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中,把母亲称为“客体”,称为“爱的客体”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三至五岁的男孩子将母亲作为女人来爱,是一种乱伦的爱,因而父亲就干预进来,以阉割相威胁,迫使小男孩放弃对母亲的爱,转而认同父亲并承认母亲是父亲的女人,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容。孩子主体的人体结构的形成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解决之后,是通过父亲超我的内化,孩子主体才形成他的人格结构的。
在儿童的个案是小汉斯的个案,而且他并没有直接与小汉斯工作,而是通过他的学生,孩子的父亲间接参与了这一个案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仅仅做为督导分析家参与了这一个案的工作。
弗洛伊德之所以将孩子人格结构的形成理解为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的结果,与他基本上是与成人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一个然而他一直意识到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性,他一直鼓励他的学生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与梅兰妮·克莱茵女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各自的儿童精神分析工作的。
抑郁态。同时她引入了游戏的方法,使儿童的精神分析的治疗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与弗洛伊德理论与临床的连续性,她保持了弗洛伊德的母亲是孩子的客体的思路,并进一步指出前俄狄浦斯情结,孩子主体与母亲客体的关系是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关系。同时,她提出了“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好客体”与“坏客体”的相互对立的一系列的概念对子。从而在根本上突破了弗洛伊德的母亲仅仅是爱的客体,母亲始终是好客体的观点。然而在克莱茵那里,母亲乳房的好坏与母亲的好坏都不是母亲本人的好坏,而是孩子所感知到的母亲乳房与母亲的好坏。孩子的这种关于母亲好坏的感知与实际上的外部的母亲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好客体”与“坏客体”基本上是孩子对母亲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母亲的客观现实。一个外部的客观的母亲究竟如何,是被克莱茵回避了的。这种回避是有道理的。因为她仅仅同孩子一道工作,她所知道的孩子的母亲是孩子的话语中与游戏中的母亲,是孩子所感受到的,所理解的母亲。但是孩子所能感受到的母亲,与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母亲有什么关系,显然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家所要回答的问题。
安娜·弗洛伊德始终坚持自己父亲的立场,认为孩子的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因而同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孩子的工作主要是教育。而克莱茵女士则相反,她认为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孩子仍然是有人格结构的,孩子在与母亲的互动中会形成躁狂—只有在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提出来之后,孩子对母亲的主观感受才与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行为联系起来,孩子将母亲感受为“坏妈妈”是因为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确是“坏的”,孩子将母亲感受为“好妈妈”是因为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确是“好的”。因而母亲应该尽量做“足够好的母亲”,尽量避免成为“足够坏”的母亲。
在此意义上,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的提出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相当重要的一步。因为当弗洛伊德将母亲命名为客体时,母亲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是一个被孩子所爱的客体,这一思路也被克莱茵所继承与发展,母亲不仅仅是被爱的客体,还是被孩子所恨的客体。但是只有在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的提出之后,母亲才从一个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母亲是作为由自己的欲望所支配的主体来与孩子互动的。母亲是作为具有母性欲望的主体来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的。如果要,又该怎样塑造这个孩子,又该怎样培养这个孩子,在这里母亲作为主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足够好的母亲”概念相对应的是温尼科特在其精神分析临床中遇到的母亲,是一些“不够好”的母亲,是一些“坏母亲”,是一些抑郁的母亲,是一些施虐的母亲。也就是说,是因为母亲“太坏”,孩子才进入到温尼科特的分析室的。因而孩子需要温尼科特的“抱持”。他在孩子的症状中看到了母亲的问题,并且希望通过精神分析的工作来解决母亲给孩子所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因为母亲“太坏”,孩子不得不形成一个“假自体”来防御母亲的抑郁或者母亲的施暴,而分析家的抱持性的工作可以帮助孩子解构自己的假自体,弥补自身的自体结构的缺陷。
我们现在再回到弗洛伊德,他不仅强调母亲是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爱的客体的,而且认为男孩子对母亲的爱是乱伦之爱,在父亲的阉割威胁之下不得不放弃这种对母亲的强烈的、超出伦理界限的爱,转而认同于父亲。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显然基于他所发明的精神分析的临床观察。其中一个个案就是小汉斯的个案。
小汉斯的父母都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而且小汉斯的母亲还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分析者。这对夫妇一方面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一方面对孩子的一言一行进行详细的记录。直到五岁时,被称为小汉斯的这个男孩均成长得非常顺利。但到五岁时,小汉斯的恐惧症突然发作,恐惧马,害怕马,害怕马咬他的手,害怕公共马车的马,害怕货运马车的马,害怕马摔倒等等。由于那个时代除了刚有火车之外,还没有汽车,因而马与马车是基本的交通工具,街上到处都是马与马车,因而小汉斯就不敢出门,只有呆在家里。
小汉斯的父亲详细地记录了小汉斯的种种表现,以及他与小汉斯之间的讨论,并将这些记录交给弗洛伊德,听取弗洛伊德的建议,然后继续与小汉斯工作。最后在接受弗洛伊德指导的父亲的帮助下,小汉斯成功地摆脱了怕马的恐惧症。
弗洛伊德对于小汉斯的恐惧症的解释是,小汉斯太爱他的母亲,因而恐惧他的父亲,害怕父亲会惩罚他。马仅仅是父亲的替代物,怕马就是怕父亲。同时马也代表母亲,小汉斯一方面害怕失掉母亲,另一方面又害怕被母亲所吞食。
如果我们将小汉斯与父亲的关系先放在一边,仅仅只考虑他与母亲的关系,则我们能够看到,问题首先出在小汉斯与母亲的关系过分紧密上,一方面是小汉斯太爱他的母亲,另一方面是母亲太爱她的儿子。但是,弗洛伊德将儿子与母亲的这种过份亲密的关系视为乱伦关系的看法则过分匆忙,过分狭隘,因为我们同样能够遇到女儿与母亲之间所具有过分亲密的关系的临床。也就是说“母亲太好”,母亲给予孩子太多的爱,母亲溺爱孩子的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儿子,也存在女儿身上。因而用“乱伦”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情况就显得过分狭隘,相反用“溺爱”来表示才是合适的。“溺爱”就是将孩子淹死在母爱之中。在母爱中感到窒息的孩子会做出一些攻击性的行动来试图摆脱母亲的溺爱,摆脱母亲的控制,这样爱就转化成了攻击,转化成了恨。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由于男孩子与母亲关系过分亲密,因而父亲的功能就是要将男孩子与母亲分开,转而让男孩子认同于父亲。弗洛伊德将父亲的这一功能称为阉割功能。在小汉斯的个案中,小汉斯的父亲就起这样的作用。父亲的阉割威胁当然会导致孩子的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恐惧,弗洛伊德的解决方案是,让具有弱小自我的孩子认同于起着自我理想作用的精神分析家,从而使孩子的弱小的自我变得强大,从而顺利地接受阉割,顺利地离开母亲,认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