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社会的改造——卡尔·拉特纳教授访谈
［美］卡尔·拉特纳 ○王 波
卡尔·拉特纳（Carl Ratner）教授于 1970 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洪堡州立大学教授、沙特阿拉伯王国伊玛目大学杰出访问教授（ImamUniversity）、 墨西哥莫雷洛斯自治大学教 授（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orelos）以及加利福尼亚文化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所长等，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等出版了《宏观文化心理学 ：心灵的政治哲学》《全球化时代的合作、社区和合作社》等十余部文化心理学著作，并发表了大量影响广泛的学术论文。作为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受邀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心理学的国外学者，拉特纳教授见证了中国心理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与中国心理学的成长历程渊源颇深，亦曾在 80 年代初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心理学报》等学术杂志撰文介绍美国心理学概况。
王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拉特纳教授，您好！我们知道，虽然您来自“美国心理学界实证论大草原”（ 人格心理学家 Lawrence Pervin 语），但是在您智识成长的关键阶段即 20 世纪 60年代，您遭逢的却是所谓心理学的“黄金年代”（Golden Age，社会心理学家 Erika Apfelbaum 语），在宏观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诸如反文化运动、反精神病学运动、民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文化气候中，心理学领域出现了超出主流研究之外的课题的折中主义多样化以及理论的大发展，贡献了诸如作为“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德国批判心理学等。请问您如何在这种历史和各种传统的大背景中定位自己走上心理学之路的生命叙事呢？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还是一名研究生。当时正值欧美文化革命时期，它是批评政府政策的一种普遍的反叛，这种批判始于对军国主义、种族不平等、贫困等政策的批评。全国到处是要求政策改变的抗议示威。这导致了对坏政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根源的更深层次的批判。1967 年，马丁·路德·金说道 ：“越南战争仅仅是美国精神中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弊病的症状。”
这是充满活力的十年。它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成果和兴盛的流行音乐，它改变了整个西方的生活方式，使它朝向更大的思想和个人自由，并反叛传统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与其说它是一种纯粹个人的反叛，毋宁说它是一种社会的反叛，它寻求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社群主义的、不被富有商人或者他们收编的腐败政府所统治的社会。这是个体生活方式反叛的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见证了一种对作为地位标志的物质财富和消费主义的拒斥。人们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价值。
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包含一种对社会科学的批判，即它如何内隐地支持企业化政府当权者。若欲使社会民主化和人性化，那么支持压迫性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就必须被批判和改变。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需要进行重要的文化- 政治批判。每一学科都产生了“批判”分支。如今仍然有名为《人类学批判》《批判社会学》《批判话语研究》等刊物。而且美国历史现在也被重新理解，强调政府的压迫政策，商业和社会阶级的等级结构，同时突出了普通公民尤其是少数族群和女性对社会经济的贡献，而之前他们是被排斥在主流历史记录之外的。
这就是我对心理学的思考的起源。我的《文化心理学：透视心理学的功能与社会改造》一书就是献给 60 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我对心理学的理论思考是对心理学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与我对剥削、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和不民主社会的政治批判彼此呼应。我的理论心理学并非仅是对各种理论的学术比较，而是对它们的政治文化批判。我表明了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论是如何反映了对社会生活具有政治后果的政治价值观的。
我对理论和方法论的政治批判导向了一种科学批判。只要心理学未能深刻领会社会的性质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那么它就不是对人类心理的一种科学描述。心理学的政治性不足导致了其科学性不足，而这种不足相互地支持其政治基础。
自然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才发展起来的。发展自然科学要以攘斥神话的、神秘的和宗教的影响为前提。自然科学不是凭借自身自然发展起来的一种普遍范式。科学只有通过挑战反科学的社会势力才能发展。但仅凭借自身的科学论证的智识力量，科学家并不足以削弱这些势力。伽利略的科学论证并没有让天主教教会信服。科学家只有通过在政治上推进，从而限制反科学的势力才能发展科学。为了发展科学，社会科学家必须积极反对那些科学的社会桎梏。科学家必须创造其自身发展或科学发展所需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科学自身所创造的。
我对心理学的理论批判具有社会改造的政治蕴涵。只有揭露和质疑社会的全部性质，包括它成问题的基础和特征，心理学才能成为科学。因此之故，我的书才命名为《文化心理学 ：透视心理学的功能与社会改造》。
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名曰宏观文化心理学的全面的心理学理论。它解释了心理是如何根植于文化的过程及因素的，它将心理的缺陷追溯到社会的缺陷，它的目的是为了修正后者以提高心理功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制定了一种文化理论，它能够确定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影响，以及对心理学最重要的文化影响。这种文化理论将心理学研究引向这些核心文化因素，并解释了为什么对它们的考量是重要的。这种关于文化和心理学的辩证理论指出了每个元素是如何互相依赖和互相塑造的。
苏联心理学也贡献过一种探究文化与心理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心理学，这就是维果茨基开辟的“文化历史学派”。他认为人的心理发展的源泉与决定因素是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文化，而文化则是人的社会生活的产物。维果茨基对您的宏观文化心理学有何意义？此外还有哪些人影响了您的宏观文化心理学理论建构？
在心理学领域，维果茨基对我影响最大，弗洛姆也很重要。所罗门·阿希在我看来是最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的著作《社会心理学》代表了一种有理论见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西格蒙德·科赫是一位领导了对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驳的朋友。我也从唐纳德·坎贝尔这位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家那里获益良多。
我的理论工作的最重要思想策源之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其主导思想家之一是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反精神病学运动认为，精神疾病是社会压力的一种症候，因此，精神病人正是压迫性社会的受害者，将精神疾病归咎于诸如神经生物学这样的个体过程是错误的。医学手段并不能治愈精神疾病，必须通过社会改造以消除社会压力源才能谈治愈问题。这种对精神病学的批判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所有的心理学首先是宏观文化因素的函数，而个人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影响都是次要的。
反精神病学运动对精神病学和变态心理学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它表明这些学科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同时，有关精神疾病的研究方法论和心理学理论都是有缺陷的，甚至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也是建基于错误的范畴和肤浅的行为之上。这使我得出了对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相关的阐述见诸我的《文化心理学与质的方法论》和《文化心理学 ：理论和方法》两书。
要成为一个好的理论心理学家，还需要广泛阅读心理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哲学著作。其原因是心理学家既不是最好的理论建设者，也不是最好的理论评价者。要建立和评估心理学理论，我们必须借鉴科学哲学与诸如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
就我的宏观文化心理学这一理论专业而言，我必须广泛阅读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哲学的东西。因为心理学家在文化理论方面往往比较薄弱。我涉猎了马尔库塞、福柯、布迪厄、米尔斯以及诺伯特·埃利亚斯的大量著作。另外，我还在现象学，包括胡塞尔和梅洛 -庞蒂的作品中探赜索微。对我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是萨特，他的《寻找一种方法》和《辩证理性批判》都是对重要的理论性社会问题的出色哲学探索。他对辩证思维也做了非凡的阐释。
这里的讨论似乎已经溢出了被建制化的理论心理学的视域。传统心理学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置身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这意味着研究者预设了作为现成的、被建制化的纯粹“学科”存在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对心理与心理学的前提与界限的理论反思往往也被限制在心理学学科建制之内，从而使对心理学的批判停留在如何改进心理学的具体理论、方法乃至假设以建设一门“更好的”心理学之内。这种将心理学作为自明的、自足的，并为自身奠基的“学科”的建制化倾向把一些事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积累”能够描述、预测与控制心理与行为的“客观知识”。所以它在社会运行机制中起“肯定作用”。而对心理学的反思—— 无论是科学的还是政治的—— 似乎都变得更为困难。
理论心理学应该全面深入地分析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步骤的基本假设，而且这些基本假设要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审视它们如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因素，以及它们如何支持或者改造社会因素。
对于进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关于情感、知觉、社会行为和精神疾病的生物学理论、活动理论、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我都撰有专文进行批评。我表明它们是如何违反了宏观文化心理学原则，以及如何不科学的。我还展示了它们的科学性弱点如何掩盖了政治现状，并将之合法化了。当然，我也欣赏这些理论和方法的特殊贡献。我的批评并不是完全的拒绝，我要做的是展示它们的弱点及其原因。我也认同在这些弱点之中存在着新的心理科学所必须采纳的重要见解。我承认有时我会过分强调这些弱点，但其原因是，这些弱点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通常被忽视掉了。我认为质疑这些弱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主流心理学的实践。
比如，我曾运用理论心理学分析了实证测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行为测量根据统计显著性检验对行为进行统计学分析，我表明了这种测量是心理现象的肤浅和不准确的指标，这种分析引导我追寻质的方法论，限制在肤浅的行为测量之内是无法改进心理测量的。例如，就精神疾病和自我概念的问卷编制而言，如果只是基于美国版问卷在中国版上为中国被试简单地添加一些文化相关的条目，是不能完善这些问卷的。因为这保留了问卷本身有缺陷的
本体论和认识论。要想准确地理解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自我概念，一种能够领会这些现象的文化本质的质的方法是必要的。这就是理论分析所引领的方向。
理论的批判同时也是政治的批判，但政治批判必须导向科学的批判，正是后者决定了我们是接受或否决还是修改某一种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我对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论的拒绝或者修改，最终总是由一种科学的分析来保证的。政治批判可被视为远端过程，它产生了作为近端过程的科学批判。
社会科学的批评者不能因为一种理论、方法论或程序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理念就拒绝它们。我们不能因为精神病学未能指认压迫性的社会因素，未能改造我们认为是重要的社会压迫就简单地拒绝它。我们必须将这种政治批判作为一种科学的批判的基础 ；我们必须科学地展示社会因素是精神痛苦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必须表明改善社会因素的确能改善心理机能。
同样，精神分析不能只是因为某些一本正经的政治或宗教权威厌恶心理功能的性决定就被否定。要想否定精神分析，必须立足于科学理由，即通过科学理由被证明是不合逻辑的，或模糊的，或不可证伪的，或未经检验的，或其预测是被经验驳倒了的。
科学批判可以防止政治批判流于武断和专制。政治批判是反思社会科学的一个有用的基础，但它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最终决定者。社会科学最终必须通过科学的标准来决定。理论心理学必须牢固地建基于科学原则之上。
您刚才谈到了对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批评。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在中国心理学的话语谱系中，这两者往往都是对主流心理学进行批评的代表力量。后现代思潮反思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学科性质、权力关系等；而社会建构论也涉及“宏观文化心理学”的文化因素，质疑心理学知识的“普适”性质，强调其社会文化属性，并将心理学的概念和范畴视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建构产物。我们很愿意了解您对“ 批评”的“ 批评”。
我写过有关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政治和社会的假设与影响的文章。我觉得这两种方法对解构社会和心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了这些过程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一问题，他们否认这些进程是自然的、固定的和普适的。另一方面，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将社会和心理过程问题化，他们将之作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自然的既定之物。解构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打破了我们对事物的熟悉的理解。它将事物去熟悉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它们。
所有这些都是好的批判的核心。然而在我看来，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事物起源的答案是错误的。他们提出社会和心理是由个体作为个人建构在个体层面上发明的，他们关于社会建构和心理建构的观点是主观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 ：个体按照其愿望就简单地发明了作为个人意义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一般（当然有一些例外）拒绝社会结构、政治和权力这样的观念。
他们不承认社会和心理现象是被那些外部过程塑形的，他们也不承认改善社会和心理现象需要改变社会结构、政治和权力。社会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否认人们必须为其自身发展创造条件这一事实。他们错误地认为，人们可以作为独立于推动性的宏观文化因素、过程和条件之外的个体，从虚无中创造自身的发展。因此，通过我的工作，我得出结论，这两种方法最终都是不科学的，在政治上则是保守的。
在这方面，更为科学的和对社会更为有用的是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以及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所阐述的批判现实主义。
诚如怀特海所言，“不能爽快地遗忘其创始者的科学就是失败的学问”。一门科学愈成功，对它的过去遗忘就愈快。所以心理学似乎不太乐意谈自己的历史，结果现在心理学史和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越来越边缘化，得到的科研基金资助也愈来愈少。不过，按库恩对科学的定义，心理学中没有范式革命，因为既然从来没有心理学家共同体一致接受的一组假说、准则和方法，那就更谈不上新范式战胜并最终取代充满危机的旧范式，从而完成科学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就是心理学史。当被问及心理学是什么时，如果不诉诸整个心理学的过去，那就不算一个完整和诚实的回答。与其他范式性的自然科学不同，我们对人类心灵的理解依赖于一种建基在心理学史之上的“解释学循环”。若缺少这种历史性原则的观照，心理学就很可能退到纯粹自然科学里面去，从而变成研究肌肉和神经运动的生理学的一个单纯分支。
这个问题很重要。历史对理论重要是因为历史揭示了学院心理学建构的发展，历史也揭示日常心理现象，如自我概念、情绪、认知推理和精神疾病的发展。历史阐明了心理现象和心理学建构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形式，它展现了历史变迁和历史影响对这两者的作用。历史纠正心理学的流行趋势，即将心理现象错误地作为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的抽象之物，历史也揭示塑造了心理现象和建构的政治力量。理论家寻求理解心理学理论、方法论和步骤的基础，而历史则有助于完成这项任务。
历史实际上能解决重要的理论问题。诸如情绪、儿童发展、认知和精神病等心理现象的历史发展表明，它们都是依赖于文化的文化变量。单纯的生物学因素并不能解释心理学中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像仅仅三十多年就已经席卷了中国的、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全新的自我概念，全新形式的爱，全新形式的童年，这些变化是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促成的结果，它直接导致了心理变化。历史表明心理学理论必须强调对心理的具体文化影响。
在心理学中，有关马克思对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讨论相对较少。沉浸于实证研究的主流心理学自不待言，理论心理学家的注意力似乎也较多关注诸如“ 社会建构论”“具身认知”“质性研究”“叙事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这样看起来更有“前沿”与“学术”味道、更为“时髦”的话题。理论心理学还有必要做马克思的“学生”么？马克思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理论心理学在何种程度上是相关的？
理论心理学必须领会理论、方法论和步骤（ 干预）的基本假设和原则。领会事情的根源意即“激进（”radical）。激进在词源学上意味着掌握根本原因。马克思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和行动家。由于理论心理学（ 在本质上和理想上）是激进的，而马克思主义也是激进的，是故马克思主义对理论心理学非常重要。好的理论和好的政治学是齐头并进的。
理论心理学可以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受益良多。他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如何从根本上洞察社会的根本因素的。他们还可以学习马克思对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差异的统一体，如黑格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结构分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理解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至关重要。我已经阐释过，20 世纪60 年代对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就运用了马克思的方法来解释心理学的保守政治本质，及其如何妨碍了它的科学性。相反，只有通过质疑自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并发展出一种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社会主义心理学，心理学才可能成为科学和社会进步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它促使我们认识到理论心理学并不是一种纯粹认识论的产物。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勾勒了历史生产关系的轮廓，那么心理学只有经过这种关系的层层中介才能出场。心理学知识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纯粹观念。然而主流心理学似乎并未意识到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一个政治领域中工作的。理论心理学不是凭借自身自然发展起来的一种普遍范式，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才生发出来的。如您所说，仅凭借自身科学论证的智识力量，科学并不能创造自己的生存空间，其社会生存空间必定是通过政治方式创造出来的。因此，理论心理学必须创造其自身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理论心理学自身的纯粹观念所能充分给予的。
理论心理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伟大之处是它关心社会进步。它是一场大众的文化复兴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一点给予理论社会科学以深度和广度——对应于那个时代沉重的社会问题。思想的进步无法在纯粹的思想水平上实现，它们需要政治支持和政治变革。思想分析的深度与社会和政治分析的深度成正比。心理问题终究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不仅需要社会和政治的分析，而且需要社会和政治机会来改变。思想的发酵需要政治的酝酿。社会和政治变革机会的缺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的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弱了分析心理问题的能力。
在东西方社会中，理论思考的另一障碍是，较之于社会哲学，更被强调的是实用主义的行动。这种对实用主义的“解决问题”的强调是技术官僚色彩的，它避开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质疑。它导致在现状范围中工作，并利用现状的机制来解决问题，这就削弱了对这些机制的本质以及它们能否解决问题的深刻的分析。当技术官僚谈论消除贫困或者扩大教育时，他们以为在既定的社会体制的参数范围内就能完成这些任务，他们并未暗示体制本身需要进行分析和改革。这种技术官僚的实用主义延伸到了社会科学之中。
心理学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心理学家根据已被认可的心理学原则和程序来讨论解决饮食失调、低自尊、精神疾病、学习成效不佳或社会调节问题。它并不鼓励对心理学的假设、价值观、原则、方法论和技术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例如，精神病学家研究神经递质对特定疾病的有效性，而不考虑诸如生物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哲学问题。
早在 1980 年，您就在《心理学报》发表过《有关遗传与精神分裂症的文献评论》的论文，后来又在 1984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您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来华讲授社会心理学的外国学者，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些与当时的中国心理学遭遇以及与老一辈中国学者如潘菽先生交往的“独家故事”？
1982 年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心理学，之前一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中文。那时我很想从中国同事那里了解研究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我失望地发现没有。首先，全国只有八位心理学博士和大约八个心理学系。我课上的学生与教员沉默和保守，他们很少问问题，也没有学术心理学的背景。他们感兴趣的是学习传统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对批判、理论或马克思主义都不感兴趣。有趣的是，我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对待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态度上我比中国人更为批判。
当时中国心理学家试图寻找一种之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非政治性替代品。他们认为科学与政治是对立的，也即社会科学是非政治的，而政治是反科学的。对这两种信念我都不能认同。社会科学始终是政治的，而政治应当遵循社会科学的指引，正像政治应当被诸如生态科学这样的自然科学指引一样。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学分析就是一种科学的分析，它比那种没有预测或理解 2008 年的经济危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更为科学。对这一点，我在《宏观文化心理学 ：心灵的政治哲学》中做了解释。
我结识了这八位具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心理学家。他们或从美国，或从苏联取得了博士学位，都致力于理解心理学。他们的外语能力使其能够及时了解心理学的新进展。然而他们孤立地工作，可及的资源也少。
潘菽先生数次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我们的交谈非常友好，虽然没有深入谈及心理学研究或理论。在1981 年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大会上我做了一个报告，我还保存着在举办会议的酒店前面拍摄的全体与会者的历史照片。
与我最为熟稔的心理学家有荆其诚先生（ 中国科学院下属中国心理学会主席），他的同事李美格先生（ 瑞士背景），华东师范大学的胡寄南先生，广州师范学院的吴江霖先生，他的博士学位是在戈登·奥尔波特的兄弟弗洛伊德·奥尔波特的指导下获得的。在我离开北大后，吴先生邀请我在他的学院教了一个学期。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社会、政治以及他们的个人生活的事情，还有很多心理学家的八卦。他们还邀请我到家里做客，在那个时候，外国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在他的公寓里，吴先生为我演奏月琴，非常优美。吴教授致力于推进他了解的传统美国社会心理学。
这些与我有私交的同事和朋友对心理学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我觉得他们并不囿于研究心理学的某种特定理论方法。不过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美国心理学中时兴的研究和事件。这些心理学家急于在中国发展心理学。
荆其诚先生在通过与西方心理学家合作以发展中国心理学方面非常活跃。他邀请西方心理学家到中国，同时也被邀请出席国际会议，发表论文，担任国际刊物编委，访问海外高校。这些国际联系帮助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获得了在北京建立儿童发展实验室的资助。荆先生在促进中美心理学的联合方面居功至伟。
我还谒见过费孝通先生。我在北大参加了他的一些人类学课程，那时他专注于人口统计学。在课堂上他一般不讨论更广泛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话题。当时有人告诉我，在学术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之间有严格的区分。我与费先生虽未有私交，但觉得他对自己的时间和想法很豪爽大方。他是一位批判的理论思想家以及研究者。
老一辈心理学家明确表现了一种直面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抱负。作为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西方心理学面对的是其文化的独特问题。而关于西方独特问题的一种心理学表达，被转换成根据围绕着中国学者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杂乱交错的奇异景观进行解释的各种话语蒙太奇的混集。当一种中国“本土”心理学无法从根基处切入与击穿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现代性逻辑，却将其把握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坚固的现成之物时，作为西方现代性范式的主流心理学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心理学自我想象的典范，导致中国心理学面对西方冲击时的失语状态，而一种真正的本土心理学就难以全面地、真正地展开。由此不仅致使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想象力为“西方心理学理想图景”所塑造，而且还使中国心理学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生活的“心理学理想图景”。面对这种困境，理论心理学当有所作为，为中国本土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建构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以及与西方心理学开展真正理论对话的现实可能性。
理论是科学的最高形式。爱因斯坦是作为理论家而不是经验主义者成为伟大科学家的。心理学家强调经验研究高于理论，这是错误的。经验研究当然是重要的，但它必须以明智合理的理论为指导。好的理论是必要的，它可以使经验研究准确和有用。
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理论、方法论和实践进行批判审视，就像美国人和欧洲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做的那样。中国理论心理学家需要检视的既包括中国人积极效法的西方心理学模型，又包括中国传统的、本土的心理学模型。这两者都要求对政治和科学方面进行审视的理论批判。
如今通过倡导传统的、本土的心理学，诸如儒家或道家信仰，印度教哲学或宗教，或者中东的伊斯兰教来反对西方心理学非常时髦。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是西方错误的错误的替代品。因为本土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一样有缺陷。实际上，西方心理学正是西方的本土心理学。所以如果它是有缺陷的，那么任何本土心理学都可能有缺陷。本土心理学不能仅仅因为它是本土的就作为科学的或者社会进步的东西被接受。本土心理学的建构受到保守的、压迫的和神秘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阻碍了对心理学的理解。印度教心理学包含各种神秘的和迷惑性的观念，诸如轮回。这当然不能构成一种解释人格形成的科学心理学思想。它也不能帮助增益人格形成，以及对行为提供一种科学的理解和进步的指导。
心理学家作为本土心理学接受的实际上并不是本土心理学，它通常是一种保守的、神秘的过时之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本土心理学在任何社会中都尚未存在。因为人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机会真正地由其自身去创造为了其自身的他们自己的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不是一种历史上过时的东西，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事业。它与文化因素的民主转型密切相关。无论就其作为历史沉淀的压迫形式而言，还是就其作为历史终极目的——建构一种丰富的、解放的心理学的历史工程而言，本土心理学是政治性的。
我区分了本土文化心理现象（ 人们活生生的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建构（社会科学家用来解释、描述和预测心理现象的构想）。至关重要的是要理解前者，但是后者并不一定能实现这一目标。换言之，本土建构可能不足以解释、描述和预测本土心理现象。当然，西方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的某些元素对科学地理解、描述和预测心理与行为非常有用，但是它们需要被纳入一种不同的框架之内。
理论批判是社会进步性的一个指标。寻求社会制度改善的进步社会鼓励对社会和社会科学进行理论批判，以阐明根本原因和问题，并发展改善的根本文化因素。相反，对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缺乏理论批判则是抗拒质疑和改变的社会的保守性和压迫性的表现。
理论心理学在中国有一个特别有益的作用，它是发展一种对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平台。实证期刊不欢迎这种批评，但是理论刊物欢迎。理论心理学为发展中国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场所。这种方向将心理学作为一种科学学科进行发展，同时也发展中国人的活生生的心理学，而这种心理学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及其社会 - 心理效益。这将是一种真正的中国本土心理学。
〔本研究系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心理学思潮研究”（14CZX003）的阶段性成果〕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