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让我们先从一个患癔病性动物恐怖症的幼儿开始说起吧——例如“小汉斯”的病例（1909b），他对马的恐惧在其所有主要的特征中无疑是很典型的。变得比较明显的首要的事情是，在神经症的具体病例中，只要我们处理的是抽象作用（abstraction），那么，事态就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发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并确定这种被压抑的冲动是什么，它发现了什么样的替代性症状以及寻求这种压抑的动机来自何处。
“小汉斯”拒绝走到大街上去，因为他害怕马。这就是这一病例的原材料。它的哪一部分构成了这种症状？这种恐惧是他本身固有的吗？这是他为其恐惧所做的对象选择吗？这是他要放弃其活动自由吗？或者说这只是这些情况的多种结合吗？他所放弃的满足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必须放弃？
乍看起来，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种病例并不那么含糊不清。“小汉斯”对马的无法解释的恐惧是症状，他不能走到大街上去是一种抑制，是他的自我对自己施加的一种限制，以便不致于引起焦虑症状。第二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在随后所进行的讨论中，我将不再关注这种抑制。但是，就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症状而言，表面上熟悉这种病例并不能对此做出真实的阐述。因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他所遭受的痛苦不是对马的一种模糊的恐惧，而是一种明确的恐惧心理，即马要吃掉他。确实，这个观念正力图从意识中撤出来，用一种不明确的恐惧症取而代之，其中只有焦虑及其对象仍然会出现。或许正是这种观念才是其症状的核心吧！
只有当我们对这个小男孩的心理情境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对此做了阐明，我们的研究才会取得进展。当时他正对其父亲持一种妒忌和敌意的俄狄浦斯态度，但是，他又深切地爱他的父亲——除非在他的母亲是导致疏远的原因时例外。这样我们便从中发现了一种由于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而导致的冲突：指向同一个人的有充分根据的爱和同样合理的恨。“小汉斯”的恐怖症必定是想要解决这种冲突。这种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是很常见的，而且它们可能具有另一种典型的结果，在这两种相冲突的感受中（通常是情感的感受），有一种得到极大的加强，另一种则消失不见了。得到一定程度夸张的并具有强迫性的情感与下述事实是相违背的：它并不是一种唯一地表现出来的情感，而是时刻警惕着要使相反的感受受到压制，使我们能够假设有一个过程在起作用，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借助于（自我中的）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而进行压抑的过程。像“小汉斯”这样的病例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反向作用的痕迹。由于矛盾心理而引起的冲突显然具有各种不同的出路。
同时，我们还能明确地提出另一种观点：“小汉斯”身上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其父亲的一种敌对的冲动。这方面的证据是在对他的分析中获得的，而关于咬人的马的观念是随后发现的。他曾经看见一匹马摔倒，他也曾看见一个游戏伙伴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当时他正和伙伴一起骑在马上玩耍。分析得出了合理的推论，他有一种愿望冲动，希望他的父亲像他的游戏伙伴和马那样摔倒受伤。另外，他对有人会在某种情况下离去所持的态度，可能表明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希望父亲靠边站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相当于想亲自把他的父亲推到一旁的想法——就是说，相当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杀人冲动。
迄今为止，在“小汉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和我们猜想可以在他的马恐怖症中发现的这一冲动的替代物之间似乎并没有联系。我们不妨把幼儿期因素和矛盾心理放到一边，从而简化一下他的心理情境。我们不妨设想他是一个年轻的仆人，他和这一家的女主人相爱了，而且收到了她的一些爱的纪念品。他恨他的男主人，这个男主人比他强而有力，他很想把他赶到一边去。因此，他害怕男主人报复他，并对他产生了恐惧——就像“小汉斯”形成了对马的恐惧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属于这种恐怖症的恐惧描述为症状。如果“小汉斯”爱上了他的母亲，并且表现出对其父亲的恐惧，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说他有神经症或恐惧症。他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使之成为神经症的只是一件事情：用一匹马来取代他的父亲。因此，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有被称为症状的要求，顺便说一句，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构成了可以选择的机制，使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得到解决，而无须反向作用的帮助。这种移置作用是在“小汉斯”年龄很小的时候形成或受到促进的，因而天生就有的图腾思想的痕迹仍然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复活。儿童还没有认识到，或者不管怎么说，还不能如此夸张地强调把人类同动物世界分离开来的鸿沟。在他们眼里，大人是他们既恐惧又敬佩的对象，仍然属于和大动物同样的范畴，他们和大动物都有那么多令人妒忌的属性，但儿童却被警告要防备这种大动物，因为它会变得很危险。我们发现，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并不是针对同一个人进行的：可以说是智取来的，即把两个相冲突的冲动中的一个指向另一个作为替代对象的人。
至此一切都已清楚了。但是，对“小汉斯”的恐怖症的分析在某一方面却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构成症状形成的歪曲在心理上并不代表受到压抑的（观念内容的）本能冲动；它代表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只相当于对令人不快的本能做出的一种反应。如果“小汉斯”形成的不是对马的恐惧，而是倾向于虐待它们和打它们，或者如果他以明确的话语表达了一种想要看到它们倒下或者受到伤害、甚至因惊厥而死（“把马蹄并成一排”）的愿望，那么这就和我们的预期一致了。其实在对他的分析中确实出现了这种事，但这根本没有处在他的神经症的显要位置。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真的不是对他的父亲而是对马产生了这种敌意，作为他的主要症状，我们就不应该说他患有神经症。不论我们对压抑的看法，还是我们对症状的定义，肯定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当然，有一件事立刻使我们感到震惊：如果“小汉斯”真的对马采取那种行为，这就意味着，压抑丝毫也没有改变他那令人不愉快的、攻击性的本能冲动，而只是改变了它所指向的对象。
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这就是压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在形成“小汉斯”的恐怖症时所发生的远不止这些——从另一次分析的一部分中还能猜到多少东西呢。
我们知道，“小汉斯”声称，他所害怕的是马会咬他。现在，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了解到对于另一种动物的恐怖症的起源的情况了。在这个例子中所害怕的动物是狼。它也具有替代父亲的意义。这个病人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这是个俄罗斯人，我是在他二十多岁时才对他进行分析的——曾做过一个梦（其含义是在分析中揭示出来的），此后不久便形成了一种害怕被狼吞食的恐惧，就像神话中的七只小山羊那样。在“小汉斯”的病例中，他的父亲经常骑在马上逗他玩，这个确定的事实无疑决定了他把马选作他的焦虑动物。同样，至少是很有可能，我的这位俄国病人的父亲在同他一起玩耍时，经常装成是一只狼，开玩笑地威胁要把他吞食掉。此后我又碰到了第三个例子。病人是个年轻的美国人，他来找我进行精神分析。确实，他并没有形成一种动物恐怖症，但正是由于这种空缺，他的病例才有助于说明另外两个病例。他还是个孩子时曾被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引发了性兴奋。有人给他大声朗读这个故事：有一个阿拉伯小偷追赶一个“卖姜饼的”人，想要吃掉他。这个美国人把自己与这个可能被吃掉的人相认同，而把那个阿拉伯小偷很容易地当作父亲的替代物。这便为他的自淫幻想（auto—erotic phantasies）奠定了最早期的基础。
被父亲吞食的观念是一个典型且古老的童年期材料。在神话学中有我们所熟悉的类似的情况（例如关于克罗诺斯的神话），在动物王国里也有类似的事。尽管有这样的证据，但由于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不熟悉，我们仍很难相信它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存在。我们既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它想要说的话，也无法理解这怎么能成为恐怖症的主题。分析观察提供必要的信息。这表明，被父亲吞食的观念以某种经历退行衰减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希望在生殖器之爱的意义上得到他的爱的消极而又温柔的冲动。对这个病例史的进一步研究无疑为这种解释留下了更改的余地。确实，当生殖器冲动用属于接替的转换阶段的语言表达出来时，这个阶段介于力比多的口腔组织和施虐癖组织之间，它决不会表现出具有温柔目的的迹象。另外，究竟它只不过是一个用退行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心理）代表的问题呢，还是一个在本我中指向生殖器冲动的真正的退行衰减的问题呢？这可是一点也不容易确定的。那个俄罗斯“狼人”的病例史非常明确地支持第二种更严格的观点，因为从那个决定性的梦开始，这个小男孩变得淘气、惹人烦，并有施虐倾向，不久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强迫性神经症。不管怎么说，我们能够看到，压抑并不是自我能够用来服务于防御的目的、以抵御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的唯一手段。如果它成功地进行了本能退行，那么，这实际上比压抑它造成的伤害更大。确实，有时候在强迫一种本能以这种方式退行之后，它会继续压抑这种本能。
关于“狼人”的病例和“小汉斯”的那个不太复杂的病例引发了许多进一步的思考。然而，我们已经得出了两个未曾预料的发现。在这两种恐怖症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父亲的一种敌意的冲动，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人们也许会说，那种冲动被转换成其对立面的过程压抑了。病人不会对他的父亲发动攻击，倒有可能父亲（以报复的形式）向病人发动攻击。既然这种攻击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植根于力比多的施虐阶段，因此需要有一定量的衰减才能把它还原到口欲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在“小汉斯”害怕被咬的恐惧中只是一种暗示，而在“狼人”害怕被吞食的恐惧中则明确表现出来。然而，除此之外，分析还表明，肯定还有另一种和屈从于压抑的性质相反的本能冲动。这是一种指向父亲的温柔而又消极的冲动，已经到达了力比多组织的性器欲阶段。就压抑过程的最终结果而言，这种冲动似乎确实是两者当中更重要的。它经历了更深远的退行，并对恐怖症的内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追究某一种单一的本能压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过程有一种趋同现象。这两种本能冲动已被压抑所制服——对父亲的施虐攻击和对他的一种温柔消极的态度——形成了一对对立面。另外，对“小汉斯”病例的全面考察表明，其恐怖症的形成也具有放弃他对其母亲充满感情的对象贯注的作用，尽管他的恐怖症的实际内容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压抑过程攻击的几乎是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成分——他对其父亲的敌意而又温暖的冲动和他对其母亲的温情冲动。在我那位俄罗斯病人身上，这种事态不太明显。
考虑到我们的目的只是想研究由于压抑而导致的症状形成的简单病例，出于这一目的也只选择了最早期的以及显然是最清楚明白的童年期神经症，因此，上述这些说明把事情弄得不受欢迎且复杂化了。我们已经发现不只存在一种压抑，而是有许多压抑，还包括退行。或许我们对这两个动物恐怖症的病例的探讨——即“小汉斯”和“狼人”——增加了这种混乱，仿佛它们的性质相同似的。事实上，它们之间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只是针对“小汉斯”的病例，我们才可以明确地说，他的恐怖症所要应对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两种主要的冲动——他对其父亲的攻击和他对其母亲的过分喜爱。对他的父亲毫无疑问也有一种温柔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压抑相反的情感中起着作用。但是，我们既不能证明它强烈到足以把压抑施加给自己，也不能证明它以后便消失了。其实，“汉斯”似乎是一个具有所谓“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男孩。很可能我们没有发现的那些因素实际上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我们却无法证明存在。即使是最详尽无疑的分析也是如此，在数据上亦有漏洞，也不足为证。在那个俄罗斯人的病例中这种不足俯拾皆是。他对女性对象的态度曾受到一次早期诱奸的干扰，因此他那消极的、女性的方面便强烈地发展起来。对其狼梦的分析几乎没有发现对其父亲的有意攻击，但却提供了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压抑所制服的是他对其父亲的消极温情态度。在他的病例中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因素却没有得到证明。尽管这两个病例有这些差异，几乎形成了对立，但最终的后果——恐怖症——怎么可能会大体相似呢？答案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找。我认为这可能在第二个事实中找到，这个事实是在我们比较简略的考察中出现的。在我看来，在这两个病例中我们可以检测到行使压抑的动机力量是什么，能从这两个孩子最后所遵循的发展路线证明我们对其性质的看法。这个动机力量在两者当中是相同的。这便是对即将发生的阉割（castration）的恐惧。由于害怕被阉割，“小汉斯”放弃了对其父亲的攻击。他对一匹马会咬他所产生的恐惧能够毫不费力地提供这种恐惧的全部意义，即马会咬掉他的生殖器，会阉割他。但是，也正是从害怕被阉割的恐惧中，这个俄罗斯小男孩才把他希望得到其父亲的爱的愿望撤下来，因为他认为，这种关系预示着要牺牲他的生殖器——这是一个使他与女性区别开来的器官。我们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这两种形式，正常而积极的形式及其相反形式，往往通过阉割情结而遭到不幸。那个俄罗斯小男孩害怕被狼吞食的焦虑观念确实不包含阉割的暗示，因为它所经历的口欲期退行使之过分远离性器欲阶段。但是，对他的梦进行分析便使更多的证据成为多余的了。他的恐怖症得以表述的形式不再包含对阉割的任何提示，这是压抑取得的胜利。
因此，我们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这两个病人身上，压抑的动机力量出于对阉割的恐惧。包含在他们的焦虑中的观念——被马咬和被狼吞食——是对其父亲阉割这一观念的歪曲替代。这是一种受到了压抑的观念。在俄罗斯小男孩身上，这个观念表达了一种面对其男性反抗时不继续存在的愿望；在“小汉斯”身上则表达了他的一种使其攻击性转变成其对立面的反应。但是，作为恐怖症实质的焦虑情感不是来自压抑过程，亦不是来自被压抑冲动的力比多贯注，而是来自行使压抑的机构本身。属于动物恐怖症的焦虑是一种未经转换的对阉割的恐惧。所以，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惧，是对实际上即将发生的或者被判断为真实的危险的恐惧。它是产生压抑的焦虑，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产生焦虑的压抑。
我已在许多情况下主张，在压抑中，本能的代表是被歪曲的、被移置的等等，而属于本能冲动的力比多则被转换成焦虑。对于这个事实，否认是没有用的，尽管回忆这个事实并不令人愉快。但是现在对恐怖症的考察，本来应该最好地提供肯定的证据，结果却未能证实我的主张，反而与之直接相矛盾。在动物恐怖症中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自我对阉割的恐惧；而在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中所感觉到的焦虑（这是一个未曾彻底研究过的主题）似乎是对性诱惑的恐惧——这种恐惧必定在其根源上与阉割的恐惧联系着。就目前所见，大多数恐怖症都可追忆到这种焦虑，这是自我在涉及到力比多的要求时所感受到的焦虑。最主要的事情，也是使压抑得以实施的总是自我对焦虑的态度。焦虑绝不是产生于被压抑的力比多。如果我早先满足于认为，在出现了压抑之后，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焦虑，以取代预料之中的力比多的表现，那么，我今天仍然这样主张。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在不得不受到压抑的冲动的力量和作为结果而发生的焦虑的强度之间，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存在着这种一致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我正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我相信我已经把手指向了将力比多直接转变成焦虑的心理玄学过程。现在我却不能坚持这种观点了。的确，我发现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转换是怎样施行的。
人们可能会问，我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个转换的观念的？那是在我研究“现实性神经症”的时候，当时精神分析还远未能区分自我中的过程和本我中的过程。我发现，焦虑的发作和焦虑的一般准备状态是由一定的性活动产生的，例如性交中断（coitus interruptus），未释放出来的性兴奋或强制性的禁欲——就是说，每当性兴奋在朝向满足的过程中受到抑制、阻止或发生转向时。既然性兴奋是力比多本能冲动的表现，那么，我们便可设想，力比多在通过这些障碍时转变成了焦虑。这样的设想似乎不算太轻率。我当时所做的观察仍然适用。再者，不可否认，属于本我过程的力比多是启动压抑的障碍。所以，在压抑中焦虑是由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产生的，这仍然是真实的。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使这个结论和我们的其他结论一致呢？其他结论认为，在恐怖症中所感觉到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而且是在自我中产生的，焦虑不是由压抑产生的，而是相反，焦虑促使压抑启动。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这绝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简单问题。把焦虑的这两个根源还原为一个根源也并不容易。我们可以竭力这样做，只要如此设想一下就行：当性交受到阻碍或性兴奋发生中断，或者禁欲被强制实施时，自我觉察到某些危险，便以焦虑的形式对此做出反应。但是这却使我们无处容身了。另一方面，我们对恐怖症的分析似乎并不允许改正。一切都有待证明（Non liq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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