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若碰上运气好，
事情来得又凑巧，
思想就会呱呱叫。[1]
我们的研究带领我们认识到重复的自动性（Wiederholungszwang）[2]是在我们称之为能指链的坚持（insistance）中把握其原则的。此一概念本身，我们将其作为外在（即：离心的位置）[3]的关联项分离了出来，如果我们要严肃地对待弗洛伊德的发现，那么我们就必须将无意识的主体安置在这个外在之中。我们知道，正是在由精神分析开创的经验中，我们才能理解经由哪些想象的歪曲，这一象征的捕捉（prise）得以表现，直抵人类机体的最深处（intime）。
此研讨班的教学旨在主张，这些想象的影响，非但没有表现出我们经验的本质，而且就此交不出任何一致性的东西，除非是被联系于连接它们并定位它们的象征链。
我们当然知道这些想象的“浇铸”（Prägung）[4]在那些给能指链赋予其进程（allure）[5]的象征交替的部分化（partialisation）[6] 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提出，正是这个链条固有的法则支配着那些对于主体而言是决定性的精神分析效果：诸如排除（Verwerfung）、压抑（Verdrängung）、否认（Vernenung）本身[7]——在此应当强调的是，这些效果如此忠实地遵循着能指的移置（Entstellung）以至于那些想象的因素尽管有其惰性，在那里却只显得是一些影子和映像。
不过这个强调还是可能被白白地浪费，如果它在你们看来，只是用于抽象出现象的一种普遍形式的话，这些现象在我们经验中的特殊性对于你们而言可能仍然是本质性的，而且人们要打破其原始合成物也不可能离开技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打算通过在一则故事中向你们论证主体从一个能指的行程中受到的重要决定来给你们说明在我们研究的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个时刻上显示出来的真理，即象征秩序对于主体而言是构成性的。
请注意，正是这个真理使得虚构的存在本身成为可能。因而一则寓言也和另一个故事一样适合于将其阐明——哪怕要在其中检验它的一致性。撇开这个保留，它甚至更加具有纯粹地表现象征的必然性的优势，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则寓言是由任意性支配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更远地寻找，而是在关于单双数游戏的辩证法[8]寓于其中的那个故事里举出了我们的例子，我们最近曾从中获益匪浅。这个故事经证明有利于考虑一个已经从中找到支撑的研究进程，或许并不是偶然的。
你们知道，这涉及的是波德莱尔[9]以《被窃的信》为标题翻译的那部短篇小说。打从一开始，我们就将从中区分出一个剧情、由此产生的叙述以及该叙述的诸多条件。
此外我们很快就看到了使这些组件成为必需的东西，以及它们无法逃脱其作者的意图。
叙述事实上给剧情衬上了一层评论，没有这层评论它就没有上演的可能。我们说其中的情节严格地讲是场内观众看不见的——除了其中的对话可以出于剧情本身的种种需要而明确地没有对于一个听众而言可与之相符的任何意义之外——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叙述从其中一个演员演出时具有的观点而赋予每个场景的斜斜掠过的日光照明的话，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剧中就没什么可能出现于视线的捕捉或声音的捕捉。
场景有两个，我们将立即以原初场景[10]这个名称来指定其中的第一个，这样做并非出于疏忽，因为第二个场景可以被看作是它的重复，在它在此属于议事日程的那个意义上说。
人们告诉我们，第一个场景是在皇家内室里上演的，因而使得我们猜测那个属于最高阶层的人，还被说成是贵人的，独自在那里收到一封信的人，就是王后。这种感觉是由另一位贵人的到场使她陷入窘迫而得到证实的，在此叙述之前有人就已经就此告诉我们，要是他知道了上述那封信，这位贵妇人的名誉及其安全就可能都保不住了。因为随着D大臣的到场而开始的场景，使我们迅速摆脱了他就是国王的怀疑……因为在那个时刻上，王后能做的就只是将信放在桌子上——“翻过来，信封上的地址在下面”[11]——来指望国王的不留神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逃过大臣锐利的眼睛，他也注意到了王后的慌乱，并由此发现了她的秘密。接下来一切就像时钟那样走下去了。在以他惯常的速度和机智处理了那些日常事务之后，大臣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封信的外观与他看到的那封相似，并且他在假装阅读它之后，把这封信放在了那封信的旁边。他又说了几句逗乐王室成员的话，硬是拿起那封令人尴尬的信便匆匆离去，王后并不是没看见他的伎俩，但是她却不能干涉大臣，因为害怕唤起此刻紧挨着她的王室配偶的注意。
对于这场其中没人犯错的运算（opération），一个理想的观众因而可能未曾察觉到这一切，其商数（quotient）便是大臣偷走了王后的信，而且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结果，即王后知道是他现在持有了这封信，而且不是没有恶意地拿走它的。
还有一个任何分析家都不会忽略的余数（reste），他的训练要他抓住一切属于能指的东西，即使他并不总是知道用它做些什么：大臣出于算计而留下的那封信，王后的手现在可能将它揉成了一团。
第二个场景：在大臣的书房里。即在他的官邸里，而且根据警察总监就此给迪潘作出的叙述——坡在此是第二次引荐迪潘作为能胜任解决疑难问题的天才[12]——我们知道18个月来[13]警察经常利用大臣夜间常常外出的机会到他的官邸里将官邸及其周围搜了个底朝天。徒劳一场——尽管人人都能从此情境中推断出大臣把那封信留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
迪潘让仆人向大臣通报自己的到来。大臣说着一些显得浪漫慵倦的话，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接待了他。然而这一矫饰骗不过迪潘，其间[14]他的眼睛透过绿色眼镜打量着屋里的一切（aîtres）[15]。当他的目光投向一叶严重磨损的信笺上时——此信笺看似被丢弃在一个不值钱的用硬纸板作成的证件夹的格子里，证件夹留有某种金箔的光泽，挂在壁炉架的正中间——他就已经知道他找到了他在寻找的东西。他的确信受到了一些细节的强化，除了尺寸吻合之外，这些细节本身似乎就是为了与他拥有的那封被窃的信的外观特征形成鲜明对比而做成的。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只是把他的鼻烟盒“遗忘”在桌子上然后告退了，以便第二天带着一件仿造这封信当前外观的赝品（contre-façon）再来取走它。街上的一个事故，被安排在这个恰好的时刻上，将大臣吸引到了窗边，迪潘接着趁机攫取了那封信，取而代之以他的假信（semblant）[16]，此时要做的就只是向大臣正式告辞了。
一切在那里便是这样发生的，如果不是悄无声息的，至少也是毫无喧闹的。此运算的商数是大臣没有了那封信，但他却对此一无所知，更猜不到是迪潘将它从他那里夺走的。此外留在他手里的东西在此处对于后续的发展也远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稍后还会回来讲是什么导致迪潘在他伪造的信中写下了内容。不管怎样，当大臣想要用这封信时，他便能够从中读到下面的话，以便他从中认出迪潘的手迹：
……一个如此致命的计谋
若是配不上阿特雷，也配得上蒂埃斯特。
迪潘向我们指出这些话出自克雷比庸的《阿特雷》[17]。
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强调说这两个行动是相似的？是的，因为我们瞄准的相似性并不是仅仅为了匹配它们的差异而由一些选定特征的简单集合所产生的。而且以其他特征为代价来抓住这些相似特征也不足以从中引起某种真理。我们想要揭示的正是这两个行动从中获得动机的主体间性，以及此主体间性用以构成它们的三个项。
此三项的特权被裁判给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既符合于这个决断借以得到沉淀的三个逻辑时间，又符合于该决断给它所裁决的主体分配的三个位置。
这个决断是在一个观看的时刻上达成的①。因为那些随之而来的操作——如果该时刻在其中被偷偷延长的话——什么也没有给它增加，只不过在第二个场景中它们的时机延迟打破了这个时刻的统一性。
这次观看由此假设了另两次观看，它将这两次观看集合于留在其虚假互补性中的一个开放的视野，以便在那里先占这一发现提供的劫掠。因此就有了三个时间，它们安排了三次观看，三次观看由三个主体支撑，三个主体每次由不同的人体现。
第一个主体的观看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是国王，也是警察。
第二个主体的观看看到第一个主体什么也没有看到，并且由于从中看到他隐藏的东西是遮蔽的而上当受骗：这是王后，然后是大臣。
第三个主体从这两次观看中看到他们让要隐藏的东西毫无遮蔽地放在那里，谁都能将它攫取：这是大臣，最后是迪潘。
为了让人在它的统一性中理解如此描述的主体间的复杂性，我们愿意在为了躲避危险而被归于鸵鸟（autruche）的传奇性技术中来为它寻求帮助；因为这项技术最终可称得上是一项政策，在此要被分摊在三个伙伴之间，其中第二个人自以为穿着隐身衣（invisibilité）[18]，因为第一个人将他的头埋进了沙子里，然而他却让第三个人安心地在背后拔他的羽毛；我们只需给其众所周知的名称添加一个字母，把它变成“鸵人政策”（politique de l’autruiche）[19]，即可使它本身最后永远获得一个新的意义。
这个主体间的模件便是如此由重复出现的行动给出的，我们还有待从中认出一个重复的自动性，在它在弗洛伊德文本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那个意义上说。
对于所有那些早已熟悉了那个以我们的格言“无意识是他者的辞说”（l’inconscient, c’est le discours de l’Autre）[20]概括出来的见解的人来说，这些主体的多元性当然不会成为一种异议。我们现在也不重提这些主体的干涉（immixtion des sujets）的观念给它添加的东西，不久前我们曾在重新审读伊玛注射的梦的分析时引入了这一观念[21] 。
今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主体间的重复过程中，这些主体在他们的移置中相互替换的方式。
我们将看到他们在其三重奏中的移置是由被窃的信这个纯粹能指占据的位置来决定的。对于我们而言这就是将把作为重复的自动性确定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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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① 此处必要的参考可见于我们的论文《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断言》，见：Ecrits, 1966, 197。
译注：
[1]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七场《女巫的丹房》，原文：“Und wenn es uns glückt, Und wenn es sich schickt, So sind es Gedanken”。
[2] “重复的自动性”（l'automatisme de répétition）是拉康用来翻译弗洛伊德的“强迫重复”（Wiederholungszwang）的术语，而弗洛伊德的法文译本则通常将其译作“重复的强迫”（compulsion de répétition）。
[3] 拉康在此使用的“外在”（ex-sistence）一词来自对希腊语ekstasis和德语Ekstase的翻译。该术语最初由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引入在法语中。其词根ex的意思是“在……之外”，而希腊语ekstasis具有“出离”和“绽出”的意思，同时也表示一种“出神”和“忘我”的精神状态，德语Ekstase则具有“兴奋”、“狂喜”、“神迷”和“至福”等诸多含义。海德格尔经常玩味该术语的词根并将它联系到人的“实存”（exsistence）上来。在此基础上，拉康用它来讲“一种出离自身的存在”，某种外在于我们的东西，譬如“无意识的外在”。继而，在《研讨班VII：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拉康将前缀ex与法语词intimité（内心）结合起来，并由此创造出一个新词“extimité”（外心性），以此来表达主体的中心是外在的，此即拉康所谓的“离心的位置”。这个概念因而表达了拉康精神分析对传统理论区分“内部”与“外部”、“容纳者”与“容纳物”的颠覆。至于外心性的结构，可见于莫比乌斯带和环面的拓扑学。
[4] 德语Prägung一词具有“铸造”、“冲压”、“印刻”、“印痕”等诸多含义。拉康有时也将其译作“烙印”（empreinte），参见：Ecrits, 1966, 431。此处的imprégnation除了“浇铸”的意思之外，还具有“浸透”、“浸渍”、“受精”和“受孕”等含义。
[5] 法语allure一词具有“步伐”、“航向”、“进度”、“层态”、“举止”、“态度”、“特征”等诸多含义，我在此遵循褚孝泉先生将其译作“进程”。
[6] 字典中查无此词，这里姑且将其译作“部分化”。值得一提的是，奥托·兰克（Otto Rank）曾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使用过这个术语，以此来指涉人类主体对现实环境的天然适应能力，即将世界的整体部分化为一些适当的行为。拉康显然不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该词的。
[7] 排除（forclusion）、压抑（refoulement）和否认（dénégation）是在拉康理论中严格区分的三种机制，它们分别对应着精神病、神经症和倒错的运作。
[8] 关于单双数游戏，请参见爱伦·坡的《被窃的信》。拉康对此的详细评论可见于《研讨班II：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第15章与第16章开头。
[9]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作家、诗人、散文家、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和《人造天堂》等。
[10] “原初场景”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特指孩子亲眼目睹或根据某些迹象假设或幻想的父母性交的场景。它通常被孩子解释为父亲的暴力行为，并由此包含着一个“创伤”的蕴涵。
[11] 拉康在此引用的是波德莱尔的译文：“retournée, la suscription en dessus”。而坡的原文则是：“the address, however, was uppermost, and the contents thus unexposed…”。
[12] 其实《被窃的信》是爱伦·坡第三篇涉及迪潘的小说，前两篇分别是《毛戈街血案》与《玛丽·罗杰疑案》。
[13] 非常有趣的是，坡在小说中说警察一连3个月都在搜查大臣的官邸，而拉康在此却将其误读成了18个月。也就是说，他似乎混淆了警察搜查官邸的时间（3个月）与他自己研究”序列“组合分析的时间（18个月），对此我们可以在后文中找到线索（见：Ecrits, 1966, 39）。
[14] 法语cependant同时具有“然而”和“其间”的意思，故在此将其分开翻译。
[15] 此处的aîtres在字典中查不到，我怀疑可能是“壁炉”（atre）的意思。
[16] 该词的本意为“相似者”，可见迪潘在此已经陷入了与大臣的想象游戏。
[17] 克雷比庸（Crébillon，1674-1762），法国戏剧家。《阿特雷与蒂埃斯特》（1707）是他以古希腊迈锡尼悲剧为题材创作的一部戏剧。此处是阿特雷的独白（第五幕，第二场，第13-15行），这两句讲的是阿特雷让他的兄弟蒂埃斯特喝下自己儿子的血，打算以此来报复蒂埃斯特20年前的夺妻之恨。
[18] 该词的原义为“不可见性”。
[19] 拉康给“autruche”一词加了一个字母“i”，把它变成“autruiche”，从而在翻译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个新词不仅凝缩了“鸵鸟”（autruche）和“他人”（autrui），而且还凝缩有“奥地利”（Autriche）和“作弊”（triche）的意思，可能还有别的什么词。我在此姑且将其译作“鸵人”，而褚孝泉先生的“他人鸟”也不失为一种可靠的参考。
[20] 拉康在《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一文中就这句格言给出了一种明确的解读，即此处“他者的辞说”（discours de l’Autre）要在“宾语限定”的意义上理解为“关于他者的辞说”（见：Ecrits, 1966, 814）。此外，国内语言学界通常将“discours”译作“话语”，但是拉康用它强调的是语言的超个体的主体间性而不是实际说出的话语本身，故我在此遵循霍大同先生将其译作“辞说”。因而“无意识是他者的辞说”意味着无意识作为言语在主体上的效果是从“另一场景”或“彼处”发送给他的。而在1969年，拉康则开始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辞说”这个术语，以它来指称“在语言中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结”，并由此区分出调节主体间关系并链接象征网络的四种主要社会联结类型：主人辞说（discours du maître）、大学辞说（discours de l'universitaire）、癔症辞说（discours de l'hystérique）与分析家辞说（discours de l'analyste），见：《研讨班XVII：精神分析的反面》。
[21] 关于“伊玛注射的梦”，见弗洛伊德《释梦》第2章；关于“主体的干涉”，见拉康《研讨班II》第13章和第14章中对“伊玛注射的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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