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们开始研究症状形成和由自我所发动的针对症状的第二次斗争。然而，在基于这一目的而选择恐怖症时，我们显然做了一次不幸运的选择。在这些失常现象的描述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焦虑，现在看来是一种使情境变得模糊不清的复杂情况。有许多神经症根本就没有表现出焦虑。真正的转换性癔症就属此例，即便在其最严重的症状中也找不到焦虑的影子。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告诫我们，不要把焦虑和症状形成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恐怖症和转换性癔症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因而我觉得把他们划入“焦虑性癔症”的名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迄今为止谁也不能说，是什么决定着某一种病例究竟采取转换性癔症的形式还是恐怖症的形式——就是说，怎样才能确定是什么决定着癔症中焦虑的产生。
转换性癔症最常见的症状——运动性瘫痪、挛缩、不随意动作或释放、疼痛和幻觉——是宣泄过程，这些过程要么是永久保持的，要么是间歇性的。但这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实际上，我们对这些症状还没有多少了解。分析能够说明，症状所取代的受到阻碍的兴奋过程是什么。通常的结果是，这些症状本身也存在于该过程中。仿佛该过程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它的这一方面。例如，人们将发现，病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在压抑出现的情境中；或者他的幻觉在当时曾是一种知觉；或者他的运动性瘫痪是对某种行动的防御，这种行动应该在此情境下施行但却受到了抑制；或者他的挛缩通常是对其身体的某一其他方面的肌肉有意图的神经支配的取代；或者他的惊厥表现的是从自我的正常控制下撤出来的情感的爆发。伴随着症状出现的不快感惊人地变化着。在已被移置到动作上去的长期的症状，如瘫痪和挛缩中，这种不快感几乎完全不存在，从自我对症状所采取的行动表现来看，仿佛自我和症状毫无关系；而在间歇性症状中以及在与感觉有关的症状中，一般地说，不快感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疼痛的症状中不快感则达到了极端程度。我们提供的这种描述是如此多方面的，以至于难以发现一种能包容所有这些变化但又能对它们做出一致解释的因素。另外，在症状形成后发生的自我同症状作斗争的转换性癔症中，几乎找不到这个因素。只有当一个人对身体某一部位疼痛的敏感性构成了症状之时，这种症状才能发挥双重作用。当从外部触摸到身体有关部位时，疼痛的症状就会出现；当它所代表的致病情境从内部被联想激活时，疼痛的症状也会经常出现。自我将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症状通过外部知觉而被唤起。我无法回答，在转换性癔症中，为什么症状形成会是这样一种特别模糊的东西。但是，这个事实却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毫不迟疑地放弃这个毫无收益的研究领域。
我们不妨转向强迫性神经症，希望由此能获得对症状形成的更多的了解。这种神经症的症状一般可分成两组，每一组都有一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它们既是禁律、预防措施和赎罪——就是说，在性质上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经常以象征的伪装出现的替代满足。消极的、防御的那一组症状是两者中较古老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延长，藐视所有防御措施的满足便占了上风。如果症状形成成功地把禁律与满足结合起来，进而使最初仅作为一种防御命令或禁律的东西也获得了满足的意义，那么，症状形成便取得了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常常利用最有独创性的联想道路。这种成就证明自我有一种综合的倾向，对此我们已经观察到了［第98页］。在极端情况下病人设法赋予他的大多数症状以（除了其原始意义之外）一个直接相反的意义。这样做，乃是对那个矛盾心理的力量的一种赞颂，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种矛盾心理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这样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例子中，症状是二相的（diphasic）：紧接着那种执行某种禁令的行动之后的，即便不是执行与先前对立的行动，也是先前行动的停止或取消。
从对强迫性症状的这个简单的考察中，我们立刻就会产生两种印象。第一印象是，一场针对被压抑者的斗争正在不停息地进行着，在这场斗争中行使压抑的力量不断地失去阵地；第二种印象是，自我和超我在症状的形成中起特别大的作用。
强迫性神经症无疑是分析研究中最有趣、最有报偿性的主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承认，如果试图更深入地探讨其实质，我们将不得不依赖那些充满疑问的假设和尚未得到肯定的设想。毫无疑问，强迫性神经症起源于和癔症同样的情境，即阻止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要求的必要性。确实，每一种强迫性神经症似乎都有一个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所形成的癔症症状的基质。然而，它后来的形成却由于某种素质因素的作用走着大不相同的路线。力比多的生殖器组织最后却成了虚弱无力和没有抵抗力的，以至于，当自我开始其防御性努力时，它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使（性器期的）生殖器组织全部地或部分地回归到更早期的施虐水平。这个退行的事实对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或许退行不是一种素质因素，而是一种时间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力比多的生殖器组织太虚弱，而是因为自我的对立面发生得太早（尽管施虐阶段才是它的最高峰时期），才使退行成为可能。虽然我不准备对这种观点表达一种明确的意见，但我却可以说，精神分析的观察并不支持这种假设。相反，观察表明，到强迫性神经症开始出现时，性器欲阶段早已经达到了。另外，这种神经症的发作开始于一个比癔症的生活时期更晚的时期——即开始于童年期的第二阶段，在潜伏期到来之后。在我所能研究的一个女病人的病例中，她是在很久以后才患上这种病的。这个病例清楚地表明，她的退行及其强迫性神经症出现的决定性原因是其疾病的一次真正的出现，她那直到那时一直没有过的性器欲生活，通过这种病的出现而失去了其全部价值。
至于退行的心理玄学解释，我倾向于从“本能解脱”（defusion of instinct）状态和爱欲成分的分离状态中去寻找。在后一种状态中，随着性器欲阶段的出现，爱欲成分参加了属于施虐阶段的破坏性贯注。
在强制退行时，自我在针对力比多要求的防御斗争中取得了第一次成功（在这一方面，把更一般的“防御”观念同“压抑”区分开来是有好处的。压抑只不过是防御所利用的机制之一）。或许正是在强迫性病例中，而不是在正常情况或癔症病例中，我们才能最清楚地认识到，防御的动机力量是阉割情结，而被阻挡住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倾向。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潜伏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超我的创造或加强，以及本我中的道德障碍和审美障碍的建立。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些过程较正常情况下尤有过之。除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之外，还发生了力比多的退行衰减，超我亦变得格外严肃和不仁慈，自我则在服从超我时，以良心、怜悯和洁癖的形式产生了强烈的反向作用。尽管对继续幼儿时期手淫的诱惑进行谴责，虽然并非总能成功，却表现出极其严肃的样子。而现在，手淫行为已经和退行的（施虐肛欲）观念联系起来了，然而却代表生殖器组织的不可克制的方面。这种事态存在着一个先天固有的矛盾。在这一事态中，一方面正是为了男子气的利益（就是说，对阉割的恐惧），每一种属于男子气的活动便被中止；但在这里，强迫性神经症却只过分使用排除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方法。我们再次发现这里昭示出一个真理，即每一次夸张都包含着将它自己毁灭的种子。因为在强迫性活动伪装的表面下，被压制的手淫比以往更加接近于满足。
我认为，应该把强迫性神经症在自我中的反向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对正常的性格形成的夸张）看作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将它和退行与压抑放在一起。反向作用似乎在癔症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回溯过去，对于癔症中的独特防御过程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种看法。看起来这个过程在癔症中仅限于压抑。自我从不合意的本能冲动离开了，让它去遵循潜意识中的过程，而不再参与其命运。这一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在有一种病例中，癔症症状同时也是超我施加的一种惩罚的满足，但是，它却可以描述癔症中自我的一般行为特点。
我们可以要么简单地接受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出现了严厉的超我，要么我们也可以把力比多的退行看作是情感的基本特点，并试图把超我的严厉性与此联系起来。确实，在作用于本我的过程中产生的超我，不可能解除已在那里发生的与退行和本能的联系。如果它变得比正常发展时更加严厉、更不仁慈和更使人痛苦，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潜伏期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阻挡住手淫的诱惑。这场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症状。这些症状以某种典型的方式出现在大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一般都具有仪式的特点。非常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收集这些症状，并予以系统的分析。作为神经症的最早期产物，这些症状应该能够最出色地阐明在其症状形成中所使用的机制。它们已经展示出在发生严重疾病的条件下将会以灾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它们倾向于和诸如睡觉、洗浴、穿衣和走路之类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些活动在后来几乎是自动进行的），倾向于重复和浪费时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情形发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肛欲成分的升华在其中起着明确的作用。
青春期的到来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历史中翻开了决定性的篇章。在童年期被阻断的生殖器组织又开始了充满活力。但是，我们知道，童年期的性发展决定着青春期的这个新开端所走的方向。不仅早期的攻击性冲动将被重新唤醒，而且大小比例不同的新的力比多冲动——在不好的情况下其全部冲动——将不得不遵循压抑为它们所规定的过程，并将作为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倾向而表现出来。由于爱欲的倾向是以这种方式伪装起来的，以及由于自我中强大的反向作用，此后针对性欲的斗争便在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了。自我将在由本我而进入意识中来的残酷与暴力的刺激下吃惊地后退，它并不知道它这是在同爱欲的愿望，包括那些无疑应作为例外的愿望作斗争。过分严厉的超我更加强烈地坚持对性欲的压制。因为它已经预先假设会发生诸如此类的反抗。于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冲突在两个方面被夸大了：防御力量变得更加不容异说，被阻挡住的力量则变得更不能容忍。这两种作用都归因于一个因素，即对力比多的压抑。
在这种认为令人不快的强迫性观念本身就是相当有意识的背景下，已经说过的许多观点可能会受到否定。但毫无疑问，在成为有意识的之前，这些强迫性观念都经过了压抑过程。在大多数强迫观念中，攻击性本能冲动实际上的言语表达是自我完全不知道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才能使它成为有意识的。渗透到意识中去的通常只是一种歪曲的替代，这种替代要么具有一种模糊的、像梦一般的、不明确的性质，要么歪曲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认不出来。即使在压抑尚未侵占攻击冲动的内容的地方，它也肯定去除了相伴随的情感性质。结果，在自我看来攻击性似乎并不是一种冲动，而是像病人自己所说，只是一种唤不起感情的“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当强迫性观念被觉察到时，遗漏下来的情感便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超我在行为中表现出一幅仿佛压抑并没有出现、好像它知道攻击性冲动的真实表达和全部情感特性的样子。对待自我，它亦如此。自我一方面知道它是无辜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罪疚感（sense of guilt），同时又要去承担一种无法言表的责任。但是，这种事态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令人困惑。超我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的矛盾也只不过表明，它借助于压抑阻挡住本我，同时又完全接受超我的影响。如果有人问，自我为什么不尝试从超我那折磨人的批评中撤出来，那么，答案便是，在大量的实例中它确实是在设法这样做。在有些强迫性神经症中并没有表现出罪疚感。就我们所见，在这类神经症中，自我通过形成一套新的症状，形成一种自我惩罚的苦行或限制而避免觉知到罪疚感。但是，这些症状同时代表着受虐癖冲动的满足，这些冲动也受到了退行的强化。
强迫性神经症在现象上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而我们却还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去把它的所有变化情况进行明确一致的综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辨别出某些典型的相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面临着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忽略其他不太重要的一致性。
我已经描述了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一般倾向。还要为受挫折情况下的替代性满足留出更多的篇幅。由于自我的综合性倾向的作用，一度代表自我的限制的症状后来也开始代表满足，显而易见，这第二种含义逐渐成为两者之中更重要的。这一过程的结果与最初的防御目的的全面失败越来越类似，因而产生了一个极其受限制的自我，它被还原为在症状中寻求满足。支持满足的力量分布的移置可能会产生导致自我意志瘫痪的可怕后果。因为，在自我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它从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和从另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几乎同样强烈。从一开始便支配着疾病的、发生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过分尖锐的冲突，其调和范围可以是如此广泛，以致自我无法履行其调停者的职责，更无力处理没有被卷入到那场冲突之中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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