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此文并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的《精神分析的危机》中的译文，而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黄颂杰主编）一书中的译文（第522页），与前者相比，少了许多作者原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当代精神分析学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从表面上看，它表现在要求去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训练的学生和从精神分析家那儿寻求帮助的病人减少了。近几年来，涌现出许多颇有竞争力的治疗方法，它们声称能取得更好的疗效并能省时节钱。十年前被城市中产阶级视作能解除精神烦恼的精神分析家现已被他们的竞争对手迫入守势，在临床医学方面正在丧失垄断地位。
为了正确评价这场危机，有必要回顾一下心理分析疗法的历史过程。半个多世纪前，精神分析学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在这之前，只有精神病或患有痛苦的社会障碍病的人才能得到精神病医生的治疗。当时，不太严重的精神病人只能由牧师或家庭医生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求人们自己处理自己的病情，在必要的时候还得默默地自我忍受。
当弗洛伊德开始他的临床工作时，他治疗的病人是一些通常意义上的“病人”，他们患有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歇斯底里症等恶化病症，有些甚至不是精神病人。后来，精神分析慢慢地开始将它的方法扩展到那些传统意义上并不算作有“病”的人。“病人们”带着诸多的抱怨，如不能享受生活乐趣，不幸福的婚姻，遇事则焦虑，痛苦的孤独感，不能胜任工作等，来到治疗所。与过去的诊断相反，这些抱怨都被归于“病”，新型的“治疗者”──精神分析家──将照料这些“难以生活”的人。在此之前，通常认为这种症状不需要职业医生的帮助。
这一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它最终在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在美国生活中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直到最近为止，城市亚文化群中的人“有自己的分析者”已成为“常事”。人们犹如习惯去教堂和庙宇一样，也习惯于在“长沙发躺椅”上花大量时间。
精神分析有这些繁荣景象是容易理解的。当今世纪是“焦虑的时代”，寂寞感和孤独感日益增长。宗教的崩溃，表面上看来政治的无用、完全异化的“驯服者”的出现，使城市中产阶级丧失了在这个无意义世界中的明确目标和安全感。虽然有些人仿佛在超现实主义，激进政治或禅宗佛教中找到了新的明确的目标，但清醒的自由派人士则一般都在寻找着一种哲学，使他们能赞同但又不致于根本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即，使自己不至于同朋友和同事们相比有什么“两样”。
精神分析能满足这种需要。即使病状未被根治，病人也会感到很大的宽慰，因为他能与耐心听他诉说并多少同情他的人交谈。分析者的收费只是病人小小的损失，也许这根本不是损失，因为人们付钱恰恰证明这种疗法是严肃的、可尊敬的，并且是有指望的。除此以外，它的威望也是高尚的，因为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奢侈商品。
分析者提供了宗教、政治和哲学的替代物。据说弗洛伊德已发现了生命的全部奥秘：无意识、恋母情结、孩提经验在成年时的再现；一旦人们理解了这些概念，就不存在神秘的或可疑虑的事物了。人有点象秘教的成员，而分析者则像神父；人躺在沙发上接受分析治疗，会感到不那么疑惑，也不那么孤独了。
这种方法对那些并不患压抑症而只是一般不适的患者特别有效。为了以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获得改观，后者不得不想象非异化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想象如果将生活集中于“存在”而不是“有”和“用”，那么它意味着什么，这样一种想象要求对社会，对它公开和隐匿的准则、原理持激进的批判态度。这需要有勇气割断那些舒适和保险的联结，有勇气发现自己只属于少数人的圈子；这也需要更多的精神分析家，他们自身未陷入被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工业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的和精神的混乱。
人们常常能在病人和分析者之间发现一项“君子协定”，他们双方都不真正地愿意被彻头彻尾的新经验所震动。他们满足于微小的“改善”，他们的无意识中相互感激，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无意识的“共谋”而互相感谢。只要病人一来交谈和付钱，分析者便倾听和“解释”，他们遵守游戏规则，而游戏本身对于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可接受的。再者，分析者的存在事实上往往被用于避免可怕而不可避免的生活现实；人们必须作出决定和冒险。当一个艰难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决定不能避免时，人们便沉溺于精神分析，以求将现实中的冲突转入需要“进一步分析”的“神经病”领域中，有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这类决定消失为止。为数众多的病人并不怀疑分析者，而分析者也不怀疑病人。既然没什么东西可动摇他们的“和平”共处之舟，那些无意中参与这一“君子协定”的人也就不会想到怀疑它。另外，因为精神分析家日益确信能拥有大量的病人，他们中许多人就越来越懒散和相信市场假相：他们的“使用价值”一定很高，因为他们的“市场价值”很高。由于强大而享有威望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支持，所以许多人相信，他们经过从入学到毕业典礼的整套仪式后便掌握了“真理”。
这样说是否暗示精神分析并不给人们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它本身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绝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指一些开业者和病人滥用分析疗法，而不是指其他人成功地进行的严肃工作。确实，轻易否定精神分析疗法成功的人说得更多的是某些赶时髦的作者很难领会精神分析处理的复杂材料，而不是精神分析本身。在这一领域里，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所作的批判经不起分析者凭证据进行的反驳，这些分析者正观察了大量从其所抱怨的烦恼中解脱出来的人。许多病人已体验到一种新的生命感和接受愉快的能力。除了精神分析外，没有其它的方法能导致这些变化。当然，精神分析对其他人毫无用处，有些人的真正变化是和缓地发生的。但这里不是在统计精神分析疗法的成功率。
许多人被一种关于快速而又便宜的“治愈”方法的许诺所吸引，这并不奇怪。精神分析已向人们展示了痛苦可通过职业帮助而减轻的可能性。随着精神分析类型朝着更“有效”、快速和“群体活动”方向的变化，新的治疗方法必将非常吸引人，它将从旧的精神分析者那儿拉走一大批潜在的病人。［注：不论小组治疗的功过如何（其功过我因缺乏个人经验尚不能恰当地判断），这一发明确实满足了更便宜的治疗的需要，并为精神分析疗法创造了第二项基础。除大众文化外，作为对某种疗法旳需要的满足，情感性小组现在是一个受欢迎旳解决办法。］
至此，我仅仅涉及了一些当前精神分析危机的明显和表面的原因：大量开业者和病人对精神分析的误用。要解决这一危机，至少在现有水平上，只能要求对分析者和病人作更严格的挑选。
那么，有人必然要问：对精神分析的这种误用是如何产生的？我已试图作出了一些很有限的回答。然而只有当我们从表面现象转入深层危机，──精神分析从这危机中发现了自身──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圆满的回答。
产生深层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精神分析从一种激进的理论转变成了守旧的理论。精神分析起初是一种激进的、深刻的和开放的理论。但它慢慢丧失了这一特点，停滞不前了。它没能发展其理论，以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境遇变化的问题，而是退回到了因循守旧和寻求受人尊重的状态。
弗洛伊德理论最有创造性和最富于变革性的成就就是建立“关于非理性的科学”，即关于无意识的理论。就像弗洛伊德本人所认识的那样，这是哥白尼和达尔文（我想再加上一个人：马克思）的工作：他们抨击了人类关于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类自身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地位的错觉；弗洛伊德则对遗留下来而未被触及的最后一个堡垒──作为心理经验基本材料的人类意识发起了攻击。他指出，我们意识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不是真实的，绝大多数真实的东西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唯心主义哲学和传统心理学受到迎头挑战。下一步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真实”的知识（理论物理学在这方面采取了另外决定性的一步，它攻击了另一种确定性，即关于物质本性的确定性说法）。
弗洛伊德并不仅仅笼统地陈述一般的无意识精神活动过程的存在（这一工作他的前人就已做过），而是通过揭示无意识在具体的可观察的现象中的活动：神经病症状、梦、日常生活的琐碎行为，从而凭经验证明无意识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无意识理论是有关人的知识和我们识别人类行为中的实在与表象的能力的最有决定性的步骤之一。其结果，开拓了一个新的关于真诚的领域，同时，为批判的思维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注：一般认为，性革命是弗洛伊德理论造成的结果。这在我看来却是可疑的，尤其是因为新的性自由的作用是随着当今我们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方式而来的，就象奥尔德斯•赫黎胥在《美妙的新世界》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然而，下面这一点却可能是弗洛伊德的影响经常被忽视的又一方面，在激进青年的主张中，最有意义的因素之一恰恰是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为和欺诈，这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也表现在该社会的许多行为和语言中。由于弗洛伊德揭示了诚实的新的一面，因此他可以视为是对青年们反对虚伪的主张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者。］在弗洛伊德之前，人们认为，判断一个人的真诚与否，只要知道他的意识倾向就足够了。而在弗洛伊德之后，这不再是足够的了；事实上，意识倾向只是微不足道的。在意识背后潜藏的隐秘的实在──无意识才是人的真正意向的关键。通过分析一个人（或检验一个人的行为时应用分析的观点），从根本上对摇了资产阶级（或其它阶级）尊严这一传统观点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凭借一个人的良好意向已经不足以判断他的行为了。［注：尽管马克思没有去审査压抑的心理机制，但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却与弗洛伊德的“文饰作用”概念具有相同的意义，参见E．弗洛姆：《幻想锁链的彼岸》，纽约，1962年版。］这些良好意向即使主观上完全是真诚的，也应置于进一步的详尽调查之下；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隐藏在背后的是什么？”或更确切一些，“你自身背后的你是谁？”事实上，弗洛伊德以新现实主义的精神使得“你是谁，我是谁”的问题的探讨成为可能。
但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被深深的内存矛盾所困扰。弗洛伊德开辟了理解“虚假意识”和人类自我欺骗的道路，因此他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虽然不是革命的思想家），他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了他所处的社会的限制。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批判社会，尤其是他的《一个幻象的未来》。但他也深深地植根于他所处历史时期的和阶级的偏见与哲学观念之中。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主要是被压抑了的性欲活动地区，“真诚”主要涉及儿童时代的“里比多”的变化。他对社会的批判局限在关于性压抑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在他的伟大发现方面是一位勇敢的、激进的思想家，但在这些发现的应用中受到了一种绝对信仰的阻碍：他认为他所处的社会，虽然根本不能令人满意，但却是人类进步的最高形式，不可能从根本性质上再作什么改善了。
鉴于弗洛伊德和他的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这两个方面中，弗洛伊德的门徒们发展了他的哪一方面的理论？它们追随的是继续哥白尼、达尔文、马克思事业的弗洛伊德呢？还是满足于在思想上、感情上都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经验范畴限制的弗洛伊德？他们要把弗洛伊德与情欲相联系的无意识特殊理论发展成一种普遍的理论，使全部被压抑的心理经验都成为这一理论的对象？他们想通过扩展意识而把弗洛伊德关于性欲解放的特殊形式发展成一种一般形式的解放？将这一问题用另一种更一般的方式表达的话，那就是：他们是发展弗洛伊德最强有力和最革命的思想，还是强调那些能最容易被消费社会接受的理论？
他们可能同时从两个方面追随弗洛伊德。但是，弗洛伊德那些正统的门徒信奉的是改良而不是激进。他们没能将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研究成果从受时代局限的狭隘性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一种更广阔和更激进的理论框架。他们仍在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精神分析最具有的那种激进主义的激情。当时，激进主义在揭露性问题上的虚伪现象方面就已很大胆，很具有革命精神了。
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吸引他的信徒，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他的人格中的一种特殊的品质。他不仅是科学家和医疗工作者，也是“改革家”。他坚信自己的使命在于兴起一场关于人的理性的和伦理的改革运动。他作为科学家，尽管重视理论，可也不忽视这场“运动”和它的政治性。但被他选作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的人绝大部分并不具备激进的批判能力。弗洛伊德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之所以选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着一种优秀的品质，即绝对地忠实于他和这场运动；其实，他们之中许多人具有任何政治运动中都有的那种官僚特征。既然这场运动控制着理论和政治实践，所以对领导人的这种选择，目的在于对精神分析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他一些学生则是叛逆者：荣格，说他是叛逆者，除了其他原因外，主要因为他是一个保守的浪漫主义者；阿德勒，因为他虽然很有天才，却是一个浅薄的理性主义者。兰克发展了原初的观点，他也受到排挤，也许这更多地是因为他的竞争者们的妒嫉，而不应归罪于弗洛伊德的教条主义态度。弗伦齐，也许是弗洛伊德追随者中最可爱和最富有想象力的一个，他既无当“领导”的野心，也无脱离弗洛伊德的勇气，当他晚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有所偏离时，即被无情地抛弃。W·赖希因为把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推到极端而被组织除名；他是畏惧精神分析官僚主义（在这方面，弗洛伊德也是官僚）而由改良变为激进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也正是在这个激进立场的范围内，弗洛伊德成了他的体系的中的核心。
在弗洛伊德学派内，争论的胜利者保持着牢固的控制权，尽管在他们中间也有许多妒嫉和竞争。最激烈地表现这个学派内部成员争论的是欧内斯特·琼斯的《内幕传记》，作者对他的两个主要对手弗伦齐和兰克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说这两个人在背叛时已精神错乱了。
绝大多数正统的精神分析家承认分析学派中的官僚主义式的控制，并遵守它的规则或至少口头上表示服从。但也有一些人留在学派中，对精神分析理论和疗法作出了重要的、有独创性的贡献，如：S·拉多（Rado），F·亚历山大（Alexander），弗里达（Frieda），弗洛伊－赖希曼（Fromm-Reichman），巴林特（Balints）兄弟，R·斯皮茨 ，E·埃利克森等许多其他人。这一学派中的绝大数多分析家企求能得悉他们期望（或其他人期望他们）发现的事实。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文献都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在“恋母情结”发生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婴儿就已经强烈地依附于他的母亲，这种对母亲的原始依附性，男女孩都有。象弗伦齐这样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勇敢的精神分析家描述他们的临床观察时，看到和提到过这种依附性。但当他们著述理论时，却又重复着弗洛伊德的模式而并未利用他们自己的临床观察。另一个官僚控制影响而造成麻痹的例子是，几乎所有的正统精神分析家都一致接受关于女人是被阉割了的男人的理论，尽管临床材料，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明显地证明并非如此。有关攻击本能的讨论也是如此，弗洛伊德长期以来几乎没有注意过人类的攻击本能，精神分析运动中的作家们也忽视了这一点。当弗洛伊德发现了“死亡本能”后，“破坏性”成了一个中心论题。仅仅因为承认了死亡本能的概念，许多人畏缩不前了（依我看，他们太依附于机械的本能理论，所以不能正确理解新理论的深度），甚至企图以假设一个“破坏本能”来反对性本能，并由此抛弃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之间的旧的二分法，同时都又保留旧的本能概念。
上述评论似乎意味弗洛伊德应当承担所有正统精神分析思想只开花不结果的指责。其实这种结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顺从这种方法的分析家们毕竟不是被迫这样做的；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被开除出所在的学派。实际上，有些人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也并未遭到厄运，而只是受到官僚而不是精神分析家的指责。那么，是什么阻止了这种“大胆”的尝试呢？
原因之一是，弗洛伊德创立了一种体系，它受到几乎所有“体面”的专业工作者和学术专家的攻击、嘲讽。因为在那个时代，它向许多禁忌和世俗观念进行了挑战。当时，敌意四伏，每个分析者都感到不安全，都想归属于一个组织，以组织的力量保证自己免于孤独。只要他加入这个组织，严格地服从组织的“命令”，他便能受到这个组织的保护。由于对组织的信任，自然会滋生出某种“人格崇拜”。
还应当考虑另外一种因素。精神分析要求解答人类心灵之谜。如果说在这一领域内确有这么个谜的话，那么它也的确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答案”了。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大，我们至今所知甚少。如果分析者个人真能意识到自己在理论和治疗方面知识的零散性，那么他会产生的最大的不可靠感就在这一点上，特别是当他的知识遭到驳斥或嘲笑时更会产生这种感觉。因此，他很自然的会支持这种假设，即弗洛伊德已发现了全部真理，而分析者自己，只要作为该组织成员即可分享对真理的一部分拥有权。当然，他也许会承认，事实上他的知识是零散的，具有试验性质。但这不仅需要大量勇气和独立精神，而且也需要创造性思维。这也要求每个分析家应在研究工作中本着人类探求者的态度，而不是成为一个直接使用他的理论去谋生的职业医生。
显然，在许多政治、哲学和宗教运动史上，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就精神分析运动所描述的官僚化和思想异化的同样的进程。但这在科学史上却是相当罕见的，要不然，绝大多数创造性的科学观念都会陷于停滞，它们的发展也将被官僚和教条主义所窒息。我已对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作了比较详细的概述，因为这是造成精神分析危机的主要因素，虽然人们还未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在描述精神分析运动的官僚主义性质带来的消级影响时，我们仅仅涉及了造成精神分析危机的一个因素。而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与日俱增的社会变化。本世纪初，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保持着激进的批判和改革精神，而当稳定的社会制度受到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威胁时，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则变得更加保守。机器控制，丧失个性的“驯服人”的涌现，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出现的独裁政治，核战争的威胁，这些都是把中产阶级推向保守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家有着与中产阶级同样的忧虑，他们也同样具有谨慎和保守性。
也有一小部分激进的精神分析家──精神分析的“左派”，与上述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家们不同，他们试图延续和发展激进的弗洛伊德体系，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观和心理学观之间制造一种和谐。这些人中间有：S·伯恩菲尔德（S．Bernfeld）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们试图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取得一种综合。我的工作也是研究这一问题。这个工作开始于《精神分析和社会学》（1928年）、《基督的教条》（1930年）这两本著作。最近，当代精神分析家中最有创见、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者R．D．拉因也从一种激进的政治的和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出色地研究了精神分析学的一些问题。
精神分析学对激进的艺术和文学先锋派的影响很大。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弗洛伊德的理论可能带来的激进性质（职业分析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对各个完全不同领域内的激进运动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这种影响在超现实主义者中间（虽然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流派）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最近十年中，可以看到一些在政治上比较激进的哲学家日益关注起精神分析的问题。让－保尔·萨特就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中对精神分析思想作出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贡献。在这批人当中，除了萨特和O·布朗之外，最著名的该属赫伯特·马尔库塞，他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其他一些成员如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及已故的阿多诺都对糅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感兴趣。还有一些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近年来也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兴趣，并写下了大量论著。不幸的是，这种新文献常常因为它们的作者是缺乏临床基础知识的“精神分析哲学家”而降低了价值。一个人要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一定要成为精神分析学家，但他必须了解他们的临床基础；否则，容易误解弗洛伊德的概念，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缺乏足够的知识，而仅仅不太确切地摘取片言只语。
马尔库塞对精神分析学所作的论述，范围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要广，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分析哲学”能够以特殊方式歪曲精神分析理论的很好例证。他声称，他的工作“完全是在理论范围内活动，在精神分析已蜕变成的那种技术训练之外。”这是一段令人迷惑的话。它意味着精神分析开始是理论体系，而后来则成了一种“技术训练”；当然，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是建立在他的临床研究基础上的。
马尔库塞所谓的“技术训练”指的是什么呢？有时，“技术”一词听起来好像仅仅是指治疗问题；可有时又象是临床的经验材料。在一门科学中，一方面把哲学和分析理论分割开来，另一方面又与精神分析的临床材料分割开来，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参照已发展的临床现象，就不可能理解这门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构造一种忽视经验基础的“精神分析哲学”必定会导致对这个理论理解上的严重错误。再说一遍，我并不认为为了讨论精神分析问题，一个人必须首先是精神分析家或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但为了搞清楚精神分析学一些概念的意义，一个人必须要有兴趣或能力去处理一些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经验材料。马尔库塞等人执意研究诸如倒退、自恋、颠倒这类概念，这只是停留在纯粹抽象的思维世界中。他们“自由”地构造着奇异的结构，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能检验他们思想的经验知识。不幸的是，许多读者都是用这种曲解了的方式了解弗洛伊德，更不用说这种曲解带来的严重损害了。凡是接触这种混乱思维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马尔库塞写了许多涉及精神分析的著作：如：《爱欲与文明》、《单面人》、《论解放》。我并不准备对这些著作展开全面讨论，而只限于作一些评论。首先，马尔库塞在描述弗洛伊德学说的概念时，犯了一些基本的错误，比如：他误解了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他假设有几个“现实原则”并断定其中之一的“行为原则”统治着西文文明。马尔库塞作出了一般人具有的那种错误的理解：把“快乐原则”归结为享乐主义的准则，即生活的目的是快乐；而把“现实原则”归结为社会准则，即人努力奋斗的方向应该是工作和职责。难道是这样的吗？当然弗洛伊德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在弗洛伊德看来，现实原则只是快乐原则的“一种限制”，而不是它的对立面。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的概念是指，每个人都有一种遵奉现实的能力和避免伤害的本能，而不加抑制的本能满足是有害的。这种现实原则完全不同于某种特定社会结构的准则：某种社会可能非常严格地控制性的冲动和幻想；所以，现实原则通过让人压抑这类幻想来防止自我毁灭。而另一种社会则可能正好相反，因而现实原则没什么理由要进行性压抑。在弗洛伊德看来，“现实原则”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社会结构和我称之为特定的文化或阶级的“社会性格”（比如，纷乱的社会会产生下面这种社会性格：进攻型的倾向受到鼓励；一百年后，鼓励消费，有意识地抑制囤积则成了社会性格；吝啬已不适应社会的要求。在每个社会中，人的一般能量能转变为一种特殊的能量，这种能量以它自己的作用而为社会所利用。相应地，对何种欲望的压抑取决于社会性格系统，而不是取决于不同的“现实原则”）。然而，弗洛伊德在动力论的意义上使用的性格概念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是“哲学”的概念，而只是经验的概念。
从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压抑概念的使用中也可看出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严重歪曲。他写道：“在非专门意义上，‘压抑’和‘压抑的’通常用来表示意识和无意识，表示抑制、强制和压抑的外部和内部过程。”但弗洛伊德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是被压抑物──无意识──在动力论意义上的“压抑”。如果将“压抑”用于意识和无意识材料两者，就失去了弗洛伊德关于压抑和无意识的全部意义。“压抑”一词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习惯的用法，即在“压抑”、“禁止”意义上的压抑；其次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用法（虽然在弗洛伊德之前，心理学上已使用了这个词），即从意识中除去某物。这两层意思本身并没有什么联系，由于不加区别地使用压抑这个概念，马尔库塞混淆了精神分析的中心问题。他在“压抑”一词的双层含义上玩了个花样，把它的两层意思说成是一层意思。在这过程中，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压抑消失了，尽管他找到了一个哗众取宠的方法：利用压抑一词的含混词义而把政治范畴和心理范畴统一起来。
马尔库塞在关于爱欲和生存本能的保守性质问题上也歪曲了弗洛伊德的理论。马尔库塞提出了大量关于弗洛伊德把同样的保守性质（即回归到早期阶段）不仅归咎于死亡本能，也归咎于爱欲的“事实”。他显然并不了解在《精神分析大纲》一书中，弗洛伊德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所得出的相反结论：爱欲并不带有保守性质的特征。虽然这一结论给他的理论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弗洛伊德仍坚持这一观点。
如果去除赞词，《爱欲与文明》一书实际上是为无压抑社会中的新人描述了一幅理想之图：人们的性器前期（pregenital）性欲，特别是性虐待狂和粪癖都得到了恢复。事实上，马尔库塞“无压抑社会”的理想只是一座儿童乐园，在那儿所有要做的事就是玩耍，没有严酷的斗争或悲剧（他从未认真对待对他的理想与自动化工业组织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退化到婴儿性欲机能的理想与对生殖器性欲支配性器前期内驱力观点的攻击是联系在一起的。玩弄一下文字游戏的话，从属于第一性的生殖器的口腔和肛门性欲等于是资产阶级家庭中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而生殖器性快乐原则只允许适应于生殖。在对生殖器“支配权”的攻击中，马尔库塞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生殖器性欲决不只限于生殖；男人和妇女常常取悦于性快感而并无生育意图或采取避孕措施就是例证。马尔库塞仿佛是想说，因为一些性反常行为：如性虐待狂或粪癖不能导致生育，所以它们要比生殖器性欲更“自由”。实际上，马尔库塞以其革命性的辩术掩盖了他观点中的荒谬的、反对革命的特征。象那些从德·塞德和马里内蒂到当代的先锋派艺术家和作家一样，马尔库塞被退回婴儿期、性倒退所吸引，而且依我所见，以更隐秘的方式被破坏和恨所吸引。在文学和艺术中揭露一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并进行科学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艺术家或作家们介入其中，美化他们想要改变的社会弊病，那就会成为革命的对立面。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马尔库塞对那喀索斯和俄耳浦斯的赞扬，而普罗米修斯（马克思称之为“哲学历法中最崇高的圣人和殉教者”）则被贬为“行为原则的原始英雄”。俄耳浦斯－那喀索斯的形象与“地狱和死亡相联系”。根据古典神话，俄耳浦斯的名字是“与导向同性恋联系在一起的。”马尔库塞说“他象那喀索斯那样，拒绝正常的爱欲不是为了禁欲的理想，而恰恰是为了更完善的爱欲。他象那喀索斯一样也反对生殖性行为的那种压抑型的顺序。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的爱欲是对这种顺序的否定──一个伟大的否定。”这一伟大的否定也可以说是“拒绝承认与性欲客体（或主体）的分裂”。说到底，这个观点并未得到进一步展开，它拒绝了同母亲和大地的完全分裂，拒绝彻底体验性欲快感（生殖器的快感，而不是嗜粪癖或性虐待狂欲）。说来也怪，在《单面人》中，伟大的否定好象已完全改变了初衷，尽管这一变化没有直接提及；它的新义就是拒绝使用那些联结现在与未来的鸿沟的概念。众所周知，这一理想恰恰是对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概念的反动，而与他的神经病和精神病的概念相一致。
这种生殖器性欲至上的理想显然与赖希提出的那种当今十分活跃的性解放也是非常对立的。
马尔库塞忽视了如下事实：对弗洛伊德来说，里比多从最初的自恋到口腔期和肛门期，然后再到生殖器期的进化根本不是一个加深压抑的过程，而是走向成熟的生物过程，这一过程使生殖器性欲占了主导地位。弗洛伊德认为，健全的人就是那种已达到生殖器期并悦于性交的人；弗洛伊德的整个进化图式是建立在生殖器作为里比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我并不是反对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背离，而是反对他制造的混乱。这不仅是由于他错误地使用弗洛伊德的概念，而且是由于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即他俨然代表着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后者只作了微小的修正。实际上，他正在创立一个有背于弗洛伊德思想本质的理论。这是他通过断章取义，或利用弗洛伊德的话，然后又将它们丢弃的手段达到的；或者说，是他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意思完全无知所造成的。马尔库塞的所作所为多少类似于马克思对待弗洛伊德的态度［注：此句有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的译文是：“马尔库塞对待马克思大致就像对待弗洛伊德一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有过一些细微的批判，说他没有发现关于新人的全部真理，但同时他又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好像他在总体上代表马克思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而马尔库塞关于婴儿型新人的理想与马克思关于一个创造性的、自我能动的、能爱和对其周围每件事都感兴趣的人的理想大相径庭。马尔库塞对这一事实避而不谈。人们不禁感到，马尔库塞是在利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激进的青年一代中的影响，来兜售他那反弗洛伊德和反马克思的新人概念。
象马尔库塞这样一位博学的学者竟为精神分析绘出了如此一副歪曲了的图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答案在于他的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对精神分析所抱有的特殊兴趣之中。对他来说，精神分析并不是揭示一个人的经过文饰而伪装起来的无意识冲动的经验方法，即一种人格理论，这种理论涉及的是性格，它揭示了看起来“合乎理性行为”的各种无意识动机。在马尔库塞看来，精神分析是关于死亡、生存本能、婴儿性欲等一系列元心理学的沉思。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就在于研究大量仅限于由哲学作抽象处理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转入经验探究的主题中。而马尔库塞却似乎通过将弗洛伊德的经验概念重新转回到哲学思考──而且还是相当混乱的思考──的题材中来败坏弗洛伊德的这一成就。
除了左翼精神分析家团体和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弗洛伊德主义组织内部的人之外，我在此特别要提到四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们的贡献比大多数人更系统，更有影响（我省略了一些早期反对者，如：阿德勒、兰克、荣格）。
卡伦·霍尼是第一位对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作出批判性研究的人，她后来又对这一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她放弃了里比多的理论，强调了文化因素的意义，这一研究颇具丰富的真知灼见。
沙利文在对文化因素的意义认识方面与卡伦·霍尼女士看法相似，他那作为“人际关系”理论的精神分析概念也拒绝里比多理论。依我看，他关于人的理论多少受以下因素限制。他所指的人实际上是现代异化了的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对荒诞世界和重病的传染途径，特别是精神分裂病人的洞悉。
埃里克森（E．H．Erikson）则对儿童理论和社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理论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他通过对同一性问题的研究和撰写路德（Luther）和甘地（Gandhi）的精神分析传记而促进了精神分析思想的发展。照我看来，如果他以更激进的方法遵循某些前提的结论的话，他本应走得很远。
克莱因（M．Klein）和她的学派的最大优点在于指出了人所具有的深度的非理性（试图通过婴儿揭示它的表现形式）。她的理论至少对精神分析运动中不断显示自己的理性主义倾向起了矫正的作用。
大部分精神分析家之间的相似倾向使他们在某个学派中找到了共同语言。我准备对这个学派作更详细的讨论，因为它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已成为最有影响和威望的学派──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这个学派是由一批精神分析学家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他们通过协作发展起来的体系对补充经典理论具有很大意义。
自我心理学家将他们的理论注意力转向了自我，并偏离了弗洛伊德体系的注意中心伊德，即作为人的动力而人并未意识到的非理性的情感。对自我的兴趣有着令人尊敬的传统，特别是自从弗洛伊德用本我──自我──超我的划分取代无意识──意识系统的旧的两分法以来，自我概念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概念。自我无意识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原有的划分过时了）引起了弗洛伊德在术语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本质上的变化。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的防御机制》（1964年）一书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另一个支撑：自我心理学是一种有机的发展，它植根于经典弗洛伊德理论。
自我心理学家们强调说，安娜·弗洛伊德的工作决不在他们之前。她追随的是弗洛伊德早期关于自我作用的无意识方面的研究。不管那些使弗洛伊德成为自我心理学之父的引证是多么正确，他作为自我心理学之父的地位却并不如哈特曼和他的研究小组那样稳固。弗洛伊德虽然对自我的兴趣日益浓厚，但他的分析心理学集中围绕在作为动机的无意识内驱力上，因此，他只是，并始终是一位“本我心理学家”。
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一年后，自我心理学的奠基人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发表了一篇题为“自我心理学和适应性问题”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自我心理学的诞生。在这篇论文中，哈特曼通过集中注意于适应过程而为新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他对自己所做的修正工作说得很清楚：精神分析学“是从对规范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交接点上的现象和病理研究着手进行的。它的工作集中在本我和本能的内驱力上……。现在，我们不再怀疑精神分析是否能在广义上成为普通心理学了，那些可称之为精神分析工作方法的概念已发展得更广泛，更深入和更有辨别力了。”
把精神分析当作普通心理学的新观点使自我心理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些旧精神分析未加注意而后来也只是稍加注意的现象上，即“能导致适应成就的精神器官的那些过程和活动方法”。这个已成为自我心理学进一步发展基础的论题旨在说明，不是每一次对环境的适应，使一个从学习到成熟的过程都是在冲突中完成的；从知觉、直觉、思维语言、现象还原、生产率的发展一直到运动神经的发展：抓、爬、走以及成熟和学习过程都是在冲突之外发生的。哈特曼建议采用“无冲突自我范围”这个概念，因为它的所有功能在任何时候都是在精神冲突范围之外产生其影响的。自我心理学强调意志作用和“性退化”（desexualized）的里比多以及“减弱攻击性”（de-aggressived）的破坏能量的作用，它们为自我提供能量以施展自己的作用和意愿。如果说这些概念的提出形成了一次重心转移：远离了弗洛伊德关于非理性力量的论述（后者决定意志并限制了自我的作用），那么，这些概念对本我和自我的处理则构成了另一次更重要的分离。弗洛伊德曾把本我看成是一口无结构的“激情的大锅”；而吉尔（B．Gill）则认为本我本身有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如果是不合逻辑的，至少也是前逻辑的（绝大多数心理学家赞同这一观点）。自我和本我不再看作是对立的，而被看作是连续的统一体。这样一来，弗洛伊德所设想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活动能量和被束缚的能量之间，第一过程和第二过程之间的两分法也可看作是连续统一体。它们（象自我和本我一样）是力量和结构的有等级的连续统一体，它们存在于这一等级系统的各个等级之中。连续统一体的假设使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辩证因素消失了。过去，在这方面，弗洛伊德非常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冲突”，和由这种冲突产生的新现象。现在，这种思维辩证法不得不作出让步，对立面之间冲突的概念被一种在结构等级中发展的概念所取代。
在自我心理学对弗洛伊德的主要目的所作的重新评价中，自我心理学的这种一致性特征比这些精致的理论表现得更清楚。弗洛伊德用大胆的诗一般的语言表述了他关于精神疗法和人的发展理论的目的：“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就是弗洛伊德对理性的信念所作的表述，深信这是一个合理的表述；这也是他通过使无意识变成有意识从而使人获得解放的方法存在的理由。然而，哈特曼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一表述容易被“误解”：“这一表述并不意味已经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一个纯理性的人；它只是暗示存在着一种文化历史趋势和一个精神治疗的目的。”
这是实证主义激进目的的翻版。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完全合乎理性的人的观点是对一种趋势的描述，这种描述由于对“完全”一词的形容而成了老生常谈。弗洛伊德关心的不是自我发展的最大限度，而是人所能及的最大适度。他建立了一种基于他的人论之上的规范原则，即，人只要有能力，就应该试图用自我代替本我，因为他越努力取得成功，就越能避免神经病，同样，也能避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那种不必要的痛苦。在这方面，弗洛伊德与实证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弗洛伊德主张存在着人性发展的规范，而实证主义把弗洛伊德的箴言仅仅称之为“文化－历史倾向”，以此否定弗洛伊德蕴含有“应该”之意的箴言的激进的规范本质。
在哈特曼关于精神健全概念的陈述中也能见到同样的一致性倾向。哈特曼批评了那些对“思想健全”的属性草率发表见解的人。他觉得他们“低估了人格的多样化，实际上，多样化的人格都应该看作是健全的，人格类型的多样化对于社会来说是必要的。”
“实际说来”一词作何解释？由于哈特曼语言的模糊性，使他回避了在这一领域中最有意义的问题之一：精神健全的两种意义。其中一个意义是指精神系统就其最佳发展而言所起的作用，我称它为“人本主义”概念，因为它以人为中心。弗洛伊德关于健全意味着有爱和工作的能力的定义多少有点笼统，但它清楚地表示，一个充满恨和破坏倾向、缺乏爱的能力的人不能算是健全的人。更具体地说，弗洛伊德不会把一个已完全退化到肛门期施虐狂的人说成是“健全的”。这样一种人在特定的社会里难道就不能很好地起作用吗？一个虐待狂在纳粹制度下就非常适应，而有爱人之心的人在这种制度下却很不适应，难道不是这样吗？敏感和感情深沉的人要比那种几乎没有爱和个性的异化的人难道不是更能适应今日的技术社会吗？［注：此句有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的译文是：“那种薄情寡意、与众格格不入的异化了的人，不是比一个多愁善感、情深意厚的人更能适应今天的技术社会吗？”但该译本所用的“多愁善感”恐怕亦非确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当人们谈到在一个病态社会里的健全时，是指第二种在社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以适应社会。真正的问题显然是在人意义上的“健全”和在社会意义上的“健全”之间的冲突；一个人可能在一个病态社会里起着很好的作用，因为他在人的意义上是病态的。所以，“实际说来”一词包含着这么一种意义，如果一种人格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符合理想的，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健全的。
在此，哈特曼剔除了弗洛伊德体系中最重要最激进的成份──以人和人的发展的名义对中产阶级道德态度的批判和攻击。由于哈特曼把“人的”健全和“社会的”健全视为同一，并毫无保留地否认了社会的变态，他与弗洛伊德所说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和“文明社会的病态”形成了对立。哈特曼并未意识到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性压抑其实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健全，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不得不形成一种囤积，节欲和反消费的社会习性，并以此作为资本积累形式的心理基础，而这恰恰是19世纪的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弗洛伊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的名义谈论和批判了这种导致精神病的习惯性性压抑。
到20世纪中期，性压抑不再成为主要问题，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性本身已成了消费品，直接性满足的发展趋势成了消费方式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适合控制型社会的经济需要。在当代社会中，受到压抑的是另外一种充满活力、自由和爱的冲动。现代人在人的意义上是健全的，可他们难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作用，所以，他们反对病态的社会，要求社会经济改革以减小社会意义上的健全与人意义上的健全之间的差异。
自我心理学对弗洛伊德体系作了大幅度的修正，这种修正的矛头所向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概念（当然也有例外）。这种修正是那些激进的、挑战性的理论和想象发展的必然命运。正统派以各种学说都能在大师的学说里找到为理由，以原有的形式继续维持这些学说，防止它们受到外界的攻击和批判，但同时也对它们重新作了解释，作了新的强调或新的补充。从这一点上来说，这种修正虽然保留了“正统的部分”，却改变了原来学说的精神。另外还有一种修正（我建议称它为辩证法）本着保留旧学说精神的目的，修改了“经典的”形式。这种修正企图通过摆脱时代限制和限制理论假设来保留原有学说的本质；它试图用辩证的方法在经典理论内部解决矛盾，并在将这种理论运用到新问题和新经验的过程中进行修改。
或许可以说，自我心理学并没有涉及最重要的修正，因为它并没有发展“本我心理学”，即并没有对弗洛伊德体系的核心内容──“关于非理性的科学”──作出什么新的创见。它对扩大我们关于无意识过程、冲突、对抗、文饰、升华的知识方面也没作出什么贡献。更重要的是，自我心理学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并没有运用批判的开放的分析方法。人类将面临的巨大危险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类自身不能认识到的“常识”的虚伪性。大多数人依然固守着陈旧的与现实不符的思想范畴和内容；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常识”是正确的。一种激进自我心理学应当分析常识现象，分析它之所以这么顽固僵化的原因，以及改变它的办法。它应当对它主要关心的事──社会意识──作批判的检验。然而，自我心理学本身并不关心这些基本的研究，而只满足于相当抽象的元心理学的思考。但是，这种抽象的元心理学思考并不能丰富我们的临床和社会心理知识。
自我心理学非常强调适应、求知、意愿等等的理性方面（传统的观点忽视了如下的事实：现代人正为自己不能左右自己的前途而苦恼，“求知”只能使他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盲目性）。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正当和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像J·皮亚杰（J．Piaget）、维索斯基（L．S．Vysotsky）和比勒（K．Buhler）以及许多其它学者对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方面，那些自我心理学学者几乎不能与他们相媲美。后者通过说“我们也”知道里比多并不全部存在于人的系统，而将精神分析“抬高”到了受人尊敬的学术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纠正了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些夸张部分。但他们的许多观念之所以是新的，仅仅因为他们曾相信过里比多理论能够解释一切。
自我心理学对精神分析学的修正并不仅仅是通过研究适应的心理学而开始的，它本身就是一门使精神分析适应20世纪的社会科学和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的心理学。在充满忧虑和民众顺从的年代里于顺从中寻找庇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给精神分析理论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事实上，它扼杀了精神分析学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使得精神分析学成为当代文化中颇有影响的组成部分。
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自然会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运动的领导人并不象对待其它“修正主义者”一样，把自我心理学家从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与此相反，自我心理学在精神分析运动中成了主导学派，1951年，海因茨·哈特曼当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一事便是一个代表性的例证。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双重的。一方面，自我心理学家通过强调他们作为弗洛伊德学派的“嫡系”的正规资格，急于要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满足了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对适应和受尊重的普遍要求。自我心理学家的学识和辉煌成就从表面上看是一场运动的礼物，这场运动已抛弃了它追求的“目标”，忽略了“本我心理学”的创造性发展，它只寻求理论认识，并不想扰乱它对过时的观念和临床实践的不加批判的追求。自我心理学对精神分析学的危机的回答是不切实际的，说它不切实际，是因为如果人们放弃对激进的、富有成效的修正的希望，人们早就会退回到精神分析学原来的状态中去了。
应当注意，虽然大多数正统分析者能顺利地接受自我分析理论，但也有例外。最杰出的正统分析者之一纳赫特（S．Nacht）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与我上文的判非常接近。他在一本专题论文集《自我和本我发展中的相互影响》中写道：“那种将精神分析学抬高到普通心理学的最高地位的企图（就象哈特曼、奥蒂（Odier）和德·索绪尔等人企图做的那样），我认为是起不了作用的，至少可以说，如果它的目的在于改变我们的方法论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退步。”虽然我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纳赫特，但在这一点上却颇有同感，我们都深信，自我心理学派抛弃了精神分析学的精髓。
尽管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但精神分析学劫数未尽。不过，除非它改变自己的方向，否则就危在旦夕。这就是我们所说“精神分析危机”。象其它任何危机一样，精神分析学的危机也面临又重选择：慢慢地衰败，或创造性地再生。结果如何，难以预料，但存在着希望的迹象。当前的人类危机要求对人类各种反应有深刻的知识，以理解和解决这一危机，精神分析学在这方面能作出重大贡献，这一点已越来越明显。除此之外，如果人们真正感兴趣研究的话，精神分析学倒不失为一个最富有挑战力、最激动人心的领域，它不亚于生物学或物理学，特别是对那些将深刻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与观察微妙的物理过程（为了能够观察，人必须介入其间）的能力相结合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总而言之，精神分析学只有克服它的实证主义的盲从因循，并本着激进人本主义精神重新成具有批判的、挑战力的理论，它才有可能创造性的再生。这种经过修正了的精神分析将继续下沉到无意识的深层世界中去；它将批判所有那些使人扭曲、变形的社会现象；它将关注导能致社会适应人的需要，而不是人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特别重要的是，它将研究造成现代社会变态的诸种心理现象：异化、焦虑、孤独、害怕深刻的感受，缺乏主动性，缺乏快乐。这些症兆已取代了弗洛伊德时代性压抑所起的那种中心作用。精神分析理论必须以下述方法概述，即，它能理解这些现象的无意识内容，能理解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病因。
尤其必须指出的是，精神分析学将研究由今天和明天的计算机化、技术化社会所引起的“正常状态的病态”和慢性的、轻度的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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