统的培训，包括家庭观察应注意的事项、熟记AQS中的关键条目以备观察时有针对性地记录。家庭观察之后，两位观察者需立即整理访谈以及记录的关键行为，然后将记录和录像送交编码中心。
程序 2：填写相关调查表和量表
家庭观察结束后，请母亲填写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表和婴幼儿社会.情绪性状况评价量表; 然后，观察者需要对调查表和量表的填写情况进行检查，避免漏填和误填等情况。
程序 3：对母子和祖孙的自由互动过程采用 Q分类技术进行编码
本研究由4位不同的编码者对亲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Q分类进行编码，两名编码者分别用Q分类对同一录像进行分类编码，编完后计算其评分者一致性，编码者之间的分歧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本研究中4名编码者两两之间的评分者信度在0.72~0.93之间。
3结果分析
3.1初步分析
首先，分别以幼儿的性别、家庭月收入、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祖辈的受教育水平、祖辈看护的周小时数等变量为自变量，以社会.情绪性的4个领域发展结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内隐行为域和外显行为域两个结果变量上，性别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70) = 3.21，p = 0.08; F(1，70) =3.82，p = 0.06]，后面的分析需要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其余4个变量对幼儿社会.情绪性的发展均不存在显著影响，Fs <1.96，ps > 0.05。
3.2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及一致性分析
幼儿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安全性Q分数的平均值分别为MQ = 0.57 (SD = 0.08)和MQ = 0.48(SD = 0.15)，均显著地高于国外研究中的非临床儿童的平均安全性分数(MQ = 0.30)，这一结果说明在母亲上班时祖辈参与看护的条件下，虽然与母亲经历反复的日常分离，但大多数幼儿也可以形成安全型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母子依恋的安全性高于祖孙依恋，t (71) = 6.36，p <0.001，Q分数越高，表明依恋的安全性水平就越高。
采用陌生情景测验(SSP)的研究发现，儿童与成人的依恋关系安全型和不安全型分组的人数比例是2:1，鉴于Q-set的评分并不能直接给出被试的依恋安全类型，由于Q-set和SSP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国外的研究人员在使用Q-set对儿童的依恋行为模式作评分分类时都是参照SSP研究发现的分类百分比作出分组，以决定哪些儿童属于高安全性组，哪些属于低安全性组。因此，大部分采用Q-set的研究者会选择样本分数分布的第33百分位作为分组点，凡是依恋分数高于该百分位的为高安全性，低于该百分位的为低安全性(邹泓，吴放，1997)。因此，本研究以样本分数分布的第33百分位作为分组点，选取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Q分数由低到高的32%作为低安全性依恋组(n = 23)，其余幼儿划分为高安全性依恋组(n = 49)。
按照上述标准分别将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划分为“低安全性依恋”和“高安全性依恋”两组，对两种依恋安全性分组的一致性程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Cohen’s k = 0.17，z = 1.44，p = 0.15。从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64% (46 / 72)的幼儿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属于一致的安全性依恋分组，即同属于高安全性依恋组(n = 36)，或者同属于低安全性依恋组(n = 10)，36% (26 / 72)的幼儿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水平是不一致的，即属于低安全性母子依恋和高安全性祖孙依恋组，或者属于高安全性母子依恋和低安全性祖孙依恋组。同时，对母子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进行相关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中等强度的相关，r = 0.35，p < 0.01。
3.3不同依恋组合模式下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结果
幼儿两种依恋的四种组合模式(高安全性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组、低安全性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高安全性母子依恋和低安全性祖孙依恋组、低安全性母子依恋和高安全性祖孙依恋组)的社会情绪性发展的描述性结果见表 2。分别以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域为因变量，以两种依恋的 4种组合模式为自变量，进行一系列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1)在外显行为域上，依恋关系的不同组合模式的主效应显著，F(3，68) = 9.56，η2 = 0.30，p <0.001。事后检验 (LSD)发现，第一组幼儿显著地少于其他 3组幼儿，其他 3组幼儿之间差异不显著。(2)在内隐行为域上主效应显著，F(3，68) = 3.26，η2 =0.13，p < 0.05。事后检验 (LSD)发现，第一组幼儿的内隐问题显著地少于第三组和第四组幼儿，其他 3组幼儿之间差别不显著。(3)在失调域上的主效应十分显著，F(3，68) = 4.56，η2 = 0.17，p < 0.01。事后检验(LSD)发现，第一组幼儿在失调域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 3组，其他组幼儿的差异不显著。 (4)在能力域上，两种依恋的组合模式的主效应不显著，F(3，68) = 1.70，η2 = 0.07，p = 0.18。
3.4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回归分析
表 3具体呈现了母子依恋、祖孙依恋的安全性与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 4个领域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母子依恋的安全性分数与幼儿的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和失调域显著负相关，与幼儿的能力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分数与幼儿的外显行为域呈显著负相关，与幼儿的内隐行为域呈边缘显著水平。
Q分类技术最大的优点是从连续变量的角度评价幼儿的依恋安全性(Waters & Deane，1985)，本文将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分数视为连续变量，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相对预测力和联合效应进行探讨。回归分析可以直接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对幼儿的社会 .情绪性发展的预测力是彼此叠加的，还是存在交互作用的？ (2)如果二者可以联合起作用，哪一种依恋关系在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二者是否可以 “完全”或“部分”补偿另一方不安全性依恋带来的风险？
因此，以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分数为自变量，以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域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见表 4。在回归模型中，第一步将儿童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女孩编码为 0，男孩编码为 1; 第二步将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作为预测变量纳入方程 ; 第三步纳入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中心化后的交互项，考察二者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控制了幼儿性别的影响效应之后，母子依恋安全性依然可以显著预测幼儿的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和能力域的得分，即当母子依恋安全性越高时，幼儿的外显行为域和内隐行为域的得分也会越少，并表现出更高的能力 ;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对幼儿 4个领域发展结果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祖孙依恋的安全性与外显行为域的得分相关显著，而纳入回归方程后回归系数不显著，所以重新计算了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并将置信区间为 95%，在外显行为域的得分上二者不存在重叠(母子依恋： [-65.88，-27.91];祖孙依恋：[-24.59，9.44])，该结果表明，在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和能力域这3个领域的得分上，母子依恋的安全性发挥着独立的、主导性的预测作用。
图1 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对幼儿失调域的交互效应
4 讨论
祖辈看护是我国儿童养育中的普遍现象，这不仅反映了我国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也说明了我国正处于快速变迁的时代(Chen，Liu，& Mair，2011)。本研究中的幼儿在母亲白天上班时，均接受祖辈看护，每周接受祖辈看护的时间均不小于10 h，其中76.4%的幼儿每周接受祖辈看护的时间大于35 h。在自然的家庭环境下，本研究采用录像观察法分别测量了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并同时测量了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结果，这样可以分别考察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一致性、二者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相对影响力及其联合效应。
4.1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和一致性分析
本研究中的幼儿在母亲上班时由祖辈看护，结果发现在祖辈参与共同养育的背景下，绝大部分幼儿依然可以形成安全型的母子依恋，这表明对于大部分有工作的母亲而言，反复的日常分离并不会影响幼儿安全型母子依恋关系的建立，这一结果支持了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结论。如有研究者认为幼儿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总量与母子依恋的安全性无关，即“时间数量”对母子依恋的安全性只有较小的影响力(Friedman & Boyle，2008)。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母子依恋的安全性高于祖孙依恋，这表明即使在多重依恋关系中，儿童更倾向于向某位依恋对象寻求安全感，称之为“首要的”依恋对象(一般是母亲)，而其他依恋对象则被幼儿视为“次级”依恋对象(Bowlby，1973，1982)。
本研究发现，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存在着中等强度的相关，一致性分析发现36%幼儿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分组是不一致的，该结果与国外关于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一致性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安全性之间存在着中等强度的相关，其中38%幼儿的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安全性水平存在着不一致(van IJzendoorn & De Wolff，1997)。还有研究发现，41%幼儿的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安全性间存在着一致性(Verschueren & Marcoen，1999)。由此可见，有一定比例的幼儿处于相互冲突或不一致的多重依恋关系网络中，亟需探讨这种多个看护者的冲突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影响。
4.2母子依恋、祖孙依恋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相对预测力
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直接比较了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相对预测力，结果发现母子依恋的质量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 4个领域均有显著预测力，而祖孙依恋的预测力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母子依恋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具有更大的相对预测力，该结果支持主导性假说，而不是特异性假说。这与西方早期的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的研究结果类似，如 Suess等(1992)曾经考察了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母子依恋的安全性更能预测儿童各方面的能力发展。但是新近研究发现，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当母子依恋为不安全型时，安全型的父子依恋可以起保护作用，同样当父子依恋为不安全型时，安全型的母子依恋也可以起保护作用(Kochanska & Kim，2013; Boldt et al.，2014)。随着社会文化和养育方式的变迁，父亲在儿童早期养育过程中参与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们对父亲的社会期望发生变化，人们认识到父亲参与养育的重要性(Pleck，2010; Coyl-Shepherd & Newland，2013)。但本研究发现，在我国祖辈看护的共同养育环境中，依然保持了以母子依恋为主导的多重依恋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这可能是因为祖辈和父亲本身的身份不同造成的，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和参与养育的程度存有较大区别，这提示我们，今后需要同时考虑看护者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和参与养育的程度来比较父亲和祖辈的作用。其二，在家庭互动中，儿童是一个积极的生物体，儿童对父母的认知及互动和与对祖辈的认知及互动可能有着性质上的不同，这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需要在考虑儿童自身对看护者的认知的基础上，比较多重依恋关系的预测力。
4.3母子依恋、祖孙依恋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联合效应
关于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对幼儿社会 .情绪性发展的联合效应，本研究发现，拥有两种高安全性依恋的幼儿，其外显行为域和内隐行为域的得分均显著地低于其他 3组幼儿，其他 3组的得分差异不显著。这说明两种安全型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产生了积极的叠加效应，但二者之间不能相互补偿，即安全型的母子依恋不能补偿不安全型的祖孙依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反之亦然。该结果与以往关于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联合效应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该领域早期研究发现，拥有两种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儿童的发展结果最好，拥有两种不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儿童的发展结果最差，而拥有两种相互冲突的依恋组合模式的儿童的发展结果介于二者之间，这意味着他们与父母一方的安全型依恋可以 “部分”补偿与另一方父母不安全型依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Suess et al.，1992; Verschueren & Marcoen，1999)。然而，最新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结论，即拥有两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并未对儿童发展表现出保护性的叠加效应，儿童与父母一方的安全型依恋可以 “完全”地补偿儿童与另一方父母不安全型依恋带来的风险，拥有两种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的外化和内化问题都表现的最多。总之，迄今为止的研究发现，安全型的母子依恋或父子依恋对儿童外化和内化问题的影响可以“部分”或“完全”补偿另一方不安全型依恋关系的消极效应。然而，本研究却发现，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对幼儿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问题的影响无法相互补偿。同时，该结果也提示我们祖辈看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生活和养育压力，但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力是祖辈无法替代的，祖辈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可谓是 “锦上添花 ”，而不能像父亲起到补偿不利因素的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失调域上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那些与祖孙依恋安全性水平较高的幼儿，他们与母亲的依恋安全性越高，越能够显著地减少他们的失调行为 ; 但对于那些与祖孙依恋安全性水平较低的幼儿来说，母子依恋的安全性对其失调行为没有预测作用，这说明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对幼儿的失调域发挥着联合作用。失调域主要包括睡眠和饮食等方面，祖辈在这些方面的参与度也是最高的，因此祖孙依恋的质量对幼儿的失调域的发展发挥着调节效应。
4.4本研究的不足和研究展望
本研究首次在多重依恋的理论框架下，同时考察了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及其二者与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关系，这在多重依恋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开创性。但依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也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首先，由于人力、物力和时间的局限性，本研究仅是比较了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安全性对儿童社会 .情绪性发展的影响，没有同时考虑父亲的作用。虽然，我国祖辈参与看护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已有研究表明，父亲在儿童的成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其次，成长的过程中，儿童自身的特质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儿童的气质可能对养育经历和自身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本研究并未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差别易感性假说认为，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具有更强的“可塑性”，他们对积极和消极的养育经历都更为敏感(马园园，周荃，邢淑芬，2015)。例如，有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困难型气质的儿童，母亲的养育敏感性与其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更强烈(Bradley & Corwyn，2008)。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在差别易感性假说的理论框架下，考察儿童自身的气质、生理因素(如，皮质醇反应性)和基因特点对其养育经历和发展结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使该领域的研究结果更有针对性。
最后，本研究对幼儿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社会.情绪性发展结果的测量是同时进行的，无法考察从婴儿期、学步儿期到儿童早期的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的发展轨迹，也无法考察多重依恋关系的质量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长时预测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追踪设计深入考察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在儿童不同成长阶段的发展轨迹，同时还可以在学校和同伴群体等更广泛的生态范围中，考察母子依恋和祖孙依恋对儿童发展的相对影响力和联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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