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下文中拉康所提到的「意义（le sens）」和「意谓（la signification）」来自于弗雷格的两个概念：sinn以及bedeutung。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可参照 «弗雷格思想研究»，王路著，商务出版社。
2 :尽管本文的译者Niomède Safouan(尼奥梅德.萨福安)将拉康用的英文词denegation翻译成dénégation，但是考虑到在这一术语的翻译中长期存在争议以及这篇文章的主旨，译者认为这里涉及到的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物倒错”与“精神病”的机制——「否认(Verleugnung)」。
在精神分析的研究中，「恋物癖（le fétichisme）」这个问题有着独特的命运。
世纪之初，在 «性学三论»的第一版中，弗洛伊德认为恋物癖在神经症和倒错的研究中占据着一种特殊的位置[1]。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弗洛伊德再次强调了它的特殊位置，并补充道：“当我们对恋物癖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时，存在于恋物癖与神经症之间的区别或反差消失了”。的确，恋物癖应被归入倒错中；而根据那个著名的公式，倒错也确实是神经症的底片。可是，恋物癖是这样一种倒错形式，在其中，我们找不到其与神经症的反差。
弗洛伊德亲自叮嘱所有想要理解阉割焦虑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人务必要研究恋物癖。无论是对于精神分析学的信奉者，还是其诽谤者，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都在于它是每个人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全部关系的试金石。
因此，为了让人们注意到恋物癖的重要性，必须要竭尽全力。可是，成果如何呢？在1910后的若干年中，对于这个主题，只出现了六篇重要的论述。
在为期十一年的跨度中，弗洛伊德两次重提这个问题，并且每一次方式都很特别[2]。读了这些文章后，我们会觉得弗洛伊德自己也在寻思读者是否真能理解他所说的内容[3]。
关于这点，必须要记住弗洛伊德的残篇之一正是在探讨恋物癖。鉴于他终其一生都在引领精神分析的发展进程，那么从这篇文章中预判到战后精神分析思想的必然走向就不是出于一种自负。
说的就是关于自我的研究。因为，在上个年代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即便它会随着每个国家的精神分析学派、特色、偏好、品味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关于自我的研究一定占据主导地位[4]。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恋物癖的研究重新显现。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叮嘱的那样，任何一个人若想要以关注俄狄浦斯动力学的方式来充分理解“什么是自我”，那么恋物癖的研究是且一直会是最具启发性的。
无论是为了澄清我们的观点，还是指出本报告的基本方针，我们都必须首先提醒大家注意这件事：虽然相对于其他科学精神分析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的心理，可是弗洛伊德是通过成人的临床观察——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倾听他们，也就是说倾听他们的话语——发现到它的。因为，精神分析是一种谈话疗法。
乍一看，重提这些被普遍接受的真理似乎有些失礼，但是细想一下，并非如此。这只是回顾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因为，除非是要否认精神分析的本质，否则在所谓的前言语结构[5]的研究中我们定会将语言当作行动指南。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并且向我们论证出：症状通过词语言说；和梦一样，它们由句子构成。
在1927年的那篇文章 «论恋物癖»中，弗洛伊德将我们引入「物神（le fétiche）」的研究中，并且指出它需要被破译。要像破译症状或电文那样解开它的密码[6]。他还告诉我们要用何种语言来破译它。此种引出问题的方式并不是毫无意义。从一开始，与其说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在模糊的视觉类比领域中提出问题（比如，洞穴的形状使人想起阴道，皮毛则类似于阴毛，等等），倒不如说它是针对语义领域发问。通过“瞥一眼鼻子或鼻子上的光泽（Glance on the nose）”，鼻子上的光泽（De Glanz auf der Nase）会转变为女人的阴茎。严格说来，除非依靠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道路，否则这种转变是不可理解的。在这条道路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碑文——“它有什么意义（sens）呢？”
问题不在于被抑制的情感；情感本身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问题涉及到对一个观念(表象)的否认（dénégation）。通过这种否认，我们进入意谓（la signification）的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移置（déplacement）」才有意谓。这正是人类现实的一个基准面，即想象领域[7]。
从小哈里（Harry）的那位著名的探访者——为了制止孩子自己给“鼻子”搔痒，这位探访者扬言要剁掉孩子们的手或者用这一附属器官来喂毛毛虫[8]——进来之时起，他（小哈里）就在那里找到了位置。
当弗洛伊德在 « 性欲三论 »中处理 “青春期的变化”这一问题时，当他告诉我们客体具有想象性的创造物的样子时，他正是如此划分这种行为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之所以在不幸的爱情的影响下病因性特征会回归，是因为力比多会就此返回到童年期所爱的人的形象上。作此解释之时，他所提到的正是「形象（les images）」的新陈代谢。
这正是为什么要重视“倒错中精神因素的决定性”的深层意义。倒错越是令人反感，这一部分的作用就越明显。不论结果有多么糟糕。我们总能找到一种心理活动的元素，并且发现它对应于性动力的理想化倾向。
那么，这一线索中断于何处呢？当停止想象、言说与绘画的小哈里莫名地切断一个发绺时，当他因为没看见那位残废的朋友就不做任何解释地边逃边喊时，发生了什么呢？
初看起来，我们会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事实上，我们眼下正处于一种迷失了意义的维度中，处在恋物型倒错、对于“鼻子上的光泽”的癖好所在的维度中。如果不对鼻子或被切断的发绺展开研究，这就会像真正的“倒错性固着”那样成为不可分析的事物。事实上，严格说来，如果一只拖鞋是女性器官的移置，而且不存在别的可以用来加工这些原始素材的元素，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完全超出分析范围的原始倒错[9]。
由此可见，想象根本不能代表可被分析的事物的全部。关于哈里的临床观察可以很好地帮助解决我们刚才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只是在这一时刻，哈里的行为才表现出精神病学临床所说的“沉默、反抗、缄默症”。他不再尝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他吵吵嚷嚷。这样一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看，他都放弃了使别人理解自己的尝试。
线索正是中断在这里。
那么，此时，这个孩子拒绝处于何种领域中呢？
和恩斯特.克里斯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那正是符号域，即人类现实的必不可少的领域[10]。
如果哈里不再使别人理解自己，那么对于他人，他也同时是不可理解的。这这种观点似乎很普通；但是只有当我们忘记一个人说“你是我的妻子”也同时意味着“我是你的丈夫”时，它才是极为普通的；而且，说出这句话后的我们也不再是之前的自己。当然，话语是一种微妙的事物；不过，在这个个案中，它其实是一件礼物；而且，正是在这件礼物中，分析找到了其存在的理由与效力[11]。
此外，只要我们注意人类最初使用的那些词语——比如说“暗语”，就会发现作为接头的信号，它可以使复述者免于死亡[12]。
言语是语言的礼物；而且语言不是非物质性的。它固然是微妙的物质，可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种物质。它可以使癔症性的女人受孕；它能描绘出尿液的流动以及被憋住的粪便[13]。词语也会遭受象征性的创伤。别忘了当“狼人”实现了格萝丝佳（Grouscha）[14]使其遭受的象征性惩罚时，「Wepse（黄蜂）」这个词中的字母“W”遭受了阉割[15]。
因此，格外重要地是，语言是象征活动：由于所有的语言理论以混淆了词语及其所指对象为基础，所以它们忽略了这个本质性的维度。 如果「矮胖子（Humpty Dumpty）」[16]这个词语不是其所指对象，那么难道它没有让爱丽丝想到“填词游戏（maître des mots）吗 ?”
只有当想象转变成符号时，它才是可被解码的。然而，此刻，哈里的行为并非如此。他自己上了形象的当。哈里没有设想符号；他赋予形象以现实。这种想象的诓骗（形象的欺骗性以及被形象所骗）本质上构成了每一个想象性的现实，以致于使我们认为它是本能性的。正因为如此，同样的颜色吸引了刺鱼中的雌雄双方，并且把它们诱入发情式的舞蹈中。
在分析中，正是当病人处于自恋性的位置之时，我们才认识到自己已经触及到了抵抗。精神分析经验证明（遇到）了如下的论点：当病人不赋予符号以现实时，他试图在治疗体验中以“当场并立即（hic et nunc）”的方式构建出这一想象性的参照点。我们将这一想像性的参照点称作“使分析进入他的游戏中[17]。”当“鼠人”尝试通过弗洛伊德以“当场并立即（hic et nunc）”的方式创造出这种想象性的肛欲－施虐关系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参照点。弗洛伊德注意到这种肛欲－施虐关系通过病人的表情泄露出来；并且他将这称作“对一种「未知的快乐」的恐惧[18]。”
在分析中，这些正是我们的运动区域。不过，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自己的类似者并对其做出心理评价时，难道我们也处在同样的区域？当我们说某人个性很强时，难道我们也处在这一区域？当然不是。当弗洛伊德影射鼠人的个性时，他并不是在分析领域中提到其个性的。我们也并没有在这个层面上找出这种“能够使我们与一个人建立起某种假定性的关系”的直接评价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分析经验中，对别人做出这种直接评价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构成分析领域的，并不是真实的关系。如果在分析过程中病人引入给分析家口交的幻想，那么虽然这种幻想带有 「吞入（incorporant）」型特征，我们也不会尝试将这对应于病人传记中的早期阶段——比如说，把它归因于童年期的营养不良。我们可能连这样的观念都不会有。更确切地说，我们会认为病人经受幻想之苦。诚然，这可以代表一种与性欲的原初口欲阶段相关的固着。可是，这并不会促使我们断定病人是体质性的口淫者。想象性的元素只具有一种象征价值；应当要根据它发生于分析中的特定时刻来对之做出判断与理解。创造出这种幻想是为了表达，为了使其得到言说，以便象征化某种“会在对话中的另一时刻表现出一个迥然不同的意义的”事物。
于是，当一个男人因看到一只鞋[19]、一件胸衣或雨衣［20］而射精时，我们也不再感到惊讶：然而，要是上述的任何一个客体能够平息一个哪怕是饿疯了的人的饥饿感的话，我们倒真得要为之咋舌了。这只是因为尽管固定的身体节律可能会控制某些神经症患者，可是相比于与固定的身体节律之间的关系，暗含于神经症式紊乱中的“满足经济学”更多地是可逆的。
很容易就看到：我们只能在性欲领域中找到此种想象性的满足。「力比多（libido）」这一术语适用于一种能够表达“可逆性”的概念，并且暗含着“等价性”这一概念。只有通过这一动力性的术语才可构思“形象的新陈代谢”中的转变。
因此，通过谈论想象性的满足，我们是要思考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解释道：本能(冲动)并不是单一的材料，而是由多种元素构成，并且在倒错个案［21］中它们处于分解状态。生物学家——研究本能周期的生物学家，尤其是研究性周期以及繁殖周期的生物学家——的最新研究证实了此种关于本能（冲动）的概念。
除了与性周期的神经核相关的不太清晰以及缺乏说服力的研究之外——顺带提一下，这（性周期的神经核）是这类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生物学家已经证明出：在动物那里，这些周期都受制于「移置（déplacement）」。除了「移置（déplacement）」一词，生物学家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表示已观察到的症状的性推动力了。
在动物那里，人们可以通过一定量的「脱扣装置（les déclencheurs）」来诱发其性行为的周期；并且在这一周期［22］内可以产生一些「移置（déplacement）」。洛伦茲（Lorenz）的研究证明了形象在营养循环中的作用。同样，对于人类，想象主要是在性层面上起作用，并且在其中也产生了「移置（déplacement）」。
因此，我们认为：当此种以形象为方向的行为及其对别人而言所具有“形象（l’image）”的价值能它移置到能够满足自然需要的周期之外时，我们将之称作“想象性的行为”。
在这些移置性的（déplacé）部分中，动物能够像蜜蜂语言中的八字形舞蹈那样勾勒出象征型行为的轮廓。当其中的一个移置性的部分具有社会性价值时，这种行为就是象征性的。对于群体的集体行为而言，它起着参照点的作用。
当我们说语言尤其是一种象征型行为时，要说的正是这点。
如果保持沉默，那恰是因为他不处于“象征化…（symboliser）”状态。在想象性的关系和象征性的关系之间，存在着把焦虑与负罪感分隔开的距离［23］。
实事求是地说，同样是在这里，恋物癖诞生于焦虑和负罪感之间的以及二元关系和三角关系之间的分水岭上。当弗洛伊德向任何一个怀疑「阉割焦虑」的人推荐恋物癖的研究时，他必然要指出这点；在 «性学三论»的后续注释中， 他指出倒错是以俄狄浦斯情结为方向的发展进程中的残余。因为正是在这里，构成本能（冲动）的各种多变的元素会被分解［24］。
正如我们所知，焦虑总是与焦虑相连——也就是说与自我的一种转变相连、与要被别的东西所取代的即将消失的二元关系相关。当病人面对这种取代性的事物时，眩晕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焦虑的本质与场域。
一旦第三者被引入到自恋关系中，通过这个超越性的角色——也就是说在象征意义上贴现主体自己的欲望及其达成所必须倚重的那个人，一个真正的中介就会突然出现。这时，另一种维度即法则维度——换言之，“负罪感的维度”——出现了。
哈里个案的整个临床史都围绕着这点转动。是“阉割恐惧”把他抛入焦虑之中的吗？或者说它会像在俄狄浦斯辩证法中那样被面对以及得到象征化吗？亦或更确切地说，正如弗洛伊德所写的那样，这种运动凝固于“阉割恐惧”所竖立［25］的纪念碑中？
要强调这点：如果（情感的）压抑的力量对于女性石祖的继承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那么正是对其缺位的否认构成了纪念碑。“物神”成了既否认阉割亦同时肯定阉割的载体。
正是这种“摇摆不定”构成了这一个临界时刻的特有本质。“实现性别差异”就是要终结游戏，就是要接受三元关系。也正是在这里，哈里开始摇摆于焦虑和负罪感之间。他摇摆于对象选择中，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摇摆于（性别）认同［26］中。
他抚摸母亲以及桑多尔.洛兰德（Sandor Lorand）的鞋子。他摇摆于被迫要抚摸或切断之间。正是为了在他的欲望和负罪感之间谋求一种和解，才使他授予母亲以阴茎。因为他已经探索过她并且知道她没有阴茎［27］。也正是因为这件明摆着的事给他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所以在他的绘画中，阴茎也变得更大更长。据桑多尔.洛兰德所言， “否认阴道”对于幸福的“三角关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幸福的（三角关系），的确；不过，洛兰德也许会同意这样的说法——这并非真正的三角关系。因为真正的三角关系意谓着冲突。哈里真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每一种可分析的情境——也就是说能象征性地被解释的——总是嵌入于三元关系［28］中。因此，弗洛伊德有理由在其思辨中赋予恋物癖以这种特殊的地位。在话语的结构中——话语的结构是个体间“力比多的实现”之中介——我们可以发现这点。
出现于分析中的内容得到了教义与经验的肯定，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俄狄浦斯情结的完成［29］来解释它。此外，用“胎儿痛苦地经过产道时的某些视觉记忆”来解释关于女性生殖器的恐惧是徒劳的。
因为恰在一切都尚未太晚之前，意外性的现实中断了孩子的凝视。如果这个孩子不曾看见他的女朋友的阴户［30］，那么显然他没有理由相信护士的威胁。尤其是从他自恋性地高度评价自己的阴茎以及看到父亲有个更大的阴茎时开始，如果他没有意识到有丧失阴茎的危险［31］，那么他也没有理由接受母亲的“阴茎”的缺位。
这代表所有的二元关系都带有想象的特征。因为要想一种关系接受象征性的价值，必须要通过一个可以引入超验性元素的第三者的中介作用；借助于它，可以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维持一个既定的距离［32］。
如果我们赋予“小哈里”这个个案以如此的重要性，那正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例恋物癖个案是极具启发性的。它以一种极为显著的方式链接了人类现实的三块场域，即我们所说的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
此外，在我看来，对于证明弗洛伊德授予恋物癖的研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以特殊地位是合理的而言，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论据[33]。
［1］卡尔.亚伯拉罕， «论一例“恋足－恋胸衣”癖案例的分析»（1910），见于 «卡尔.亚伯拉罕选集»，伦敦，1927；
［2］指的是如下两篇相互之间时间跨度为十一年的文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恋物癖»（1927），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九卷，1928；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防御过程中自我的分裂»（1938），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22卷，1941；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防御过程中自我的分裂»（1938），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22卷，1941；
［4］亨特. 塔格摩尔（Dugmore Hunter）， «论恋物癖分析中客体关系的变化»，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35卷，1954 ; 西尔维娅.帕耶恩（Sylvia Payne）， «关于恋物者自我发展过程的观察»，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20卷，1939 ;
［5］雅克.拉康，«精神分析中言语和语言的作用与场域 »，1953 ，可见于 «文集écrits», p237-322;
［6］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恋物癖»（1927），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九卷，1928；
［7］同上；
［8］桑多尔.洛兰德（Sandor Lorand）， « 新生状态中的恋物癖(Fetishismin statu nascendi)» , 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十一卷，1930；
［9］雅克.拉康，«象征、想象、实在»，1953 ；李新雨译，可见于https://site.douban.com/264305/widget/notes/190613345/note/537222446/；
［1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关于性理论的三点贡献»（1905），发表于纽约，1910；
［11］雅克.拉康，«精神分析中言语和语言的作用与场域 »，1953 ，可见于 «文集écrits», p237-322;
［12］克劳德.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巴黎，1947；
［13］亨特. 塔格摩尔（Dugmore Hunter）， «论恋物癖分析中客体关系的变化»，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35卷，1954 ;
［1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狼人»，见于 «精神分析五大经典个案»；[译者注]：格萝丝佳（Grouscha）是狼人的乳母。弗洛伊德通过狼人所描述的黄条纹蝴蝶，推断这是一种掩蔽记忆。在其背后，涉及到一位重要的女人。此外，在俄语中，Grouscha也有梨子的意思。这种梨子也具有条纹。有一次，当格萝丝佳正在擦地时，狼人看到了她撅起的臀部，感受到了强烈的性兴奋，并将尿遗在地上。由此，格萝丝佳威胁要阉割他。
［15］狼人，真实姓名为谢尔盖.潘克耶夫（Sergueï Pankejeff）克在“狼人”的这则梦中，尚为孩童的他扯掉了Epse的翅膀。弗洛伊德问他Epse是什么。狼人说这是一种拥有黄条纹的昆虫。它就像格萝丝佳那样会蛰人，并引起痛苦。因此，在梦中，这种昆虫是断翅（遭受损伤的）的黄蜂（Wepse）；而Epse象征了狼人姓名中首字母的缩写形式（S.P.）；并且在这一象征中狼人被阉割了。
［16］「矮胖子（Humpty Dumpty）」是 «鹅妈妈童谣»中的人物：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矮胖子，坐墙头。栽了一个大跟斗。国王呀，齐兵马，破镜难圆没办法”。
［17］雅克.拉康，«精神分析中言语和语言的作用与场域 »，1953 ，可见于 «文集écrits», p237-322;
［18］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鼠人»，见于 «精神分析五大经典个案»；
［19］卡尔.亚伯拉罕， «论一例“恋足－恋胸衣”癖案例的分析»（1910），见于 «卡尔.亚伯拉罕选集»，伦敦，1927；
［20］亨特. 塔格摩尔（Dugmore Hunter）， «论恋物癖分析中客体关系的变化»，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35卷，1954 ;
［2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关于性理论的三点贡献»（1905），发表于纽约，1910；
［22］比如在鸟类的缠斗中，一位斗士可能会突然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于是一种“动物求偶行为中的夸耀性的”神态中断了斗争的循环。
［2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防御过程中自我的分裂»（1938），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22卷，1941；
［2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关于性理论的三点贡献»（1905），发表于纽约，1910；
［2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恋物癖»（1927），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九卷，1928；
［26］桑多尔.洛兰德（Sandor Lorand）， « 新生状态中的恋物癖(Fetishismin statu nascendi)» , 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十一卷，1930；
［27］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关于女性性别起源的幼儿性理论»（1923），见于 «弗洛伊德选集 »，伦敦，1927；卡尔.亚伯拉罕， «一种迄今尚未被注意到的幼儿性理论»（1910），见于 «卡尔.亚伯拉罕选集»，伦敦，1927；鲁斯.马克.布兰斯维克， «关于背甲性交的幼儿性理论的一点评论»，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十卷，1929；
［28］卡尔.亚伯拉罕， «关于俄狄浦斯神话中的符号研究的两点贡献»（1910），见于 «意象imago»，第九卷，1925；
［29］同上；
［3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防御过程中自我的分裂»（1938），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22卷，1941；
［31］桑多尔.洛兰德（Sandor Lorand）， « 新生状态中的恋物癖(Fetishismin statu nascendi)» , 见于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十一卷，1930；
［32］卡尔.亚伯拉罕， «关于俄狄浦斯神话中的符号研究的两点贡献»（1910），见于 «意象imago»，第九卷，1925；雅克.拉康，«象征、想象、实在»，1953 ；李新雨译，可见于https://site.douban.com/264305/widget/notes/190613345/note/537222446/；
［33］在此，我想向斯坦莱（Stanley）夫妇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在这篇文章的英语版的编辑工作中所提供的热忱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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