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德心理许可是指既往的道德行为让人觉得可以表达或做出可能会损害自己道德名誉的态度或行为。给予许可与被许可行为既可属于相同领域 , 也可属于不同领域 , 甚至观察者有时也会给予行为者以道德心理许可。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是产生道德心理许可的两条独立路径。重要的个人认同和避免虚伪这两个因素可能阻碍许可的发生。未来还需要厘清自我许可与他人许可之间的关系 , 验证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模型的一些基本假设, 探讨道德心理许可的积极效应。
【关键词】道德心理许可; 道德证书; 道德信誉; 虚伪
【分类号】B849:C91
1、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 , 人们时常会不表达自己的态度 , 也不总是依其态度行事。原因之一是一些态度的社会认可程度较低 , 人们担心表达这样的态度或依其行事会违犯社会规范、会不受欢迎或损害自己的道德名誉 , 会被视为缺乏道德的人。例如 , 一个对女性抱有偏见的人、一个不爱国的人通常都会将自己的这些态度藏在心里, 一个饕餮者也常常会在宴席场合细嚼慢咽。
不仅拥有不同态度的人的表达意愿不同 , 拥有相同态度的人的表达意愿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 对女性持有同样偏见的两个人 , 一个可能表达, 而另一个则可能不表达这样的态度。这是因为个体担心某一行为会损害自己的道德名誉不仅取决于行为本身的道德性 , 而且还取决于自己过去的行为。只要他们过去的行为让其相信那样说或那样做不会损害其道德名誉 , 他们就会觉得获得了如此言行的心理许可。例如 , 以前经常平等对待女性会许可一个人表达对女性的偏见而不担心自己涉嫌性别歧视 , 曾经省吃俭用会许可一个人大吃大喝而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饕餮者。一般地说, 只要人们能够想起以前自己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高尚的行为例子 , 他们就会觉得可以表达或做出可能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不高尚的、会损害自己道德名誉的态度或行为 , 这种现象就叫做道德心理许可 (moral psychological license)。例如, 一个人也许会因为自己不久前参加了志愿者行动就觉得自己有拒绝赈灾捐款的道德心理许可。一个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 , 为组织、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领导者也许会觉得自己有贪腐的道德心理许可。显然 , 道德心理许可是与法律或规章制度许可不同的一种主观感受。但需要注意的是, 有了道德心理许可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必须那样做, 而是说如果愿意, 他就可以那样做。
下面将要回顾日益增多的道德心理许可文献中的一些研究结果 , 并提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 道德心理许可现象的表现形式。第二 , 道德心理许可的可能机制。第三 , 抑制许可效应发生的一些因素。第四, 对道德心理许可研究的评价及该领域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与努力的方向。
2、道德心理许可现象
2.1 相同行为领域的道德心理许可
在道德心理许可现象里 , 以前做过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行为属于给予许可行为 , 可能做出的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属于被许可行为。相同行为领域的道德心理许可是指给予许可行为与被许可行为属于同一领域。例如 , 如果个体认为自己以前经常平等对待女性 (给予许可行为 )可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性别歧视者 , 那么他就可以获得表达性别歧视态度 (被许可行为 )的心理许可。在此 , 给予许可的平等对待女性行为与被许可的表达性别歧视态度的行为就属于同一行为领域。
Monin和 Miller (2001a)在一项研究中要求白人研究参与者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警察职位是更适合白人、黑人还是同等适合？研究者告诉研究参与者 , 警察职位需要诚实和正直的品质 , 但警界通常具有敌视黑人的特征。在完成这一选择任务前, 研究参与者需要完成一项雇佣任务 , 即从 4位求职者中选择 1位。在一种条件下 , 最有资格的那位求职者是黑人 , 其余的都是白人 ; 在另一种条件下 , 所有的求职者都是白人。结果显示 , 在该项任务中有机会雇佣黑人求职者的研究参与者 (即前一种实验条件 )更可能在第二项任务中选择警察职位更适合白人。这可能是由于在第一项任务中选择黑人降低了研究参与者对支持白人会损害自己的道德名誉的担心 , 或者说在第一项任务中选择黑人许可其在第二项任务中支持白人。
在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背景下的一项研究 (Effron, Cameron, & Monin, 2009)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在大选前, 研究参与者(都是黑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支持者 )对前述警察职位选择情境进行反应。在选择前 , 给予一些研究参与者表达支持奥巴马的机会 , 而另一些则没有这样的机会。结果只有那些表达过对奥巴马支持的研究参与者选择警察职位更适合白人 , 这可能是由于表达对奥巴马的支持提供了自己不是种族歧视者的证据 , 因而得到了表达白人更适合警察职位的态度的许可。后续研究表明 , 在表达了对前民主党白人总统候选人克里的支持后 , 研究参与者选择警察职位同等适合于白人和黑人 , 因此仅仅表达一种政治信念并不足以产生这种许可效应。另外 , 仅仅只是观看奥巴马的相片但没有表达支持奥巴马的研究参与者也选择警察职位同等适合于白人和黑人, 因此启动也不足以产生该效应。这项后续研究排除了另外两种解释 , 间接支持了对许可效应的解释。
新近的几项研究还显示 , 人们还会未雨绸缪地采取某种行动以降低将来的行为损害自己道德名誉的可能性。在一项研究 (Merritt, Fein, & Savitsky, 2009)中, 研究者告诉研究参与者明天他们将要完成一项必须从两位求职者中选择其一的雇佣任务 , 以及有关这两个求职者的信息。然后要求他们判断几种模糊的行为是否为种族歧视行为(例如, 一位妇女在晚上看到一个黑人就赶紧过街而去)。当最没有资格的求职者是黑人时 , 研究参与者将大多数这类行为判断为种族歧视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对明天选择一位白人求职者的期望增加了研究参与者担心自己现在表现出对种族歧视的不敏感 , 这激发其策略性地判断更多的模糊行为为种族歧视行为以建立起自己不是种族歧视者的形象。 Bradley-Geist, King, Skorinko, Hebl和 Mckenna (2010)让研究参与者选择写一篇记叙一位西班牙裔朋友或熟人的短文。在选择前 , 研究者诱使一些研究参与者期望还可再写一篇对西班牙裔美国人好印象的短文 , 另一些则期望还可再写一篇对其坏印象的短文 , 结果后者现在更可能选择写一篇记叙西班牙裔朋友的短文。这可能是由于将来的行为 (写一篇坏印象的短文 )会让人觉得自己对西班牙裔美国人存有偏见 , 这种担心导致其策略性地选择记叙一位西班牙裔朋友来建立起自己是无偏见的形象。然而 , 这些研究也留下了这样的问题：策略性与非策略性地选择道德行为的许可效应的过程与结果是否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对于观察者而言 , 策略性与非策略性地选择道德行为是否具有相同的许可效应？
道德心理许可并不限于偏见领域 , Jordan, Mullen和 Murnighan (2010)研究了助人行为的许可效应。一些研究参与者被分派写一篇记叙自己助人行为的短文 , 另一些则记叙自己某日生活的短文。结果写助人短文的研究参与者在随后表达的以某种方式助人 (志愿者行为、献血 )的意愿较弱。这种许可效应似乎不是由助人引发的自豪感驱动的 , 因为若写一篇过去成就的记叙文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助人意愿。另外 , 在消费者选择领域也发现存在许可效应。在一项实验里 , 研究参与者有机会选择观看一部 “低俗的 ”或“高雅的 ”的电影(Khan & Dhar, 2007), 以使其在决策时产生一种冲突 , 因为他们既受到看一部好看的低俗电影的诱惑 , 同时又害怕这样会让自己显得低俗。然而, 当研究参与者知道自己还有一次选择电影的机会时, 他们更可能在第一次选择一部低俗电影。后续的一项实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当研究参与者知道自己还有选择机会时 , 相较于不那么好吃但健康的快餐 , 他们更可能在第一次选择好吃但不健康的快餐。因此 , 仅仅只是预期自己会选择高雅电影或健康食物就可让研究参与者觉得有证据表明自己具有文化修养或健康意识 , 因而许可其现在做出一个低俗的或不健康的选择 , 而不担心这会损害自己的道德名誉。
如果良好行为的意愿就足以许可一个人的不良行为 , 那么仅仅只是思考良好行为也可能具有许可效应。在一项系列研究里 , 研究参与者想象自己从各种快餐食品中进行选择 (Wilcox, Vallen, Block, & Fitzsimons, 2009)。一种条件是 , 从三种美味快餐中选择 , 其中一种特别美味 (如法国炸薯条)。另一种条件是 , 从三种美味快餐 (也包括一种特别美味的 )及一种更健康的快餐 (如沙拉)中进行选择。结果出人意料 , 健康快餐选项的出现增加了自控水平高的研究参与者选择特别美味快餐的可能性。一种解释是 , 自控水平高的研究参与者更多地思考了选择健康快餐 , 但这种想法反而许可其选择健康水平最低的快餐。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 健康快餐选项让自控水平高的研究参与者更可能想起自己过去选择过健康快餐 , 因而许可其现在选择不健康的快餐。不管是哪种可能性 , 仅仅出现健康食品选项似乎就更许可研究参与者做出不健康的食品选择。
以上所述都是针对相同行为领域的道德心理许可的研究 , 即给予许可行为和被许可行为属于同一领域。当过去的良好行为、良好行为的意愿、甚至于只是思考良好行为都可能减轻与良好行为相同领域的不良行为会损害其道德名誉的担心 , 人们甚至还会策略性地采取某种行动以减轻这种担心, 并因此得到做出不良行为的道德心理许可。
2.2 不同行为领域的道德心理许可
如果相同行为领域会出现道德心理许可效应 , 那么当给予许可行为与被许可行为属于不同领域时情况又会如何呢？或者说一个领域的良好行为是否能许可另一领域的不良行为？道德行为是否具有广泛的许可特性？ Mazar和 Zhong (2010)研究了这一可能性 , 他们要求研究参与者在一系列产品中进行选择 , 供其选择的多数产品或者为环保的或者为便利的。结果购买了更多环保产品的比购买了更多便利产品的研究参与者更可能在另外的实验任务中表现出欺骗、偷窃和自私行为 , 而只是观看环保产品的研究参与者则没有表现出那些行为 , 甚至倾向于表现出相反的行为 , 这排除了用启动来解释这些结果的可能性。购买环保产品似乎为研究参与者提供了他们是有德之人的证据, 从而许可其去欺骗、偷窃和自私而不担心会因此丧失道德名誉。还有研究者只是让研究参与者回忆过去的行为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较之于被分派回忆利用他人实现自私目的的研究参与者, 被分派回忆助人行为的研究参与者更可能在随后的实验任务中进行欺骗(Jordan et al., 2010)。
如果这种跨领域的道德心理许可是通过让人觉得自己在总体上是道德的而起作用的 , 那么仅仅只是让人们想到自己是道德的也许也会产生相似的效应。 Sachdeva, Iliev和 Medin (2009)要求研究参与者用道德的 (例如, 关心、慷慨、善良 )、或中性的 (例如, 书、钥匙、房子 )或不道德的 (例如, 卑鄙、贪婪、自私 )词汇来描述自己 , 随后给予他们捐赠自己实验所得的一些钱给慈善机构的机会, 结果道德词汇组的研究参与者捐赠得最少。一项后续研究排除了用启动解释该结果的可能性 , 因为当研究参与者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词汇来描写他人时 , 并没有出现相同的效应。显然, 不管用什么方式 , 只要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性 , 都会降低人们对随后的行为会损害自己的道德名誉的担心。Khan和 Dhar (2006)也发现实际的道德行为并非跨领域道德心理许可发生的必要条件, 因为他们仅仅只是让研究参与者想象自己决定做一个志愿者, 结果这一道德抉择就许可其表达对奢侈品而非实用品的偏好。中介效应分析还表明, 最初想象的抉择增强了研究参与者的自我道德感, 这进而促进其表达对奢侈品的偏好 , 而不担心自己会被视为奢华浪费的人, 从而损害自己的道德名誉。
总之, 当被许可行为和给予许可行为属于不同领域时道德心理许可效应也会发生。只要给予许可行为能够提供给人们道德感似乎就足以许可其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 即便给予许可行为 (例如, 购买环保产品 )与被许可行为 (例如, 撒谎、偷窃 )并无联系。甚至无需实际的道德行为 , 只要觉得自己是道德的 , 就足以许可人们做出可能会损害其名誉的行为 (Khan & Dhar, 2006; Sachdeva et al., 2009)。
2.3 观察者的道德心理许可
观察者会基于行为者的道德行为史而给予其做不道德行为的许可吗？ Effron和 Monin (2010)发现, 如果目标人物以前做过与现在的不道德行为(例如, 对婚姻不忠 )不同领域的道德行为 (例如, 做志愿者), 则研究参与者给予其较少的谴责。在一个与此有关的研究里 , Nisan和 Horenczyk (1990)要求 7年级的以色列学生阅读有关目标人物的一篇短文 , 短文描述了一位平常品行良好的或品行不佳的目标人物想做一件坏事 (如偷东西 )。当询问研究参与者更愿意许可哪一位目标人物的不道德行为时 , 研究参与者更可能选择平常品行良好的那位。开放式回答表明 ,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好人。
然而, 基于行为者相同的既往行为, 不同的观察者给予他们的道德心理许可的意愿可能是不同的。特别是受到行为者不道德行为伤害的群体成员也许比其他人更不愿意许可行为者的不良行为。在一项研究 (Krumm & Corning, 2008)中, 研究参与者阅读一位银行家在非歧视行为 (例如, 参加同性恋大游行)发生后的模糊的歧视行为 (例如, 拒绝贷款给一对同性恋夫妻 )。结果异性恋研究参与者评价银行家的模糊的歧视行为较少具有歧视性, 而同性恋研究参与者则不然。这表明 , 模糊的歧视行为所指向的群体成员很难给予此行为以道德心理许可。在一项相似的研究里 , Czopp (2009)让黑人和白人研究参与者评价一位白人目标人物涉嫌冒犯非洲裔美国人的言论 , 当这番言论出现在“我绝对不是种族歧视者 , 但……”的免责声明后时, 白人研究参与者将此言论评价为种族歧视言论的程度稍轻 , 但黑人研究参与者则相反。总之, 观察者也会给予行为者以道德心理许可 , 但观察者的道德心理许可可能存在着群体差异。
3、道德心理许可机制
道德心理许可的发生是因为一个人既往道德行为使其觉得做不道德的行为不会损害其名誉 , 但个体的既往行为是如何使其觉得可以免于名誉损害的呢？
3.1 道德信誉模型
道德信誉模型 (moral credits model, Merritt et al., 2009; Miller & Effron, 2010)认为, 只要个体从过去的良好行为中累积的道德信誉足以抵消或平
衡将来的不道德行为所带来的道德债务 , 不道德的行为就会被自己和他人许可。例如 , 一个长期遵守群体规范的群体成员 , 有可能做出违背群体规范的事情而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好的群体成员。因为长期遵守群体规范积累了可用来 “购买”违背群体规范的权利的特殊信誉。这可比作一个银行账户 , 遵守规范相当于存款 , 违背规范则相当于取款 , 只要有足够的存款来平衡违背规范所造成的债务 , 就是可以忍受的。换言之 , 遵守规范所得到的道德信誉抵消了违背规范所带来的名誉损害(Stone & Cooper, 2009)。该模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性：第一 , 尽管有道德信誉的人比没有道德信誉的人所做的不道德行为更被许可 , 但这种不道德行为仍然会被自己和他人知觉为不道德的。第二, 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是波动的 , 它取决于个体的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历史 , 道德行为提升道德自我概念 , 不道德行为降低道德自我概念(Jordan et al., 2010; Sachdeva et al., 2009; Zhong, Liljenquist, & Cain, 2009)。
3.2 道德证书模型
道德证书模型 (moral credentials model, Monin & Miller, 2001a)认为, 既往的道德行为让个体可以将后来的模糊不道德行为解释为不是不道德的 , 以此来提供心理许可。因此该模型与前述道德信誉模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被许可行为的道德性 , 证书模型认为被许可行为是道德的 , 而信誉模型则认为它是不道德的。在 Monin和 Miller (2001a)的研究里, 在第一项任务中对雇佣黑人求职者偏好的表达许可白人研究参与者在随后的任务中表达警察职位更适合于白人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意义是模糊的 , 因为它既可能是一种偏见 , 也可能是建立在警察职位描述基础上的一种合理偏好, 因此研究者认为 , 在第一项任务中雇佣黑人求职者的选择让研究参与者觉得自己获得了无偏见的道德证书 , 更有信心将在第二项任务中的态度解释为正当的而非是带有偏见的。而根据道德信誉模型 , 雇佣黑人求职者让研究参与者觉得自己获得的道德信誉可以抵消在第二项任务中表达的对黑人的偏见。一般而言 , 道德信誉通过抵消不道德行为对道德自我概念的消极影响来提供许可, 而道德证书通过将一个模糊的不道德行为解释为道德行为来提供许可。另外 , 道德信誉模型假设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会使其道德自我概念围绕一个平衡点波动 (Zhong et al., 2009), 而道德证书模型则认为个体因过去的道德行为而获得的道德证书使其将后来模糊的不道德行为解释为道德行为 , 因而后来的不道德行为不影响其道德自我概念。由此可以推断 , 道德信誉会随“支出”而减少 , 而道德证书似乎是 “一劳永逸”的。
3.3 两种机制的关系与条件
3.3.1两种机制的关系
道德心理许可领域的研究者有时根据道德信誉, 有时又根据道德证书来解释其研究结果。例如, Sachdeva等(2009)认为, 从积极的方面思考自己促进了 “道德货币的增长 ” (p. 527), 这可用来购买将来做模糊的不道德行为(例如, 拒绝捐赠)的许可。相似地 , Jordan等(2010)、Zhong等(2009)也按道德信誉模型来解释其有关心理许可的研究结果。反之 , 与 Monin和 Miller (2001a)对道德证书的描述一致 , Effron等(2009)、Merritt, Effron和 Monin (2010)认为, 先前的道德行为使研究参与者有信心将随后的模糊态度解释为较少种族歧视的蕴涵。行为者以前支持同性恋的行为导致异性恋观察者将行为者对同性恋者的模糊不道德行为评价为较少歧视 (Krumm & Corning, 2008),这种解释也是与道德证书模型一致的。
道德心理许可的许多研究结果其实既可用道德信誉模型 , 同时也可用道德证书模型解释。例如, 在 Sachdeva等(2009)的一项研究里 , 用道德词汇比用不道德词汇来描述自己的研究参与者更倾向于拒绝捐赠 , 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道德自我概念的提升可以抵消知觉到的拒绝捐赠的自私 , 这是一种与道德信誉模型一致的解释。但这个结果也可按道德证书模型加以解释 , 即用道德词汇描述自己的研究参与者更自信于将拒绝捐赠解释为不是自私行为 , 例如归因于自己收入低而非缺乏善心。同样地, 在 Bradley-Geist等(2010)的研究里 , 选择写一篇记叙西班牙裔朋友的短文既可能让研究参与者获得自己是无偏见的道德证书 , 也可能让其觉得自己获得的道德信誉可以抵消后来的歧视行为。由此可见 , 道德信誉和道德证书可能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模型 , 而是两条可以互为补充的、甚至可能同时起作用以产生道德心理许可的独立路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 , 可能道德信誉起作用, 而在另外的条件下 , 可能道德证书起作用。
3.3.2两种机制的条件
影响许可机制变化的两个重要的情境变量是：(1)目标行为的模糊性; (2)目标行为与既往行为的领域一致性。目标行为的模糊性是指目标行为的道德性难以明确判断 , 也就是说, 尽管怀疑 , 但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例如 , 因求职者是黑人就认为他不会努力工作 , 并因此拒绝雇佣 , 这种拒绝雇佣的目标行为就是一种明显不道德的种族歧视行为。而雇佣白人而不雇佣黑人求职者的目标行为既可能是种族歧视行为 , 也可能仅仅只是不愿将黑人置于种族歧视盛行的警察工作环境里, 因此这种目标行为的道德性就是模糊的。由于道德证书通过改变一个人对目标行为的解释而起作用, 因此若目标行为是模糊的 , 且可做更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时 , 许可就最可能通过道德证书而发生。因此 , 平等待人的行为史可以使个体将一个模糊的种族歧视态度解释为非种族歧视态度。而对明显不道德的行为的许可最可能通过道德信誉而发生, 且不改变这种行为的不道德性。
目标行为与既往行为是否属于相同领域是第二个重要的情境变量。前述研究表明 , 模糊的不道德行为既可被相同领域 (例如, Monin & Miller, 2001a)也可被不同领域的既往行为许可 (例如, Khan & Dhar, 2006)。如果目标行为是模糊的 , 且可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时, 相同领域比不同领域的既往行为更有助于将目标行为解释为道德的。例如 , 当判断一个模糊的雇佣偏好是否为种族歧视的表现时, 过去是否投过奥巴马的票应该比是否慈善捐赠更有助于将其解释为非种族歧视的表现。因此 , 若模糊的目标行为与既往行为属于相同领域, 则它更可能通过道德证书而被许可。若为不同领域时 , 则更可能通过道德信誉而被许可。
Effron和 Monin (2010)在观察者许可行为者的背景下检验了这些预测。研究参与者阅读一篇有关某位经理的模糊目标行为的短文 (例如, 他提拔了 5位白人雇员 , 却未提拔 2位黑人雇员 ), 然后表达自己想要谴责该人及其行为的程度。研究者将既往行为操纵为属于相同领域的 (例如, 提倡招募更多的少数族群人员)或不同领域的(例如, 倡导预防性侵犯 )良好行为或无任何良好行为。同时目标行为被操纵为非常明显的不道德行为 (例如, 经理说黑人不适合搞管理 )或模糊的不道德行为(例如, 经理说绩效比这两位黑人高的雇员碰巧都是白人 )。结果显示 , 只有当目标行为是模糊的 , 且与既往的道德行为属于相同领域时 , 目标行为才会通过道德证书得到许可。相较于没有阅读目标人物的任何良行的条件 , 在这些条件下研究参与者对目标行为表达的谴责较少。最重要的是 , 这一效应中介于研究参与者对目标行为的解释。具体而言 , 当目标行为是模糊的时候 , 研究参与者许可目标行为是因为既往相同领域的良行使其更能将目标行为解释为没有那么不道德。而当既往的良行与目标行为属于不同领域时 , 相较于无任何既往良行的条件 , 研究参与者表达的谴责较少, 并且不管目标行为是模糊的还是明显的不道德行为。这一许可效应并不中介予研究参与者对目标行为的解释 , 因此它的许可机制应该不同于由相同领域的良行所产生的许可效应机制 , 而可能是通过信誉抵消来实现的。
总之, 观察者许可行为者的意愿是由道德信誉或道德证书驱动的。与良行相同领域的模糊目标行为的许可机制可能是道德证书 , 与良行不同领域的目标行为 (不管是模糊的还是明显的不道德行为)的许可机制可能是道德信誉。因此 , 行为者对自己的许可机制可能类似于观察者对行为者的许可机制 , 但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这一假设。
4、许可现象与行为的一致性
个体的行为史 (例如, 平等待人行为 )许可人们做出与其不一致的另一种行为(例如, 歧视行为), 这些许可现象似乎与个体具有保持行为一致性的动机的观点 (例如, Festinger, 1957)相矛盾。因此, 有必要厘清在什么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会受限于与其行为史而保持一致 , 又在什么情况下会摆脱其行为史的限制而得到许可。可能的影响因素如下：
4.1 重要的个人认同
当行为发生在相对不重要的个人认同领域时 , 人们更可能摆脱其行为史的限制而产生许可效应, 反之, 则更可能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坚定于某些价值观的人 (如看重平等主义价值的人 )的行为更可能受限于与这些价值观有关的既往行为 (如表达过平等主义信念 ), 其道德行为与道德价值观的一致性比其他人更高 , 因为看重道德价值的人不太会容忍自己违背道德行为准则 , 他们为自己设置的行为标准也更高 (Zhong et al., 2009; Aquino & Reed, 2002)。例如 , 一位比较认同平等主义价值的雇主也许觉得雇佣了几个少数族群的人就可以表明自己是平等主义者了 , 而一位高度认同平等主义价值的雇主则可能只会将此视为实现真正平等的第一步。
与此分析相一致 , Effron等(2009)发现, 在奥巴马的支持者中 , 认为种族平等较不重要者 , 表达对奥巴马的支持产生了一种道德心理许可效应, 即他们建议分配更多的资金给服务于白人社区的一个组织 , 并且这是以牺牲服务于黑人社区的组织为代价的。而认为种族平等较重要者则表现出一种一致性效应 , 即他们建议分配更多的资金给服务于黑人社区的一个组织 , 并且这是以牺牲服务于白人社区的组织为代价的。对此结果的一种解释是 , 表达对奥巴马的支持使种族平等价值观较弱的研究参与者觉得自己的所为已足以证明自己不是种族歧视者 , 并因此得到偏向于白人的分配许可。而表达对奥巴马的支持对于种族平等价值观较强的研究参与者而言它只能算一个提醒物, 提醒自己还需要做更多来实现自己的平等主义价值观。
4.2 虚伪知觉
避免虚伪是影响个体保持行为一致性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Barden, Rucker, & Petty, 2005)。人们有理由担心自己显得虚伪 , 因为他人对虚伪的人的反应往往是负向的 (Powell & Smith, 2009)。在两种条件下 , 观察者特别可能认为行为者是虚伪的而不给予其道德心理许可。第一 , 当个体的既往行为被认为是其道德价值观的表征 , 而目标行为又与其明显矛盾时。例如 , 教训别人要努力学习, 自己却不好好准备考试 , 就会被人认为是虚伪的。第二 , 当个体的既往行为与后来的目标行为属于相同领域的矛盾行为时。例如 , 写过一篇倡导性别平等的文章 , 后来又发表性别歧视言论的人, 也会被认为是虚伪的人。而曾向慈善组织捐赠, 后来又发表性别歧视言论的人 , 可能会被视为一个粗鲁无教养的人而非虚伪的人。
Effron和 Monin (2010)的研究检验了因观察者认为行为者虚伪而不给予其许可的这些假设。他们发现 , 观察者不愿意许可行为者与既往道德行为(例如, 提高少数族群人员的福利)属于相同领域的明显不道德的行为 (例如, 因种族而拒绝提拔两位雇员)。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 这是因为相同领域的道德行为使明显不道德的行为显得虚伪 , 并抑制了许可。但观察者愿意许可行为者明显的不道德行为, 只要它与既往的道德行为属于不同领域。然而, 这个领域还没有直接检验行为者因自我知觉虚伪而使道德心理许可效应失效的研究。
评价与研究展望
道德心理许可现象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 , 它加深了我们对道德自我的认识。近年来 , 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从道德推理转向道德自我 , 从人格心理学取向的稳定的道德人格转向社会心理学取向的受情境影响的道德自我价值感 (Monin & Jordan, 2008)。由于道德自我价值感的情境敏感性 , 因而道德自我价值感与情境的交互作用更能预测个体的道德行为。道德心理许可现象的研究就是这种转变与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因为人们对自己道德名誉的担忧本质上就是对道德自我价值感的担忧 , 而从时间维度上来说, 个体过去的良行(情境因素)有助于维护和提升其道德自我价值感 , 并进而调节其对有关现在或将来的道德行为的认知、选择与表现。第二 , 它加深了我们对态度与行为关系的认识。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 但这个领域的研究长期聚焦于态度的强度、结构、内容以及其他认知变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忽略了情感与动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道德心理许可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人们是否表态或依态度行事还涉及到人们的情感与动机 , 而道德自我价值感就是影响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的一种动机力量。具体而言 , 人们对表达某些态度或依态度行事会损害自己道德名誉的担忧是设置在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一个心理藩篱 , 而基于自己过去的道德行为或将来的道德行为意图的道德心理许可有可能解除这个心理藩篱对行为的抑制 , 使人不再担忧来自于自己或他人的责难而表态或依态度行事。解除心理藩篱的道德心理许可可能有两条独立的路径：一是人们会觉得自己过去的良行已给予其充分的道德信誉去冲抵将来的不道德行为。二是人们会觉得自己过去的良行已提供可以证实其将来的模糊的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性的道德证书。尽管道德心理许可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 , 但这一新兴的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待回答。
首先, 自我许可与他人或观察者许可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分为以下几个子问题： (1)在什么情境下 , 行为者与观察者的许可是一致的？包括二者都许可和都不许可两种情况。 (2)在什么情境下, 行为者与观察者的许可是不一致的？包括行为者许可但观察者不许可及行为者不许可而观察者反而许可两种情况。
现有的研究回答了与此有关的这样的问题：行为者在许可自己时是否想到了他人？是否会自以为也得到了他人的许可？而当行为者缺乏许可时, 他们是担忧那样做会给自己还是会给他人留下自己的道德污点 , 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已有的证据表明人们似乎更关心获得来自于自己而非他人的许可。 Monin和 Miller (2001a)发现, 在第一项任务中雇佣一位黑人求职者增强了研究参与者在第二项任务中表达一个模糊的种族歧视态度的意愿, 并且研究参与者以为第二项任务的观察者完全不知道存在于第一项任务中的给予许可行为。因此这个结果表明研究参与者关心的是不让自己有偏见感而非担忧给他人留下自己有偏见的印象。还有研究表明 , 仅仅只是在心里打算在将来做出一个符合道德的抉择 , 也足以使行为者许可自己做出模糊的不道德行为 (Khan & Dhar, 2007)。甚至于仅仅将健康食品纳入食品选项就会让一些人觉得自己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 并进而许可自己选择一种不健康的美食(Wilcox et al., 2009)。Khan和 Dhar (2006)还发现 , 消费者对自己道德性的自我评价中介于他们许可自己表达对奢侈品的偏好。因此 , 行为的公开性并非道德心理许可的必要条件 , 行为者对其行为的自我知觉可能才是许可效应的核心。尽管有证据表明他人的真实在场并非许可发生的必要条件 , 但没有证据表明想象的他人在场是不必要的 , 人们也许会顾及一个行为会给想象的他人留下什么印象。 Monin和 Miller (2001b)的研究发现 , 许可表达一个模糊的种族歧视态度中介于研究参与者判断他人会将自己知觉为种族歧视者而非自我知觉为种族歧视者的程度。这一研究结果似乎与前述有关人们更关心从自己而非他人得到道德心理许可的证据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研究方法造成的, 相较于报告他人对自己存有偏见 , 研究参与者也许更不愿意报告自己存有偏见 , 并且他人知觉的测量也许反映的正是想象的他人对产生心理许可的作用。
总之, 要想全面考察自我许可与他人许可之间的关系 , 可能还需要做更系统的研究 , 进一步细化各种情境条件, 如操纵给予 (或被)许可的行为发生在有(或无)他人在场的公开 (或私下 )情境, 并改进自我知觉与他人知觉的测量, 以更精确地检验各个因素对道德心理许可的主效应及交互效应。
第二, 道德心理许可的机制问题。道德信誉模型和道德证书模型的一些基本假设及推论需要得到验证。例如, 按照道德信誉模型 , 得到与没有得到许可的人都应该认为目标行为是不道德的 ; 而按照道德证书模型 , 得到比没有得到许可的人应该认为目标行为更道德。又如 , 按照道德信誉模型, 在完成目标行为后 , 得到许可的人的道德自我概念应该下降 , 能够继续被许可的不道德行为减少; 而按照道德证书模型 , 在完成目标行为后, 得到许可的人的道德自我概念应该保持不变 , 因此不管有多少模糊的不道德行为 , 只要可以由道德证书加以解释, 就仍然能够继续被许可。
另外, 道德信誉与道德证书这两种机制涉及的道德与不道德行为都未明确其权重。按常理思考, 有一些“重要的 ”或“明确的 ”道德行为可用于 “抵消”后来相对不重要的不道德行为 , 或可将后来模糊的不道德行为解释为道德的。反之 , 则可能不能抵消或不能重新解释后来的不道德行为。不仅既往的道德行为会影响对后来的不道德行为的评价和解释 , 后来的不道德行为也可能影响对既往的道德行为的评价与解释 , 特别是当既往的道德行为是模糊的时候。涉及机制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既然两种机制可能同时起作用 , 那么同时起作用的条件是什么？又是如何同时起作用的？
第三, 既往的道德行为许可 (模糊的 )不道德行为似乎涉及人性中黑暗的一面 , 但道德心理许可也许有时也有积极的作用 , 如缓解焦虑 , 促进开放式交流等。因此今后的研究可探讨道德心理许可的积极效应。
致谢：感谢 Massachusetts大学的 Daniel A Effron博士提供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Aquino, K., & Reed, A. II. (2002).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1423–1440.
Barden, J., Rucker, D. D., & Petty, R. E. (2005). ‘‘Saying one thing and doing another’’: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event order on hypocrisy judgments of oth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1463–1474.
Bradley-Geist, J. C., King, E. B., Skorinko, J., Hebl, M. R., & Mckenna, C. (2010). Moral credentialing by association: The importance of choice and relationship closenesclosenes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 1564–1575.
Czopp, A. M. (2009). I’m not racist but . . . I’m racist: Blacks’ and Whites’ evaluations of disclaimers of prejudice.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Tampa, FL.
Effron, D. A., Cameron, J. S., & Monin, B. (2009). Endorsing Obama licenses favoring Whit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590–593.
Effron, D. A., & Monin, B. (2010). Letting people off the hook: When do good deeds excuse transgress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 1618–1634.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Oxford, England: Row, Peterson.
Jordan, J., Mullen, E., & Murnighan, J. K. (2010). On the pendulum of moral action: The effects of own and others’ past moral actions on future moral behavior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Khan, U., & Dhar, R. (2006). Licensing effect in consumer choic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3, 259–266.
Khan, U., & Dhar, R. (2007). Where there is a way, there is a will? The effect of future choices on self-contro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6, 277–288.
Krumm, A. J., & Corning, A. F. (2008). Who believes us when we try to conceal our prejudi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credentials with in-groups versus out-group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8, 689–709.
Mazar, N., & Zhong, C. B. (2010). Do green products make us better peopl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494–498.
Merritt, A. C., Effron, D. A., & Monin, B. (2010). Moral self-licensing: When being good frees us to be bad.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4, 344–357.
Merritt, A. C., Fein, S., & Savitsky, K. (2009). The strategic accumulation of moral credentials (manuscript in preparation).
Miller, D. T., & Effron, D. A. (2010). Psychological license: When it is needed and how it functions. In M. P. Zanna, &
J. Olson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3, pp.115–15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Monin, B., & Jordan, A. H. (2008). Dynamic Moral Ident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D. Narvaez, & D. Lapsley (Eds), Personality, Identity, and Character: Explorations in Moral Psychology (pp. 341–354).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nin, B., & Miller, D. T. (2001a). Moral credentials and the expression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33–43.
Monin, B., & Miller, D. T. (2001b). Testing mediators of the moral credentials effect. Unpublished data.
Nisan, M., & Horenczyk, G. (1990). Moral balance: The effect of prior behaviour on decision in moral conflic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29–42.
Powell, C. A. J., & Smith, R. H. (2009). The inherent joy in
seeing hypocrites hoisted with their own petar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chdeva, S., Iliev, R., & Medin, D. L. (2009). Sinning saints and saintly sinners: The paradox of moral self-regul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523–528.
Stone, T. H., & Cooper, W. H. (2009). Emerging credit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 785–798.
Wilcox, K., Vallen, B., Block, L., & Fitzsimons, G. J. (2009). Vicarious goal fulfillment: When the mere presence of a healthy option leads to an ironically indulgent decis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6, 380–393.
Zhong, C. B., Liljenquist, K. A., & Cain, D. M. (2009). Moral self-regulation: Licensing and compensation. In D. De Cremer (E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thical behavior and decision making.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Moral Psychological Licensing
SHI Wei
(School of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Moral psychological license may be defined as people’s perception that they are permitted to take an action or express a thought without fear of discrediting themselves. We present evidence that good behavior in one domain can license otherwise-discrediting behavior in the same domain or an unrelated domain. Observers are sometimes willing to extend license to ac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actors’ behavioral history.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behind licensing are moral credits and moral credentials which can be viewed as two independent routes. When one acts in domains that ar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to one’s identity or can avoid appearing hypocritical, one’s behavioral history will liberate rather than constrain future behaviors. We also discuss remaining questions in the literature and propose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question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licensing and person-licensing, verification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of moral credits and moral credentials models, the desirable consequences of moral licensing. Key words: moral psychological licensing; moral credentials; moral credits; hypocrisy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