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想狂的犯罪动机——帕品姐妹的罪行
作者：拉康 译者：潘恒
大家一定还记得勒芒（Le Mans）惨案的恐怖情形以及克里丝汀.帕品（Christine Papin）和蕾雅.帕品(Léa Papin)两姐妹的犯罪动机之谜在公众意识中所激起的不安。由于新闻界老练的记者们已经用大量的案情报导回应了公众的担忧和兴趣，因此我将只对此进行简要概述。
两姐妹分别是28岁和21岁。在外省的这座小城里，她们长期以来都在一户中产阶级家庭里做佣人，并且其出色的工作表现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一名律师，和其妻育有一女。由于姐妹俩热爱家务，周围的人都说她们是模范佣人；同时，她们也是神秘的佣人，因为只要人们留意到她们的东家似乎极度缺乏人情味，那么就不能说这只是由于佣人的冷漠傲慢所造成的；并且，东家和佣人竟互不言语。即便当事人对此讳莫如深，这种沉默也绝非毫无意义的。
终于，二月二号的夜里，随着再平常不过的停电，黑暗将临了。姐妹俩工作中的差错成了事件的导火索。虽然当时女主人们不在家，但是平时的碎言碎语已经显露出她们的暴脾气。那么，当她们归来并发现姐妹俩的小错误时，母女俩作何反应呢？对于这点，克莉丝汀的描述显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不管怎样，悲剧的帷幕很快就拉开了；而对于袭击的形式，除了姐妹俩的版本，我们难以相信别的说法：突然，她们（帕品姐妹）就同时愤怒至极，一人抓住一个敌人（东家母女），活生生地从对方的眼眶中挖出眼珠，犯下了“犯罪年鉴”上罕有的罪行；并且，最终杀死了她们。紧接着，借助手边的锤子、锡制餐具和厨用刀具，姐妹俩猛烈攻击死者的身体，捣碎了尸体的面庞，剥开其下体；深深地割破其臀部和大腿，以便将一位死者的鲜血泼在另一位的身上。然后，她们首先清洗了这些凶残仪式中所用的器具，并在沐浴更衣后同寝一榻。最后，她们互道一声：“太脏了!” 在血色狂欢后的风平浪静中，这句客套话似乎给一切定上了某种幡然醒悟的调调。
面对法官，她们既未供述任何可被理解的犯罪动机，也没有流露出对死者的恨意或埋怨；只是担忧要共担责任。在三位精神科专家面前，由于没有表现出任何妄想或精神错乱的迹象，也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精神或身体的病症，所以她们不得不认罪伏法。
对于罪犯的既往史，相关资料显得太过含糊，以致于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解除妹妹的监护权，姐妹俩在市政府旁曾做过一些糊涂事；一位秘书长认为她们有点疯；“中心警察局”分局长觉得她们是被迫害妄想者。此外，她们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依恋之情；她们不在意其他人；她们在同一卧室共渡假日。可是，至此，这些古怪行为有引起人们的思考吗？再者，大家也忽略了她们的父亲的情况：他酗酒，粗暴，曾经强奸过一个女儿，还令她们过早地辍学。
直到五个月的牢狱生活之后，由于姐妹俩开始被单独监禁，克莉丝汀才表现出剧烈的烦躁不安，并且伴有恐怖的幻觉。在另一次发作中，她试图自挖双目。虽然她并未成功，但是还是受了些伤。这次发狂使得强制束缚措施的运用成为必然。之后，她陷入“性暴露”活动中，且伴有抑郁症状：抑郁、绝食、自责、以及令人厌恶的赎罪行为；再后来，她还多次表现出具有妄想意义的言语。要说克里丝汀假装出这些状态，那就丝毫没有抓住这些状态的本质：虽然主体经常把这些状态看成是耍花招，但是这丝毫不能减弱其行为的病态特征。
九月三十日，姐妹俩接受了法庭的宣判。当克里丝汀得知自己将被斩首于勒芒广场时，她顿时跪倒在地上。在复核鉴定被拒绝之前，医学界名宿罗格尔（Logre）医生，认为可以为她们出庭辩护。不过，究竟是什么把他推向“辩护人位置”上的呢？是出于名医所固有的严谨习惯还是因形势所迫而产生的谨慎呢？对于被假定存在于姐妹俩身上的精神异常，罗格尔医生不是只提出了一种假设，而是许多假设：迫害念头、性倒错、癫痫或癔症性癫痫。对于这个难题，如果我们认为可以给出更为单义的答案，那么我们要首先向他的权威性致敬。这不仅是由于他使我们免于因不检查病人就做出诊断所招致的指责，还因为他针对诸多难以辨析的现象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方法。我们将看到，这对于论证我们的论点而言是多么地重要。
我们认为她们是妄想狂（la paranoïa）。无论精神病学的演变使妄想狂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迁，它都是一个疾病实体；并且，大体上，它对应于以下几种典型特征：a）理智型的妄想，其主题可以从夸大观念变动至迫害观念；b）经常伴有致命性的攻击反应；c)具有一种慢性病程。
至此，对于这种精神病的结构，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构想：一种认为它是由病态体质的发育所导致的；另一种观点指出：在这些暂时的感知觉型紊乱中存在一些类似于“正常解释”的「基本现象」，即人们所定义的解释型现象；在这种观点中，妄想被构想成主体为了解释一些经验所做的理性努力，犯罪行为也被理解成由“妄想型信念产生的犯罪动机”所触发出的一种激情反应。
即使上述「基本现象」比所谓的妄想型体质更靠谱，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两种观点之不足。于是，我曾尝试在贴近观察病人行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构想[1]。
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其元素中，或是在妄想的整体中，还是其反应中，偶发的社会关系都对这三种现象性维度产生了影响。我们认为这样的社会关系是原初性的；我们假定“社会张力”这个动力性的概念可以解释许多精神病现象，并且其平衡或断裂状态通常可以定义个体的人格。
能够引起杀人行为的攻击冲动是精神病的基础，并且会以病态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说它是无意识性的。这意味着：使之进入意识的意念只有首先与主体所吸收的社会要求达成妥协才能显现；换言之，要是不对纯粹的妄想型动机加以伪装，它就不能出现。
不过，这种冲动本身表现出一种社会关联性：它总是具有一种犯罪意向性，并且几乎总是出于报复的意图；它通常带有惩罚的意义，也就是说根据社会理想做出惩罚。有时，它认同于道德意义上的完美行动，且具有一种赎罪的意义（自我惩罚）。谋杀行为的具体特征、受害者的选择、谋杀的效率、如何发起与完成会随着这一基本冲动的「人道意义的级别」规则地变动。也同样是这些级别决定着社会对妄想性犯罪的反应。社会会表现出双重反应：犯罪所带来的不安情绪的蔓延；舆论中泛起要对之做出处罚的要求。
无论是就其所激起的超出恐惧维度的不安而言，还是就其制造的残忍的、象征性的景象的价值直至那些最为可憎的细节而言，帕品姐妹的罪行就属于这一类型：再寻常不过的关于恨的隐喻——“我希望他倒大霉”（Je lui arracherais les yeux,字面意思是“我要抠掉他的眼睛”），被一字不差地执行出来。公众会这样揭示其意义：就像古老的律法会对奴隶的罪行所做出的惩处那样，这种恨是要把对方处以极刑。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搞错了这一罪行的真实意义。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心理学方法研究罪犯的责任性（是否担责或担多大的责）问题；这对于它应服务的大众而言实在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认为“理解即宽恕”这句格言要服从于每一人类群体的界限；超出这一界限，所谓的理解（或认为理解了）就是要判刑。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妄想的理智内容在我们看来是犯罪冲动的上层结构。不过，对于犯罪冲动而言，它是一种既具有否定性亦可以证明其合理性的上层结构。因此，我们认为它服从于这种冲动的变化，比如这种上层结构会因犯罪冲动的满足而坍塌：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一例特殊类型的妄想狂个案中（埃梅个案），随着行动目标的实现，妄想也消失了。因此，
“在帕品姐妹犯罪之后，妄想同样消失于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这件事就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了。经典的解释与描述中的相应的不足之处就在于：由于断言了偏执狂的妄想的稳定性，所以即便这些变化的存在是那么地重要，经典的解释仍旧忽视了它们。由于这种观点只关注到结构的恒定性，它促使许多专家陷入误判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妄想型的犯罪会使他们陷入困境中。在这种困境中，他们忽略了自己的学说，任“现实意识”浮现出来，继而只能引起他们的不确定性。
对于帕品姐妹，我们应当把犯罪前的妄想观念的唯一痕迹当作临床症状观察表的补充：尤其是在勒芒市“中心警察局”分局长的证词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点。它的模糊性丝毫不能成为拒绝它的理由：在病人尚未用妄想公式明确地说出其观念之前，任何一个精神科医生都能识别出由病人的某种言语刻板症所唤起的极其特别的氛围。哪怕一个人只有过一次这样的感受，当他再认出它时，他也不会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警察局的排查员们的确更习惯于此种经验。
在监狱里，克里丝汀说出了许多「妄想性的主题」。我们不仅这样定义妄想的典型症状，比如对现实的系统性误认（克里丝汀询问两位受害人还好吗，她认为她们复活于另一个身体中。），还用它来形容被下述的言辞所表达出来的模糊的信念：“我坚信下辈子我会是妹妹的丈夫。”显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言语辨认出存在于已得到分门别类的那些妄想中的典型内容。此外，从那些最为确定的怪诞的妄想（在其中，主体意识到一种双重现实）到以疑问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假设型妄想中（在这里，对病人而言，关于现实的一切确定性都是靠不住的），我们总会在妄想型的信念中碰到某种双重性。
在此案例中，对其妄想的内容与形式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在妄想的惯常分类中确定姐妹俩的位置。在先前的研究中（埃梅个案），我们通过那些形式性的关联性分离出了一种特定的妄想形式。然而，对于帕品姐妹，其妄想并不能被放入这种极为局限的形式中。也许，它们超出了妄想狂的「种属性」框架，并且进入了妄想痴呆（paraphrénie）的范畴。克拉佩林的天赋使他将从各种妄想痴呆中分离出一种连续的邻近性。不过，由于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有些混乱的，这种明确的诊断是不牢靠的。此外，对于犯罪动机的研究来说，它也没什么用处，因为在研究中，我们已经指出：妄想狂的形式以及类似的妄想形式是被一种结构的共通性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结构的共通性又是用来证明对应的分析方法的运用是合理的。
可以确定的是，在这对姐妹中，精神病的形式若不是相同的，至少也是密切相关的。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一种令人惊愕的断言：两个人不可能共同遭受同一种精神病的侵袭，或者同时表现出一样的精神病。实际上，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二人妄想（les déliresàdeux）”早就存在于已知的精神病的最为古老的形式中。临床观察表明：它们会有选择性地产生于近亲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可以说，在一些个案中，其机制可以被解释成“主动的妄想主体向被动的愚笨主体施加某种偶然的暗示”。我们将看到：我们的关于妄想狂的构想与其他的观点迥然不同，并且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姐妹俩的罪行所表现出的相似性。
如果谋杀冲动没有被一系列相关的社会性冲动所控制的话，如果我们对人格演变的实际认识不能使我们将这些冲动性异常的根源考虑成同时代性的，那么被我们当作妄想狂基础的谋杀冲动就只是一种不太准确的抽象概念而已。同性恋、施受虐性倒错等都是冲动性问题；只有精神分析家觉察到这种问题的存在于这些个案中；而我们也试图在自己的研究中证明其发生学层面的意义。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姐妹俩似乎只为此种关联性带来一种粗略的证据：在那些施加于受害者身上的勾当中，施虐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些情况的启发下，还可以说姐妹俩的排他性情谊、围绕在她们的生活之上的种种谜团、她们的同居所表现出的古怪性、以及犯罪后的胆怯令她们在同一张床上贴近在一起等现象并没有什么意义吗？
虽然我们对这两个病人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正如没有任何人跨出那一步一样，对于“姐妹俩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些犹豫的。这就是为什么当罗格尔医生提出“心理上的夫妻关系”这个微妙的术语时，我们会向他致谢的原因。通过这个术语，我们可以权衡出他在这个问题的审慎态度；就像精神分析家们从同性恋中派生出妄想狂一样，他们自己也将这种无意识的同性恋定性为非典型性的。这种同性恋倾向仅是通过一种强烈的对此种倾向的否定表现出来，并且建立起一种被害观念，将所爱的对象确定于迫害者中。可是，这种如此接近于其最明显不过的表现物、却又总是被一种极为明显的障碍物所分隔的特殊倾向到底是什么呢？
在一篇值得赞赏的文章[2]中，虽然弗洛伊德并没有向我们揭露这种悖论的谜底，但是他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来找到答案的全部元素。因为，他为我们证明出这一点：现有的知识表明，在幼儿期的最初的几个阶段中，当兄弟间的原初敌意被削减时，这种敌意会异常地反转为欲望；而且这种机制会引发一种特殊类型的同性恋，在其中，社会性的活动与冲动会占主导地位。事实上，这种机制是恒定的：此种爱的固着是个体初次内化于我们所说的“社会张力”的冲动倾向中的原始条件。这是一种痛苦的内化，在其中，社会不停地向其成员所施加的那些最初的「牺牲性要求」显露无疑：这就是社会要求与个人的这种意向性之间的关系，即社会性的要求使个体遭受痛苦，从而引发个人的施虐意向性。不过，根据最低抵抗法则，这种痛苦的内化引发了一种指向“唯我论式的自我”的情感固着。这种情感固着是自恋性的，并且其所选择的对象是主体的类似者：这就是其同性恋特征的缘由。然而，这种固着应当被超越，以便实现一种社会性的道德效力。皮亚杰的研究出色地向我们展现了它的发展过程：它可以从最初内化道德性的游戏规则时所表现出的天真的自我中心主义发展到所谓的成熟的道德意识阶段中的合作态度。
在我们的病人这里，这种演变并没有超越第一阶段；其发展停滞的起因是多样的：一种是器质性原因（遗传性的缺陷）；另一种是心因性的，并且在这些心因性的原因中，精神分析揭露了“幼儿乱伦”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帕品姐妹的生活中似乎并不缺少这种乱伦行为。
老实说，早在这种理论性的对比研究之前，对各种类型的妄想狂个案的长期观察以及相关的社会调查研究,已促使我们去探究妄想狂的结构以及完全被兄弟（姐妹）情结所支配的「邻近型妄想」（比如二人妄想）。它们的主要动因被我清晰地展现在已出版的观察报告中（埃梅个案）。对姐姐的矛盾情感支配着埃梅的自我惩罚行为。如果在她的妄想中埃梅将爱恨交织所引发的控诉相继转移到不同的人身上，那么她正是在为摆脱原初固着而努力。可是，这种努力失败了：由于埃梅把姐姐当成自己的理想，所以每位女性迫害者只不过是一个总是被自恋所束缚的、被姐姐的位置所俘虏的新形象。现在，我们明白一直被埃梅大声叫骂的、却不被她知晓的玻璃制的障碍物是什么了，即她爱着这些女性迫害者：她们都只是些形象而已。
这些病人所遭受的二元烦恼难以使她们摆脱那喀索斯式的不幸。致死的激情最终以投身于死亡的形式收场。埃梅之所以刺伤了她所憎恨的那位女明星，恰是因为这个女明星代表着她自己的理想。在帕品姐妹的那些罪行中，在克里斯汀向自己的结局下跪时，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自我惩罚的需要、这种巨大的负罪感。不过，在她们俩之间，似乎不存在杀人所必须的距离。她们是真正的形影不离的两个人，并且构筑了一个永久封闭的世界。在阅读了她们的罪行陈述后，罗格尔医生说：我们会以为正在看复印本。通过她们的孤岛上的一切手段，姐妹俩要揭开自己的谜团，解开人类的性的谜团。
必须要竖起耳朵倾听这些病人的古怪言论，以便认识由她们的深受奴役的意识在石祖之谜以及女性阉割之上所建立起的各种疯狂。这样一来，我们会在所谓的正常主体的羞怯的供认中了解到他们闭口不提的那些信念。之所以他们认为要保持缄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想法是幼稚的。虽然他们不说这些想法，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仍然是赞同这些念头的。
对于这对病人，只需要倾听，就能发现：克里丝汀的那句话“我坚信下辈子我一定是妹妹的丈夫”多次复现于许多幻想性的主题中。可以想象，在“犯罪”这种绝望的经验使她与另一个自己（妹妹）分裂之前，她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痛苦历程；在幻觉性妄想第一次发作后，她认为自己看到妹妹这次打击（俩人被迫分裂）夺走了生命；面对着令她们互相指证的法官，她喊叫出这些饱含醒悟之情的话语：“是，快说“是”啊。”
在那个宿命之夜，姐妹俩在惩罚性焦虑的逼近中将女主人们的形象与关于自身痛苦的幻象混同起来。在被她们拖入凶残的四对舞中的这对母女身上，她们所厌恶的正是自己的苦恼。她们就像阉割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那样挖出母女的眼睛。自古以来，犯渎圣罪的好奇心引起了人的焦虑；当姐妹俩撕碎受害者时，当她们在受害者张开的伤口中围捕克里丝汀后来在法官面所说的“生命之谜”时，正是这种焦虑在推动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