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对照：
前伊底帕斯期——前俄狄浦斯期（Pre-Oedipal）
神入——共情（Empathy）
行动化——付诸行动（Acting out）
寇哈特——科胡特（Kohut）
贝里恩——巴林特（Michael Balint）
潜抑——压抑（Repression）
反转移关系——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
关于治疗的几点的思考：包括恰到好处的挫折与其他
本来我想要用 “挫折” 的概念来补充 “神入” 的不足；但直接用挫折的概念，却又可能让听者有些误解。就发展中的初生自体来说，自恋的幻觉得以成真，是至为重要的阶段满足，而且此阶段的自体无法承受任何的恶意（badness），因而照顾者需要能够提供一个气氛环境，让自体可以在遭遇挫折之时，不会因为无法承受的焦虑与恨意而从此与客体决裂，因而使他的自恋状态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而这里所谓的 “气氛环境之提供” ，就是我去年报告过的神入。因为与客体间之神入的融合理解，虽然是自体发展的关键，也是自体能够从外界吸取对他有益的养分之时机。但是，这样的关键与时间无法一直持续，因着提供照顾的客体（care-giver）无法只作为婴孩自体的自体客体而存在，客体也有他自己的自体需求需要被照顾满足；
所以，自体与客体间的神入键结必然会中断，也正因为神入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婴孩的自体才能够有机会独自面对他的环境，并进而整合利用他至今所已经内化的能力与心理结构，而这些被内化的心理结构与能力才能被真正确认，被认知系归属于自己（自体）的。
就伊底帕斯期的成人语言而言，挫折终究是一种负向的感受，是一个人被迫面对自身失败与限制的时刻。这种时刻的来临，可以说是一种自恋的伤害，挫折提醒了他对现实的评估与认知之差距，而在焦虑与痛苦中帮助一个人更认清外在现实。
所以，我们会说 “幻灭或焦虑痛苦，是成长的开始” 这一类的话。只不过，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才又被提醒，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自恋，喜欢不要痛苦，而不是那么欢喜地想要成长。除非，暂时的不舒服与痛苦，可以换得比较长久的快乐与平静，我们才可能从佛洛伊德所言的享乐原则出发，逐步接纳现实原则所加诸于自我的限制。而费伦奇有一段关于现实感发展的描述，值得我们深思。他是这么说的：
“现实感的发展，被一连串的潜抑所表征；人类是被迫地，他并非透过自发的 ‘朝向发展的努力’ ，而是透过必须，透过一种对被要求的放弃之适应。第一个最大潜抑是因为出生的过程而变得必须；这过程当然发生于没有主动的合作，没有任何来自婴孩这边的意图。胎儿宁愿停留于子宫且不被打扰；但它被残酷地推出于世界之中，而且它必须忘记（潜抑）他曾经喜欢的那种满足，且让自己适应于新的满足。相同的残酷游戏在每个发展的新阶段被重复。”。
不过，怎么才算是恰到好处的挫折？作为治疗者的我们其实是无法预测的。尽管我们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寻求扩展对自身潜意识领域的理解，不断地投入于对病人的分析工作；但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回应与诠释都是一种冒险：我们无法事先预测这一次的回应，究竟可以达到何种效应？或是对病人的冲击程度究竟有多少？当然，越多的临床经验，以及越充分地认知自身的潜意识，的确有助于治疗者的任务。
然而，唯一可作为指标的，还是要看病人之后的反应以及与治疗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病人如果真的经验了恰到好处的挫折，他不会因为这样的挫折与从此与治疗师决裂，尽管可能短期间因着治疗师的 “缺席” ，而感觉与治疗者的关系变远了，改变了，从好治疗者变成坏治疗者；可是，病人还是选择维持关系，并且在高度的张力与矛盾中，尝试述说他对治疗者 “非神入” 回应的负向感受。于是，神入的关系可以在包含更多外在现实（包括对治疗者的能力限制与人格特质之真实理解）的基础上重建；而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过程视为一次 “恰到好处的挫折”。
就临床而言，病人在这样的回应与诠释后，是否与我们更为贴近？还是比较缺乏反应或疏离？或甚至是隐藏的或明显的愤怒？是否他会想要说他这种情绪反应的原因？而且我们是否对他之后的回应，能够逐渐累积出一些起源动力学上的假说？或是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病人的自由联想更为丰富，而且比起过去较少情绪禁抑？这些都是我们观察的方向。
一个心理世界与另一个心理世界的差距，究竟可以如何拉近？或者说，当病人潜意识地抗拒治疗者的靠近，我们要如何因应这样的情境？首先，是意识层面上的症状学之理解。一个个人存活于世界，意识上是否能接受个人的病态层面？抑或是转向防卫（defenses）而逃避？我们可以说，只有少数的人可以且适合作分析取向的介入。
病人寻求帮助的最初动机与意图，其实相当程度地决定了未来治疗的走向；但当时受限于病人意识领域以及防卫的限制，我们与病人双方都无法很快理清楚他的意图，我们只能从破碎的印象、记忆的片段、未知的矛盾冲突中，逐步地建立起双方的关系；并且在逐渐深化的关系中建构出对他的心理世界之理解。作为临床家，我们很难不在寻求帮助的病人群中，归纳出某些共同的特质，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究竟可以做什么？而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
换句话说，我们在我们所投入的工作中，一方面认清自己任务的限制，也在这工作关系中辨别清楚可以作为参考的架构。有没有可能以梦境的变化，来观察自体的状态，自体自体客体的关系之变化，自体本身情感的发展与语言化等等的现象。这是从梦的角度来看。另外，转移关系的形成与转变，应该是一个可以观察的面向。
但如果潜意识的抗拒更强烈的话，或是缺乏梦的报告之时，自体的状态就需要从平时的转移关系与反转移关系来观察。另外，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化（acting out），显示着病人的潜意识欲望，终于突破意识的防卫而浮现。
之前的潜抑与行动化当下同样包含着焦虑，不过前者的焦虑比较多是展现病人的防卫与潜意识的欲望间的冲突：潜意识对客体的欲望，因为过去的创伤经验而被潜抑；如今因着自体客体（治疗者）的神入回应，旧有对重要客体的欲望因而被重新活化。（当然，中间可能因着望远镜的作用而让儿童期的重要客体欲望，移转到当前的重要客体。
如果以已婚的女性作例子，那么意识上逐渐浮现的欲望可能先是对先生、或是婆婆的欲望与矛盾，之后才是对父亲与母亲的欲望与冲突。）而行动化当时的大量情感与焦虑，则是让旧有的冲突、混乱与创伤，真实地重新演出于当下；只是这次的情感灌注对象（客体）是治疗者。此时此刻的病人一方面要再度面对当年的创伤情境，另一方面他意识上也部份认知到现实与过去记忆的混淆与叠加；所以他此时期的状态是极不稳定且敏感。
这种情感上的活跃与混乱状态，其实是病人的自体很难承受的。或者说，当病人的防卫结构与假我，因着治疗的进行而逐渐被穿透，或是因着治疗者的诠释而使防卫失去遮蔽的效应，而让真我再度浮现于意识，此时所释放出来的情感是十分巨大的。这种时刻的自体可以说是濒临崩溃，或是正面对着自体崩溃的巨大焦虑。
因为创伤当年就是因为自体无法面对客体，或是因为对客体环境的淹没性恐惧而隐藏起来，所以自体可以保持存活且未陷入崩溃的状态。这么大量的情感有几个因素：一个是病人的真我因为长久以来的潜抑而缺乏修饰的机会，他的情感强度仍停留于当年创伤的原始状态，因而相对于成人的情感远较直接且带有强制的色彩。而我们注意到佛洛伊德也有类似的说法：
“一次又一次，我总感觉在理论上太少应用以下的事实：那就是被潜抑的不随时间改变，而且是毫无疑问地确立。这点似乎提供了最深刻发现的探究方法。但不幸的，我自己在此点也尚未有任何进展。”（Freud, SE.22, p.74）。
寇哈特尊重一个人的自恋需求，视为个体存活与否的重大关键，且不赞成因着治疗师的理论视野，而有任何催促成长或发展的引导。因为，就一个人所能认知的意识范围而言，可能还是必须把最终的生命主导权交给他自己（self），亦即是否他还要继续朝真理的无止尽道路上前进，还是要能充分掌握、并利用他目前的防卫，二者都是攸关生死的大事。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治疗师不能把分析师的志业信念，单方向地加诸给病人；这又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压迫。而其实佛洛伊德也不赞成治疗师主导着病人的人生，他也是建议治疗者要小心地协助帮忙病人，要避免型塑病人的人格之意图。
另外，寇哈特所言之自体的三极，其中包括理想极，对应着佛洛伊德的超我部分。只是，佛洛伊德的人格三分结构论，超我与自我间是永远存在着冲突的，而且自我必须服务于超我的指导，二者的上下关系是清楚的。可是，寇哈特不喜欢冲突。
他强调的是理想极与企图心极间的张力状态。因为他对冲突所可能导致的崩溃状态，是他所厌恶的，所以他在两人之间宁愿回避冲突：就算是有任何的反对与不赞成，他也会以作为病人自体客体的立场，站到病人的同一边，而以 “我是为了你好” 的角度来进行提醒；除非绝对必要，他会避免对病人的阉割（带有批评色彩的面质）。他无法在理论上赞成，治疗师可以选择病人的对立面，选择会激起病人自恋暴怒的立场。这里我的假设是，寇哈特或许已经认知到，对于自恋型人格者来说，找寻一永远神入的母亲（自体客体）并与之作持续的连结，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病人所能作的最佳决定。人格的组成发展到成人阶段或之后，其实大概都已经确定了，而终生的目标与关怀也不容易有太大的改变。
本文摘自《治療情境中的自體及其變遷》文章的第五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