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拉康 译者:潘恒
弗洛伊德对「自我」概念的发展导致他提出了两种表面上矛盾的阐述。
一方面,在自恋理论中,自我对立于客体:「力比多经济学(l’économie libidinale)」型的概念。对自身身体的「力比多投资(l’investissement
libidinal)」会导致疑病症式的痛苦,而客体的丧失会引起能够导致自杀的抑郁型紧张。
另一方面,在关于「感知觉—意识系统(le
systèmeperception-conscience)」功能的地形学理论中,自我却与客体处于同一位置,并反抗「ça(它或本我)」,也就是说仅处于快乐原则支配下的各种冲动的交融。
不过,当我们不再天真地理解“现实原则”时,当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时——在现实先于思想的同时,它也会因为主体适应它的方式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尽管弗洛伊德很清楚这点,但是他的叙述有时并不清晰),这种矛盾就会消失。
在我们看来,分析经验给予这一真理以一种特别的效力,并且证明出它不带有唯心论的任何痕迹,因为我们能够具体地测定出在力比多层面上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所构建起的口欲关系、肛欲关系和生殖关系。
这里,我要参照主体的语言表达式。它和关于“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或“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关系或交互作用都被身体上的每个孔所决定)”的活力论(vitaliste)的、虚构的或直觉型的模态没有任何关系。在精神分析中关于“冲动运动”的整个理论的正确与否都与它密切相关。
既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存在于精神世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对立的形式,那么力比多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要弄清楚这点,我们必须把“言语交流是精神分析的工具”这样一个被极度忽视的事实当作出发点。当弗洛伊德强调被压抑的素材时——比如记忆和表象从本质上来说可以从被压抑物中浮现出来,并且在(创伤)事件发生时应当存在于一种至少可能使它们被言语化的形式中——他并没有忽略这点。由于更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的超个人性的功能,我们实际上可以辨认出由语言所带来的新进展。如果你们可以这样细心地对待语言,那么它会具有一种能够决定出“被其指示为实在”的事物的回溯性效果。一旦这点得到了理解,那么关于克莱茵女士侵入无意识的前言语区域的一部分批评就会显得站不住脚。
目前,语言的结构能够给予我们以一种关于“自我的功能”的指标。自我可以是言语主体或者定性了言语主体。存在两种语言:一种是人们可以说“我打狗”以及“狗被我打了”,而另一种则是“存在着我施加于狗身上的一顿打。”然而,必须要强调的是,“言说者、出现于句子中的言语主体或者说定义了言语主体的成分”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被确定为一个包含于感受性的或者行动性的关系中的宾语。
那么表述于自我的这些陈述内容(Les énoncés)中的东西给予我们以一种关于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模式的图景了吗?
对于这点,就像其他例子一样,精神分析经验以显著的方式肯定了哲学家的那些思辨,直至对“他们将语言中所表述的关乎存在的关系定义为否定性的关系”也表示了肯定。
在这条“使一个人能够通过「自我(ego)」表达自身的优先性”的道路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正是「否定(Verneinung)」机制。
我们已经学会确信:当某人说“不是这样的”时,那正因为“是这样的;当他说“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时,他说的正是这个。我们知道在最为利他性的「陈述内容」中辨认出潜在的敌意;我们知道在嫉妒中辨认出同性恋倾向;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种表面上的漠不关心其实可能掩盖一种强烈的、秘密的兴趣,以及隐藏在明言出来的乱伦恐惧中的欲望的张力。虽然在治疗中我们并不会一上来就遇到这类解释所激起的强烈敌意,但是我们确信我们的研究证明了哲学家的俏皮话——语言被赠予人类,以便隐藏他们的思想——的合理性。我们的观点是:自我的基本功能几近是当法国精神分析家讨论精神病时所参照的“系统性地拒绝承认现实”。
毫无疑问,自我的每次显现均是由善意和恶意所构成的;而唯心主义对“世界之混乱”的习惯性抗议反过来正泄露了部分卷入其中的人所赖以幸存的方式。这正是黑格尔用“心灵法则”所宣称的幻象,而其中的真理无疑澄清了今日的与革命相关的难题——在革命行动的结果中无法确认它的理想。同样,对于自认为已臻于完德却又发现自己违背了如此多的“公开的信条”的人来说,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卷入于「最后的审判」的一般性重复中时,这种真理也是一目了然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我已经证明了只能通过这些术语来理解妄想狂;并且,在一篇专著中,我证明了在我所研究的案例中迫害者是「理想自我le moi idéal」的形象。
然而,相应地,对「妄想狂的认识」的研究,促使我将自我的偏执型「异化(aliénation)」机制看作是先于人类认识的条件之一。
事实上,原初嫉妒建立了这样的阶段:在其中,自我、客体和“他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存在。这反映出在“封闭于其欲望力场中的动物的需要型客体”与“人类所认识的客体”之间的反差。
人类欲望的客体本质上是一个被他人欲望的客体;这不是我们的原创,一个客体可以等价于一个他者(l’autre);由于这个中间人所产生的效果,使得客体能够被交换、被对比。这个过程倾向于降低任一特定客体的特殊「意谓(la signification)」,而且同时也使人类能够瞥见无数客体的存在。
正是这一过程促使我们将我们的客体看作具有永恒统一性的、实体性的且“可被同等看待”的自我(les egos)。这蕴含了一种惰性元素,以致于对自我本身以及客体的认识应当服从于一种处于无限辩证过程中的永恒修订。在“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中恰好也涵盖了这样的过程:苏格拉底把“科学、政治学或者爱”教授给雅典统治者;“以不断重新定义的形式”来发展他们对世界以及自身的感知,以便使他们成为自己应当是的样子。然而,他所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由快乐所带来的吸引力。
在我们看来,由于对当今受病态意识困扰的人的关注,所以正是在自我中遇到了这种惰性:我们将它当作对分析型辩证过程的抵抗。病人受其自我的束缚,以致于真地达到了引发其痛苦并显露其荒谬性功能的程度。正是这个事实促使我们去制作出一种用「自由联想」的古怪弯路来替代“对话程序”的技术。
可是,这种迫使我们采用如此多的技术性预防措施的抵抗的功能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在这里难道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同一个且唯一的问题吗?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理论并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听凭于这个观念的指导:即如果我们能更清晰地理解治疗活动,我们同样能够以更有效地方式实践治疗活动;通过将我们的作为分析家的角色置入由人类历史所定义的背景中,我们也能够更清晰地界定出我们所发现的规律的适用范围。
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的理论是一种关于自我的发生学理论。在“这样的理论根据尤其能代表精神关系的「意象的认同项」来处理主体与其自身身体的关系”的情况下,它才可以被看作是精神分析式的理论;实际上,在我们从分析工作出发来精细制作这种关系时,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正是“任何科学的、真正的心理学”的起点。
现在,我们打算处理「身体形象」这个问题。如果癔症性的症状是一种表达不同力量间的冲突的象征型方式,那么当这种象征型的表达方式引发了节段性麻痹或者肌肉麻痹且无法将其归因于任何已知的肌肉群或感知性神经丛时,它的奇特效果就会使我们震惊了。
把这些症状定性成官能性的,只不过是加固我们的无知,因为它们所遵循的是具有典型形式的某种想象性解剖学的模型。换言之,令人惊讶的「身体容受力(la complaisance somatique)」——作为这种想象性解剖学的外在标志——仅表现于某些明确的范围内。我要强调的是,上述想象性的解剖学随着既定文化中关于主导性的身体机能的观念之不同而不同。所发生的一切都让人觉得身体形象拥有一种自主性的存在;通过“自主性的”一词,我要说的是它是“独立于客观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