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拉康 译者：潘恒
弗洛伊德对「自我」概念的发展导致他提出了两种表面上矛盾的阐述。
一方面，在自恋理论中，自我对立于客体：「力比多经济学（l’économie libidinale）」型的概念。对自身身体的「力比多投资（l’investissement
libidinal）」会导致疑病症式的痛苦，而客体的丧失会引起能够导致自杀的抑郁型紧张。
另一方面，在关于「感知觉—意识系统（le
systèmeperception-conscience）」功能的地形学理论中，自我却与客体处于同一位置，并反抗「ça（它或本我）」，也就是说仅处于快乐原则支配下的各种冲动的交融。
不过，当我们不再天真地理解“现实原则”时，当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时——在现实先于思想的同时，它也会因为主体适应它的方式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尽管弗洛伊德很清楚这点，但是他的叙述有时并不清晰），这种矛盾就会消失。
在我们看来，分析经验给予这一真理以一种特别的效力，并且证明出它不带有唯心论的任何痕迹，因为我们能够具体地测定出在力比多层面上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所构建起的口欲关系、肛欲关系和生殖关系。
这里，我要参照主体的语言表达式。它和关于“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或“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些关系或交互作用都被身体上的每个孔所决定）”的活力论（vitaliste）的、虚构的或直觉型的模态没有任何关系。在精神分析中关于“冲动运动”的整个理论的正确与否都与它密切相关。
既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存在于精神世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对立的形式，那么力比多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要弄清楚这点，我们必须把“言语交流是精神分析的工具”这样一个被极度忽视的事实当作出发点。当弗洛伊德强调被压抑的素材时——比如记忆和表象从本质上来说可以从被压抑物中浮现出来，并且在（创伤）事件发生时应当存在于一种至少可能使它们被言语化的形式中——他并没有忽略这点。由于更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的超个人性的功能，我们实际上可以辨认出由语言所带来的新进展。如果你们可以这样细心地对待语言，那么它会具有一种能够决定出“被其指示为实在”的事物的回溯性效果。一旦这点得到了理解，那么关于克莱茵女士侵入无意识的前言语区域的一部分批评就会显得站不住脚。
目前，语言的结构能够给予我们以一种关于“自我的功能”的指标。自我可以是言语主体或者定性了言语主体。存在两种语言：一种是人们可以说“我打狗”以及“狗被我打了”，而另一种则是“存在着我施加于狗身上的一顿打。”然而，必须要强调的是，“言说者、出现于句子中的言语主体或者说定义了言语主体的成分”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被确定为一个包含于感受性的或者行动性的关系中的宾语。
那么表述于自我的这些陈述内容（Les énoncés）中的东西给予我们以一种关于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模式的图景了吗？
对于这点，就像其他例子一样，精神分析经验以显著的方式肯定了哲学家的那些思辨，直至对“他们将语言中所表述的关乎存在的关系定义为否定性的关系”也表示了肯定。
在这条“使一个人能够通过「自我（ego）」表达自身的优先性”的道路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正是「否定（Verneinung）」机制。
我们已经学会确信：当某人说“不是这样的”时，那正因为“是这样的；当他说“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时，他说的正是这个。我们知道在最为利他性的「陈述内容」中辨认出潜在的敌意；我们知道在嫉妒中辨认出同性恋倾向；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种表面上的漠不关心其实可能掩盖一种强烈的、秘密的兴趣，以及隐藏在明言出来的乱伦恐惧中的欲望的张力。虽然在治疗中我们并不会一上来就遇到这类解释所激起的强烈敌意，但是我们确信我们的研究证明了哲学家的俏皮话——语言被赠予人类，以便隐藏他们的思想——的合理性。我们的观点是：自我的基本功能几近是当法国精神分析家讨论精神病时所参照的“系统性地拒绝承认现实”。
毫无疑问，自我的每次显现均是由善意和恶意所构成的；而唯心主义对“世界之混乱”的习惯性抗议反过来正泄露了部分卷入其中的人所赖以幸存的方式。这正是黑格尔用“心灵法则”所宣称的幻象，而其中的真理无疑澄清了今日的与革命相关的难题——在革命行动的结果中无法确认它的理想。同样，对于自认为已臻于完德却又发现自己违背了如此多的“公开的信条”的人来说，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卷入于「最后的审判」的一般性重复中时，这种真理也是一目了然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我已经证明了只能通过这些术语来理解妄想狂；并且，在一篇专著中，我证明了在我所研究的案例中迫害者是「理想自我le moi idéal」的形象。
然而，相应地，对「妄想狂的认识」的研究，促使我将自我的偏执型「异化（aliénation）」机制看作是先于人类认识的条件之一。
事实上，原初嫉妒建立了这样的阶段：在其中，自我、客体和“他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存在。这反映出在“封闭于其欲望力场中的动物的需要型客体”与“人类所认识的客体”之间的反差。
人类欲望的客体本质上是一个被他人欲望的客体；这不是我们的原创，一个客体可以等价于一个他者（l’autre）；由于这个中间人所产生的效果，使得客体能够被交换、被对比。这个过程倾向于降低任一特定客体的特殊「意谓（la signification）」，而且同时也使人类能够瞥见无数客体的存在。
正是这一过程促使我们将我们的客体看作具有永恒统一性的、实体性的且“可被同等看待”的自我（les egos）。这蕴含了一种惰性元素，以致于对自我本身以及客体的认识应当服从于一种处于无限辩证过程中的永恒修订。在“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中恰好也涵盖了这样的过程：苏格拉底把“科学、政治学或者爱”教授给雅典统治者；“以不断重新定义的形式”来发展他们对世界以及自身的感知，以便使他们成为自己应当是的样子。然而，他所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由快乐所带来的吸引力。
在我们看来，由于对当今受病态意识困扰的人的关注，所以正是在自我中遇到了这种惰性：我们将它当作对分析型辩证过程的抵抗。病人受其自我的束缚，以致于真地达到了引发其痛苦并显露其荒谬性功能的程度。正是这个事实促使我们去制作出一种用「自由联想」的古怪弯路来替代“对话程序”的技术。
可是，这种迫使我们采用如此多的技术性预防措施的抵抗的功能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在这里难道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同一个且唯一的问题吗？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理论并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听凭于这个观念的指导：即如果我们能更清晰地理解治疗活动，我们同样能够以更有效地方式实践治疗活动；通过将我们的作为分析家的角色置入由人类历史所定义的背景中，我们也能够更清晰地界定出我们所发现的规律的适用范围。
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的理论是一种关于自我的发生学理论。在“这样的理论根据尤其能代表精神关系的「意象的认同项」来处理主体与其自身身体的关系”的情况下，它才可以被看作是精神分析式的理论；实际上，在我们从分析工作出发来精细制作这种关系时，我们所使用的概念正是“任何科学的、真正的心理学”的起点。
现在，我们打算处理「身体形象」这个问题。如果癔症性的症状是一种表达不同力量间的冲突的象征型方式，那么当这种象征型的表达方式引发了节段性麻痹或者肌肉麻痹且无法将其归因于任何已知的肌肉群或感知性神经丛时，它的奇特效果就会使我们震惊了。
把这些症状定性成官能性的，只不过是加固我们的无知，因为它们所遵循的是具有典型形式的某种想象性解剖学的模型。换言之，令人惊讶的「身体容受力（la complaisance somatique）」——作为这种想象性解剖学的外在标志——仅表现于某些明确的范围内。我要强调的是，上述想象性的解剖学随着既定文化中关于主导性的身体机能的观念之不同而不同。所发生的一切都让人觉得身体形象拥有一种自主性的存在；通过“自主性的”一词，我要说的是它是“独立于客观结构的”。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显现都似乎证明了「格式塔」法则；“阴茎在身体形象的形成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正是它的一个证据。即便这可能会冒犯那些立誓要捍卫女性性征的人，可是这样的主导性不止是一个事实，而且也不能够仅仅将其归因于文化的影响。
此外，这种形象，就其分裂线而言，有选择性地表现出了脆弱性。那些“向我们泄露出此种分裂”的幻想似乎都该被归入这样一个流行于法国分析家圈子中的词语——“分裂的身体形象”。这些典型的形象既会出现于梦中，亦会出现于幻想中。比如说，就像彩绘玻璃窗的结构那样，它们能够表现出好似镶嵌画结构的“母亲的身体”。更为常见的是，这种相似性是介于“谜”与“那些在混乱的安排中与动物身体或者人类身体相分离的部分”之间的。
然而，就我们的论点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适宜的形象。在这些形象中，分离的器官被重新安排成许多古怪的图案：被切成薄片的或用怪异的材料对之进行填充的树木；处于古怪位置的奇异附件；阴茎的复制品；被外科手术所代表的垃圾堆的形象，并且在男性病人中这通常伴随着妊娠幻想。这类形象似乎酷似于各种先天性异常。对于这点，我的一个病人的梦提供了一种说明：其自我的发展被左臂神经丛的产科性麻痹所改变；在此种麻痹中，直肠出现于胸廓中，并占据了左锁骨下的血管的位置（他的分析使他决心从事医学研究）。
首先令我觉得惊讶的正是使这些形象得以表现出来的分析阶段；它们总是与“过早地对出现于病人自我中的问题进行解释”相关、与潜在的疑病型担忧相关。通常，它们被发展过程中取而代之的神经症式形成物所掩盖。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古老且特殊的转移（le transfert）性阶段；对于鉴别这一阶段而言，由于病人护送着它们，所以我们能够赋予其之上的价值总是因削减了病人的最为深切的抵抗而得到证实。
虽然我们已经强调过此种现象型细节，但是我们知道施尔德尔（Schilder）在身体形象的功能方面所做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对于“身体形象的发展决定了空间感知觉”这一方面来说，他也做出了出色的评论。
“幻肢[2]”现象的意义远未得到详尽论述。在我看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经验与“一种『不能被解释成局部发炎的痛苦』的永久性”相关；这就好像人们可以在这种与自恋客体（比如，一个器官的缺位）的关系中看到人与其身体形象之间的存在型关系。
对于存在于某些类型的癌症中的至今仍无法医治的疼痛而言，以及对于“某些情况中即便摘除了痛苦的自觉性元素，可痛苦却持续存在”这件怪事来说，额叶切开术所起到的疗效促使我们怀疑大脑皮层具有着镜子般的功能，使我们怀疑它是我们通过自恋理论所了解到的、整合入力比多关系中的那些形象的地点。
到目前为止，一切似乎都很清晰。不过，我们并没有顾及到关于“意象本身（l’imago）”的性质的问题。于是，这些现象又牵扯到与某种存在于机体组织中的力量相关的问题。在此，作为精神分析家，我们要重新引入一个被实证科学所抛弃的概念，即亚里士多德的「形式(morphe)」[3]概念。在关系域中，就其涉及到个体的历史而言，我们只抓住了其外化的形象；现在，正是柏拉图式的“要确认其意义”的问题在索求一个答案。
权衡利弊之后，在这一领域中生物学家应当跟随我们，因为对于解释他们所遇到那些现象的意义而言，由我们凭借经验所制作出的概念——认同——是唯一的方法。
对于这点，有趣的是当人们要求他们解释某些材料时——比如说在 «皇家学会报告－1939»中哈里森（Ross
Granville Harrison）所收集的那些材料，他们却难以应答。这些材料证明雌鸽的性成熟完全取决于“看见同类的（雌性的或雄性的）器官”这一事件。反之，当鸟类的成熟因缺少这种感知觉而被无限延后时，那么仅仅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形象就足以触发其性成熟，并且其成熟的速度几乎和看到一只真鸽子时一样。
同样，我们已经强调了绍文（Chauvin）在 «法国昆虫学会学报»上所描述的那些现象的意义。这篇报告以通常被归入“蚱蜢”类中的“飞蝗（schistocerca）”为主题。蚱蜢表现出两种发育过程；产生于不同过程中的蚱蜢的习性和发育历程也完全不同。 这两种类型分别是：独居型与聚居型；后者倾向于聚集在所谓的“群（nuage,云、大群的）”中。重要的是要知道蚱蜢到底会长成哪种类型；而这个问题在幼虫期的第二或第三阶段（蜕皮期间）到来之前都处于悬而未决状态。其充要条件就在于它看到某个“无论是在形态还是运动方面都像极了其同类的某一器官”的事物，因为即使“蟋蟀”的频繁光临毫无效用，那么看一眼极度相似的物种(飞蝗属，Locusta)的器官也将足矣（当然，只有通过一系列以排除昆虫的嗅觉器官、听觉器官的影响——当然，还包括Brunner von Watternwyll在后爪中所发现的神秘器官的影响——等等为目的的、正性的或负性的控制检验，才能得出这样的结果）。
因此，这两种“在身体大小、色彩、外形、表型等方面以及由这些所导致的本能特征——比如贪食性——方面”都截然不同的类型的发展，都完全由“识别（la reconnaissance）”现象所决定。绍文先生虽然不得不赞同这一点的真实性，但是却带着强烈地不情愿。这表现出被研究者们当作“客观性的保证”的、存在于理智层面上的羞怯。
在医学中存在这样的信念：一个未经加工的事实比任何理论都更有价值。这一信念的主导地位恰好反映出此种羞怯性成了医学的榜样。当医生将自己的方法与更为精确的科学方法进行类比时所产生的卑微性又会增强这一信念。
然而，在我们看来，正是新的理论为科学的新发现预备了土壤，因为这些理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象，最重要地是还可以测定其分量。于是，现象也更不容易因为“以一种或多或少显得有些抽象的方式遵照公认的、知名的学说”而受到影响。诸多这类现象都引起了生物学家的注意，不过，对于充分理解它而言，所必须的理智性的革命仍未完成。1936年，当我在马里安巴德（Marienbad）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引出作为孩子成长的阶段之一的“镜子阶段”这一概念时，这些生物学材料还未为大家所熟识。
两年前，我在苏黎世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重提了这一主题[4]。关于我的这篇（已译成英文的）文章的概述已出版于大会的会刊中；其完整版本则发表于 «法国精神分析期刊»上。
对于那篇文章，很久以前我曾与许多法国心理学家讨论过它。我在其中所提出的理论处理了一个现象（我给予这种现象以一种双重价值）。首先，它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因为它指出了一个存在于孩子的精神发展中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身体形象而言极为关键的力比多关系。出于这两点理由，这一现象清楚地证明了个体经历过这一阶段——在其中，自我的过早形成可以被观察到。
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八个月后的孩子看到镜中自己的形象时，会表现出一种令其狂喜的兴趣。这一兴趣显露于这些游戏中。在这些游戏过程中，当孩子看到镜中的运动对应于自己的运动时，它似乎被浸入于一种无限的狂喜中。这个游戏以尝试探索“镜中所看到的事物以及那些反射于镜子中的附近的客体”而告终。
本质上，对于哲学家来说，展露于这样一个“有意与幻象进行嬉戏“的过程中的、纯粹想象性的游戏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孩子的态度恰与动物的态度相反；尤其是与黑猩猩的态度相反。同龄的黑猩猩大约一定能够识别这个幻象，因为我们发现它通过各种间接的方法来检验现实。这表明相比于同龄的儿童而言，如果它们的智商不比孩子高的话，那么至少也具有同等的智商。可是，当动物试图去抓住“并不在那里”的事物并因此而多次感到失望时，它就不再对之感兴趣了。当然，如果因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两者中动物是更适应现实的，那就很荒谬了。
我们注意到镜中的形象是相对于物体而言是左右颠倒的；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到我们在“作为个体的精神性现实”的自我中所证明出的关于“结构性颠倒”的隐喻型表象。不过，先将隐喻放到一旁，镜子的真正颠倒性往往体现于「虚幻的分身（les Doubles fantômes）」[5]中（这种现象在自杀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奥多.兰克的论证）。此外，只要我们留意此种颠倒性，就总能在以其特征性的角色——也就是说被自恋型冲突所支配——来代表“病人自我”的梦类形象中找到它。这甚至可以使我们把镜子的颠倒性当作对于这类解释而言的先决性的必要条件。
诸多其他特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存在于这种形象与“自我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它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将“颠倒的形象”置入与“身体形象的那些相继性形式相关的演变性背景中；另一方面，应当尝试去建立起“颠倒的形象与机体发展”之间的关联，构建出其与伙伴间的关系——伙伴的形象及其与颠倒形象之间的辩证性的关系都在治疗经验中泄露于我们面前。
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在我们看来，相对于孩子在这些游戏中的反应而言（在这些游戏中，孩子似乎使自己丧失客体。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通过其直觉型的天赋的闪现，向我们描绘了这种游戏的意义[6]），孩子在镜前的行为是更容易立即被理解的。
虽然孩子在镜子前的行为是如此地惊人，以致于再普通不过的观察者都不可能错过它，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在尚被抱持的小孩中还是在一个尚需“借助可以避免重摔的学步装置”来站立的小孩那里皆可突然出现此种行为时，就更会惊讶不已。他的快乐来自于“因预期到目前尚且不能被其真正达到的肌肉协调度而产生的”想像型成就。
当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从“器质性紊乱和障碍”的基底中显现出来的事实时（在这个事实中，可以被我们探索到的一切迹象都是关于“破碎身体形象的源头”的征象），我们不可能不重视“完型”、关于“身体的整体形象”的视觉所具有的情感价值。
对于这点，生理学给予我们以一种说明。人类可以被当作早产儿。对于组织学医生来说，这个事实——人类的锥体纤维束在出生时并非「有髓鞘型的」——足以证明这点，而大量的“姿势觉反应”或“反射性反应”很好地印证了神经科医生的观点。胚胎学家在波尔克（Bolk）所发明的关于人类神经系统的术语“「胎化（foetalisation）」”中发现了可以用来解释“相对其他动物而言的人类的优越性”的机制——也就是指脑曲度和前脑的发育。此种“感知－运动协调能力”的缺乏并不妨碍新生儿几乎在一睁开眼时就被人类的面孔所迷住，也不会妨碍到它以最为清楚的方式表现出他所具有的“将母亲与周围其他人区别开来”的能力。
正是稳定的直立、庞大的身材所带来的威信(le prestige)以及雕塑的庄重性提供了可以“使自我在其中找到出发点”的认同性模型，并且也留下了永久的印迹。
安娜.弗洛伊德小姐一劳永逸地例举、分析并定义了自我的功能赖以成形于精神中的那些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些机制决定了强迫性症状的经济学。它们均是一种“隔离（isolation）”型的元素以及一种满足（欲望）型的力量；由此，我们经常遇到这些梦——在这些梦中，梦者的自我被表现成一个可供竞争声誉（le prestige）之用的体育场或者一个封闭的空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我面对“未来的难以捉摸的发展”以及与“欲望”相关的各种变化时所表现出的根本性的抵抗。此种“总是会令一个人因「自我控制」而感到满意”的虚幻统一体，包含着一种“重新滑入其最初的混乱中的”永恒的危险；这一危险伸向由“令人眩晕的屈从”所构筑的深渊；在此种深渊中，我们也许能看到焦虑的真实本质。
这还不是全部。正是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的缺口决定了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的缺失，也使他举起了“镶有珍珠似的保护层”的自恋性盾牌，而在这一保护层上绘制着永久与其隔绝开来的世界；不过，这同样的结构也构成了这样的景象——在其中，属于人类的环境得以植入于他，也就是指由他的类似者或者他者（son petit autre）所构成的社会环境。
在芝加哥的观察者们所提供的关于孩子的精彩报告中，我们可以评估出身体形象在孩子对其同伴（le socius）的各种认同方式中所表现出的作用。我们看到他们会摆出这样的姿态，比如“关于主人—奴隶或者演员－听众”的姿态。应当用这些术语——比如，法国精神病学家在讨论妄想狂时所使用的那些术语——来描述这一正常现象的发展，也就是指「互易感觉（le transitivisme）」这一术语。此种互易感觉以一种绝对的等价性来将“攻击与反击”结合在一起；这时，由于其自我因他人而完全异化于自身，所以主体仍处在“先于真相”的“模糊性阶段”中。
必须要补充的是，要想使“这类具有构建性作用的游戏”充分表现其功能，处于观察研究中的孩子们之间的年龄差应当低于某种界限，而且只有精神分析家能够测定出其最佳年龄差。当然，“似乎更容易导致认同的年龄差”会在本能性（冲动性，instinctuelle）整合的那些关键期中引发最糟糕的结果。
有一个问题也许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身体中的同性恋源头有时会与姐姐的意象相关。这意味着男孩似乎被拖入他姐姐的高级发展过程的尾流中：其影响与“恰好能够使这一年龄差抵达良好平衡时的时间跨度”成相应的比例。
通常，这些状况会因一种妄想型冲突而得到解决。正如我所证明的那样，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能以敌对的方式被构建起来。然而，进入自恋性认同中的力比多在这里流露出了它的意义。它的特征性维度正是攻击性。
当然，我们不能使自己迷失于那些处于词语层面上的类似性中，从而就像时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认为“攻击性（l’agressivité）”只不过是蕴含着一种攻击能力。
当我们重新考虑这些词语所指出的具体功能时，我们注意到：相对于具有整体上的可互换性而言，“攻击性（l’agressivité）”和“攻击（l’agression）”这两个词语彼此之间更多是表现出一种「词语反义关系性（complémentaire）」；就像“适应性（l’adaptabilité）”和“适应（l’adaptation）”那样，它们可以代表两种相反的事物。
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所涵盖的攻击性显然不是建立在暗含于“大鱼吃小鱼”这一箴言中的单纯关系之上的，而是以我们用苦行者的思想——伤害敌人即自伤——来表达的“精神装置内的张力（une tension intrapsychique）”为基础的。
确实，在弗洛伊德以极其睿智的方式所分析的“否定过程”的一切形式中——在其中他揭示出隐藏于“他爱我，我恨他；他不是我爱的那个人”中的机制——潜藏于“我爱他”中的同性恋本质也显露出来。显然，“将主体束缚于追求其虚幻的统一体中并因此使其远离自身”的力比多张力，与“被抛弃的焦虑”——人类所特有的悲剧命运——有关。由此，我们明白是什么促使弗洛伊德提出“死亡冲动”这个令人困惑的概念。
可以在一个饱受嫉妒之苦的小孩的脸上读到那些与“此种负性力比多（cette libido négative）所引发的持久损害”相关的标志；对此，圣.奥古斯丁曾辨认出一种原初痛苦：“我曾见过并认识一个遭受嫉妒之苦的小孩；他虽然还不会说话，却显得脸色苍白，并且痛苦地看着正在吃奶的弟弟”。
此外，意识的整个发展过程只会导致人们再度发现到：黑格尔式的二律背反可以作为自我的起点。正如著名的黑格尔学说所论述的那样，两个意识的共存所引起的冲突只能通过毁灭其中一方而得到解决。
不过，毕竟正是通过缓解于我们的分析中的痛苦经验，我们才被引入形而上学的领域中。
相比于任何其他东西，这些关于自我功能的思考更应当能够激励我们去重新审视某些“有时未经任何批判就被接受”的观念，比如这样的观念：即“在心理上拥有一个强大的自我是有利的”。
实际上，那些经典的神经症似乎总是由强大的自我所产生的次级结果；战争带来的巨大痛苦都向我们表明：那些真正的神经症才能最好地容忍所有人。
那些能够引发失败、性格障碍以及自我惩罚的神经症无疑处于扩大态势中，它们位列于“自我对所谓的人格整体的恐怖入侵”中。
一种关于自动-适应的自然过程并不能单独决定这一悲剧。作为由精神分析所解放的灵魂的正常出口， “自我牺牲（autosacrifice）”这一概念——法国精神分析学派用“献身性（l’oblativité）”这一术语来描绘它——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天真的“过度简化”。
因为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以此种自我牺牲为基础的婚姻 ”或者产生于自恋幻象式的心灵中的承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样的自恋幻象破坏了与“负责任地对待他人”相关的尝试）。
在此，我们应当要论及存在于我们的历史演变进程中的问题；它既要对当代人的自我的心理性死路负责，亦要对社会中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逐步恶化负责。
我们不想因为太过偏离我们的基本主题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因此，我们只限于提及比较人类学在“身体技术的作用”
——社会学家牟斯（Marcel Mauss）在一篇简明的研究中竭力推荐存在于其他文化中的所谓身体技术的作用——这一主题上所教给我们的东西。随处都可遇见这些身体技术；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维持着个体的鬼魂附体状态以及族群的宗教仪式；它们活跃于惯用的民间乐曲中以及入教仪式中。如今，这些仪式在我们看来是神秘莫测的；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我们看来具有致病作用的活动，在其他文化中，却具有一种可以用来提升精神稳定性的社会性功能。由此，我们推断出：这些技术帮助个体跨越“发展过程中的、成为我们的病人的绊脚石”的各种关键期。
也许，作为精神分析的试金石的、在正常的心理性欲发展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我们的文化中代表着存在于原始社群中的各种关系的遗迹或复制品（这些关系在多个世纪中保证着对于其成员的幸福而言极为关键的心理上的相互依存性）。
我们在这些使身体上的各个小孔服从于某种控制形式的最初尝试中所揭示出来的构成性影响，使我们能够在研究原始社会时运用这一标准；这样的事实——在这些社会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那些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入到早期教养的重要性中的紊乱，应当使我们在毫无保留地接受某些概念——比如卡帝内（Abram Kardiner）的“基础性的人格结构”这一概念——时变得谨慎些。
我们尝试去缓解的疾病以及在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作为心理治疗师的我们去承担起的那些功能，在我们看来似乎暗含着一种新人类的出现：心理人（Homo psychologicus）——作为工业时代的产品。存在于此种心理人与其所使用的机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汽车”的关系，会令人感到非常惊讶。我们觉得他与这种机器的关系是如此地紧密以致于这两者就好像完全结合在一起那样——其机械性的缺陷与故障通常同步于神经症式的症状。对他来说，这种情绪性的激动所具有的意义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它（这种机器）具体地展现了他的自我的保护壳以及其男子气概的受挫。
人与机器之间的这种关系既要被心理学的方法又要被心理技术学的方法所缓解；而且其必要性在社会组织中将会变得越来越迫切。
如果精神分析对话与心理技术性的方法不同，如果它能够使我们重建一种更人性的关系，那么这种对话的形式难道没有被一种死胡同——自我的抵抗——所限定吗？
难道它不是这样的对话？在其中，出于其技术的考虑，知者（分析家）要接受这点：只有让他的病人（分析者）充分地言说，他才能够使病人免于其「无明、痴（l’ignorance）」[7]的羁绊。
[1]本文是拉康于1951年5月2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所做的报告。
[2]是某些失去四肢的人类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这些人感觉失去的四肢仍旧附着在躯干上、并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一起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