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根基
我作为科学家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月是1955年和1956年,那时迷宫已经以最意外的方式分叉了。在前20年中,我主要研究组织以及管理这类组织的人们如何决策。我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工作把我带进现实世界的组织去观察它们,还偶尔对它们做些实验。我用日常语言或那时通常用于经济学的各种数学来建立理论。虽然我多少有些跨学科的观点,但我还是很适合于被称作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一般被认为是两者之一或两者皆是。
1955年的最后几个月彻底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在我还没来得及把所有的关注投入到管理学和经济学上时,我的注意力和努力的焦点已急剧地转到“人类问题解决”的心理学上,特别是转到发现人们用于思维过程的符号处理上了。此后我在心理学实验室中研究这些过程,并以程序计算机上所用的那种特殊形式语言来撰写我的学说。从职业角度上看,不久我就转变为认知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几乎放弃了我以前的职业身分。
这一突然而且永久的变化是因为阿伦·纽厄尔、克利夫·肖和我隐约看到了当时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电子计算机的革命性应用。我们抓住了机会,把计算机作为一种通用符号处理机(因此也用于思维)而不只是快速算术机来使用,1955年底我们发明了程序计算机使用的LIST处理语言,并用这种语言创造了“逻辑理论家”——第一个通过选择性搜索解决非数字问题的计算机程序。正是这两项成果使我们被定为人工智能的创始人。
要是更夸口一些而少一些技术性词汇,我们发明的计算机程序能够思考非数字问题,因而解决了历史悠久的“心-身”问题,解释了由物质构成的系统如何能具有心智的特性,我们用它打开了对广泛的任务进行自动操作的道路,而这些任务以前是要求由人类智能来完成的。我们还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计算机模拟——来研究思维。我们也得到不少臭名,引起不少从心底认为机器不可能思维的人的注意和批评,他们想警告人们来反对我们的主张。
这一章和后面几章,我将极详细地说明我在1955年和1956年的研究,把它放在它所产生的智力环境和时代精神之中。我将介绍从这种环境自身出发来看问题的观点,强调这种观点如何影响我们研究小组的思想。
要理解“逻辑理论家”是如何产生的,在我们开始之前必须在几个领域——包括心理学、逻辑学和经济学——中随便走走,考察一下在我们创立理论前它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些世界观既构成我们自己的观点,又设置了种种约束和假设。为了前进我们不得不对它们作修正。
1945年前的认知心理学
在大西洋北岸的美国,从威廉·詹姆斯那个时代开始几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对人类思维的研究存在一个巨大的断层。美国心理学被行为科学主义、刺激—反应的联系(S→R)、无意义音节和白鼠统治着。认知过程——耳朵在收到刺激到做出反应之间进行着什么——几乎没有提及。心智这个词留给了哲学家们,令人尊敬的心理学家是不讲这个词的。
我在《管理行为》一书的脚注中指出了威廉·詹姆斯和爱德华·C·托尔曼是我关于美国心理学家的消息的主要来源。托尔曼远非最有影响的行为科学家(除了那从欧洲移居来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以外)。在他的主要著作《动物和人的有目的行为》(Tolman 1932)中,他把人类(和白鼠)作为寻求目的(因而是作决策的)的生物来处理,他(它)们的行为被环境所塑造。虽然托尔曼深受尊敬,但还是处在美国主流心理学的边缘。
在欧洲,心理学家心存较少偏见,而且愿意使用词汇组成的资料,对复杂行为更加注意。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在《记忆》(Bartlett1932)一书中考察了信息如何在“头脑中”表现以及通过存贮和提取过程又是如何被修正的。德国的符茨堡学派以及奥托·塞尔兹和他的追随者们,同样关注复杂的思维过程以及思维所运用的信息在头脑里的组织和存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