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7月开始，“电击疗法在网瘾治疗中的运用”这一话题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议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击疗法在中华大地上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电击”。这一疗法的开创者也随即成了电击的焦点。他到底是挽救迷途青年的天使？还是十恶不赦的电击恶魔？坦率地说，落井下石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陋习。将错误归于一个人的头上，也不过是弥漫于互联网中的戾气的再次发作。这么做也无非只能使真正的问题进入电击后的休克状态。
一、不可能与无能
作为改变世界的三个犹太人之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在«有限的分析与无限的分析»中再次将“教育与治疗、统治”并称为三种“不可能的行当”。由此，我们可以说：“当下的中国人比弗洛伊德这样的西方人更为乐观，因为他们认为教育问题是个古老的难题，而非不可能的行当”。
在此，我们不得不引入法国著名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学家雅克.拉康的理论。他认为精神分析的疗效之一就在于将“无能”转变为“不可能”。为了清楚地阐述问题，请原谅我不得不走入精神分析这个专业。如果像许多经典理论那样将青少年的某些问题归咎于所谓的“失职的父母”时，那么试问还怎么解决问题呢？如果过去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父母的失职，那样怎样才能修改呢？穿梭时空以便修改过去？换个父母？或重新投胎？于是，将错误简单地归咎于某个疗法的发明者就更是可笑的了。因为如果他有能力运用更有效的疗法，为什么他不用？难道他享受此种由电击他人所带来的快乐？难道尚未完全被世界各地的精神病医院抛弃的电击疗法就只是人类的残忍性的体现？显然说不通。并非所有问题都代表着他人的无能，有些问题其实属于“不可能”的维度。比如，当孩子们抱怨外出打工的父母对自己照顾不周时，这真得是父母想要的结果吗？这真得是政策所希望的有效性吗？可以残忍地说一句，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网费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瞥见：对于处于世界化和科技化中的每个民族而言，问题都变得更为复杂。
当然，我无意写一篇文章来为父母和疗法发明人辩护。严格说来，从青年报所发的那篇文章来看，可以看出存在于父母或疗法发明人身上的问题。当遭受电击后的孩子乖乖地跪在妈妈面前时，妈妈觉得自己的孩子回来了。“跪下”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象征性动作。它象征着对长辈的敬意。同时，我们可从这一动作看出一种“使自己处于低的位置”之意。我并非要批评传统礼仪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是，如果单纯地把此种“尊卑”观念的实现当作成功教育的表现，就是十足可怕的。这并非我的观点。如果我们阅读 «道德经»的话，就可以看到老子已经指出其中的问题。在第十章中，老子说道：“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如果说生养万物的天尚且没有主宰之意，为何父母要主宰孩子呢？在第十个讨论班 «焦虑»中，雅克.拉康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要妈妈帮他系鞋带，妈妈竟然答应了。拉康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要求会使孩子没有自己的欲望。这给孩子一种错觉：母亲（大他者）是全能的，自己只是她的附属物，也就是说母亲在系鞋带的同时也把孩子拴在腰间。试问此类父母的以消除孩子的焦虑为目的的举动真得是在传递爱吗？事实上， “溺爱孩子”本质上是父母的自我满足。这会使孩子的世界陷入一种无界限的满足中。然而，无界限的满足其实伴随着无尽的焦虑。我想至少有一部分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会有此种焦虑感和虚无感。想到弥散于各种媒体中的一句广告词：“爱她就给她”。或许，在此种商业化的鼓吹背后，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有一种爱涉及的正是“爱他/她，就别给。”正如老子在第五章所说的那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当天地将万物视为刍狗之时，它们要传递的，正是存于天地间的各种不可能性。它们并未将万物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并未随意处置万物，并未以全能者自居，而是给予万物以一种空间，一种它们并不想涉足于其中的空间。因此，当我们认为这世间有某物真正属于自己之时，难道不是一种妄想吗？总之，每种生命的成长都需要内化一定量的焦虑。每种生命至少要尊重“不可能性”。每种教育都要遵守这一“不可能性”的原则。
二、法则、惩罚与欲望
回过头来，如果各类媒体所揭示的内容皆属真相的话，那么当孩子因为违背一些与网瘾无关的规则而受到电击时，难道没有反映出治疗师正在滥用电击疗法吗？必须用“电击”这种惩罚方式才能消除谎言和错误？棍棒底下一定出孝子？
雅克.拉康曾经强调过：“前进的同时总意味着某种后退。”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退回到二千多年前并翻出老子的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在第七个讨论班«伦理学»中，拉康曾经引用过哲学家康德所提到的例子：“在城里张贴这样的法令，所有的男人皆可与那位极度美丽的女人共度一宿。只不过欢愉之后，他必须要被绞死”。康德认为男人们不会为了一时的欢乐而甘愿放弃生命。然而，拉康认为一定有不少人甘愿死也要睡上这一觉。这里反映的正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蕴含的道理。拉康提出：“没有禁止，就没有欲望。”
这也正是俄狄浦斯神话中所描绘的人类的悲剧性的根源。难道我们并没有在所谓的网瘾青少年中发现这一无意识性的欲望吗？在高考即将到来之际，学习认为越是繁重，越是需要上网。这时，网游的欢乐正是由违背规则和师长的要求所带来的享乐。因此，惩罚也许会暂时堵住问题，但绝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三、精神现实与外部现实
在讨论“施瑞伯大法官”这一个案时，弗洛伊德曾说过：相比于自爱，他们（精神病人）更爱妄想。在“网瘾”青少年的情况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对网络的爱胜过自己。为了上网，他们可以节衣缩食，可以忘却外部现实，可以不眠不休直至猝死。
在 «科学心理学设计»中，弗洛伊德提到这样的现象：孩子会用吮吸手指来满足自己；而且这种满足是幻觉性的,甚至会危及孩子的生命。尽管手指对于满足生理需要而言并无任何作用，可是父母会必须要花费许多心思才能使这一问题隐去。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外部现实会引入各种规则来禁止此种精神现实，可是从不能彻底清除这一问题。在吸毒、绝食、抽烟中，在人们寻找婚姻生活外的第三者时，在贪婪的人们为了堆积财富而不顾他人的疾苦与性命时，正是此种欲望在作祟。可以说，人类的欲望满足从来都不乏一种幻觉性的本质。正如孩子格外珍惜手指那样，网络活动接替了童年时手指或乳房的位置。
那么该如何面对网瘾中所包含的精神现实？精神分析的创始人把它叫做精神“现实”；这意味着虽然它非外部现实，但是也是一种现实。因此，要想帮助青少年摆脱网瘾带来的痛苦，显然不能拒绝网络活动对他们而言所具有的“精神现实意义”。如果治疗师站在社会性的立场上并且希望直接能帮他们戒掉网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像青年报所报导的那样，那位饱受电击之苦的青年告诉记者：他也想咨询心理医生，可是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倾诉的欲望了。如果我们认为网瘾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试问怎么能让他们通过言说网瘾背后的真正问题来离开困境呢？
拉康之所以会提出“实在界”这一概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面对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妄想”或“幻觉”等，精神分析家要把它们当作是一种属于实在界的“真实”。精神分析家应当尊重来访者（分析者）的精神现实并倾听之。在第三个讨论班 «精神病»中，拉康提出：分析家要做精神病人的秘书。言下之意就是，分析家要处于谦卑的位置，放弃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方式，倾听并记录病人所说的、鲜有人愿意了解的精神现实。试着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想想，如果医生一上来就告诉你——根据外部现实或你未来的幸福以及前途，你深爱的东西是虚假的，你还愿意跟他讲自己的痛苦或问题吗？因此，治疗师或医生尤其不能处于这一位置。相反，当所谓的“妄想”找到一个接受它的地点时，话语的阀门也随即被推开；并且临床工作表明这样的肯定态度并未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唯有一步步地倾听并做出适当的干预，才能改变原有的困境。
此外，就青年报的那篇报导而言——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报导的话——我们会质疑治疗师或医生有时是否处于治疗性的位置。我并非是在攻击他们的品德，而是质疑他们的有些治疗措施以及他们在治疗中的位置，也就是说专业水平仍需提高。比如当不愿接受电击的青年因愤怒或绝望而破口大骂时，治疗师会生气且把电击当作回击性的方式。如果我们会因这样的愤怒和绝望而生气，那么我们并不是处在治疗师的位置，而只是另一个人。试问，这样如何能更好地展开治疗呢？因此，相关业务培训的开展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不禁要引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进行小结。他认为：妄想是病人自发产生的治愈性尝试。因此，相应地，我并不认为极速地去除网瘾就意味着治愈。网瘾对于主体而言也是一种治愈性的尝试，起着稳定精神的作用。过快地去除他，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难道诸多跳楼事件还不能让人们吸取教训吗？
四、科技与“隔离”
1950年6月6日，海德格尔完成了 «物»这篇文章的写作。他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了吗？在本文的结尾处，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非意外。难道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中人们停止询问这个问题了吗？
互联网的发明，让我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到想见的亲人、朋友等等；可是亲情与友谊得到加深了吗？高铁或飞机越来越快，回家探望老人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吗？科技的进步使得食品种类越来越丰富，质量也越来越好。可是味道还如从前吗？不用再继续枚举了…
前些年有则新闻讲的是：吃年夜饭时，孩子们都在低头刷手机，爷爷怒掀饭桌。今天，不断有新闻告诉我们哪里又出现大批寻找小精灵的丧尸群。再者，我们会发现我们被各种消费品的牌子划分成各个群体。在宗教和传统不断衰落的今天，我们需要商品的牌子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买东西时，也有了自动收银机，连和售货员的简单交流都会变得多余。更有甚者，我们可以预见：我们很快就不用再通过另一半来繁衍生命了。没错，我们正在被科技隔离成单独的个体。我们的各种关系都在被切断——你越来越不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获得满足了。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话语正在把我们打造成享乐型的生命。你缺什么，它就造什么，然后你去买，最后享乐吧。
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自新生儿与胎盘分离之后，我们会经历各种丧失：比如，与乳房的分离；在排便训练中接受身体的一部分的坠落；使性器期中的自慰享乐服从于阉割法则等等。正是丧失的客体构成了人类欲望的原因性客体。表明上我们的欲望是往前抓捕客体，而事实上支撑我们欲望的客体是处于欲望的背后的。我们所找到的每个新的客体，都不能停止欲望的滑动。
因此，即便我们用再多的消费品来获得满足，也不能使欲望停下脚步；并且这样的享乐模式只会突显生命的虚无本质，并且使人类更快地走向死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瘾难道不是科技及其隔离性的力量的体现？难道诸多案例并没有凸显出其致死的破坏力吗？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学如此精练地概括了欲望的本质。既然欲望的绝对的空不能被任何客体填补，那么该如何应对它呢？中华文明难道没有发明出相应的方法吗？那正是以空来应对空。它存在于书法中，存在于绘画中，存在于围棋中，存在于厨艺中…也就是指精神分析所说的“升华”的方式。在青年报的那篇关于电击疗法的报导中，我们仍能瞥见当下的应试教育制度之弊病。这使得许多年轻人不得不经历某种极具普遍性的“弯路”才能走向以“行行出状元”为结局的正路。
虽然万物皆如“刍狗”，但是各不相同…
潘恒，2016年9月，巴黎
版权申明：本文发表于“教育家杂志”2016年10月刊，版权归杂志所属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