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6月18日14:47 新世纪周刊
你是抓谎达人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普通人在每十分钟谈话中平均会说三个谎话。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我们一直被告诫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而说谎则被认为是一个会导致鼻子变长的坏习惯。但最终没有人真的因说谎而变成长鼻子，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谎言。这样的告诫反而成了谎言无处不在的一个明证。有人说，谎言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植根于人类深沉的本性。
与此同时，对谎言的揭露几乎与说谎的历史一样长。他们彼此如影随形，相生相克。就像说谎也并非全都怀有恶意一样，有的时候揭谎也并非因为人们对谎言有多么厌恶，而是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人们想尽办法来获得真相，通过推理，通过表情和眼神，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在最近颇为流行的一部美剧《Lie to Me》中，“微表情”作为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分支，也被用来揭露谎言。
作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说谎和揭谎的游戏会一直持续下去。很多人相信，揭露谎言是一种正面和进步的行为，但公平地说，是二者的互动推动了世界的前进。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无论谎言多么完美，它一定会有破绽，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说谎、揭谎，猫鼠游戏开始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谎言包围的世界，而揭谎与说谎也同时开始，相生相克、永无止境
■本刊记者/张邦松
“乔布斯死了！”当乔布斯本人听到自己的死讯时，他无法不感到惊愕。去年10月的一天，彭博社郑重地发布了苹果CEO的死讯，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一时之间让业内很多人陷入恐慌，并最终导致苹果股价大幅下挫。
这不算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它只是把一个人的死亡时间提早了一点而已——至少乔布斯这么认为。“关于我死了的报道太夸张了。”几天后，乔布斯出现在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上，他身后的大屏幕出现了这样一行字。
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被谎言包围的世界。自从亚当夏娃因为毒蛇的谎言而偷吃了智慧果之后，人类很快就将谎言活学活用，开启了滔滔不绝的说谎历程。这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有时候它本身就是文明的象征——历史上，大部分的统治都是建立在一个弥天大谎的基础之上。
但是，从谎言诞生的那一刻起，说谎与揭谎的猫鼠游戏也同时开始。相生相克，乐此不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谎言的不断编织和戳穿，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谎言无处不在
关于说谎和如何对待说谎，林语堂曾表示：“人的个人修养，内容十分复杂。其中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原则性问题：一要会说谎；二要具有绅士风度的说谎能力；三，无论自己撒谎还是别人的谎言，都应一笑了之，以保持心境之平静。”
可见谎言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无处不在的。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曾做过一个试验，请所有参与者在身上携带一个隐形摄像机，记录自己一天的谈话。他的分析结果是，每10分钟的谈话中会出现3个谎言。他举例说，有位女士在电话中对对方表示关切和同情，但事后她告诉费尔德曼，她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这人真是个孩子，还不会照顾自己。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张亭玉在一篇关于说谎研究的论文中指出，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看，欺骗是自然界最基本的现象之一。从病毒表层蛋白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欺骗到昆虫的拟态，欺骗是生物为了更好地繁衍而进化出的本领。
进化心理学认为，虽然人类个体本质是自私的，但也存在利他行为；利他行为不仅局限于血亲之间，也存在于陌生人之间，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如果一方试图利用对方对其互惠的信赖，就会产生欺骗。说谎行为本身会根据结果的反馈不断演化，并且随着说谎频次的增加，对方识别能力逐步提高，说谎行为也会相应地演变得更加难以识别。
例如，在古代，一个统治者要百姓相信其政权的合法性时，只需打出“奉天承运，君权神授”的旗号，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谎言，但非常有效。同样，他的反对者要做的是证明这是一个谎言，并且提出一个新的谎言去替代他，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样，统治者谎言在不断地变化、升级，其识别难度也在不断地提高。如果现在还有人自称天子，并试图号令天下的话，一定会被怀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日本心理学家相场均研究发现，谎言的存在方式、实质内容等均存有差异。与此同时，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者的新闻，又在人们心目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本身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谎撒得越大，就越容易为人所轻信。而国家统治者和大众媒体的结合，可以撒大谎矣。
谎言自有理由
亚里士多德曾说：谎言自有理由，真实则无缘无故。
美国作家O·海林在其作品《最后一片枯叶》中描写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透过病房的窗子，病人可以看到风中摇曳的树木。枯叶一片片地落下去，病人将残存的枯叶看成是自己生命的象征，她想，当最后一片枯叶飘落时，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老画家得知此事后，便在连接树枝的墙上画下一片叶子……
相场均认为，人们一听说谎言两个字，总认为它是不好的、不必要的，因为这一点已经深深内化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但实际上，对谎言的评价，既有道德标准，也有功利主义的标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德国一个心理学家曾做过调查，他向459个孩子提问，“谎言是坏的吗？”其中159人回答是坏的，187人否定这一点，而其他113人则认为，要根据时间、地点和场合断定谎言的好坏。这位心理学家分析，许多孩子之所以不认同谎言是坏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将说谎认定为生活技能问题，而不是伦理道德问题。即使有些孩子认为谎言是坏的，也不是基于伦理的考虑，而是认为说谎的人是生活的弱者、可怜虫。
“即便是从谎言对社会和他人有害这一点来思考，也不能通通认为谎言是坏的，这只能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伦理判断。”相场均在其著作《谎言的心理分析》中指出。
大部分研究者都已认同，谎言是人类进化的结果，通过说谎保护自己，而谎言的接受者并没有察觉到每个谎言，因此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和谐有序地发展。正如研究人类行为学的专家保罗·埃克曼博士所说：“说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性，人们在社交活动中应正确理解说谎现象。有时候，善意的说谎是必要的。”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说谎与身份维护、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有关。日常社会生活中展现的“自我”，多少都是经过改编和包装的，通常人们会根据当下所处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表现和表达方式，以塑造恰当的形象和身份，获得或提高他人的情感支持，影响他人的偏好，赢得他人的赞同等等，这些目标的实现对人们社会交往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说谎成为非常普遍的一种社会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脸者埃克曼
在1/5 秒的时间内，你的表情出卖了你
■本刊记者/刘志伟
在美剧《对我说谎》(《Lie To Me》)热播之前，保罗·埃克曼没有受到这么广泛的关注，虽然关于说谎这件事他已经写了15本书100多篇论文，并且在心理学界辛苦耕耘了40年——2009年5月11日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将埃克曼排进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榜。
在埃克曼之前，从没有人做这件事——把人类肢体，特别是面部肌肉像拼图一样分成一块一块，然后通过它们的移动情况，定量分析出“拼图”主人的真实情绪，他发现面部表情比语言更诚实，不会说谎。
和母亲有关的“微表情”
如果你看了《Lie To Me》，就会对保罗·埃克曼更了解，因为那个观察力超常的“人肉测谎仪”莱特曼博士的原型，正是埃克曼，如今已经75岁，是曾就职于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有人认为这部电视剧就是埃克曼博士的半自传体，这两位名字谐音的博士都从面部表情、无意间的肢体动作、说话的音调和措辞中判断对方是否说谎，都为美国防务和特务机构服务多年，都开有自己的咨询公司，电视剧里用到的测谎方式，比如说谎时会摸鼻子、抓耳朵、手眼不一致等等也是80%以上来自现实。埃克曼是《Lie To Me》的科学顾问，并非挂名，是真的指导。不过，埃克曼本人却不认为自己就是剧中人，他说，“首先，他(莱特曼)是英国人，而且他比我年轻，也更傲慢。他做了一些我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比如为了找出真相而说谎。”
一部商业电视剧仅仅基于一位科学家的研究拍摄，此前从未出现过。保罗·埃克曼1934年在华盛顿特区出生，在他之前，从没有人能够通过表情测谎。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想要这样做，而是想过的人大多认为这不可能，认为可能的又大多没有找对方向或坚持到底。
保罗·埃克曼和美国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是同一时代的人，比他年长一岁，虽然他从未见过这位《人性污点》以及很多畅销书的作者。但菲利普·罗斯在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社会环境正是埃克曼成长的背景。埃克曼的父亲是一位儿科医生，埃克曼在71岁接受美国国际研究学院组织的一次论坛采访中，仍能清晰地回忆起父亲每天很晚坐在厨房的餐桌旁，阅读最新医学期刊的情景。父亲热爱工作，一生都在学习。埃克曼认为这是他接受的最好遗传。二战爆发后，埃克曼的父亲参了军，被分配去治疗疟疾。战争期间，埃克曼和母亲大多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生活。在他14岁那年，母亲因躁郁症自杀。
在《Lie To Me》里，莱特曼博士经常躲进自己的房间，反复观看一段慢放的访谈视频。视频里一位名叫玛丽的精神病患者对医生说，她已经不再沮丧，请求周末与家人团聚，但她获准回家后却选择了自杀。这段让莱特曼痛苦不堪的视频里的玛丽，就是他的母亲。
埃克曼在他《说谎》一书中，提到一段对他的研究影响深远的视频，同样名为玛丽的一名42岁家庭主妇，在请求放假一周获批后，突然坦白自己是在撒谎以便获得自杀的机会，因为她感到悲观和绝望。三个月后，玛丽病情改善，其后维持正常数年。《Lie To Me》里的玛丽，可以看作是埃克曼的母亲和他的研究对象玛丽的融合体。
家庭主妇玛丽三次企图自杀，她愉快轻松的表情后面是否有所隐藏，并且骗倒了很多经验丰富的精神病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埃克曼将玛丽的视频反复播放，用慢镜头仔细检视，突然在两帧图像中间看到了一个一闪即逝的表情，那是一个既生动又强烈的极度痛苦的表情，只持续不到1/15秒。这最终成为埃克曼最重要的两项研究成果之一——微表情。如果一个人心绪极度不宁，还能神色自若地说谎，那么从他的非口语行为获知他在说谎的钥匙，就是微表情和更为细微短暂的“碎表情”。这些非常短暂的表情，一闪而过，大多数未经训练的人无法察觉，但它隐藏着主人的真实情绪。
原始部落里找到的笑容
在发现这段视频和更多微表情之前，埃克曼和测谎不大搭界，他对弗洛伊德感兴趣。15岁那年，埃克曼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之前因为背后议论老师，他被高中开除了。后来埃克曼说他当时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不能进大学，就将成为少年犯。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是个天才库，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是埃克曼的同学，电影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和女导演、编剧忆莲·梅也是。在那里，埃克曼读遍了所有弗洛伊德的书，如今，随便提起某个主题，他仍能引用弗洛伊德在该主题上的说法。他在关于修辞学的人文课程上阅读弗洛伊德的入门讲座，并把它当作修辞学来研究，因为它使用了华丽的语言和奇妙的写作风格。他因此迷上了心理治疗，并且希望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他在读博士期间开始对非语言交流感兴趣，那是他论文的方向——想看看人们用自己的肢体和脸能做些什么。他没有想到，这后来成了他一生所做的事情。
博士毕业后，埃克曼再次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进入研究所，二是参军。1958年，埃克曼被编入军队，成了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的首席心理学家。埃克曼本想，和平时期的军队不会比研究院更坏，不会有很多机会做心理治疗。况且如果有心理问题，征兵时申请入伍的履历一定会有记录。然而，他接下来面临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每8个星期就有4万人来找他。
直到现在，埃克曼和他的小组仍在为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管理局等机构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只不过内容已经变成了抓谎。在埃克曼眼里，美国联邦调查局是一个和医学院同样糟糕的地方，在那里如果你引进了什么新事物，就意味着你必须踢走一些旧的，这就影响到别人的地盘，而中央情报局和管理局似乎要灵活一些，但埃克曼并不知道为什么。
弗洛伊德把埃克曼领进了心理学的大门，但让他对人类表情感兴趣并从此深入研究的，则是另外两个人：达尔文和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同事的汤姆金斯。汤姆金斯任职心理学系，却更像哲学家。他和埃克曼同时给一家期刊投稿，他的课题是表情，而埃克曼的则是姿势。于是期刊编辑同时写信给他们，说：“我认为你们两个应该见一面”。这样的一次见面对埃克曼来说堪称重要，正是汤姆金斯天生的洞察力和直觉帮助他走进了后来成就他的表情研究领域。
1966年，埃克曼得到美国国防部给他的一笔5年之内花也花不完的研究经费，用于分辨哪些是普遍的人类共有的表情和姿势，哪些是基于文化而特有的。埃克曼当时对这一项目和表情都不感兴趣。他记得前几年曾有一篇报道描述当时最著名的几位心理学家所做的一项关于表情的研究半途而废了，那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八九位心理学家。他知道，只有很少很少的人仍旧关注表情研究领域。
当时的普遍观点是，表情和姿势都是文化决定的，但这一观点缺乏具体数据和论据支撑。美国国防部在埃克曼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出于自身考虑，把这一项目交给了他。于是埃克曼有钱了。而汤姆金斯则对当时的主流观点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他是达尔文主义者，他坚决认为，表情是人类共有的。埃克曼从汤姆金斯那里了解到更多关于达尔文的东西，他说：“我现在有钱了，要不要平息这一争论？”
埃克曼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神经学专家卡尔顿·盖达塞克联系。卡尔顿·盖达塞克当时正在研究石器时代文化并且在新几内亚一个完全与现代文明隔离的部落拍了纪录片。卡尔顿后来在该部落发现一种名为库鲁的疾病而获得诺贝尔奖。
卡尔顿和他的专职摄影师在新几内亚的两个仍保留石器时代文化的部落里各拍下长达10万英尺的胶片。位于新几内亚的那些孩子们正是埃克曼所需要的——他们完全没有被媒体以及外面的世界所污染，保有着人类与生俱来的本真。
埃克曼看完了卡尔顿所拍的所有胶片，这些连卡尔顿本人也没有看完过，它足足花费了埃克曼一年的时间。但他在20万英尺长的电影胶片里却没有看到一个他之前没有见过的表情——愤怒(眉毛下垂，前额紧皱，眼睑和嘴唇紧张)、厌恶(嗤鼻，上嘴唇上抬，眉毛下垂，眯眼)、轻蔑(嘴角一侧抬起，做 讥笑或得意状)、恐惧(嘴巴和眼睛张开，眉毛上扬，鼻孔张大)、惊讶(下颚下垂，嘴唇和嘴巴放松，眼睛张大，眼睑和眉毛微抬)、快乐(嘴角翘起，面颊上抬起皱，眼睑收缩，眼睛尾部会形成“鱼尾纹”)和悲伤(眯眼，眉毛收紧，嘴角下拉，下巴抬起或收紧)，无论何种语言与文化，这7种基本情绪引发的面部肌肉变化大致是一样的。
真相和快乐不可兼得
在埃克曼进入新几内亚原始部落实地考察后的两年里，其中一个部落因为库鲁消失了。埃克曼希望能够发展一种科学工具，用以定量分析人类真实情绪所带动的表情变化，从而能让更多人获知类似汤姆金斯这样有直觉的人所获知的信息。
1978年埃克曼发布了面部动作编码系统(FACS)，这花费了他8年的时间。人脸部的肌肉有43块，可以组合出1万多种表情，其中3000种具有情感意义。埃克曼根据人脸解剖学特点，将其划分成若干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运动单元(AU)，比如第12号AU包括两块颧肌，第6号AU则是眼外侧的轮匝肌。分析这些运动单元的运动特征及其所控制的主要区域以及与之相关的表情，就能得出面部表情的标准运动。《Lie To Me》片头用来定位各种人物表情的数字和字母组合就源于面部动作编码系统。2002年，面部动作编码系统进行了一次升级，对表情的捕捉准确率达到了90%。如今这些面部表情的肌肉运动成了动画片绘画者们的参考标准，埃克曼是皮克斯和工业光魔等动画工作室的情绪表情顾问。
埃克曼的研究真正开始发挥作用，大约花费了30年。面部动作编码系统和微表情是埃克曼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两项研究成果。它们结合起来刚好用来抓谎。2005年，埃克曼的方法开始用来培训那些年轻的精神病医师，这一年的10月，71岁的埃克曼对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特工和警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面部表情识别培训。美国联邦调查局、中情局、美国交通安全局、移民局、反恐侦查员和世界各国警方邀请埃克曼协助破案，培训职员如何识别可能的危险人物或恐怖分子。他教辩护律师、控方律师、健康专家、扑克选手、甚至对配偶心怀猜疑的人们识破谎言，他还制作了网络课程，在一张价值20美元的光盘或12美元的网络课程协助下，你能很快揭穿谎言。
有的人不需要参加课程就能轻松识别说谎者。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埃克曼发现有人在测谎测试中得了满分。这个人名叫纽伯瑞，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烟酒枪械炸药局的一名高级调查员。在发现纽伯瑞的特例后，埃克曼和另一位心理学家对14000人进行测试，结果找到了29名被埃克曼称为“天才”的被测试者，他们能够分辨出一闪而过的面部表情所泄露的内心想法，表情出现只有短短的1/5 秒。同样的实验发现，在非言语交流时，女性抓谎的能力要比男性更为突出。在《Lie To Me》里，就有一个天生具有辨识他人微表情能力，性感的前机场警卫人员瑞安·托蕾。
自从印度人2000多年前发明“米粒测谎法”(放进被测试者喉咙里的米粒在回答问题后如果能吐出来，说的就是真话，如果吐不出，则在说谎，原理是人在紧张时喉咙会发干)，谎言和抓谎的水平都在不断上升。当年测试者放在嘴里的米粒，不断演变，心率、呼吸、血压、脑电波、脑部磁共振加上埃克曼的能把表情定量分析的面部肌肉测谎法，都不可能完美解决被欺骗的困扰。
这是因为情绪变化并不能说明说谎的原因。如果你弄不明白谎言背后存在的真相，就可能犯下“奥赛罗的错误”，他以为妻子狄梦娜表现出来的恐惧是因为她背叛了自己，于是动手杀了她。而事实的真相则是狄梦娜所表现出来的害怕仅仅来源于丈夫对自己的不信任。有时，要了解谎言背后的真相和原因，其困难程度也许并不比埃克曼开发面部表情动作系统更容易。
于是，拍完《Lie To Me》，“人肉测谎仪”莱特曼博士的扮演者蒂姆·罗斯以及饰演天生测谎家瑞安·托蕾的莫妮卡·雷蒙德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蒂姆·罗斯说：“我尽量让自己避免了解太多这方面的知识，要知道，这个角色的原型保罗，就是一个无法将研究和生活分开的人。我可不想这么做，我宁愿过自己的生活。”而莫妮卡说她运用了一些戏里的小技巧，确实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对方的面部表情。但这种习惯让她非常懊恼，“我不能理解像保罗·埃克曼这样每天观察和他打交道的人怎么受得了，这实在让人精疲力竭。”
在《Lie To Me》里，不招人待见的莱特曼博士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真相和快乐不可兼得。”
心灵捕手武伯欣
在很多时候，武伯欣面对的嫌疑人甚至一句话不说，就已经慷慨地把真相和盘托出了
■本刊记者/张邦松
武伯欣或许是罪犯最不愿意遇见的对手。
这个因为做过肝移植手术而行动不便的人，看上去与传说中的“神探”形象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他以自己的方式击败形形色色的不法之徒。在因病退休前，武伯欣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名教授，但与大多数教授不同，他的课堂常常是血腥的凶案现场或者冰冷的审讯室。作为中国测谎界的传奇人物，这位大学教授经常被各地公安机关视为解决棘手案件的最佳人选。
事实证明，大部分试图在他面前掩饰内心想法的人，都以失败告终。年近60的武伯欣在他10余年的探案生涯中，主持侦破了1300多起案件，这其中有灭门血案、变态杀人案、巧妙的盗窃案，以及一些看似线索全无的陈年旧案。“不是疑难案件一般也不会找我。”武伯欣说。
虽然背负着“中国测谎第一人”的称号，但武伯欣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测谎”专家。与一般意义上的需要通过判断嫌疑人口供真伪的测谎方式不同，在很多时候，武伯欣面对的嫌疑人甚至一句话不说，就已经慷慨地把真相和盘托出了。
这源于武伯欣对人心理痕迹的捕捉，他认为，人做每件事都会在心里留下痕迹，如何准确捕捉到这些心理痕迹，是破案的关键。这在方法论上与测谎背道而驰，武伯欣更愿意把它称之为“测真”，“只要你真做过，我就能把你揪出来。”武伯欣说。
测谎的误区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情感特征一定是源自于童年的生活经历。1969年，随着知青下乡热潮，武伯欣落户在黑龙江山河农场，并被分配到职工子弟学校当老师。这个学校很多学生家长都是刑事犯罪的劳改释放人员，他们在跟武伯欣的闲谈中，经常流露出作案时的心态、对审讯人员的认识等等，在不自觉意识的状态下，武伯欣对犯罪心理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山河农场期间，武伯欣的精神食粮大多来自当时被称为“毒草”的手抄本。其中有一本卢梭的《爱弥尔》，写了一个人从小到大直到择偶的过程，每一个阶段的心理特征都写得非常细致，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全都披露了出来。受这本书的影响，武伯欣经常有意识地对受过劳改的人及其子女进行观察，注意了解他们的真实心理状态。
文革中有一部很有名的影片《寂静的山林》，里面表现了“测谎”的内容：打入敌方的侦察员接受了美国专家的心理检测器的测验，说那仪器要是测出你在说谎，就立马放出一股强大的电流击穿你的心脏。虽然说得神乎其神，但到了我方侦察员面前就失灵了。似乎是意志可以战胜“测谎”。
这样的故事让武伯欣对研究心理问题渐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恢复高考后，武伯欣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四年本科过后，他成为了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杨清教授的研究生。在七年的求学生涯之后，他进入公安部直属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教研室任教。
公安大学的特殊背景让武伯欣有机会进一步探索测谎这个神秘的领域。当时公安部刑侦局曾引进过一台MARK-Ⅱ型言语声波分析仪，这种通过声波测谎的方法后来被证明有巨大的缺陷，这种仪器也很快被淘汰，但公安系统对于测谎技术的研究从此逐渐展开。
到了1990年代，中国警方已开始正规应用测谎技术办案。当时的主流测谎技术是美国人提出的“准绳法”，这种方法认为，对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是区分犯罪人和无辜者的心理根据。通俗地说，这种理论认为，一个杀人犯在接受心理测试时，尽管他表面可能很平静，但内心肯定是会有明显变化的，而测试仪能扑捉到这样的变化。
然而，在实际办案中，武伯欣发现，这种技术有其致命的缺陷。如果碰到一个心理素质够好的杀人犯，或者一个心理素质极差的无辜者，这种测试方法都有可能出现误差。
前苏联心理学家鲁利亚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非常善于想象的人，当他想象自己在追赶火车时，他的心率从每分钟70至72次增加到80至96次，最后达到100次。一些研究报告表明，通过生物反馈技术训练，确实可以控制某些自主性生理反应。如果遇到这样的对手，准绳法就有可能失灵。
1958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莱克肯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犯罪情景测试。他将犯罪心理测试的对象开始由测试谎言转变到测试记忆。莱克肯教授指出：“罪犯和无辜，两者之间心理上的重要差异，仅仅在于一个当犯罪发生时，他在现场，他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他的心里装着当时当地的景象，而一个无辜者，则对此一无所知。”
这种理论即使在美国也并非主流。然而，武伯欣在大量的实际探案过程中逐渐发现，心理测试技术并不是像美国测谎教材所说的检测口供的真假，而是检测与案件相关心理痕迹的有或无。
武伯欣认为，只要人违法犯罪，经历过特殊的事件，他都会有心理痕迹在。这些心理“反映”会表现为一些生理“反应”，根据这一原理设计的测试仪，主要对被测者皮肤电、呼吸、血压、脑电和多余动作等指标进行追踪，以此测试出被测者是否清白。
身经百战
和大多数对测谎(人们通常把“测真”理解为另一种“测谎”)半信半疑的人一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沈冰曾把武伯欣请到《新闻会客厅》节目中，对其“百般刁难”。其中有一道题是关于沈冰的身高。
沈冰在现场写了六个身高，从1.70米往上，一直写到1.76米。在切入正题之前，武伯欣先做了一些铺垫，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如“你叫沈冰吗”、“你是北京人吗”、“你能够说清楚自己的身高吗”等等。然后就开始切入身高数据。
武伯欣按照沈冰提供的数据正着问了一遍，倒着又问了一遍，测试仪在1.73米这个问题上有很清晰的异动，呼吸、皮电、脑电都有异常。“最后第三遍我就开始直接问了，你的身高是1.73米吗？当时她就笑了，根本跑不了的。”武伯欣说，“因为她在测到1.73米的时候有明显的与众不同的差异。”在整个过程中，沈冰至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武伯欣的职业生涯中，诸如为美女测身高这样的温馨场面并不多见。大多数时候，他所面对的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恐怖景象。
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武伯欣刚从东北办案归来。4月8日，东北某村一位老太太被发现死于家中，从现场看有性虐、焚尸等迹象。“很多特征显示这是一起典型的变态心理作案。”武伯欣说。但一个月过去了，除了抓了一名嫌疑人外，当地公安机关对此案一筹莫展。他们只好求助于武伯欣——即使退休在家，武伯欣仍然不断地收到来自各地的办案请求。
来到该地后，武伯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公安局把抓的嫌疑人放了，因为并无证据表明这位当地的单身汉涉嫌犯罪。
根据对现场的勘察，武伯欣首先判断这个案子是本村人所为。作案人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杀了人以后，对尸体进行性虐待，说明作案人没有恐惧，很有安全感。做完了以后还要点火烧，这是要伪装现场，掩盖，这说明是认识的人或者是近处的人，要是远道的，后边这个动作可以不做，没必要。作案人之前肯定去过老太太家，对她家的入口、出口都很熟悉，并对老太太单身居住情况很了解，流窜作案绝对不可能。“心理学的分析对现场分析是最重要的，这样对于划定所有的嫌疑范围是一个客观依据。”武伯欣说。
武伯欣让公安机关把这个村里所有有过违法犯罪前科的、有一定的变态心理倾向的、离婚的、超龄娶不上媳妇的、在监狱里边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找出来。这一下就划定了几十位嫌疑人，其中也包括之前放走的那个。武伯欣用“心理痕迹”理论，对这几十位嫌疑人一一测试，很快就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心理测试技术是你必须给我提供足够多的嫌疑犯，这样我从当中给你选择一个跟这个案件相关的、可以认定的嫌疑人。这就跟美国的测谎不是一回事，美国测谎是你得找到那个嫌疑人，然后测测他是不是在说谎。”武伯欣说。
经典之案
在武伯欣处理过的上千起案件中，不乏像广东韶关灭门案、辽宁义县15年积案、山西古交市爆炸案等重大、疑难、血腥的案件，但最让他津津乐道的，却是一起发生在浙江萧山某银行的港币被盗案。
这是一起“四无”案件：无特定现场和作案痕迹，无具体发案时间，无具体丢钱方位，无确切嫌疑人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伯欣根据他的“心理痕迹”理论，经过两轮测试，准确地从数十名被测人中认定了嫌疑人，并且在嫌疑人尚未供述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根据测试提供的心理事实线索已找到了赃款。
案件发生在1998年春节后，浙江省萧山市某银行一笔31.5万港元的现金不翼而飞。萧山警方经侦查锁定该行储蓄专柜的七名女营业员为涉案嫌疑人，因为这七人都接触过这笔款项，但她们谁也不承认作案，而且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证据。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案件陷入了僵局。
由于没有确切的怀疑对象，在接到这个案子时，武伯欣决定大范围地在银行进行测试。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案子肯定是内部人所为，不会是外界人盗窃，30多万港币现金，外人是不可能从银行悄无声息地拿走的。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金库的人拿的、柜台的人拿的，还是办公室里的人拿的？
武伯欣认为，涉及这个案件的人，他的心理痕迹是独特的。比如，他得知道什么时间做的，时间知觉有，很特定，无辜的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拿的港币，方位知觉，也是独特的，到底是在金库里，还是在走廊上，还是在柜台里边、柜台外边，这个钱一天就经过这么多地方；还有这个案件到底涉及几个人；第四是涉及到作案人的动机，就是拿着这个钱想干什么，比如说炒股，或者是买房等等。
根据对作案者心理痕迹的分析，武伯欣设计了一套测试题目。第一轮测试对象是那七名营业员。结果令人意外，武伯欣很肯定地说这些人中没有嫌疑人。
第二轮测试扩大了范围，把一切有可能接触钱箱的人都囊括在内，大概有40多人。武伯欣根据心理行为特征对这些人进行排序，比如好赌、炒股、包二奶、当过侦察兵、有过保密经验的排在前面。
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第二轮的第二名测试者，是一位姓谭的押运员，36岁，部队副连级专业干部。对他进行测试时，图谱上出现了异常反应。凭借职业敏感性，武伯欣认为此人有重大嫌疑。于是他花了一个半小时对他进行了三遍测试。整个测试过程，谭某一言不发，但测试完成后，武伯欣很果断地说：“这事情就是你做的。”
接下来显然是意料之中的负隅顽抗。但武伯欣没有过多的纠缠，他对萧山公安局局长说出了以下结论：钱不在萧山，在杭州；在女人那里；案子是一个人干的，时间是春节前四五天；动机在包二奶、炒股、赌钱上都有对应。
循着这些线索，公安人员很快找到了赃款。当得知赃款被找到时，谭某显得异常惊愕，因为他一个字也没说，公安却几乎掌握了所有的线索。
武伯欣回忆说，谭某有着超强的心理素质。对于“港币是你拿的吗”这种问题几乎毫无反应。但是他能从认知上否认自己拿钱，却无法将作案中、作案后和实测时生成的心理痕迹投射出去，他在许多目标题上“中靶”了。
此案在判决时将心理测试结论引入了判决书，这在中国是第一次。“作为一种刑侦辅助手段，心理测试完全能够测出心灵的隐秘。”武伯欣说。
你是抓谎达人吗
你认为以下表情背后的真实情绪是什么？
轻微悲伤：
如果你想到了任何其他的相关词，忧郁、沮丧、失望，那也是对的。这个表情的显著特征是上眼睑下垂。有时候疲劳和困倦也会出现这样表情，这是因为悲伤和困倦都会导致上眼睑下拉，但疲倦通常还伴随目光涣散，偶尔的哈欠或摇头。
厌恶：
注意别和生气类的情绪混淆，比如恼怒。识别的基本线索在于肌肉轻微收缩而导致鼻子和眼睛周围起皱。
轻微悲伤：
这一次的表现是嘴唇轻微下拉到唇角，请对比图1中的嘴唇，那是放松的正常状态。悲伤可通过上眼睑或嘴唇，或两者共同表现出来。
轻微的快乐：
高兴、很好、感觉不错等等统统适用。请对比本图和图1中的嘴唇。
高度克制或非常轻微的生气(烦躁)或下决心：
只通过轻微挤压而收缩的嘴唇这一单一线索，你无法下结论。但即使是模糊的你也不能忽略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发现它，你就可能根据当时的情景或当事人说了什么而判断出这是生气还是做出决定。这也是生气的最初信号，你可以在事情变得没法收拾之前调整自己。有时候，这样的表情会在当事人意识到自己已经生气之前发生。
轻微或高度克制的恐惧：
最常见的错误是把它看成厌恶的信号。识别恐惧的线索是嘴唇的轻微伸展。有时候，在一个人并未感到害怕，而仅仅是描述或想到了他的恐惧时刻，也会表现出这种微妙的恐惧表情。
厌恶：
这一次要看的不是眼睛和鼻子，而是轻微提升的上嘴唇。这样的表情也可表达轻蔑。
心烦、不快、痛苦、困惑：
皆有可能，所有这些都和不能达到目的所引发的生气情绪相关。这种表情背后还可能是高度克制的愤怒。降低的眉毛和拉紧的下眼睑是生气的信号。
掩盖生气：
嘴唇表现出高兴，眉毛却不配合——这是生气的眉毛。这可能是试图用微笑掩盖气愤，也可能是生气和高兴的混合或是愉快与困惑的混合表情。请比较一下，此图里的眉毛和图8一样，只是动作更剧烈了一些。
恐惧、惊讶，或仅仅是注意力集中：
单靠上眼睑提升这一线索很难确定。如果是害怕或者惊讶，这既可能是感觉轻微也可能是强烈情绪的高度克制。
克制的愤怒、非常轻微的烦恼或者对某事忧虑：
当眼睑变得紧张，那当时的情境将有助于你正确理解一个人的情绪。
苦恼、忧虑或克制的恐惧：
眉毛的形状是这些情绪最可信的标志。
克制的愤怒或烦恼：
线索是下巴，它向前伸了。下眼睑也有轻微的紧张。
轻蔑、得意或倨傲：
一侧嘴角收紧表明了这些相关的情绪
名人名谎
现实中人们要面对各种说谎者，谎言来自各方面：政客、不诚实的商家，还有配偶
■本刊记者/汤涌
不撒谎，在各个民族都是一种美德，翻开各种语言编写的教育孩子的课本，无不是赞美诚实、批评撒谎：列宁说花瓶是猫打碎的，他很惭愧；华盛顿砍掉了樱桃树，他承认了错误；有个孩子嚷狼来了骗人玩，他被狼吃掉了。
遗憾的是成人世界的规则与童话世界完全不同，列宁欺骗白军时毫不客气，华盛顿砍树的传说是传记作家虚构的——这也是一种谎言，如果要吃掉所有骗人的孩子，狼会吃到反胃，多数撒谎的孩子茁壮成长，有的还当了议员或者总统。
就算当上山贼，谎言也对职业生涯不无裨益，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一部很好的寓言，至尊宝在剑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撒谎：“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我爱你……一万年……”这种一望而知的谎言不但可以被原谅，甚至还可能有意外的收获——被美女爱上了。
对于年满18岁的人类来说，我们每10分钟平均要撒谎3次。如果不幸身为政客、律师、明星、电视直销人士的话，这个概率还要更高一些。
尼克松：不高明的说谎者
尼克松不是第一个撒谎的总统，但是第一个因为撒谎而丢掉宝座的总统。原因很简单，过去的总统撒谎多半是为了遮羞，罗斯福吹嘘自己每分钟能读1200个词，因为他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杰斐逊不认私生子，是因为那是跟女黑奴生的。
只有尼克松，他撒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打败民主党，他派人安放窃听器，这就践踏了游戏规则。
“我今晚在此向大家保证，我会尽力确保此案得到公正的审判。去除政治圈多年来的恶行。”这是非法入侵民主党总部的“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的公开电视讲话。
根据保罗·埃克曼对撒谎者的研究，即使是最好的撒谎者也可能会有一些破绽，或者至少是一些可以拿来分析的线索。时隔多年之后，我们不妨把这位前总统重新利用起来当我们的小白鼠，分析分析尼克松当年的停顿、语调、语气和表情。
有的撒谎者会有比较明显的标志，比如停顿，过长的停顿，在转折期间的停顿，和连续出现的停顿，都可能是撒谎线索，不过尼克松在做上述表态时，没有太明显的停顿，类似地，他语调没有特别升高和降低，语气没有负面的情绪。甚至于表情上，他虽然偶尔会浮现出一些负面的表情(这种表情往往是转瞬即逝，需要慢放才能看出来)，但这些也不足以让我们怀疑他在撒谎。
露出明显马脚的是他的肢体动作，尼克松表态的时候，眼睛几乎很少正视正前方的镜头，几年之后，当尼克松接受英国主持人弗罗斯特的专访时，他仍然存在这样的行为，他很少去和弗罗斯特进行眼神交流(在专访开始之前，他通过嘲笑弗罗斯特皮鞋女性化的方式已经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按常规分析，这样眼神的人往往智力超群，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问题是并非尼克松不爱看镜头，而是在于尼克松表达自己无辜的时候，不断地看讲稿，尼克松在美国的历任总统中，智力水平绝对能排进前十乃至于前五，又是律师出身，这样一个简单的表态要不断地看讲稿，实在惹人生疑。
如果当时的摄像师能多给一些中景的话，也许我们还可以多分析一下尼克松的肩膀和手部的动作，这上面往往可以出现他的感情表达，遗憾的是，这段录影一直拍摄的都是尼克松的大脸。
尼克松长于辩才，在1959年作为副总统访问莫斯科时，他就曾经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他言辞锋利，甚至还伸出拇指点指赫鲁晓夫的胸口，这是一个带威胁性质的肢体语言。
但他的撒谎本事远不如他的口才，因为美国的文化就是如此：当总统要完美，要诚实，总统犯错误，是要被弹劾的。
尼克松撒谎时是知道这样做的严重性的，可能付出的代价和羞耻感让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完全平静。
表情大师
受过科班教育的演员都会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式有所了解，事实上，受过训练的演员往往确实比普通人要更长于撒谎，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控制面部肌肉有着更出色的能力。
一般人的面部有一些肌肉是属于不那么灵活的，比如眉毛附近的一些肌肉，有些可以通过训练来控制，有些则需要天赋，比如伍迪·艾伦就善于利用自己眉毛附近的不随意肌，这使得他可以做出一些我们在动画片上能看到的表情，当他加强语气的时候，可以掩饰恐惧或者制造忧愁的表情，这类人撒谎时，将更容易误导人，使人难以判断。
据说已故的教皇保罗二世也拥有这种控制肌肉的能力，这使得他的脸容颇有吸引力，很容易让别人以为他在传递某些信息。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都是表情控制方面的行家。希特勒喜怒无常，情绪很不稳定，但这种病态人格的家伙在撒谎上往往很有天赋，希特勒最大的谎言就是骗张伯伦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捷克。当时的张伯伦自然是出于政治利益而执行一贯的绥靖政策，但张伯伦显然也轻信了希特勒此人。
对张伯伦这位老年绅士来说，年轻时就每天照镜子练表情和演说的希特勒是一个太过复杂的对手，他甚至可以对英国代表装出大怒之后，关上门就和自己人哈哈大笑。
墨索里尼则是另一个表情大师，长于吸引女人、欺骗男人。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小的时候曾经非常迷恋墨索里尼控制表情的能力，为此他在青年时代拼命地锻炼这种能力，最后萨达特练得肌肉酸疼，五官难受，只得作罢，不过萨达特在后来的中东战争中也曾经出色地通过其他方式欺骗过以色列，不过没用当面撒谎这样的方式罢了。
比起心里有罪恶感和害怕丢位子的尼克松来说，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都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家伙，他们自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只要心揣正义，哪怕仅仅是臆想当中的，也足以增添撒谎的胜算。
里根是好莱坞演员出身，在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武装分子扣押了63名美国人质的时候，里根一方面强调人质生命安全第一，不会派遣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偷偷派遣特种部队潜入伊朗解救人质，结果特种兵遭遇了坠机事故，伤亡惨重，最后里根政府是靠出售了一批武器给伊朗，换回了活下来的人质。
“伊朗门”被爆出之后，里根政府遭到了信任危机，但是超过半数的民众仍然认为，里根对伊朗的不诚实无可厚非，这是欺骗敌人，卖武器一事虽然不妥，却也是迫不得已。
撒谎是否出于公心和国家利益，这不仅是美国政界和民众的主流标准，也是里根的勇气来源，他认为自己的撒谎是在和国家的敌人作战而采取的策略，也就撒得理直气壮。
克林顿：三次不认莱温斯基
《圣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耶稣对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坚持认为不会，结果耶稣被罗马人抓走，有人认出彼得是耶稣的门徒，彼得果然三次说自己不认识耶稣。
这是古老的传说，耶稣最终原谅了彼得，彼得也在几十年后殉道。这件事说明了西方伦理中的两条规则：一是年轻人在有活命压力下说谎，不会被过多责怪。二是作为有信仰有担当的成年人，还是应该避免说谎，哪怕牺牲自己。
克林顿的问题就在于他本来应该是全美国那个最有担当的人，却不幸三次否认了自己做过的错事。他至少三次公开否认了和莱温斯基的性关系。
克林顿的专业是外交学和法学，又担任州长等职务多年，撒谎起来并不易被抓到，但美国公众的伦理标准就是如此，普通人可以在性方面开放一点，公众人物，特别是总统则必须要是道德楷模，所以当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曝出的时候，他特别紧张和羞耻，除了撒谎外几乎无路可走。
克林顿的一次公开表态几乎可以当作抓谎者的完美教材，他神情不安地左顾右盼，逃避镜头，然后说：
“听着，我可能只说一次。”(这对我来说实在太痛苦，我不愿意多说。)
“我与这个女人，没有性关系。”(强调点出性关系，而不是说两人本该有的工作关系，这种意外的强调注定是露出马脚。)
在眼神游离的同时，克林顿的手非常不安，他用一根手指对自己的话语进行强调，指向前方和上方，这是一个典型的撒谎者常用手势，虽然出现该手势未必一定证明此人在撒谎。
其实耶稣早就在《登山宝训》中提到过：“你们不能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能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更不能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君主的都城。你们也不能指着自己的头起誓，因为你们什么都不能改变，起誓没有用处。”一只手指点着强调自己的观点，往往就是说明该人试图进行与起誓类似的活动，也就是说，掩盖自己在撒谎。
和职业政客、受过外交训练的克林顿相比，有些官员在掩饰的时候显得要笨拙得多。医生出身的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SARS疫情严重的2003年4月初曾经作客央视的新闻访谈类节目，当时他宣布说，SARS疫情在控制中，病人已经基本上治愈出院了。
张文康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用了许多零碎的动作，和平时的他相比，手势出乎意外地多。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这番话并非真相。
侯总：撒谎者的狂欢
生于中国的一大好处是你可以见到许多绝无仅有的撒谎者，多数撒谎者被人唾弃，有些却被人追捧热爱，比如长年活动在各省市电视台后半夜、卖假珠宝的侯总。
侯总是一个深谙撒谎之道的人，不知道是确实对此研究得很深，还是根本是天赋异禀，侯总的多数表现都符合圆谎的法则。
埃克曼曾经举过一个非常典型的圆谎例子，当妻子打电话给情人，丈夫远远地问：“跟谁说呢？”
这个时候妻子显露出紧张的声调：“跟孩子的学校。”
当丈夫生疑，一再追问的时候，妻子不得不用更多的细节来圆谎，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因为短时间内圆谎而露出马脚。
正确的圆谎方式是，大喝一声：“对，跟情人激情电话呐！你还要怎么样！”
这种异乎寻常的反应可以顺利掩盖自己撒谎的事实。
侯总就是这样实践的，他在卖假珠宝的时候总是把自己陷入一种半癫狂状态，他总是不断地大声喊叫，不仅是为了吸引观众，也是为了给自己打气。
在社会心理学里，众多的人在广场大声呼喊口号，很容易就会催眠每个个体，形成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
大声吼叫着撒谎，可以掩饰很多东西，当他介绍宝石的八心八箭是如何比真钻还出众的时候，他的表情其实最容易露出破绽。
不过这不是当面推销，而是电视直销，镜头可以推送到他手上的假宝石，以便人们看清这宝石的细部特征，只有在他大呼“破盘价，998！商场里绝对买不到”的时候，摄像机才会对准侯总面部生动的表情，这时侯总全无愧意，因为他说的是实话，他的仿钻宝石根本就进不了商场。
侯总精于撒谎的才能让他赢得了众多粉丝，许多人一望而知他是在吹牛，但是这种吹牛富有娱乐价值，大家都不愿意和他较真。可怜的是真正相信他不是演员而是商人的人们，这些人懵懵懂懂地为假宝石买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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