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准备讨论我与他人交往时采取的态度、方式所经历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我不仅要叙述我作为一个职业心理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多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还将谈到我作为个人的处世方式发生的变化。
电影、吸烟、跳舞、饮酒,甚至于一些让人说不出口的事。所以,对待他们,最好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可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最好是生活在自己家庭的圈子里,避免与他们发生密切的交往。《圣经》中的这句话就是我们遵守的明智信条:"生活于人群之中而洁身自好。"
我从我的童年时期讲起。我生长在一个虔诚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家庭里。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我的父母用以衡量他人的价值观念。我现在无法确定当时我是否真正相信。但我知道我是按这些观念行事的。我想我们对于自己这个大家庭之外的人所持的态度归结起来大致是这样的:别人的所作所为是很成问题的,是我们这个家庭绝不赞成的。他们当中不少人玩牌、看记忆所及,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这种不自觉的、离群索居的高傲的态度一直是我的行为的特点。我确实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当时有一群与我同龄的男女孩子常常在我家后面的街上一道骑自行车,但我从来没有到他们的家里去过,他们也没有到过我家。
就我关于与家庭内部其他人的关系。我喜欢和我的弟弟们在一起,和他们玩耍,我感到非常快乐;我妒忌我上面的一个哥哥,对我的大哥则钦佩备至(尽管我和他的年龄差别太大,彼此之间很少接触)。我知道我父母爱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把我个人的或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样做了,他们就会对这些思想情感品评一番,而且会认为我有负于他们的期望。因此,对于我的思想、我的幻梦和我当时能够体验到的些微感情,我都秘而不宣。
可以这样来总结我的童年时代,以我现在的观点来看,我在那一期间完全没有与他人之间的亲密的、互相交往的人际关系。我对待家庭以外的人总是采取秉承于父母的那种疏远、冷淡的态度。
我在一所小学上了七年学。从那以后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我从来没有在同一所学校里度过两年以上的时间,这一情况无疑对我发生了影响。
从中学开始,我相信我渴望友情的愿望有所增强。但是这种愿望的实现受到了阻碍。首先是因为上面谈到的我父母的态度,其次是由于我所处的环境。我曾在三个不同的中学上学,但在哪所学校也没有待满两年,每一所学校都要乘很远的火车才能到。因此我一直无法在学校的社会里扎下根来。无法和其他学生一道参加课余和晚上的活动。我尊重、喜爱我的一些同学,也有一些同学尊重并且可能喜爱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彼此相处的时间过短,不足以形成友谊。我确实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结成一种亲密的相互发生影响的私人关系。在中学期间我仅有过一次和女孩子的约会——一道去参加高年级的聚餐。
就这样,再对人的一生起重要影响的青春期,我没有一个亲近的朋友,只有与他人的一些点头之交。我曾经有过几位比较理解我的老师。在他们教我的那两个学期里,我在英语作文中还表达了有关的情感。在家里,我与倒数第二个弟弟日渐亲近起来。但是我和他相差五岁,这使得我们很难深交。在此期间,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我相信,那时我对于收养较大夜飞蛾的强烈科学兴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与他人亲密相交的需要。当时我意识到我是一个性情乖僻的、不合群的人。在这个由个人组成的世界里我几乎没有或者说很难寻得自己的位置,除了一些一般的交往以外,我完全没有进行社会交际的能力。那一时期,我的幻想是极其离奇古怪的。医生多半会把它们归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但所幸的是我没有去求助于心理学家。
大学生活第一次打破了我这种孤独状况。我进了一所农业学院,而且几乎立即就进了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习班。起初我们只是偶然地走到了一起,但是后来这个小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活动内容丰富、不断创新和自行选择方向的团体。我在这里第一次领会到身边有了同道甚至朋友。我们对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种种观点和态度进行了生动活泼、饶有趣味的讨论。在小组里特别是在两位成员个别谈话时,我们甚至能对一些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在整整两年里,这个小组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直到我转到文理学院学习历史以后,才逐渐和它失去了联系。
在这段期间,可以说我对自己今后从事的职业开始了最初的探索。当时我是一个男孩俱乐部的主任。我也很喜爱这项工作。我认为,俱乐部里只能举行那些可以让孩子们直接从事的活动,例如远足、野餐、游泳之类。我不记得我曾鼓励过或举办过有关孩子们感兴趣的事物的任何讨论。那时我已明显地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平辈交往的可能性。但我大概从未想到过与这些十二岁的孩子们交往的问题。
我还在一个吸收贫苦家庭的孩子们参加的夏令营里担任辅导员,负责指导另外八名辅导员和一百名男孩子的活动。我们组织孩子们打零工收摘樱桃,接着安排了体育活动。照我看来,这是一个挺不错的计划。我记得就在这次夏令营期间,我第一次尝试建立一种"帮助他人"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种尝试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的宿舍里有几件东西和一些钱不见了。有证据表明这是某个孩子干的。于是,我和其他几位辅导员和他单独谈了话,希望他承认这件事。那时还没有"洗脑"这个词,可是我们实际上就是那样做的。我们又是恐吓,又是诱导,又是耐心地分析;态度时而亲切,时而严峻,还有人甚至恳求他承认,可是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他顶住了我们的一切努力。当我回顾这件尴尬的往事时,我认识到当时我所理解的帮助另外一个人,不过就是使他承认自己的恶劣行为,以便指导他走上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